年少無知不識曾國藩，一個時代的悲哀，

曾國藩被稱為中國歷史上的“半個聖人”，作為清末“同光中興”的四大名臣之首，曾國藩絕對算是晚清時期扶大廈之將傾英雄人物。19世紀60年代，曾國藩的地位也直線上升，兼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等重要職務，可謂位極人臣。難能可貴的是，曾國藩還是一個知進退，讓朝廷放心的人。然而，這樣優秀的一個曾國藩，卻在晚年背上罵名，最後含恨而終。而這一切的罪魁禍首，竟是一群無知的謠言者！

1870年，中國天津突然發生了一件驚悚事件，望海樓法國天主教堂的墓地之中竟挖出了近四十具兒童屍體。於是，一個可怕的流言立刻在整個天津傳開了：望海樓的法國傳教士收買華人販子右拐小孩，每誘拐一名小孩，傳教士就支付5兩銀子。法國傳教士用這些小孩的器官制作西洋藥，之後就將這些兒童掩埋於教堂墓地之中。火上澆油的是，天津縣衙此時正好抓到了一名叫做武蘭珍的人販子，而此人竟一口咬定是受教民指使。

訊息傳開，一時群情激憤，數千民眾聚集於法國教堂外，對教堂形成圍攻之勢。天津知縣劉傑前往調解，卻跟同樣焦頭爛額的法國大使豐大業起了衝突，飛揚跋扈的法國大使竟然對劉傑開槍。劉縣長雖然躲過了子彈，但他的一名隨從卻死在了法國大使的槍口下。鮮血瞬間點燃了百姓們心中的怒火，局面立刻失控。憤怒的天津民眾當場打死了豐大業和他的助手，並一路衝入教堂。接下來就是一場完全喪失人性的殺戮。教堂裡的十個修女、兩個教士、兩個法國官員、兩個法國平民以及三十多名中國教民慘遭殺害，教堂和育嬰堂也被燒燬。

“天津教案”爆發後，法國立即調集軍艦開往天津，英、美、德、意等六個國家的軍艦也結集在天津，聲援法國。清政府不敢怠慢，派遣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親自前往天津調查。臨行前，慈禧送了曾國藩一句話，“持平辦理，順民情而維大局。”老佛爺也深知這個差事的艱難，無論查出的是怎樣的結果，曾國藩都難以處理。不過深受皇恩的曾國藩並未推諉，還是毅然決然的前往了天津。

當時的華人大都堅信“天津教案”肯定是洋人幹了不法之事，但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知道謠言所傳並不屬實。不過，老百姓卻不信，那些在法國教堂帶頭鬧事的人還被奉為了民族英雄。經過曾國藩的詳細調查，基本弄清楚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原來，這件轟動中國的“天津教案”從一開始就是個天大的誤會。

1870年7月21日，曾國藩頂著群情洶湧的壓力，據實上奏慈禧《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在法國的要求下，清政府決定處死為首殺人的18人，充軍流放25人，賠償外華人損失46萬兩白銀，並派遣崇厚出使法國道歉。此後，由於普法戰爭爆發，法國政府無暇東顧，便接受了這個條件。

對於“天津教案”的處理，很難說怎樣才是最公正，不過無論怎樣處理，曾國藩的黑鍋都是背定了，“賣國賊”的罵聲也洶湧而至。然而，仔細推敲，這件事情卻是源起於一個毫無根據的謠言，這不能不說是時代的悲哀。

為了平息輿論的壓力，清政府決定撤銷曾國藩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等職務，讓其轉任兩江總督，這也算是念及曾國藩往日的功勞，以及“天津教案”中勇背黑鍋的忠心，給了他一個體面的處理吧。然而，因為“天津教案”一事，曾國藩受到了無數謾罵，他自己也感覺“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在這種巨大的精神壓力之下，曾國藩的身體狀況開始惡化，一年多以後便與世長辭了。

