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匿名使用者“對周汝昌先生評價的回答：

就“紅學”的研究派別來分，周汝昌先生是屬於“曹學門”的。他的研究物件主要是曹雪芹本人及曹雪芹的家世，後來隨著時間的流逝，以及諸多文壇大家的隕落，慢慢地這條研究道路就被周汝昌先生髮展成為了刻意的求證與考據——從曹雪芹本人及其家族去研究紅樓夢。

這是一條歪路，考證出來的也都是一些很扯淡的說法，而這也正是現在那些所謂“紅學界”的專家們所面臨的現象：他們研究出來的都是八竿子打不著的臆想，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及學術價值。

再看”金相玉質紅樓美“對馮其庸先生評價的回答：

馮其庸及其所代表的官方的（或謂主流的）紅學界，如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中國紅樓夢學會、《紅樓夢學刊》等，長期以來憑藉其體制內的、行政上的影響力，幾乎控制著官方輿論對當前《紅樓夢》的認知，而被主流紅學界所指斥為妄圖與馮其庸及其孝子賢孫“搶碼頭”的周汝昌，自1980年代後便被主流紅學界忌憚、排斥、壓制，至死都被迫遊離在主流話語權之外。

問題是，周汝昌在治學上的成就顯然比馮其庸更具說服力。無論是作為胡適的學生、俞平伯的同儕，還是紅學界扛鼎之作《紅樓夢新證》的作者，周汝昌都是中外紅學研究無法繞行的磐石。在近一二十年的市場經濟大潮中，周汝昌也憑藉其渾厚的國學功底、高齡卻驚人的高產，鍛造了其在民間的巨大影響力。

說”否定大於肯定“其實是客氣的說法，更準確點說，基本上都是否定的。不過，網友在否定馮其庸先生的同時卻拼命地肯定了周汝昌先生，這也是有意思的一個現象。

這說明周汝昌先生在紅樓讀者的心目中還是有人緣的。我百度了一些兩位紅學大家百科詞條截止於今天的點選量，馮老：262668，周老：1083453。兩個數字比我預期的都要低很多，一個影視明星一週的點選量甚至都可以超過他們。周老比我的預期更低一些，作為唯一的紅學泰斗，怎麼也能有幾百萬吧，可惜沒有。無論怎樣，馮老與周老相比，在華人心目中的分量，通俗一點說在知名度上不是一個級別的，知道周汝昌的多，知道馮其庸的少。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周老生於1918年，馮老生於1924年。新紅學分三代，作為紅學泰斗的周老是第二代紅學集體的核心，作為任職數十年中國紅學會會長的馮老是第三代紅學集體的核心。

第一代：胡適先生是新紅學的開山鼻祖，他無疑是第一代紅學集體的核心，其追隨者和支持者是俞平伯、顧頡剛，以及眾多的民國學者們。他們的紅學興起於約一百年前。

第二代：周汝昌，及生於1910年前後的吳世昌、吳恩裕、王利器等等眾多學者們。他們治紅學約在1950年前後的70年前。

第三代：馮其庸，及生於1930年前後的李希凡、蔡義江、陳毓羆、劉世德、鄧紹基、梅節、趙岡、胡文彬，以及生於1922年的戴不凡，等等眾多學者們。他們是的紅學成就主要在上世紀70年代到世紀之交。

新世紀以來，紅學家們被更多的普通讀者所認識，但另一方面，從劉心武先生開始，伴隨著網際網路時代的到來，他們在專業領域的光芒被“民科”紅學研究者們被遮掩，屢屢被搶風頭，紅學紛爭也越來越大，越來越多。

第一派：曹雪芹自傳派，胡適、俞平伯、周汝昌、劉心武等紅學家屬於這一派

這一派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自己的故事，即“石頭”=“石兄”=“頑石”=“寶玉”=“玉兄”=“作者”=賈寶玉=曹雪芹。

