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司馬光就會談到王安石，兩人都是經天緯地之才，堪稱一朝英傑。兩人本來惺惺相惜，是一對好朋友，然而他們卻在同一段時間活躍於朝廷，並因為政治觀點不同，成為一生的政敵。 在廟堂之上，司馬光和王安石是死對頭，彼此都認為對方的執政方針荒謬至極。彼此都覺得自己比對方高明，比對方正確，比對方更瞭解國情。所以在爭奪權力的過程中，兩人絲毫都不客氣，用各種手段，向對方痛下殺手。鬥爭的結果是王安石獲勝，司馬光從宰相寶座上被趕了下來。 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面對北宋積貧積弱的國力,所採取的措施截然不同,但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抱負是相同的,正因為此,這對好朋友因執政理念的分歧,雖無友誼,但相知甚深。 他們的分歧,是為國為民所憂的責任,他們有同僚,但無私黨。王安石曾提攜支援變法的章惇、呂惠卿,但是最終沒有與他們結成朋黨,並非因為政事意見不統一,更多的是人格上的巨大差異。 司馬光與復仇他的蔡京終沒有結成朋黨,也正因為此。王安石變法不久,遭到許多人的反對,其中有歐陽修、蘇軾、蘇轍等人。 司馬光作為大臣,堅持自己的觀點,當他發現改革可能會給國家帶來災難時,他公開反對王安石變法。而作為朋友,他又三次給王安石寫信,勸諭王安石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藉此“以盡益友之忠”。可是,王安石變法決心已定,皇帝也支援他,司馬光眼見無法改變局面,竟辭去朝廷職務,離開京城隱居洛陽,用了19年的時間編纂《資治通鑑》,以示不問政事。 網路配圖 司馬光在和對方的爭鬥中不能得勝時,選擇了迴避和退讓,而不是伺機報復和惡意中傷。 曾有人勸司馬光彈劾王安石,而司馬光卻一口回絕了他們:王安石沒有任何私利,為什麼要這樣做?以直言敢諫、彈劾王安石而聞名的呂誨去世後,司馬光在為其寫的墓誌銘裡,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悄悄地弄到墓誌銘的鐫本獻給王安石,想中傷司馬光。不料,王安石看後並不生氣,還將鐫本掛在牆上,逢人就說:“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關於變法之爭,他們沒有個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而有為國為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爭。司馬光說:“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王安石也說:“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神宗死後,哲宗即位,十歲的哲宗不懂事,由高太后臨朝執政。高太后一向反對新政,她一臨朝,就把反對新法最激烈的司馬光召到京城擔任宰相。他一當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廢除新法。司馬光執政,王安石也選擇了避讓,到老家金陵退居二線。 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噩耗傳到司馬光耳中,深為悲憾。他預感到王安石身後,可能會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凌辱。他立即抱病作書,告訴右相呂公著:“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譭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甚為恰當,王安石的文章在氣勢上常人所不能及,所發議論多帶鋒芒,無平庸之氣。朝廷根據司馬光的建議,追贈王安石為太傅,諡號“文”。 網路配圖 司馬光入閣以來,鞠躬盡瘁,深得高太后和向太后的信任,因身體虛弱消瘦,但司馬光不以為然,說:“死生命也。”病重期間,昏迷中的囈語說的都是治國安邦的大事,1086年10月,司馬光去世。有遺表呈上,所云都是治世之事,高太后看了更為悲痛,和宋哲宗親臨其喪禮,追贈司馬光為“太師”,封“溫國公”,諡號“文正”。 歷史上對這兩個人的爭議也是一直存在。 其中一人甚至被看作蔡京一般的奸臣，直到近代才扭轉形象。

