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在詩中是指一八三九年。一八三九年，龔自珍辭官南歸，後又北上接取家屬，在南北往返的途中寫下了，《己亥雜詩》。他述寫其平生出外、著述、交遊等，題材廣泛；有記事、抒情，內容涵蓋很廣。 他的詩文主張更法、改圖，揭露清政府的腐朽，洋溢著愛國熱情，被柳亞子譽為“三百年來第一流”。《己亥雜詩》中的批判、呼喚、期望，集中反映了詩人高度關懷民族、國家命運的愛國激情，寫出了作者對清朝政府不重視籌劃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鹽鐵生計堪危。

龔自珍《己亥雜詩》多用象徵印喻，想象豐富、奇特，運用意象手法創景抒情。他的詩既是抒情，又是議論，但不涉事實，只是把現實的普遍現象，提到社會歷史的高度，提出問題，表示態度和願望。 他以政論作詩，但並不抽象議論，也不散文化。一般趨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縛，自由運用，衝口而出。這也以七言絕句表現得最突出。

“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表達了詩人雖然脫離官場，依然關心著國家的命運，不忘報國之志，充分表達詩人的壯懷，成為傳世名句。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強烈表達作者憂國憂民的情懷，以及希望有救國救民的人才出現的希冀。

龔自珍的《己亥雜詩》創作離不開當時清政府腐敗腐朽的政治背景，以及作者自有主見又只能隱喻而發的不得已。

龔自珍（1792——1841），字璱人，號定庵，漢族，今浙江杭州人。他曾任內閣中書，宗人府主事和禮部主事等官職。

他主張革除弊政，抵制洋人入侵而遭到同僚的排擠，他看到清政府腐朽無為，厭倦了仕途。在道光十九年，也就是己亥（1839年）辭官離京返杭，後因迎接家眷，在往返途中觸景生情創作了315首《己亥雜詩》。

說來實在是慚愧，小君今日照常答題查閱資料，發現龔自珍竟是十八世紀末期和十九世紀初期的人。

才疏學淺的我一直以為龔自珍起碼是五六百年之前的人物了，實在是汗顏。

放上一張他的帥照。

能夠在歷史上留下名聲的人，沒有一個是等閒之輩。今日便來談談龔自珍。

和大多數名垂千古的人一樣，龔自珍的家世不凡，他出生在浙江杭州一個世代官宦世家。

他的祖父龔堤身世乾隆年間的進士，官至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話說軍機處可是一個當時國家的最高行政機關）

他的父親龔麗正還特麼是個進士......甚至在那個男權社會，龔自珍的母親段馴都著有詩集和文集傳世。

這等家世，突然讓我想到了高曉松......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龔自珍自然是耳濡目染，從小就飽讀詩文，十三歲就能作文集了。

不過龔自珍的從政之路其實並不如何順利，甚至可以說十分坎坷。

在他二十六歲那年，參加鄉試，中了舉人。

但是，龔自珍的目標是進士，畢竟作為進士專業戶的家庭，宗族的傳統並不能在他這裡斷了。

可是在第二年的會試中龔自珍卻是落選了。

進士無望。

不過龔自珍是那種灰心的人嗎？

顯然不是，於是他考啊考，終於在其三十七歲那一年，龔自珍經過六次會試終於考中了進士。（龔自珍長鬚一口氣，尼瑪，家族傳統幸好沒有斷）

正如張九齡所說的，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

身居高位的龔自珍總是不斷的收到權貴的打壓。

於是乎，剛正不阿的他就選擇了辭官南歸。

這一天是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龔自珍四十八歲。

在回鄉的途中，龔自珍寫下了己亥雜詩的前一半，後來北上接還眷屬，遂是寫下了另外的一半。

《己亥雜詩》是一組自敘詩，寫了平生出處、著述、交遊等，題材極為廣泛。

正如一位知友所說：

在歸家的途中，他睹河山，傷百姓，感人世，憂生活，嘆平生，於是心有所感，落筆為詩，以抒胸中不平之意。

道光十九年己亥春末，未滿四十八歲的龔自珍，忽然辭職離京，關於這一出乎意料的舉動，吳昌綬先生解釋為“先生官京師，冷署閒曹，俸入本薄，性既豪邁，嗜奇好客，境遂大困”，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實際上又有些說不通，如果真的是因為生活困頓的問題，前幾次有外放做官的機會，他早就可以抓住，為何要等到這個時候呢？

實際上龔自珍的這個決定，不過是憤懣長期鬱結於胸的必然結果。

清代是考據學盛行的時代，這個時代的讀書人想要榮華富貴，想要平步青雲，就必須多讀書，成為博學多才之人，他們讀書的方式也非常特殊：埋頭在書房之中，拿著各種各樣的書籍版本進行對比，以便還原出古籍最初的樣貌。

錢穆在近三百年學術史裡面道出了清代考據最主要的原因，“朝廷以雷霆萬鈞之力，嚴壓橫摧於上，出口差分寸，既得奇貨，習於積威·····精神意氣，一注於古經籍，本非得已，而習焉忘之，既亦不悟其所以然”。