周汝昌先生將其發展為曹雪芹寫實自傳派，即《紅樓夢》中有關賈寶玉的幾乎每件事，都是曹雪芹所親身經歷過的。

但後來發現的史料證實，曹雪芹年少時的家境很悽慘，12歲曹家被罷官，不久被抄家，他在南京僅度過了自己的童年，之後在只有十七間半房子和三對僕人的北京長大，與賈寶玉完全不相符。周汝昌的解釋是：1727-1735年期間，曹雪芹的叔父曹頫坐牢，但1736年乾隆上臺後，身為六品官的曹頫出獄後官復原職，曹家突然又發家了，馬上在北京建了大觀園，就是今天在北京僅次於故宮的恭王府，曹雪芹在這個大觀園中快樂地生活了三年，三年後再次被抄家，之後才完敗，《紅樓夢》的故事就發生在曹頫出獄後的“這三年”中。但史料中無任何曹頫復職等等的記載，相反只有曹家三百多兩銀子還不上被豁免的記載。周先生及劉心武先生二人辯稱，歷史資料本來是有的，都被乾隆給銷燬了。

這就是周汝昌先生在中國紅學會不受待見被主流紅學所排斥的原因，但他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有名人效應，所以有人緣兒。這同樣也是周老的追隨者劉心武先生遭受紅學會的集體炮轟，和很多讀者稍稍瞭解一點紅學之後就會大呼上了劉心武的當的原因。

在紅學的江湖上，周汝昌更像一個孤獨的獨行俠，儘管有不少不明真相的擁躉，網友評價其“民間的巨大影響力”，“民間”二字很重要。然而，不但紅學會排斥他，同一派的俞平伯同樣也瞧不上他，周老為此悵憾終身，紅學界有一篇文章叫《研究紅學錯綜複雜，俞周兩人七世冤家》，由標題就可見一斑。同一代的比周老資格更老的吳世昌先生也看不上他，有研究者評價“他們彼此是不折不扣的敵人”。國學大師王利器對周老更是極盡斥責諷刺挖苦之能事，都用上了“數典忘祖”這樣的詞。也就是說，在專業紅學領域，周老在第一、二、三代中都是處在對立面，被邊緣化的。他不是和馮老一個人的紛爭，而是和整個紅學學術界的紛爭。

周汝昌先生研究的不是學術，他是位文人，他和劉心武先生一樣，編的是故事。

當然，周老之愛史湘雲，如同劉心武之愛秦可卿一樣，都為枯燥的紅學添加了不少樂趣。

第二派：曹雪芹天才想象派，今天中國紅學會多數的紅學家屬於這一派

這一派認為，周汝昌、劉心武的說法完全是捏造史實的無稽之談，小孩都不會相信。他們的抗議使得劉心武的《百家講壇》停而又播播而又停。這一派的觀點是，《紅樓夢》中的人物沒有原型，是曹雪芹根據父母輩講的故事憑自己天才的想象力寫成的，寫的並非自己的故事。應該說，在曹雪芹無法“作者曾經”的情況下，這種解釋是較為人們認可和接受的，畢竟這一派沒有編造史實。

可以說，馮其庸先生長期作為中國紅學會的總舵主，他把握住了紅學發展的大方向，沒有像周汝昌先生那樣弄出諸多的鬧劇。

在具體的學術方面，對《紅樓夢》後四十回，對版本，對曹雪芹祖籍等等的考證和判定上，馮其庸先生比周汝昌先生更理性。例如，曹雪芹的祖籍，兩次修訂的人家曹雪芹曾祖父的《曹璽傳》上明明寫著”遼陽“，周汝昌偏偏要模稜兩可地考證出是豐潤。

第三派：作者非曹雪芹派，戴不凡等少數紅學家和眾多的紅學研究愛好者屬於這一派

說紅學沒有弄出諸多的鬧劇是不確切的，其實自1979年戴不凡先生髮表《揭開紅樓夢作者之謎》而否定曹雪芹著作權開始，關於作者研究的鬧劇不斷，以致到今天研究出了六七十位作者。

