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屬悲劇性人物，如果北伐成功，那韓侂冑名留青史民族英雄，可惜失敗了還搭上了自己的腦袋，史書一致認為此人北伐是以私利為出發點，談不上高尚，南宋自我膨脹的權臣而已。

韓侂冑把一堆讀書人列為奸黨，得罪讀書人怎麼了得，這不就被寫入奸臣傳麼？

韓侂冑是北宋名臣韓琦的五世孫，也是太皇太后（宋孝宗母親）的姨侄。在逼宋光宗退位一事上，他是出過力的。光宗退位後，宋寧宗繼位。

韓侂冑本來自以為有定策之功，怎麼樣也可以進入權力中樞吧。豈知被宗室趙汝愚潑一盆涼水，說：你我都是皇親國戚，不應論功求賞。

說好誰都不論功行賞，豈料轉眼之間，趙汝愚竟當上宰國宰相。這下可把韓侂冑給氣壞了，他決定奪權。要從哪下手呢？韓侂冑發現趙汝愚是理學的忠實信徒，當時的理學名家如朱熹、李祥、楊簡、呂祖儉等都被趙汝愚招羅到朝中。對，就從這些理學家身上開刀。

於是韓侂冑覷準機會，抹黑給皇帝講理學課的老師朱熹。皇帝也確實不愛聽朱聖人的課，上課老打瞌睡。韓侂冑趁機說：“朱熹迂闊，不可再用。”皇帝早就對朱熹的講學厭煩了，遂下詔罷免朱熹。

朱熹事件，成為朝廷中兩派，即理學派與韓侂冑黨交鋒的導火線。

朱熹被罷後，趙汝愚、陳傅良、劉光祖等人紛紛上書皇帝，要求收回成命。然而皇帝非但不挽留朱熹，還把陳傅良、劉光祖兩人貶職。與此同時，韓侘胄反倒兼職樞密院都承旨，勢焰越發囂張。曾經從學於朱熹的彭龜年彈劾攻擊韓侂冑，結果被罷官。陳騤出面為彭龜年辯護，也坐罪免官。

在這場交鋒中，韓侂冑連連告捷，他的矛頭很快對準了宰相趙汝愚。

要攻擊趙汝愚什麼呢？韓侂冑與一幫黨徒研究半天，找了一個理由。自大宋開國以來，就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宰相一職，不由趙氏宗室擔任。趙汝愚是趙元佐（宋太宗趙光義的長子）的七世孫，這下子韓侂冑有理由了。於是他便指使李沐上書彈劾趙汝愚，稱他“以宗室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並告他“植私黨”、“專功自恣”。這一擊實在致命，趙汝愚被罷相。

韓侂冑的時代來了。

李祥、楊簡、呂祖儉等理學名士，紛紛上書攻擊韓侂冑，很快敗下陣來，要麼被貶，要麼被流放。老師被打倒了，輪學生上場。

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為趙汝愚等鳴冤，言辭激烈。在皇帝看來，學生此舉，無異於公然要挾朝廷，大怒之下，把六名太學生流放到五百里外。這六名學生雖遭流放，卻贏得人心，時人稱其為“六君子”。

趙汝愚罷相後，韓侂冑因為外戚身份，也不好就任宰相之職，於是便把他的同黨京鏜推到宰相寶座。韓侂冑雖不是宰相，實際上權力比宰相還要大。

在“六君子”上書後，韓侂冑也深感理學派根深葉茂，不容易一網打盡。要徹底清除理學在朝中的影響，就必須在理論上給予致命一擊。韓侂冑與同黨何澹等人研究後，出籠了一個偽學的名目。所謂的偽學，就是偽道學、偽儒學。

那麼韓黨攻擊偽學的根據何在呢？

這裡就要說一個故事了。

理學產生於北宋，特別是經程顥、程頤以及張載的倡導，成為時代顯學。宋高宗曾一度對程頤學說大加讚賞，後來陳公輔上書，斥責伊川之學為“狂言怪語，淫說鄙論”。宋高宗遂下詔：“天下士大夫之學，一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也就是說儒學應該回歸孔孟之說，應該師法於孔孟，而不是師法於伊川（程頤）。