應該不是抑鬱而終，而是現在醫學上的腦出血去世。天津教案後，曾國藩帶著全國上下一片賣國賊的罵聲，回到兩廣總督任上。其實曾國藩去之前已經預料到是這樣的結果，處理完畢肯定是裡外不是人，可以說是有準備的。再加上以左宗棠為首的巡撫大員的高聲圍剿，鬱悶是很正常的。

這些小人亂七八糟的一會兒張三是聖人，一會兒李四是聖人，一會兒王麻子又是聖人，如果不指出這些小人，時間一長，他們說的就是真理了。

人要辨別是非對錯很容易，但是要徹底的糾正和改正錯誤卻很難，有時甚至難如登天。

曾國藩先生作為學識淵博、見識過人的權臣，當然知道清朝難以為繼，甚至是無法拯救。但是曾國藩先生卻找不到中國的任何出路，所以他只能盡力去維護清朝，這也是一種痛苦而無奈的選擇。因為在前路不明且充滿風險，還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可能性的情況下，老實的呆在原地，也不失為明智的選擇。

曾國藩先生選擇了風險最小的一條路，那就是維護國家的穩定，等待老天垂憐，期待國家能死中得活，獲得重生。為了這個目的他組織湘軍剿滅了太平天國，為了消除清朝的疑慮，他屠殺了無數的太平天國俘虜和降卒，並且還自剪羽翼解散了湘軍。他還在天津教案中屠戮華人，討好洋人。

曾國藩的所作所為只不過是在盡力維護國家內外環境的穩定，等待老天救華夏。所以他一邊鎮壓人民，一邊支援洋務運動，大力發展教育、工業技術。但是在一個沒落的時代，他的前途註定不會光明，也沒有任何理想可言，因此他最終也只能鬱鬱而終。

其實今天很多人也好不了多少，從大學畢業，進入社會後，很多人從工作的第一天，就知道自己這一生註定是個打工仔，註定不會有什麼出息，只能苟且活一生，所以現在社會上鬱悶的人很多，因此噴子也很多。我們比曾國藩要幸運得多，至少過得鬱悶了還可以上網當個噴子。

首先個人並不認為曾國藩是哪門子“聖人”。他可以是清末政治家，洋務運動改革家，但絕不是“聖人”。甚至個人覺得他是一個殺降的屠夫。當然曾國藩是有本事，有能力的，其對於為官之道，職場之道有一定的造詣的。這個人情商，智商都算是較高的。其晚年鬱鬱而終，願意有三。一，洋務運動的失敗，導致抱負的無法施展。二，時局變化之快，已經超出他的理解，從而對自己前程的迷茫。三，清政府的搖搖欲墜恐怕也讓這位信念動搖吧。

正確認識曾國藩，首先摘掉曾國藩頭上“聖人”掛冠。曾國藩權臣中的凡人，凡人中的聰明者。晚清的時空和土壞，鑄造了曾國藩“狠“”忍”性格。功成晚年後的曾國藩，回望一生深覺殺戳深重，孽多血腥味濃，叮囑後人不許帶兵。一生傾力維持的滿清王朝，雖剿滅了太平天國，也只是九九重陽後的回光邁照，心衰力竭無力迴天。天津教案的處理，招惹朝野的喝罵聲而心力交瘁。曾國藩能“忍”，“忍”的時間長“忍”的東西多，身心不負重荷，急劇衰弱在鬱郁中西去。反觀李鴻章，雖是書生卻帶有流氓氣，雙手沾血卻不影響胃的食慾而壽年長。曾國藩晚年鬱郁的悲劇，正是李鴻章反向的“氣埸”。

曾國藩寒窗苦讀自道光十八年中進士點翰林，終於扣開了科舉之門，轉入仕途。從此一路官途坦蕩，十年不到從翰林院檢討從七品至道光二十七年榮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正二品，時年三十七歲，有清一代也絕無僅有。