龔自珍就是生活在這樣的一個讀書環境裡面，如果他循規蹈矩，以他的才華與才氣，本可以飛黃騰達，但是冥冥之中彷彿“天將降大任”於他，讓他衝破了乾嘉考據的藩籬，開啟了經綸濟世的風氣。

龔自珍出生於官宦之家，祖父和父親都是科舉出身的，無論他喜歡不喜歡，科舉之路是沒有辦法逃避的。

在他十一歲的時候，他就隨父親來到了京師，一直到他二十一歲，整整十年，他將京城士大夫的風氣已經瞭解得一清二楚。他才華橫溢，京城的官吏求他作詩，他也不吝惜筆墨，多次為人執筆。他的外祖父——著名的文字學家段玉裁見了他的詩，在讚賞的同時，流露出了擔憂，勸說龔自珍：詩文對於治經典有害處，詩歌越工整，害處越大（有害於治經史之性情，為之愈工，去道且逾遠）。

少年的心性最心猿意馬，不論嘴上怎麼答應，內心早已經不在掌握之中了。龔自珍儘管答應了外祖父的要求，並且拜師程易田，內心早已經把章學誠作為老師了。

章學誠反對清代的學術氛圍，受他的影響，龔自珍在思想上也就異於當時之人，一反當時媚古的習氣，而留心社會關懷。嘉慶、道光之時，距離康乾盛世的結束不到三十餘年，很多人正沉醉盛世之中，只有龔自珍觀察到當時的社會已經病了，於是寫文章告誡時人，結果人們把他當做瘋子看待。

一個超過時代的人必然會被當做異類，而後人哀悼他，懷念他，而正是這些大肆哀悼與懷念的人同時又極度排斥同時代的思想超前者，初看彷彿是笑話，冷靜之後，發覺這一現象的背後一陣悲涼。

他就算是在排斥當時的學術環境，還是要硬著頭皮參加科舉。

嘉慶二十三年中浙江鄉試。

嘉慶二十四年會試不中。

嘉慶二十五年會試又不中。

他自負其才，寫下了“東抹西塗迫半生，中年何故避聲名？才流百輩無餐飯，忽動慈悲不與爭”這樣孤傲的詩句。

直到道光九年，龔自珍已經三十九歲，才中會試。朝廷考察他可以當個縣太爺，他卻辭而不受，繼續當他的內閣中書，雖然是閒差，他依舊可以留在京城，如果有機會上疏，就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

八年後，他四十七歲了，在一場名為“京察”的考試之中脫穎而出，名列一等。在皇帝親自視察的時候，他因為聲音格外洪亮，受到了道光皇帝的嘉獎，又有了外放的機會，他同樣放棄了。

至於放棄的原因，正是他本人的抱負，想要為國家醫治病痛。

龔自珍或許有些一根筋，事實上也確實是如此。儘管他是出生於官宦之家，但是家中並不富有，而且祖父和父親兩代都是勤懇做官，並沒有很大的勢力，他放棄所有可能升官發財的機會，為的就是能夠實現自己的理想與抱負。

與他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和他齊名的魏源。魏源的科舉名次並不比龔自珍強，但是為人“腳踏實地”，魏源成為封疆大吏的幕僚之後，在其勢力的庇廕下倒賣食鹽專賣許可證，一句擺脫了寒門，躋身於富人階級。同時，魏源還在南京、揚州等地大肆的購入房產，龔自珍想做的話，肯定會比他做得更好。

那麼為什麼龔自珍不這麼做呢？

龔自珍是一個詩人，對他而言，浪漫的天性讓他對物質生活追求的很少。讀過龔自珍詩歌的人，都會發現他詩歌之中有一股子傲氣，但是生活之中的龔自珍卻是謙虛謹慎，待人一律平等，只要是和對方交談，不論對方是達官顯貴，還是販夫走卒，都能夠談笑風生，不會因為地位的不同而改變自己的態度，正因為如此，在等級制度森嚴的傳統官僚社會，給人一種浮誇的表現，並且有了“龔呆子”的外號。

龔自珍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京城，他的一腔熱血始終在胸中燃燒，最後徹底撲滅他胸中之火的人是林則徐。道光十八年戊戌年冬天，林則徐被朝廷任命為欽差大臣，赴廣東解決鴉片問題。對於世界變化如此敏銳的龔自珍當然知道只是實現自己報復的機會，於是在給林則徐送行的時候，用文章表達了自己想跟隨林則徐到廣東的願望，可是林則徐委婉的拒絕了：“先生陳述高論，一看就是眼光長遠極具才華的人，但是東南一帶的事情，一切還不好說。”

不知道當鴉片戰爭起時，林則徐會不會後悔自己當初沒能夠聽信龔自珍的話呢？

自古以來，誇誇其談而且自認懷才不遇者甚多，這類人中真正能夠做成事情的寥寥無幾。那麼龔自珍是否只是誇誇其談呢？

我們來看下他的相關建議以及相關時態的發展就會得出結論。就拿龔自珍送別林則徐的寫的文章來說，龔自珍提出了十條建議：三項決定性意見、三項參考性意見、三項駁斥反對派意見和一項歸結性意見。

