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馬光是好友，而且都是堅決的改革派，但在具體招待改革變法時，態度和想法卻不同。王安石認為宋已經到了必須下大力氣變革的時期，司馬光認為變法是必須是但必須緩緩而來，否則會觸動太多方面的利益，首先王安石變法會觸動貴族階層的利益，這也是為什麼他變法時從上來講高太后積極反對，從中間來講，許多大臣反對，以及從下面來講百姓有怨言的原因。

司馬光認為，為了不馬上觸到這些人的利益，應該分為幾步走，隨時間推移一點點的變，這就像我們今天的改革弄放，四十年了，還依然在慢慢的變。但大家的生活條件卻越來越好了。而王安石卻聽不進這些，他堅決認為必須快，否則國家無可用之兵與錢糧。

在變法過和中，變法派與保守派形成了對立。而司馬光暫且可以為分中間派，可是當他越來越發現王安石的變法，已經讓老百姓的生活開始變得還不如以前時，他也開始堅決的抵制了。不是抵制變法，而是堅決抵制具體執行方式。於是兩個人從朋友變為了對立。

王安石和司馬光的決裂，主要是因為王安石破壞了宋朝開明的政治生態，王安石改革的目的就是加強皇權，這是司馬光所決不能認同的。

北宋時期，皇權在社會中的力量以及十分強大，社會再無可抗衡之物，但因為皇帝還不甚習慣，還沒有有意識的去加強皇權，為所欲為，所以宋朝前期的政治氛圍是寬鬆而開明的，政治鬥爭的失敗一方一般也不過是去做地方官，不會受到太大的迫害。

到王安石變法，其措施雖然多種多樣，但核心精神是加強政府對民間經濟生活的干預，而官府搞經濟是什麼效率你懂的，官府搞經濟又會幹出多少可怕的事你也懂的，所以青苗錢老百姓不想借而強行攤派給他們的，免役法交了免役錢按說不用再承擔官府的差役但官府照樣差遣，一方面國庫充裕，一方面民不聊生，正如司馬光所說王安石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不過是用巧妙的方法從民間搶錢而已。

同時王安石對付異己的方式粗暴而無情，皇權有意在背後背書，然後再輕鬆的接過宰相已經完成的集權成果，北宋皇權大增，宋哲宗和宋徽宗的胡鬧無人能夠制止，最終把宋朝推上不歸路。

王安石和司馬光，皆為中國歷史上一流的人物。兩人恰巧生活在同一時代，起初關係甚是親密，後來分道揚鑣。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兩人的分裂呢？

先說下兩人親密到何種程度，司馬光非常看好王安石，認為一旦王安石得到重要，行其所學，則是萬民百姓質夫，國家能夠實現大治。

王安石對司馬光也佩服得不得了，他將要到京城作官定居之前，先派兒子王雱找房子，只有一個要求，就是要在司馬家旁邊，要跟司馬光做鄰居，以便隨時交流切磋。

一方面，可以確定的是，兩人之爭，實由治國理念分歧所致，因道義而兩途，為君子之爭，而非小人名利之紛奪了。

王安石變法，無論當世，還是後世，都遭到許多非議和攻擊。肯定變法，認同王安石者，亦大有人在。經過近現代以來的階級論洗禮，加以歷史教科書的定調，提及王安石變法，基本判斷是變法派是合理的正義的，反對的都是頑固保守的地主階級，他們因利益損害，起而反對變法。事實真的如此嗎？

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有三股重要力量，分別以司馬光、蘇軾和程頤為領袖，司馬光是史學大家，蘇軾是文壇領袖，而程頤則是當時的經學大師。

這三位無論人品心跡，還是言行語默，根本都不是所謂的地主階級一詞能夠概括得了的。他們對私利的興趣並不大，相反，他們的生活非常節儉，都有著崇高的追求，有為天地立心，為生命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宏偉氣度、高大人格。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子等人引導人們成為君子，而某些經濟決定論患者，卻把人們都矮化為逐利之徒，彷彿利害之外，全無真理和道義的追求了。這種庸俗的經濟決定論，流毒甚廣，於今尤烈。

另一方面，主持變法後的王安石，極欲富國強兵，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背棄他過去所學，所宣揚的理念，導致司馬光堅決反對變法，也是兩人交惡的直接原因。

未得到重用之前，王安石凌虛高蹈，言必稱堯舜，凡事以孔孟為權衡，給人以“聖人之徒”的美好印象。可是，當王安石開始研究現實問題，希望解決國家積弊之時，他事實上走向了舊我的反面，不再高談道義，而是千萬百計為國家謀取實利。