這一段日子是曾國藩人生旅途中最舒心的時候，胸懷效法前賢澄清天下的志願，這位人稱“侍郎專家”對國計民生表示出極大的興趣，對國家政情，官場習氣，民間實情都有了相當透徹的瞭解，肚子裡有了政治家起碼的乾貨。

自己是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出身，本應坐在案頭激揚文字指點江山，只是大清西南一聲驚天炸雷，曾國藩離開了書齋，從此開始了軍旅生涯，也開始了他漫漫的“鬱郁之路”。

本來是之乎者也，傳統的道學先生，信奉仁者愛人，尊崇程朱理學的模範，如今成了殺人如麻，人頭掉地都不眨眼的“曾剃頭”。以“國藩”自居，當然得能成國家的屏藩，只是經世論道，儒家本色和自己漸行漸遠，白天剃頭般地殺人，每當夜來獨處，細思當年孜孜以求的孔孟之道，再瞧瞧自己沾滿鮮血的雙手，強烈的人格對比，曾國藩是無奈的“抑鬱”，更有強迫自己面對現實的尷尬，他內心深處存在雙重人格的激烈鬥爭，這一點你相信麼，反正我是信了。

更讓曾國藩“鬱郁”的事還在後頭，你是披肝瀝膽，親冒鋒鏑，懷揣著“以天下為己任”，可這些不管用，不能給弟兄們帶來軍餉糧草，也換不來同僚甚至朝廷的信任。這個腐朽的官場處處對他側目，每每為之掣肘，他的湘軍真正是後孃養的，所有的開銷都得靠曾國藩自己打理籌措，儘管他保的是官僚們的小命烏沙帽，哪怕他護的是富紳們的一畝三分地。

他能怎麼辦呢，除了“鬱郁”寡歡，聽春風怒號，覺寸心欲碎之外，好在曾國藩不是一根筋，痛定思痛閉門反思，滌盪心智，洗淨鉛華重新做人，只有改造自己才能順應時務。拋卻修身齊家平天下的清高，為了自己的遠大目標，暫時忘記經史子集的諄諄教導，曾國藩開始了處處變通，遊刃於官場的歲月。

他努力結交滿漢大員，與人為善，竭力融入社會風氣習慣，認可並順應官場潛規則，這位被後人稱作中國最後一位“立功，立德，立言”的聖賢被他那個時代改變，並無力也不想再企圖改變這個時代。具體表現簡單來說就是“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自己保持著聖潔的初心，至於對他人則見過不責，不再守著原來那份苛責的態度。 又是近乎分裂的人格，支撐著他在官場長袖善舞，只是世人沒有注意到他水袖之下還戴著一副鐐銬。

曾國藩的“鬱郁”還來自朝廷，那位在養心殿垂簾聽政的慈禧無時不刻地翻雲覆雨耍弄權術。在曾國藩左右大搞平衡術，扶植左宗棠，暗許李鴻章以制衡曾家兄弟，栽培一批守舊士大夫所謂的“清流”勢力，想著法子來防止曾家湘系的督撫成為東南半壁主導。

除了旁敲側擊，軟硬兼施讓曾國藩“自覺自願”地裁撤湘軍，若干年後天津教案爆發，她在曾國藩的後面又使勁地踢了一腳，把曾國藩這位病垂老人推入軒然大波里頭。曾國藩調查研究，就事論事的辦案方針使國內輿論洶洶，他被拋到了風口浪尖，慈禧把這塊燙手的山芋扔給曾國藩用意是更進一步削弱曾國藩，不但使其喪失了湘軍勢力，而且要讓他的名望也受到巨大的損失，最後“積年清望”蕩然無存。

這位儒家長者，一生身處江湖心懷廟堂，扔了筆桿拿起屠刀，為了自己維護孔孟之道的抱負，為了實踐士大夫的治國理想，在旁人的側目，同僚的覬覦下可以“洗心革面”變成官場上的老油子。他何嘗不想大義凜然，內聖外王，只是如此只有處處碰壁和自己的目標愈來愈遠。