正如和多數人對周汝昌的印象感覺還不錯一樣，多數人都感覺質疑和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權完全是一些研究者的無理取鬧，實際上這個感覺也很不準確。鬧是有原因的。這一派認為，曹雪芹作者說的證據中的矛盾太多，很多證據都能夠證明他不是《紅樓夢》的原作者。我舉一些例子：

1、 袁枚證據的矛盾：胡適先生將曹雪芹判定為作者是以袁枚的記載為主要證據，袁枚是說“曹子雪芹”寫了《紅樓夢》，但他說的雪芹是曹寅的兒子，且是百年前在秦淮河邊作詩的曹寅的嗣子（曹頫）。

2. 說曹雪芹著《紅樓夢》的都不認識曹雪芹，認識曹雪芹的都沒說他寫過《紅樓夢》。

3. 裕瑞的舅舅明琳是曹雪芹的好友，裕瑞很瞭解曹家的底細，連曹雪芹長什麼樣，愛吃雞還是吃鴨他都知道，他稱曹雪芹只是使《紅樓夢》”愈出愈奇“的批閱增刪者。

4.《紅樓夢》唯一帶署名的版本甲戌本上，每一頁中縫都在《石頭記》書名下面署有“脂硯齋”這個名字，共240多個。這是中國古代所有文獻古籍中的一大奇觀，每頁都有作者的署名。當時曹雪芹還活蹦亂跳地活著，十年後才去世。紅學界公認脂硯齋不是曹雪芹。

5.小說大觀園中的故事，是“作者曾經，批者曾經”，“作書者曾吃此虧，批書者亦曾吃此虧”，“作者一生為此所誤，批者一生亦為此所誤”，”作者痛哭，批者痛哭“，“有是語，有是事”，“此語餘亦親聞，非編有也”，“鳳姐點戲，脂硯執筆”，“實寫幼年往事，可傷！”“形容餘幼年往事”，“批者親聞目睹，作者親歷之現成文字”，“誰曾經過？嘆嘆，西堂(曹寅書齋)故事！”“誰說的出？經過者方說得出！“非身經歷，豈能如此觸處成趣？”“非經歷過，如何寫得出？” 但曹雪芹無法”曾經“，無法“經歷”。

6. 脂硯齋在《凡例》、《楔子》中稱作者是在”半生潦倒“、”半世親見親聞“、”一生慚恨“的經歷之後動筆寫的書，”半生“、”半世“在小說中都是指五十歲左右的人，如甄士隱、王夫人。王夫人：“我如今已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你替珠兒早死了，留著珠兒，也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但曹雪芹開始寫書卻要在二十幾歲。二十弱冠剛成人，正是剛走向社會初出茅廬的年齡，如何就慨嘆自己"半生潦倒"、“一生慚恨"？

7.脂批中，”石頭即作者耳"，石頭、石兄、寶玉、玉兄是同一個人，都是《石頭記》作者，也即作者就是賈寶玉，雪芹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人。裕瑞也說，寶玉不是曹雪芹，而是其叔輩人。活在世上曹雪芹的唯一的叔輩人是曹頫。

8.小說中“四月二十六日，原來此日未時交芒種節……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滿園裡繡帶飄飄，花枝招展”。在整個清朝三百年間，只有一個年份的“四月二十六日”是“芒種節”交在“未時”，那就是康熙四十五年的1706年，並非周汝昌先生所論定的1736年（見前文，周老稱該年曹頫在北京建大觀園恭王府，並認為曹雪芹該年正好與賈寶玉一樣十二三歲）。1706年正是曹雪芹之叔曹頫十二三歲，曹雪芹之姑也就是曹寅長女出嫁為妃的那一年，康熙1705年和1707年連續最後兩次南巡，脂硯齋：“借省親事寫南巡”。同時，後來被袁枚買下改建為江南名園”隨園“的曹家花園也在1706年前後建成。裕瑞稱：“寶玉者，系其叔輩某人”，”元迎探惜，皆諸姑輩也“。互相佐證。