未上臺之前，王安石主要以學者文士的面目示人，上臺之後，理性務實的政治家身份愈發明顯，以致成為最主要的身份。這讓原來推崇王安石的司馬光、呂公著和韓維等人大為吃驚，失望憤怒隨之而來。

從理性的角度來說，王安石的身份角色變換是正常且必要的，只是轉換的幅度大了些。更為要害的是，在注重操守，講究道義的儒學復興的北宋，王安石的這種變化，直接讓正直嚴肅計程車大夫們懷疑他的用心、才能，甚至人品。

司馬光當然沒有懷疑其人品，像蘇洵那樣，寫作出《辨姦論》這樣刻毒狠切的檄文來。不過，司馬光認為王安石求治心切，不惜暫時放棄了對道義的堅守，這種“權宜之計”，本身十分危險，可能會敗壞人心，澆薄世俗。而新法的具體措施，以及實施新法中的種種問題，都是司馬光難以認同的了。

【圖：蘇東坡。據說，蘇洵寫了《辨姦論》後，蘇軾蘇轍都覺得言辭太過，勸他不要公之於眾，只是蘇老爺子也是個倔強的角色，後來我們便看到了這篇雄奇的宏文】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縱然兩人政見迥異，勢同水火，但只僅是思想和意見之爭，兩人還保持了君子風範，在自己得勢之時，並未著意迫害對方。

王安石得到神宗信任之際，對屢次反對自己的司馬光很火大，但也只是不希望他在臺諫之職上，只要他不老是反對自己就好，一度讓司馬光做樞密副使（相當於國家軍委副主席），不過，司馬光知道王安石的用意，堅決不就任。後來，自己跑到洛陽，待了十多年，修《資治通鑑》去了。

王安石去世之後，司馬光被起用，很快被任命為宰相，雷厲風行地廢除了新法。有些人見風使舵，詆譭王安石，結果不是被司馬光冷落，就是被斥之為小人了。司馬光還堅決要給王安石高規格的封贈。

在安石死後，司馬光再三肯定了王安石的為文為人，只是覺得他“不曉事”，輕信讒言，結果“眾叛親離”，從萬人矚目計程車林領袖，變成了一個舉世非議的“拗相公”了。

最後，在我看來，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悲劇人物，他們曾是高揚的理想主義者，但迴歸現實之後，為了實現理想，他們不得不作出妥協，希望短暫的妥協，能夠換來理想的實現，可他們都失敗了，落空了。

當他們未得重用，沒有擔負拯救天下蒼生重任之時，他們都高舉道德理想主義者的旗幟，以歷史上的明君期許時君，以歷史上的賢臣自期。

可是，當他們走到百官之首，領導一國之時，他們都驚恐地發現，國家竟然處在那般危急的境地，自己不能再空談理想，必須沉下心來，為理想的實現，作些犧牲。王安石為了讓國家儘快強大起來，不惜與民爭利，取憎士林。司馬光為了恢復淳樸風俗，讓老百姓休養生息，不惜以狂暴的手段，廢除新法。

如果北宋的外患沒有那麼嚴重，王安石可能就不會那麼急於為國聚財了；如果不是自己健康狀態惡化，即將辭世，害怕來不及拯救天下，司馬光恐怕也不會那般一股腦盡廢新法了。

他們本來都是理想主義者，屈於現實的巨大壓力，為了拯救生民，為了維護國家，他們不得不向現實妥協。可是，他們的妥協，卻沒能換來預想的結果。可以說，他們都是悲情的理想主義者！

首先，我們看王安石與司馬光兩人的背景。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江西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被廢除，鬱悶然病逝於鐘山（今江蘇南京），贈太傅。王安石在經學上潛心研究，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創“荊公新學”。文學成就也很高，名列“唐宋八大家”，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贈太師、溫國公，諡號文正。司馬光以“日力不足，繼之以夜”自詡，其人格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歷來受人景仰。司馬光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平生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學鉅作《資治通鑑》、《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

第二、兩人是生活上是朋友

兩人都是神童，進士及第，翰林學士，互為文友。同朝為官，北宋朝的名相賢臣，都是政治家，文學家，儒學大家。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學上都有建樹。兩人都是極富思想的千古名人。當時人們把王司二位和呂公著、韓維四人稱為“嘉祐四友”。品格上都是才華橫溢，學養深厚，忠君愛國，為人正直，剛正不阿。兩人在人格上是相互尊重敬仰的，在性命攸關時也有出手相救的仁義。就在王安石改革如火如潮的時候，宋神宗駕崩，舊黨部分官員想要對他進行政治清算。還是司馬光出面向皇帝說情，說：“王相公這個人，就是性格有些執拗而已。”正是司馬光的袒護，才使王安石能安享晚年。

