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人生》是根據著名作家路遙的小說《人生》改編拍攝的。它反映了七十年代生活在陝北農村回鄉知青高加林面對家鄉連綿的大山和貧瘠的土地所產生的先由懊喪悲觀，再到與命運抗爭，不惜拋棄深愛他的本村姑娘巧珍而攀上縣武裝部長的女兒從改變他的人生，最後雞飛蛋打，深刻反省後又迴歸黃土地的故事。

不可否認，高加林是一個才貌雙全的優秀青年，可命運偏偏捉弄他，使他出生在了山大溝深的農村，且父母又是老實厚道，不會來事的人。以至他空有才學卻不能施展，招工名額被人擠掉不說，就連村小當民辦教師也沒幾天，也被人頂了，命運的確對高加林太不公了。為了改變命運，高加林利用被縣上借去寫通訊報道的機會攀上了一直傾慕他的同學廣播站女播音員黃亞萍一一個縣領導的女兒，從而拋棄了在農村一直深愛他的姑娘巧珍。可最終他和黃亞萍的愛情不但沒繼續下去，反而他還被退回原藉。而善良、美麗的巧珍這時候在久等不捨中被她父親硬逼著另嫁他人。與命運抗爭，想要改變自己人生之路的高加林在經過痛苦的思考後，又重新迴歸到生他養他的黃土地。

導演利用影像的手法，多次出現橋的鏡頭，一是襯托鄉村的古樸、厚重的民俗民風及蒼涼深沉的景象，更重要的是揭示出人生的哲理，那就是人生是條河，每個人都得過這條河，有的人涉水摸著石頭，小心翼翼的一腳深一腳淺的過了，有的踏在有人為他早就搭建好的橋到達彼岸。而高加林想要擠身在別人的橋上，卻沒有過去，又回到原點，重新起步。這就是人生。

看過這部影片，也帶給我人生中第一次強烈的生命震憾！它第一次將命運的選擇擺在面前，讓你體驗選擇的痛苦與艱難，更讓你體驗命運的無奈。只有看過它才能理解人生的苦澀，令你變得更成熟。每看到它就會讓我想到無數擁有夢想的年輕人，一如當年的我，雖然各自的夢不同，但在實現夢想的爭扎中，面對一次次的選擇，事到如今怎樣評價，那種沉重和深沉，如今只能沉默不語，如同最後黃沙路上慢慢走著的主人公——與整個人生漫無盡頭的憂鬱相比，其它的一切都太過渺小了。

《人生》簡結流暢的述事，經典的情節暗示，淡漠的色調，彷彿都表達著主人公心中沉重的人生感悟。這部影片是中國電影的里程碑，獲得了當時中國電影的最高榮譽——最佳電影獎。無論以前或以後，我至今再未看到任何其它中國產電影能達到如此的水準。遺憾的是今天的中國電影人已經沒有人會思想這樣深刻的內容了。

周裡京在這部電影中的表演，完全達到了世界級影星的水平。但可能外華人不理解中國國情，會看不懂這部電影吧。我一直認為能代表中國演員濟身世界的只有周裡京和周潤發二人（梁朝偉也屬演技一流，但身形偏矮）。可惜中國大陸再沒有優秀的產品，使周裡京沒能更輝煌，很可惜。

看不懂《人生》，你不知道自己的不幸的；

看懂了《人生》，你知道自己是不幸的。

認識人生的選擇，男人必須看《人生》。

閉上眼，高家林端著饃筐慌忙地走過。睜開眼，騎毛驢、蓋紅紗的劉巧珍在淚光中頻頻回頭。

淚水總是這樣無聲地流下來。整整20年了，《人生》還是以這樣刻骨銘心的方式，屢屢帶著一些木紋樣厚重的記憶回到人們眼前。也許已經沒有多少人知道，一部《人生》曾引發了全國關於道德觀、價值觀的一場大討論；也許更加沒有人知道，這是第一部被選派參加奧斯卡評選的中國產影片。