三項決定性意見是：防止白銀外流、吸食鴉片處以極刑、以武力做後盾。

三項參考性意見是：實行國內貿易保護、限制洋人活動範圍、積極籌備武器。

三項駁斥反對派意見：貨幣改革、關稅減少、武力征伐。

總結性建議：平穩銀價，充實物力，穩定人心。

龔自珍的建議有其時代的侷限，但是確實很有意見都對以後事態發展進行了預估。林則徐沒有接受不要緊，龔自珍終於死心了，無論戰爭多麼激烈，他都沒有明顯的表露過自己內心想法，因為早已經麻木了。

如果說上述建議還有可以商榷之處，那麼《西域置行省議》可以說運籌帷幄之中了。

十九世紀初年，殖民主義向東擴張的壓力首先來自於內陸。沙俄和英國在中亞爭奪控制權，所用方法無非是挑動各民族上層統治者的獨立情緒，從而造成中國西北西南邊疆不斷地武裝衝突。儘管乾隆時期看似表面平靜，實際上內部早已經暗流湧動，到了嘉慶期間更是愈演愈烈，龔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議》在這時已經在醞釀之中了。

從康熙到乾隆，西北廣袤的土地重歸中國版圖，而且和中原地區的交流日益密切，龔自珍認為西域問題不應該採取元明的措施，應對新情況應該有新的方法。他建議在西域設定行省，並且在中原向西域遺民，達到西域財政自給自足的目的，並且不再依賴中原對西域兵力和後勤的補充，更好地維護西域的和平。

當然，他的建議沒有被採取，而是被擱置了。

等到左宗棠收復西北之後，李鴻章後知後覺的閱讀了《西域置行省議》，驚歎於龔自珍的天才預見，可是龔自珍這個時候已經去世四十幾年了。

一次次的希望換來一次次的失望，龔自珍終於在京師待不下去了，於是在己亥年離開了京師，並在途中寫下了三百一十五首己亥雜詩，每一首詩都是胸中的憤懣的發洩。

浩蕩離愁白日斜，

吟鞭東指即天涯。

落紅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護花。

他拼盡一生想要完成的事情，最終沒能完成，公元1841年，龔自珍突然暴斃身亡，時年五十歲。

龔自珍的詩文很奔放，與當時拘泥於模仿的桐城派截然不同，因此他飽受當時腐儒和衛道之士的抨擊。但是到了同治、光緒年間，他的作品就被廣為流傳。他的詩文連線古典與現代，他被稱為中國古典文學的最後一位詩人，更是與歐洲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但丁相比。他預料到了衰世，更是提出了諸多社會弊病，他的擔憂在鴉片戰爭後都變成了現實，事實證明他並非危言聳聽，而是有著超出常人見識與遠見。

他跟從今文經學家劉逢祿學習《公羊春秋》，接受了"三世"、"三統"的進化歷史觀，認識到清王朝已經步入四伏的衰世。面對西北邊疆走私與國家內部被英國不斷用鴉片進行經濟侵略的傾頹之勢，他奮力疾呼，"絕域從軍計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一蕭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他的愛國詩篇充滿了昂揚激情與熱血澎湃，在《又懺心一首》詩中雲："佛言劫火遇皆消，何物千年怒若潮？"他的詩篇在封建社會猶如一聲聲絕響，迴盪在日落西山，弊病繁重的清王朝，久久激盪，卻始終未能激起較大的波瀾。

在嘉慶年間，龔自珍就寫成了《西域置行省議》建議國家應在新疆地區設定行省以穩固邊疆。雖是主張鞏固邊疆之作，但是全篇文章龔自珍將國家內部形勢進行較全面分析，看似謀一域實則胸懷天下。龔自珍看到了國家內部的矛盾不斷加劇，黃河日益為患，然而官員們並不擔憂，百姓們也逐漸染上各種弊習，整個國家呈現衰頹之勢。

龔自珍一生都在奮力疾呼，他的吶喊是清王朝哀轉不絕的警鐘，他最終因力主革新而"動觸時忌"，以父親年老為藉口，辭官南歸。在歸途中，他寫出了七言絕句形式的大型組詩《已亥雜詩》。大多數人熟知組詩第五首"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中，龔自珍以落紅自比，變現自己願為國家奮鬥終生的社會責任感。組詩第一百二十九首"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中，龔自珍借陶潛表現自己的愛國精神，他認為陶淵明雖然隱居田園，但他有愛憎之情，豪俠之氣，並非超然物外，像《詠荊軻》和《停雲》詩表現了陶淵明的豪情壯志和憤慨不平，說明他並沒有忘情於社會國家。龔自珍自己也在歸隱的路上，但他的內心也同陶潛一樣絲毫沒有忘憂國。他也憂慮著國家危難之時恐像荊軻那樣愛國之士已不多，自己這樣愛國有報效國家才智之人卻遭到當朝排擠，內心的憤慨與苦悶躍然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