第三、兩人在政治上是對手

政治上的對立關係， 王安石和司馬光、蘇軾都是好朋友，但政治上卻形成對立。早年東坡先生反對變法，被王安石排斥，晚年東坡先生反對全盤否定變法，又遭到司馬光不滿。王安石對變法堅決推行；司馬光等頑固派則極力反對。

這變法失敗的原因有以下三點：

1、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王安石等革新派先後頒佈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等法規，其中提出的涉及土地、稅收等問題的改革，觸動了官僚貴族地主階級的利益，因此推動起來很難。在上層階級中，除了宋神宗外，包括太后、司馬光在內的人，反對派勢力強大。

2、王安石變法大膽啟用新人，用人上有失忽。變法的這些人都是一些“胸懷大志”的書生，政治經驗薄弱，在司馬光等這麼老江湖面前，簡直不堪一擊。任用的新人當中，出現一些投機者，他們在執行的過程中，中飽私囊。蘇東坡因為反對王安石的變法，被新黨羅絡罪名，搞“文字獄”，就是史上著名的“烏臺詩案”。蘇東坡的詩詞向來有許多暗諷朝庭的詩作，奸佞小人慾置他於死地。然而，政治上的政敵王安石卻不計他反對變法之前嫌，為他求情說“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於是宋神宗赦免了他。還是情大於法。

3、王安石變法的策略欠周全，戰術上缺手段，不能瓦解頑固派，化解分歧，頑固派強力反對佔了上風。

變法目的為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富國強兵，保障朝廷財政收入來源等。實際上卻使農民等底層階級的負擔加重，導致農民苦不堪言。最後不管是商人還是士大夫，哪怕是農民，他們發現自己的利益都被“王安石”拿走了，因而失去廣泛支援的社會基礎。透過變法，宋朝的經濟確實有一些改善，但無論富國，還是富民都沒有達到最初的目的。此期間，王安石面臨太過強大的政治對手，就是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而司馬光等人有很深的儒家思想，堅持“民為貴、君為輕，國不與民爭利”的思想，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反對王安石的變法運動。時任右諫議大夫的司馬光曾寫《與王介甫書》（熙寧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信中指責王安石的變法舉措。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一篇中，對司馬光加給作者的“侵官、生事、徵利、拒諫”四個罪名逐一作了反駁，並批評士大夫階層的因循守舊，表明堅持變法的決心。言辭犀利，針鋒相對。

正當王安石變法關鍵時候，宋神宗去世了，他失去了後臺老闆。高太后為了廢除新法，就請來了司馬光。本來司馬光從一開始就反對變法，在宋神宗面前，他和王安石曾激烈的爭論過。司馬光掌宰後，就逐漸廢除變法，王安石的心在滴血。即使逐漸看到了變法的好處的，也已無能為力。宋朝轟轟烈烈的十七年變法失敗，一切又回到原點。列寧曾提到：“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

正所謂“君子和而不同”，王安石質樸，勤儉，博學，多才，在當時士大夫中有極高威望，且是歷史上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後無任何遺產的宰相。王安石心懷家國，舍私為國，為了宋朝之強大而變法，其思想是積極的，從制度上改革弊政，行動是堅決的，但其方式是急功近利過於急躁的。

司馬光很小知砸缸救人，他著《資治通鑑》耗時十九年，共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完工後二年積勞而死。司馬光一生勤儉，雖貴為宰相，卻從不穿錦羅綢緞，一生粗布麻衣。在宋神宗決定起用王安石變法時，司馬光雖反對但絕不害人，他主動遠離朝廷，回家著書《資治通鑑》。縱然做過宰相的他，死後卻沒有留下什麼遺產。據說當時靈柩過往處，百姓哭聲一片。但司馬上臺後對“新政”中的弊端與錯誤沒有進行良行糾正，而是全盤否定，廢而除之，這是否為英明之舉？值得後人研評！司馬光也算是一個忠君愛國的賢者，只是在思想上因循守舊，政治上固執，處事上小心謹慎。

公元1086年的夏天，王安石66歲，最終病倒在江寧。司馬光此時已經病重，聽聞王安石已逝，非常惆悵，評價6個字曰：“不可毀之太過。”可見在司馬光的心中，王安石是個正人君子。同年，司馬光也去世了，一代兩大儒都有光鮮的功績，也有遺憾的故事，既是君子朋友，又是事業上的冤家對手，可謂同朋不同黨！

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寫了一首《浪淘沙令》：

伊呂兩衰翁，歷遍窮通。一為釣叟一耕傭。若使當時身不遇，老了英雄。

湯武偶相逢，風虎雲龍。興王只在談笑中。直至如今千載後，誰與爭功！

由變法中“春風又綠江南岸”的欣喜到“若使當時身不遇，老了英雄。”的悲嘆，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