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康有為和梁啟超，就不得不提起戊戌變法。戊戌變法之前，梁啟超對康有為可謂是極其尊重。戊戌變法之後，一步步和和老師開始了交惡。那麼在這其間發生了什麼事呢，且聽大胖慢慢道來。

光緒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梁啟超初次拜見康有為，便被康有為折服，決定跟隨康有為。梁啟超後來說過: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這句話是啥意思呢，說簡單點就是先生說的話讓我茅塞頓開，就像我睡覺時，一盆涼水澆在我頭上，讓我清醒了。

在後來的幾年裡呢，梁啟超撰寫了大量膾炙人口的救亡圖變文章。在這個階段呢，梁對康可謂死心塌地。讓幹啥就幹啥。梁啟超後來也說過:啟超之學，實無一字不出於南海。康有為又叫康南海，因此這個南海就是說康有為。

然後，維新變法就開始了。結果大家也都知道，維新變法失敗，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

這是個轉折點，之後兩人的關係開始變得微妙起來。在日本期間，梁啟超如飢似渴地閱讀日文書刊，思想發生了大轉變，對康有為的學術觀點越來越不能接受。

康有為這個人，他提倡尊孔保教論，就是把孔子的學說提高到宗教的地位。在維新變法之前，梁啟超對此不支援也不反對。在日本之後，就開始明確的反對。其次，對於康有為一向堅持的託古改制，梁啟超也漸漸視為陳詞濫調。對於康有為自視甚高的《大同書》，梁啟超也不以為然。康有為為人固執，而梁啟超則不一樣，善於學習，容易接受新思想。從康有為和梁啟超兩人的性格和治學精神來看，兩人學術思想的分家是必然的。

然後便是政治上的不同。在維新變法之前，康梁都想在保持君主政體不變的大前提下，著力宣揚變革。但到日本後，梁啟超思想發生了轉變。他認為自由是天下公理，而康有為卻對此深惡痛絕。其次，兩人在救國之路上是改革還是革命又發生了分歧，康有為傾向於建立共和制，而梁啟超卻嚮往革命。1917年，張勳復辟，康有為當上了偽弼德院副院長。梁啟超對此大罵，兩人徹底決裂。

但是康梁兩人始終是政見不同。梁啟超對康有為的師生情卻從未泯滅，始終以師禮事之。

1923年，康有為漫遊至天津，梁啟超聞訊後三次致信康有為，師生兩度會晤，打破了互不往來的僵局。

1927年4月，康有為病逝，梁啟超聞訊後立即電匯數百元為其師成殮。梁啟超宣讀了《公祭康南海先生文》。這篇悼文，情深意切，哀婉動人。

這或許就驗證了那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吧。

不是的。

戊戌變法之前，梁啟超師從康有為，在政治主張上，康梁都屬於保皇派，梁啟超認同康有為的保皇思想，兩人可謂亦師亦友。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梁二人流亡日本，二人的關係陡轉直下。在流亡日本期間，康有為拿著所謂的“衣帶詔”，繼續宣傳他的保皇思想，而梁啟超的政見卻從保皇轉向革命。在這段時間裡，梁啟超與孫中山、陳少白等革命黨人的來往開始密切，受到了革命黨人革命思想的影響。梁啟超還召集其他同學，聯名致函康有為，勸康有為接受革命思想。

辛亥革命成功後，中華民國成立，康有為則努力讓溥儀復辟帝位，而梁啟超則是堅決擁護民主共和。梁啟超還積極參加討伐復辟，並斥責康有為，很顯然這時候二人師生關係幾乎蕩然無存了。

康有為逝世後，梁啟超召集康門第子為康有為舉行公祭，並致悼詞，一方面肯定了康有為早期的歷史貢獻，另一方面也批評了康在復辟帝制問題上的錯誤。

康有為是梁啟超治學和從政的導師，都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他們之間的恩恩怨怨，與近代中國發展程序息息相關。

康有為出生在世代學習理學的封建官僚家庭，但對科舉制度反感，多次參考都未中，對此他也不太在意。後來遊歷了英殖民地香港後，開始鑽研西方的法律制度和科學知識，逐漸成為當時學術和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後來上書光緒帝，提出了改革法律，溝通民情等方案，雖然未被採納，但在普通百姓中引起了廣泛關注。後來年輕的梁啟超拜康有為為師，不僅是梁啟超從政的開始，也是進入學問殿堂的起點。

但是在戊戌變法失敗後，二人逃到日本，康有為繼續宣傳他的保皇主張，而梁啟超漸漸開始接受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思想，政見發生了變化，從此二人走向對立

由於多年受康有為的影響，梁啟超在表面上還是尊敬的態度。

後來，隨著中國經歷了武昌革命，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事件後，二人各自堅持各自的政見，關係變得惡化。

應該說，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國歷史上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人物，都曾為是中國由封建制度轉向資本主義制度做出過自己的貢獻，然而，在歷史的大變革面前，一個僵化保守，一個因時而變，師徒的分歧至最後的分裂也就不足為怪了。