宋高宗的這道詔書，後來便成了韓侂冑一黨攻擊理學為“偽學”的依據。但是問題來了，什麼才算真儒學，什麼算偽儒學，標準為何？

切不要以為韓侂冑是要跟朱熹探討學問，他可沒那興趣，也沒那個水平，他巧立名目，乃是為了打擊政敵，實施專政。但凡是攻擊韓侂冑一黨的，無論是不是真的理學家，統統打上“偽學”之名。於是乎，朝中同情理學者紛紛被罷，而嚴斥“偽學”者則加官進爵。太常少卿胡紘上書稱：“宜嚴行杜絕，勿使偽學奸黨，得以復萌。”這樣，偽學與奸黨掛鉤了，黨禁由是大興。

既然是奸黨，自然要揪出其黨魁了。

當時朱熹是理學的領袖人物，自然被視為奸黨黨魁。朱熹被罷出朝廷後，皇帝還給了他一個秘閣修撰的閒職，其實他並未赴任，隱退在家。韓侂冑想打倒朱熹，胡紘、沈繼祖等人本與朱熹有隙，便乘機大肆攻擊，羅列了所謂十大罪狀，並嘲諷朱熹毫無學術，不過是剽竊張載、程頤等人的思想。皇帝也不分青紅皂白，便把朱熹秘閣修撰這個閒職也罷免了，朱熹弟子蔡元定被流放。

朱熹被打倒了，但黨禁卻未結束，反而愈演愈烈。

慶元三年（1197年）底，所謂的偽學籍隆重出臺，就是朝廷編制偽學名冊，列入名冊的偽學奸黨共計五十九人。這五十九人中，有四人曾經擔任宰輔，包括趙汝愚、留正等；有十三個曾擔任待制以上官職，包括朱熹、彭龜年等；有三十一人擔任過散官，包括劉光祖、呂祖儉、葉適等；還有八名士人，包括前面提到的“六君子”及朱熹弟子蔡元定等。

這就是所謂的“慶元黨禁”。

不過，宋朝政治總體上是比較清明的，也比較人道，以韓侂冑之專權，大興黨禁，仍然只是採用免官、流放、造奸黨名冊這些手段，絕少採用殺戮手段，固而宋朝黨爭頻繁，但沒有釀成東漢黨錮血流成河之慘劇。

說韓侂冑是奸黨，固然他有奸的一面，但並不是全無底線的人。後來他發動北伐，儘管輸得很慘，但也不是一無是處，畢竟還想著光復失地。總的來說，韓侂冑會玩弄權術，但沒有特別惡劣的事蹟，他想幹點大事業，只是才疏學淺，最終啥也沒幹成。

韓侂冑在南宋歷史上是一位值得一提的權臣但說他是奸相就是有點言過了，他雖然是權臣但他並沒有操控皇帝更沒有濫殺其他的大臣，而旦還力主北伐收復失地。他之所以被宋史列為奸相無非是因為他打壓以朱熹史彌遠之流理學派的後果，程朱理學在之後佔據儒學主流之後當然會抹黑他了。

值得一提的是發動政變除掉韓侂冑的史彌遠才是真正的奸相，可以說南宋真正亡國的掘墓者史彌遠是第一人。

在史彌遠除掉韓侂冑並將他的首級送給金國之後金人倒是給了他極高的評價而且還厚葬了他，對他的歷史定位金人己經給了答案。

韓侂冑被列入《奸臣傳》主要是因為發動北伐卻戰敗，想要客觀的評價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生平。韓侂冑是北宋名相韓琦的曾孫，宋高宗吳皇后是他阿姨，宋寧宗韓皇后是他族侄女，是標準的世家加外戚。他是以恩蔭入仕沒有功名，而且是武職，在重文抑武的宋代想在政治方面出頭很難。但韓侂冑可不想安享富貴，他在政治上有很高的追求。

宋孝宗效仿宋高宗進行內禪，將皇位傳給宋光宗。但有間歇性精神病的光宗並不感恩，紹熙五年（1194年）六月，太上皇宋孝宗病逝，宋光宗以患病為由，拒絕主持喪禮，朝野內外對此議論紛紛。