王安石和司馬光的矛盾，就是保守和激進變革的矛盾，是國事中在財政改革中，保衛國家利益，個人的利益的激烈衝突。

王安石主張極積開源，從大官僚大地主的的身上賦稅中徵收更多稅賦下手。而司馬光維護地主貴族的利益，小心而保守地主張國家治理因從勤儉節流，減輕貧民負擔。

司馬光和王安石共同的人生都是官宦子弟，都曾各自深入接觸遊歷民間，深刻體驗民間疾苦。

王安石從基層一步步用卓越政績，聲譽日隆。驗證體現出必須要”發富民之藏，以救貧民，有可必不得己，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衣田得合多 ，而數倍之者。貧民風不可不恤“，提出各級官吏職責為根據。因在救荒時盡職盡責，完成的工作。廣置廣惠倉，救濟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在自己成為度支判官時，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想以積極地進攻精神，改變國家積弱積貧現實，經濟困守，在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的局面。認為當時官僚們不懂得改法，以效法古聖先賢之道，按部就班，是不會改變社會局面的。要求改革法令，變革財政制度，招攬專業地政治，財政，軍事的人才治理國家的方案，以積極進取，全盤改革，革除宋朝長期存在積弊，扭轉積貧積弱局勢，他的改革方案，損害了很多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

當然與司馬光從直接被任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他不幹後，卻直接到中書省催辦，卻主張節流，反對皇帝大操大辦。指出金堤幹裡潰於蟻穴，白壁之瑕，易離難合。用講歷史，擺利害，曉明大義，從全域性出發，苦苦相勸皇帝要從修身養性，治國政綱是從減輕農民賦稅負擔，各種勞役開始，建議採取一些保守利民措施。從反對皇帝和各和官員的大辦宮宴，賞賜之風，為民著想，罷宴節支，厚和群臣。

與王安石朝氣蓬勃，決心振興國家，採取不顧官僚地主利益，用整套激進大膽的變革方案，整套為國家增收財富，不顧大官僚大地主利益，以國為重，也取得了開疆擴土，收復西北五州的巨大成就。

司馬光向皇太后進言，為了實現廢除新法的政治主張，把反對新法反對者都糾集起來，被貶的劉摯，範純仁，李常，蘇軾，蘇轍等人招回朝中任職，呂公著，文彥博等老臣也被召回任職，把新法比之為毒藥，全部更新，終於全完成了自己廢除新法的夙願，實現了自己穩重平和守舊政治主張，保護大官僚大地主利益 ，當然損害的必定是國家利益。

王安石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為改變大官僚大地主富比強國，中央集權政府卻積貧積弱，為積實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打擊地主官僚使其無法漁利貧民，對豪強進行有效打擊，和限制嚴重侵犯貧民的地主和大官僚根本利益，必然遭到他們強烈反對。在宋神宗支援變法去世後，變法失敗。從而喪失北宋圖強機會。

當時由於北宋文官立國，朝廷官員致仕詔令日見增多，大興科舉，用恩寵制，奉行恩逮於百官，唯恐其不足籠絡政策，導致政府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養兵之策也為兵土雖多，但不精軍。由於西夏獨立，官員土兵的激增，導致社會收入卻不能增多，財政開支的急增，更加使國家入不敷出，加上大興土木，修堂建寺，形成了很多冗費。形成社會矛盾貧富爆發。北宋在國際間軍事格局積弱局面。在名正言順賦稅之外，各種名目繁多苛捐雜稅，給貧民造成沉重負擔，天災人禍使富人大量兼併土地，貧民也喪失生活基本依靠，加上的官僚土地隱瞞土地，使政府的財政賦稅銳減，成為百年之積，惟存空薄場面。

王安石從土地所有者地主官僚收取利益，認為積弱，是不在於開支過多，而在生產過少，是農民無法生產，兼併者的有土地，沒有稅賦，政府又把沉重的傜役加在農民身上，無法生產。應依靠農民去開發自然資源，積極開源，不是消極節流。希望皇帝能政治上大有建樹改變面貌，清丈出大量隱瞞土地，增加政府收入，貧民免除賦稅，得到實惠。這些都和司馬光的節流相左，從此引起兩人直接對撞。