康有為和梁啟超共同領導了戊戌變法，二人既有師生之誼，也有同道之志。“康梁”是近代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那麼兩人的關係是不是一直都很好呢？

圖／公車上書記書影

志同道合

1891年8月，梁啟超初見康有為，被其學識所折服, 決心拜師。在萬木草堂學習的三年間，梁啟超既是康有為的門徒，也是康有為的助手。

1895年春，《馬關條約 》簽訂的訊息傳來，群情激憤，梁啟超受老師之託帶領粵、湘兩省舉人上書請拒籤和約。這就是轟動朝野的 “公車上書 ”，維新運動的序幕就此拉開。“百日維新 ”時期，梁啟超一直是康有為的得力助手, 兩人一同為新政的擬定與推行而奔走。

從萬木草堂到百日維新，這是康梁關係最為融洽的時期，雖然兩人在某些思想和具體主張上稍有差異（梁啟超更為激進），但並沒有原則上的分歧。

圖／梁啟超

貌合神離

戊戌政變後，康有為、梁啟超分別在友人的幫助下，輾轉到達日本。之後，兩人的關係幾經離合，思想分歧也越來越大，逐漸站到了彼此的對立面。

梁啟超在日本接觸到許多西方的學說，觀念迅速更新，他自稱：“啟超至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在1902年發表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中，梁啟超直言：“吾愛孔子，吾更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對此，康有為反駁“教強則國強”，又訓斥他“數典忘祖”，兩人的辯論已經是針鋒相對。

另一方面，梁啟超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往來密切，也引起了康有為的強烈不滿。梁啟超兩次被恩師勒令離開日本，第二次歸日後終於屈服，思想又轉至“保皇”的方向，投身於與革命派的論戰中。

師徒二人沒有徹底鬧翻，但已經是貌合神離，這段時間，梁啟超的思想一直遊離於保皇與革命之間，而康有為始終堅持“保皇”“保教”的主張，一邊主持保皇會的活動，一邊潛心於儒家典籍，為改良尋找依據，修訂、充實《大同書》。

1912年，梁啟超給康有為的告別信中寫道：“……然師平昔事無大小，舉措乖方之處，不一而是，弟子不能心悅誠服，無如何也。”

分道揚鑣

辛亥革命爆發後，康、梁走向公開對抗、正式決裂。

康有為無法接受清王朝覆滅的現實，仍然堅持尊孔復辟，反對共和，思想已經全然僵化。他與袁世凱並非同道 , 卻迎合了獨裁帝制的時代逆流，被當成推波助瀾的輿論工具。

老師還停在舊時代的幻夢中，學生卻已經大步走向新時代。1917年夏天，張勳和康有為策劃了一場復辟清朝的鬧劇，這時梁啟超再也不顧及老師的面子，他在《反對復辟電》中毫不留情地說“此次首造謀逆之人，非貪黷無厭之武夫，即大言不愧之書生”。

這“書生”指的正是康有為。

復辟失敗後，康有為也是滿腔怨氣，作詩道：“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言語之間，竟是指責梁啟超背棄倫常，禽獸不如。

自此，他們從昔日親密無間的師生，變成了勢不兩立的政壇對手。

圖／師生二人合照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康梁二人政治上決裂了，但師生情分仍在。1927年，恩師七十生辰，梁啟超專程前往上海賀壽，親撰《南海先生七十壽言》。不久後康有為病逝，梁啟超聞訊，立即電匯幾百塊錢為其成殮。

4月17日，康門弟子設靈祭師時，梁啟超宣讀了《公祭康南海先生文》，情文並茂，感人至深，過往齟齬不提，只說：“復辟之役，世多以此為師詬病，雖我小子，亦不敢曲從而漫應。”

參考文獻：

徐松榮：《康有為梁啟超關係演變的根源與由來》

魏義霞：《論康有為與梁啟超的關係》

梁啟超（1876一1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梁啟超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1884年（光緒十年）中秀才。1889年中舉。1891年就讀於萬木草堂，從學於康有為，併成為康有為的得意門生。

當年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講學的時候，以梁啟超的學識口才最好，其他諸弟子沒有能及得上他。康有為常以孔仲尼自許，因此就稱梁啟超是顏淵，梁啟超因此得名。康有為的名聲不太好，他好像除了發表言論，倡導新思想，四處結交官員，結社立黨以外，其他的什麼都不會了。而他的學生梁啟超是新會的舉人，喜歡讀先秦諸子的文章，曾閱覽過四庫全書的總目。康有為的強學分會解散後，會里的器皿和房舍都完好無損的保留下來。梁啟超認為這是一個有利條件，就把這地方收拾乾淨，和浙江人汪康年一起辦時務報館。後來，梁啟超在時務學堂任主講的時候，宣傳他老師的種種學說。葉德輝、賓鳳陽、梁鼎芬等群起而攻之，影響很大，康有為的學說最終也無法盛行開來。