宋室宗親知樞密院事趙汝愚透過韓侂冑向吳太后進言，在吳太后支援下發動宮廷政變，迫使宋光宗退位，擁立皇子趙擴為皇帝，史稱“紹熙內禪”。

宋寧宗趙擴即位後，韓侂冑本欲藉此定策之功，獲取節度使之職。但趙汝愚卻認為“外戚不可言功”，最終韓侂冑只升一階，授為宜州觀察使。他大失所望，對趙汝愚懷恨在心。

韓侂冑兼任樞密都承旨，負責傳達詔旨。他逐漸獲取宋寧宗的信任，安排親信為御史逐漸操控臺諫系統，再引參政知事京鏜為同黨，伺機打擊趙汝愚。

慶元元年（1195年），韓侂冑指使右正言李沐，奏稱趙汝愚以宗室之親擔任宰相，不利於社稷安定，宋寧宗遂免去趙汝愚的丞相之職，後在被貶途中受百般窘辱暴病而死。

韓侂冑透過向宋寧宗薦用親信的手段，掌握實權。他指稱理學為偽學，提拔沈繼祖為御史，彈劾朱熹“十大罪”，宋寧宗遂免去朱熹的一切職務。

後韓侂冑又稱偽黨已演變為逆黨，宋寧宗遂下詔嚴禁理學，訂立《偽學逆黨籍》，名列黨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罰，凡與他們有關係的人，也都不許擔任官職或參加科舉考試。

“慶元黨禁”歷時六年，韓侂冑在期間獨攬大權。慶元六年（1200）韓皇后死，韓侂冑傾向立恭順的曹美人為後，但在嘉泰二年（1202），寧宗立有權謀的楊貴妃為後，韓侂冑的政敵有了支持者。

開禧元年（1205年）四月，宋寧宗採納韓侂冑的建議，崇岳飛貶秦檜，追封岳飛為鄂王，削去秦檜死後所封的申王，改諡“謬醜”，下詔追究秦檜誤國之罪。這些措施，有力地打擊了主和派，使主戰派得到了鼓舞，很得民心。同年五月，宋寧宗下詔北伐金朝，史稱“開禧北伐”。

由於實行黨禁，打擊理學，韓侂冑在政治上失了人心。當時金朝的情況不太妙，金主璟沉湎酒色，朝政荒疏，內訌迭起，北邊部族又屢犯金朝邊境，在連年征戰中士兵疲敝，國庫日空。

於是韓侂冑認為有機可乘，就把恢復故疆、報仇雪恥作為建立功業的途徑，作為爭取人心、提高威望的一種手段。為了得到更多的支援，寧宗、韓侂冑解除偽學逆黨籍，重新任用一些在籍的官員，爭取他們一致對外。

韓侂冑想透過北伐建立不世之功，但事先沒有充分準備，這樣的軍事行動其實是種冒險。開戰之前，就有一些有識之士在分析形勢之後，提出此時進行戰爭對宋朝不利，認為這場戰爭幾無勝算。主戰派葉適不僅拒絕起草宣戰詔書，還上書宋寧宗，認為輕率北伐“至險至危”。

武學生華嶽上書，認為此時南宋“將帥庸愚，軍民怨恨，馬政不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收，饋糧不豐，形勢不固，山砦不修，堡壘不設”，認定這次北伐將“師出無功，不戰自敗”。結果華嶽被削去學籍，遭到監禁。

反對的聲音立即被韓侂冑鎮壓下去，韓侂冑請直學院士李壁起草了伐金詔書，以鼓舞士氣：“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熟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

於是宋朝軍隊不宣而戰，首先對金朝軍隊發起了攻擊。開戰初期，宋軍收復了一些地方，如泗州等地。但由於金朝事先得到了風聲，覺察到南宋“將謀北侵”，已有了準備，在遭到進攻後立即進行了反擊。

由於韓侂冑用人不當，中路軍統帥之一皇甫斌率軍攻打唐州時被金軍擊潰，接著在攻打蔡州時大敗於溱水，韓侂冑急忙把他撤了。北伐主戰場兩淮統帥鄧友龍等也因兵敗而被撤職。

不久，金軍就在東、中、西三個戰場上，對宋軍發起了進攻，宋朝軍隊由進攻轉為防守。在金軍的大舉進攻之下，真州（今江蘇儀徵）、揚州相繼被金軍佔領，西路軍事重鎮和尚原與蜀川的門戶大散關也被金軍所佔。