故事其實不復雜。一個改革開放之初的農村青年，為了進入城市，奮鬥又奮鬥，碰壁又碰壁，掙扎又掙扎，最後，覺醒又覺醒——《人生》，似乎更像是中國版的《紅與黑》，千千萬萬中國農村青年的個人奮鬥史和血淚史。

但《人生》的價值，卻遠不止於如實記錄了80年代特定的中國國情，它有著超越情節本身的動人力量，當鏡頭在茫茫的黃土地、曲折的山路以及一片貧瘠的山村中拉開時，讓我們重回電影，尋找答案。

1982年第三期《收穫》的文學雜誌上，正式發表了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這個新生兒的誕生，旋即成為中國文壇上引人注目的作品，被視為當代文學具有開拓性的力作。

當時，中國文壇已出現了不少探索人生的作品，當有的小說把人生引向宗教、引向虛無、引向自我、引向生存競爭的時候，《人生》這篇小說卻“反其道而行之”，把“人生的意義引向火熱的中國變革的現實生活中，鄭重而嚴肅地提出了一個關於人生觀”的嚴肅命題。

於是，《人生》的轟動便由文壇走向至世界、大學校園、工廠農村，隨著同名電影改編拍攝的巨大成功，有關“高加林與劉巧珍的愛情悲劇”，旋風般地在全社會、在港臺甚至跨出國界，在日本、法國、蘇聯、英國等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國度裡，掀起了一場此起彼伏是是非非的大討論。數百家國內報刊、電臺、電視，紛紛揚揚，爭先恐後地開闢各類專欄或專題節目，為不同文化層次、不同生活經歷、不同生活領域的人們，提供“讀後感、觀後感”之類的討論場所，一時間，直到高加林和劉巧珍的人比知道路遙的人還多得多，人們為此爭吵得一塌胡塗。尤其在大學生宿舍，男男女女爭得面紅耳赤，甚至拳腳相加。作者本人也被青年人推崇為“人生顧問”，來信，來訪，座談，演講，把路遙忙得不亦樂乎。 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在把高加林罵得狗血淋頭的同時，也把憤怒的子彈對準了“高加林”的扮演者——周裡京。北京一位賣菜的老太太曾追在周裡京的後面，罵他“這就是那個沒有良心的高加林小子”，以致很有希望成為“最佳男演員”的周裡京，在電影“百花獎”和“金雞獎”評選中，吃了不少“啞巴虧”。

當週裡京在好多場合遭到不應有的冤屈和辱罵時，“劉巧珍”的扮演者吳玉芳卻處處受到同情和歡迎，她走起路來，不必像周裡京那樣提心吊膽，甚至一些懷有同情心的年輕人，斗膽向吳玉芳發出求愛的訊號…… 說起《人生》，就一定不能忽略路遙。寫於1982年的《人生》，是個僅僅13萬字的中篇，它在發表之初，就已經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到了1984年，吳天明將它搬上銀幕，更造就了青年人關於人生價值的熱烈討論，一時蔚為大觀。

以自己為藍本，《人生》是農民的兒子路遙寫的一本主角為農民的書，而高加林的人生，既是路遙人生的一部分，又是80年代大多數農村青年的人生。

平心而論，路遙並不是一個天才作家，他的好處在於真誠。把生活的苦難和殘酷寫出來，也並不是路遙的特色，能夠把年輕人的貧窮、窘迫寫得如此無辜、純潔甚至可愛、可敬，才是他不同凡響之處。貧窮不是罪過，寒酸不是低賤，落魄依然純真，這正是高加林們心靈的詩意，也包含著生活的真理——這樣的人猶如一個貴族，應當得到尊重。

多年來，路遙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勤奮克己，積勞成疾，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於是，感動人們的，與其說是電影《人生》，不如說是路遙那聖徒般仰望理想、執著信仰的一生。1992年11月17日，黃土高原開始落雪，路遙遠去，時年42歲。在他身後，伴隨《人生》成長的人們痛哭失聲，《人生》也由此成為無數人心底深處滌盪不盡的一方烙印。它在正統文學史上沒什麼地位，卻在青年人中默默流行二十年。原因或許在於，當年高加林面臨的生存困境，至今仍是廣大農村青年面臨的困境，對於眾多渴望憑一己之力拼命向上爬的求學者、打工者來說，他們甚至面臨著更殘酷的生存壓力，而《人生》中不屈不撓的信仰，在任何一個時代，都能為苦苦掙扎的下層青年帶來溫暖和撫慰。