9.《紅樓夢稿》的修改前的原文證明，作者不會北京話的準確發音，如將“寧可”寫成“能可”，“轉眼”寫成“展眼”，“專”寫成“端”，“自”寫成“是”，“碰”寫成“蹦”，“不想一頭就蹦在一個醉漢身上”，“都”寫成“多”，“你多長這麼大了？”等等，說明原作者很不精通北京話。這是多年老吳儂的口音怎麼改也改不掉的原因造成的（戴不凡語）。同時《紅樓夢稿》的封面上蓋有”江南第一風流公子“的印章。

10.脂硯齋稱呼作者為“兄”，但卻”命”雪芹。

11. 脂硯齋稱作者見過康熙南巡，康熙南巡時，曹雪芹還沒出生。

12. 脂批中，曹雪芹死了，作者”石兄“還活著。

.......同時，曹雪芹著作權的所有證據都不是充分證據，都可以用他是重要的使《紅樓夢》”愈出愈奇”的第二作者和“傳書人”的身份來得到解釋。

從對小說和脂硯齋批語（脂批也是小說的一部分)的理解上來說，堅持了胡適先生的“作者自己是賈寶玉”，周汝昌先生是對的。

從在學術證據上沒有胡編亂造來說，馮其庸先生更對一點，周汝昌先生在這方面完全是負面的。所以，我還是更認可馮其庸先生一點。

然而，馮其庸先生領導下的紅學會漠視作者“自譬石頭”、“親見親聞”“非經歷過如何寫得出”等事實，否定了《凡例》和脂硯齋的《紅樓夢》故事作者經歷說，純屬為了照顧生不逢時的曹雪芹。這一點上很不學術。

從真正的學術角度來說，假如《紅樓夢》作者真不是曹雪芹，兩位紅學大家都得半夜咬著被角兒哭，談不上什麼紛爭不紛爭了。

同為學界名流，紅學泰斗，一山難容二虎。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其中定有分歧，你說我說的不對，我說你說的無理。彼此爭議，各不相服，豈不水火不容。

撇開不容的焦點不說。《紅樓夢》作為中國文學史上一部偉大的作品，歷來就頗存爭議，曹雪芹的身世，字，號也不十分確定。

他的生卒問題就說法很多，聊無定論。涉及學術的爭論的很多問題，眾說紛紜，聊無定端。

既然是學術，理應相互探討，彼此學習。也要百花齊放，更需百家爭鳴。說的是也不是，評的好與不好，寫的對與不對。都應豁然大度，坦而處之，不應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更甚者，互相攻擊，彼此漫罵，惡意詆譭，有損大家氣度，自然貽笑四方，有毀自身形象。

看到這個題目，便想起看過一篇文章，是寫馮其庸老先生，行將就木之時，親口否定了自己的紅學研究，有誤世人。不失大家氣度，更顯學者風範。

讓別人仁者見仁，智者說智，這才是學術界應有的環境與氛圍。不應為名為利，自己為大，不容他人。也是每一個紅學研究者，應保持的最起碼的學術態度吧！

常言道同行是冤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學術研究應相互尊重，取長補短。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也正常。不應以自我為中心，貪圖名利，惡意攻擊他人。況且紅學自古以來爭議分岐不斷，年代較遠，手稿遺失，考證比較困難。所以所謂的紅學專家、泰斗的研究成果實難令人信服。只有寄希望於那一天奇蹟出現，能找到作者的完整的手稿，相信真象才會大白於天下。

他們都是紅學白痴，本質不變，都慣於造假。曹雪芹是東北遼陽人就是一例，故宮十八幅紅樓夢的壁畫說是乾隆時期的就是一例。他們的水火不容：一是利益，一是裝出學術爭鳴的態勢，實則目標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