甲午戰爭後的賠款使清政府國庫虧空，朝廷就想方設法向百姓收稅。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其中的弊端。可是當時朝廷嚴格控制輿論，大興文字獄，弄得人心惶惶，沒人敢輕易寫文章譏諷當政者。梁啟超不管這些，自從他辦起《時務報》每一期都張口大罵朝廷，把大家心裡想說而不敢說的話都說出來，江蘇以及周圍一帶地方的人都很喜歡梁啟超奇詭的文風，爭相傳看他的著作，銷量達到一萬七千餘冊。藉此，康有為的勢力得以慢慢壯大，羽翼也逐漸豐滿了起來，可這也為後來的災難埋下了伏筆。

光緒二十四年，康受到皇帝召見，促成了百日維新，變法失敗後，流亡國外，這時梁啟超接受了孫中山的新思想，康梁關係逐漸疏遠。康有為在張勳復辟失敗後，不僅不反省自己的過失，反而將怨氣發洩在梁啟超身上，咒罵他為“梁賊啟超”，還寫詩將他比喻為專食父母的梟獍。張勳復辟失敗後，康有為跑到了上海，臨走之前，他留了一封信給張勳，上疏“後會有期”，他的言外之意已經很明確了。政府頒佈通緝令緝拿康有為，幸虧梁啟超相救，他才免於難。

康梁公開辯難及交惡以後，劉海粟等人積極從中斡旋，二人關係有所緩和，1927年3月31日，康有為客死在膠海海濱，享年七十歲。4月17日，梁啟超聯合康門弟子，在北京設靈公祭，含淚宣讀悼文，在這篇情深義濃的悼文裡，梁啟超肯定了康有為早年的歷史貢獻，但也委婉地批評了他在復辟帝制的錯誤。雖然康梁曾由親密走向反目，但他們的師生情誼也維繫到了最後。因此被稱為20世紀以來最負盛名的師徒。

1898年秋，譚嗣同、康廣仁等“戊戌六君子”慷慨就義，喋血北京菜市口，戊戌變法失敗。同時，康有為和他的愛徒梁啟超先後逃到日本，前途茫然之際，孫中山主動聯絡康有為和梁啟超，希望在革命黨與變法派之間尋求合作，康有為拒而不見，梁啟超卻與孫中山徹夜長談，二人甚至商量了合作計劃，這件事，可以看作康、梁師徒分裂的開始。

還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就是在梁啟超與孫中山越走越近的時候，也就是康有為在日本政府驅逐下，不得不逃往加拿大之後，梁啟超給老師康有為寫了一封“意味深長”的信，他在信中說：“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緒皇帝）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量（康有為）春秋已高，大哥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恩師。”

客客氣氣的語言下，卻讓老師“息影林泉，自娛晚景”，無異於規勸老師退出政治舞臺，不要再參與或干預政治上的事情。而且，隨同這封信一起的，還有同為維新領袖的唐才常等13個人的簽名。

康有為收到這封信後，估計臉都氣歪了，昔日的學生和變法同盟，如今卻讓自己退出政治舞臺，其震驚與憤怒，是可想而知的。不過，康有為儘管幾乎出離憤怒了，但他到底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人，收到信後，他什麼也沒表示，既不說梁啟超忘恩負義，也不說自己將東山再起，而是沉默，很長時間的沉默，反倒是各地的保皇派頭頭聽說後，一齊圍攻和聲討以梁啟超、唐才常等人，認為他們是變法的叛徒。康有為與學生梁啟超變法後的關係，由此可見一斑。

當然同，康、梁的關係，曾經是師徒，曾經是非常好的。梁啟超認識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之前，當時，他以17歲的年紀，考上舉人，春風得意。康有為本來已經考上舉人，但他在參加順天府試時，上書光緒皇帝，大聲疾呼說：“強鄰四逼於外，奸民蓄亂於內，一旦有變，其何以支。”結果被考官以“如此狂生，不可中”為由，抽去試卷，因此落榜。

然而，雖然已經落榜，但他的名聲卻因此在舉子中間如雷貫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梁啟超經人介紹，拜會了康有為，與康有為長談一日一夜，興奮不已，一改平日所學，拜康有為為師，成為了康門弟子。

從成為康門弟子開始，一直到“公車上書”，再至“戊戌變法”，梁啟超始終跟隨在康有為身後，以弟子的恭敬態度，侍奉於康氏之前，二人政見相同，主張一致，同赴變法，共同為國家前途、民族命運鼓與呼，最後變法失敗，不得不棲身海外，以求自保。

但是，清朝已經病入膏肓，任有良藥也無法根治，變法失敗，是必然的結果。然而，任何政治變革的失敗，必然會帶來內部的分裂，梁啟超與老師的分裂，關係由好到不好，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為每個人的思想不可能一成不變，而思想的變化必然帶來關係的變化，二人由親密到疏遠、再至分裂，是二人道路選擇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