《人生》已屬過去，人生遠未停滯。再讀路遙，發現他正在另一個時空為這個世界做著悲情的註腳，眼睛純淨而疲憊。

1984年，《人生》旋風般在全社會掀起了一場是是非非的大討論。報刊、電臺、電視、工廠農村、大學校園……關於《人生》的“飛短流長”，散遍了每個角落。作為一部引發80年代“人生”大討論的作品，《人生》無疑有著深刻的時代印記。它的悲劇建立在一種廣泛的社會制度上，“城鄉差別”、“戶籍制度”、“官文化”、“關係學”、“門當戶對”……就是那場爭鳴的關鍵詞。

因此，《人生》所體現的，不僅僅是高加林的悲劇，而是那個時代所有農村青年的悲劇——他們在一個較小的社會氛圍中出生，一個小的宗族中成長，接受不健全的小學、中學教育，不完整的家庭教育，以一種不滿、驕傲、憧憬和一種無所畏懼的自信去大城市讀大學、工作，城鄉文化差異帶給他們一種深深的傷害，這中間，有掙扎、有撕裂、有抉擇，也必然有放棄。就像高加林一樣，他也不想走一個大圈子，最後再夾個行李捲回到出發點：他無法突破的，是城鄉差別的深深鴻溝。

這是對80年代相當真實的再現。一個農民的普通孩子，在很長時間內是沒有任何途徑走出農村的。從1977年開始，高考才成為他們進城的一條獨木橋。80年代後期，個別富裕的農民也可以花大約一萬塊錢買一個城鎮居民的身份了，看起來更像是一種贖身。即便破除了劃地為牢的戶口制度，撤銷了農民進城的禁令，《人生》中高加林與巧珍的悲劇，仍在不斷地上演。直到今天，城鄉兩級的戶籍制度有所鬆動了，以“農”字為恥的國民心態仍然沒有改變，實際利益的歧視更加不勝列舉。城鄉二元對立的悲哀，絲毫不輸於《人生》所存在的80年代。

是的，由一部電影引起全社會爭鳴的情形一去不返了，《人生》的傷痕卻從未遠去。

愛情的描寫異常動人。愛情的真相卻很殘酷。大馬河橋上，雪花飛飄。巧珍哽咽地說：“加林哥，我儘管愛你愛得要命，但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不識字，給你幫不上忙，還要拖累你的工作……”她搖搖晃晃跨上腳踏車走了，狗皮褥子掉在了雪地上……

高加林和巧珍的愛情悲劇，或許一早已經註定。有文化的高加林始終想的是怎樣走出貧瘠的山川，他沒有對大字不識一斗的巧珍說過一句“我愛你”。而高加林接受巧珍，更多的原因或許出於他在農村的困頓。困境下的愛情，往往徒有其形而已，文化上、精神上的差異才是他們之間最大的障礙。重溫《人生》，才明白一顆總要飛得更遠的心，是永遠無法與生了幾隻豬崽又死了幾隻這般平淡的生活絲絲入扣的。長相思，在長安，誰說美麗的巧珍不是錯付了一腔痴情呢？

愛情是無常的，幸福卻是真實的。對於巧珍來說，馬拴的一句話“我一輩子就是當牛做馬，也不能委屈了你。咱鄉里人能享多少福，我都要叫你享上……”何嘗又不是一種真正的幸福？幸福千千萬，存於心而不是顯於形。對於高加林來說，做了場好夢，猛摔下來，他也不該惋惜失去愛情，他的愛情不在這裡。