韓侂冑想透過吳曦在四川戰場挽回敗局，但陝西河東招討使吳曦卻早已在四川暗通金兵，叛變稱王。這場戰爭於第二年以宋朝戰敗而結束。

打了敗仗以後，就要有人到金軍去談判，這份差事朝廷中誰也不願去，選來選去，最後選中了蕭山縣丞方信孺作為南宋派出的談判代表。方信孺不僅能言善辯，而且在金人面前威武不屈，金人將他投入監獄，斷絕飲食，並以殺頭相威脅，要求他答應金朝提出的割地賠款、縛送首謀等五個條件。

方信孺不怕威脅，說縛送首謀，向來無此辦法。金朝將領威脅說：“你不想活著回去嗎？”方信孺說：“我奉命出國門時，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最後金人也沒有辦法，只得將方信孺放回。

這年八月，韓侂冑聽取了從金營中談判回來的宋使方信孺的彙報。當方信孺彙報了割兩淮、增歲幣等金人提出的四項條件以後，變得欲言又止。在韓侂冑的逼問之下，方信孺只得如實相告要韓侂冑的人頭。韓侂冑遷怒於方信孺，奪去方信孺三級官階，將其貶到臨江軍居住。

談判的條件不能接受，只得硬著頭皮再打仗。在這種形勢下，朝廷中的主和派又形成了勢力，禮部侍郎史彌遠和楊皇后是主要的代表。楊皇后因當年韓侂冑在宋寧宗選皇后的問題上不傾向於她而懷恨在心，同時她也認為北伐過於輕率。

主和派透過皇子向宋寧宗進言：“韓侂冑再啟兵端，將危社稷。”楊皇后也在旁邊勸說宋寧宗，但宋寧宗很猶豫，一時難以定奪。楊皇后擔心如果宋寧宗走漏風聲，讓大權在握的韓侂冑知道，後果將十分嚴重，就與史彌遠、參知政事錢象祖等人密謀，設法除掉韓侂冑。

開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韓侂冑在上朝途中被殿帥夏震派出的將士挾持，殺死於玉津園中。韓侂冑被殺以後，史彌遠立即派人把這一訊息告訴了金朝，並以此作為向金朝求和的砝碼。此後朝政被史彌遠、錢象祖把持。

經過與金朝的談判，按照金朝的要求，韓侂冑之首被送往金朝示眾，史稱“函首安邊”。韓侂冑死後，宋寧宗對大臣說：“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

“嘉定和議”

嘉定元年（1208年），南宋王朝與金朝簽訂了“嘉定和議”，和議條款為：兩國境界仍如前；嗣後宋以侄事伯父禮事金；增加歲幣銀帛各五萬；宋納犒師銀三百萬兩與金。宋朝皇帝與金朝皇帝的稱謂由以前的侄叔改變為侄伯，比“隆興和議”更屈辱。

韓侂冑發動北伐，獲得了愛國詩人辛棄疾、陸游的大力支援，辛棄疾是他北伐的重要推手，陸游為此給他寫了《南園閱古泉記》以及《南園記》。同樣主戰的愛國詩人楊萬里，卻拒絕為韓侂冑寫《南園記》，在韓侂冑執政下只能臥家15年。

當楊萬里聽說韓侂冑用兵失聲痛哭，拿紙寫下：“韓侂冑奸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寫下了十四個字告別妻子兒女，寫罷就去世了。

在元人編撰的宋史，韓侂冑被列入《宋史·卷四百七十四·列傳第二百三十三·奸臣四》，後世很多人為他打抱不平，認為他是壯志未酬的民族英雄。但是參照晚清，光緒對日本宣戰也是何其剛烈，卻給民族帶來滅頂之災。

“攬權有術，治國無方”，可能是對韓侂冑最適當的評價。他給後人留下的慘痛教訓，讓我們知道要有底氣才能亮劍，打無準備之戰不是愛國是誤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