內表不一，雙重人格，受到體制的排擠防範，最後過河拆橋般的遭到拋棄詆譭，這就是曾國藩漫漫的“鬱郁之路”，直到他人生終點。

在晚清的封疆大吏中，曾國藩絕對堪稱“四大名臣”之首，其影響力比李鴻章、左宗棠和張之洞還要高，更是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最為得力的統帥。但就是這樣一位被清廷依仗的封疆大吏，卻依然有自己的苦衷。

從血統上講，曾國藩的遠祖為先秦諸子百家中的曾子，實為聖人之後。在曾國藩平步青雲時，也不斷追求修生養性，對自己嚴格要求，因而也有了“聖人”之稱。

然而誰都明白，大家都是血肉之軀，有著七情六慾，學識再高，功勞再大，終究與理想化的聖人有著很大距離。曾國藩也是如此。

曾國藩是因創辦湘軍和鎮壓太平天國而起家的，最終成為了威震江南的封疆大吏。然而，正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曾“聖人”的榮華富貴終究也是被鮮血浸泡出來的。

晚年的曾國藩一直嚴於律己，講究修身養性，說白了還是因為內心的困苦無法解脫才做出的選擇。湘軍究竟屠戮了多少太平軍，或許早已無法統計。儘管曾國藩身為清政府的官員，肩負著平定一方的職責，但畢竟也是殺戮太重。

因正壓太平軍功勳卓著，曾國藩被調任直隸總督，頗受清政府器重。然而，在曾國藩在直隸期間，天津發生了“教案”，使得中外矛盾再次升級。

此時曾國藩為避免衝突，對洋人極力討好，甚至不惜以處決八名同胞，流放二十餘人，並將涉案的天津知府、知縣充軍發配，還賠償了洋人四十六萬兩白銀。此時宣揚開來，華人一致聲討咒罵曾國藩，認為此人是賣國求榮。

弱國無外交，落後定愛揍。去辦差的曾國藩原本就左右矛盾，可以說是賭上了身家性命在“議和”。可是，儘管事情被和平解決，卻是以同胞的鮮血為代價，而他也遭到了全國上下的一片辱罵。

就這樣，曾國藩幾十年的“聖人”形象頃刻間崩塌，內心也極為痛苦，加之官場上原本就是爾虞我詐，自然使得其晚年極度抑鬱。

按照我的看法，曾國藩是否鬱鬱而終還值得商榷。我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進行分析。第一，曾國藩懂得淡泊處世的道理。他在修身養性方面的功夫天下無敵，他一日三省吾身，靜坐長思己過，嚴格要求自己，從不居功自傲，他從一位農家子弟成長為一名手握重權的高官，是非常知足的，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能夠獲得如此高的權勢地位。在他功成身退之後，雖然雖然清朝統治者對他是不信任的，但是仍然給說了崇高的地位，他的政治影響和軍事影響仍然存在。從思想方面來說，曾國藩的思想超脫，他是不可能不滿足的，也是不可能鬱鬱而終的。 第二，曾國藩在清朝的偉大功績無人可比。太平天國起義的時候，清王朝正處在積貧積弱的時期，太平天國在幾年的時間之內佔領了大半個中國，清王朝是兵不強馬不壯，國無良將，國庫空虛，曾國藩在這個時候辦團練，招兵買馬，他力挽狂瀾將太平天國剿滅，延續了清王朝幾十年的生命，曾國藩是中興名臣，是清朝的大功臣，他可以稱得上是近現代非常完美的一位歷史人物。曾國藩的人生價值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已經取得了非常完美的結局，沒有道理鬱鬱而終。 第三，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時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天津教案的處理確實出乎曾國藩的預料。很多群眾對他不滿。但是這也不至於讓他鬱鬱而終。曾國藩的身體不太好，加上多年征戰，身體透支嚴重。所以曾國藩沒有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