人生可以殘酷，愛情可以無果，世事可以變遷，信天游卻是不滅的。沒有那些痛徹心扉的“信天游”，《人生》的魅力至少喪失近半。

月光下，馬車上，順德爺回憶起年輕時候放棄的戀人，“我死不了，她就活著！她一輩子都揣在我心裡……”高加林和巧珍黯然淚下。老人蒼老的嗓音吟唱起《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有句話兒留，手拉著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門口”，悲涼入骨，催人淚下。《人生》轟動後，《走西口》、《蘭花花》、《叫一聲哥哥你快回來》這些動人的“信天游”也傳唱大江南北。它們的原唱，就是被譽為“黃土地上的夜鶯”的馮健雪。

人說“信天游”是可以“醉”死人的，這大致是不錯的。即使離別了《人生》二十年，每當聽見那些讓人揪心扯肺的信天游，心裡總會有種想哭的感覺。多少次在夢中，我們一次次回到古道西風的黃土高原上，又聽見美麗善良的巧珍深情地哼唱起讓人心都要裂痛的信天游：

“雞蛋殼殼點燈半炕炕明，

燒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窮……”

上河裡的鴨子下河裡的鵝，

一對對毛眼眼照哥哥，

煮了那個“錢錢”下了那個米，

大路上摟柴，我了一了你。

清水水的玻璃隔著窗子照，

滿口口白牙對著哥哥笑，

雙扇扇的門來單扇扇的開，

叫一聲哥哥你快回來，你快回來……

一個西北後生，一雙渴求的眼睛，確切地說，應該是一個不安分的靈魂——高家林，這是80年代每一個看過電影的人都認識的形象。他的崇拜者、城市姑娘黃亞萍覺得，這個年輕人既像保爾·柯察金，又像於連·索黑爾，具有自覺和盲動、英雄和懦夫、強者和弱者的兩重性格。

在當年的大討論中，多數人對這個中國的“於連”嗤之以鼻，高加林被稱作一個利用女人往上爬的小人。其實，他也不過是一個複雜到相當真實的、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不甘命運的安排，左衝右突，苦苦尋找著人生的出路。悲劇命運不是他的錯，覺醒和抗爭也不是錯，錯在他無力改變的社會現實。

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在把高加林罵得狗血淋頭的同時，也把憤怒的子彈對準了扮演者周裡京。那時周裡京正處在表演的顛峰狀態，劍眉星目，英俊逼人。影片中，他穿著破爛的毛藍制服，手扶撅柄，臉上的表情說不出是絕望，頹廢，不甘還是思索——他把一個被人生作弄的農村青年演繹得淋漓盡致，讓人們無比痛心。

影片中，當巧珍蹲在河畔上刷牙，村民們指手畫腳、議論紛紛，彷彿看見外星人一樣驚訝。一直覺得這部電影其實是在說，一個人若想超脫於現實是要付出代價的，高加林是這樣，巧珍一樣如此。她土而不俗，不知書卻達理，自卑而不自賤；她愛高加林，如痴般地愛著，但絕不向愛乞求，她自始至終沒有失掉自己的尊嚴；她恨高加林，但怨而不怒；她曾對妹妹說，“二姐沒念過書，但心裡喜歡有文化的人。”理想如同一個個肥皂泡，如同天空中的白雲遙不可及，巧珍沒有追尋理想的雙翼，只有捧著為高加林納的新鞋，流著淚水嫁給了別人。

上海姑娘吳玉芳，把這個角色演繹得委婉動人，一度成為許多青年眼中“完美物件”的標準。1985年，先天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劉巧珍”，讓剛剛20歲的吳玉芳登上“百花獎影后”的寶座。那時的吳玉芳，婀娜清秀，有望星途爛漫。定睛再看時，她已經與80年代的“乒乓王子”江嘉良結為伉儷，激流勇退了。戲如其人，生活中的吳玉芳也是位賢妻良母型的女性，為支援江嘉良的事業，她甘心退居幕後，為家庭默默奉獻。1997年以後，在丈夫的多次提議下，吳玉芳又重回銀幕，開始接拍電視劇。

然而“巧珍”最好的青春歲月都給了家庭，如今的吳玉芳已不是當年那個讓人心碎的小女子。但這一切都不重要，還有什麼比手握實實在在的幸福更讓人欣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