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年齡是這個先後順序。

先說政治地位。按幾人最高的實際地位來算，則是在宋神宗熙寧年間，與“上如一人”的王安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最；宋哲宗年間守舊派領袖，廢盡新法的司馬光（尚書省左僕射）次之；而在宋仁宗時期范仲淹和歐陽修雖然都曾位居參知政事，但當時朝中還有其他如呂夷簡、杜衍等一干重臣耆老坐鎮，決然比不上王荊公、司馬溫公那般獨斷朝綱……

至於蘇軾……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位置大概是中書舍人！主要負責寫詔書......這大概是王安石30歲的時候就幹煩了的事情。其後雖然還履任兵部尚書，但這是個閒職，職能被樞府和吏部瓜分殆盡。再之後就一直遭貶，直到徽宗即位才召他回京，政治上蘇軾無法與前四人相提並論。

再說集團利益。其中，范仲淹和歐陽修算是一個集團，他們兩個之間關係極好，范仲淹作為老大哥，對歐陽修多有照顧。

范仲淹是四人中最早位處宰相的，但在位不久便遭貶黜。（怪不得他，黨爭失敗，杜衍都遭貶，何況范仲淹）慶曆年間，范仲淹曾主持變法，號稱“正本澄源”，其實根本未能觸及深層次的問題，而且不到一年便作罷，意義實在不值一提，唯一能拿出來講的，就是為日後王安石的變法開了一個不好的頭。

而在杜衍、范仲淹先後被貶之後，歐陽修仍然不知進退，連續上書為其力爭，最後也因“朋黨”一事屢屢遭人口誅筆伐。最後還被設計（其實屬實，更為可疑的還有他和他外甥女極為曖昧的關係），以“侵佔外甥女財產”之罪出貶滁州。但在之後，歐陽修又在皇祐元年（1049年）回朝，之後起起落落，幾番風雨，也未能在政治上大有作為。

最後是相互關係。

范仲淹與歐陽修哥倆好，也沒啥好說的；

歐陽修與王安石。最開始二人關係還不錯，歐陽修作為文壇領袖、政壇前輩還和王安石互贈詩文，向韓琦舉薦王安石。後期卻因為政見不合，對新法多有牴觸，在地方執政期間曾拒不執行新法有關工作，致使與王安石在政治上交惡……

王安石與司馬光，則是政治上的死對頭，但在私交上倒也過得去，兩人聯手做出了歷史上鼎鼎有名的“君子之爭”。

但二人為政時可謂斗的不可開交，你來我往之下十餘年苦鬥，司馬光雖然明顯落於下風，但他能夠本著不屈不饒的革命精神，持之以恆的發揮臺諫“風聞奏事”的先進作用，不斷對新法進行阻擾，實在是可歌可泣。所以，王安石也稱司馬光為“流言宗主”……

雖然我們的司馬光同志文采斐然，兢兢業業，但其業務工作能力實在及不上王安石，以至於在王安石當政時期幾乎是黯淡無光，碌碌無為，期間還被貶去西京洛陽，安心編撰《資治通鑑》去了。

這兩人之爭在歷史上已成公案，利害爭議頗多，千百年間朝野之上，江湖一下早已嚼的稀爛，這裡就不多說了。樓主儘可以將其想象成北宋版的，湖人對凱爾特人吧…...

至於蘇軾......則是一朵奇葩……

在變法派反變法派，在守舊派反守舊派，兩邊不討好，一生在朝中都不如意，王安石說他：“華辭誠無用，有吏材則能治人”，連宋神宗都說：蘇軾非佳士。皇上都看不上你，你還能做什麼呢……這一點蘇軾可就遠不如他弟弟蘇轍，看似木訥迂闊，實則明鏡曉勢。

當然，他和歐陽修確實情誼深厚，蘇軾在1057年，被歐陽修欽點為榜眼，據說歐陽修當時還認為所閱之卷乃是弟子曾鞏所做，故意排在了第二，哪知公榜才知自己多心，蘇軾的狀元就這麼沒了……當然這是野史，蘇軾和歐陽修的關係還是經得起考驗的……

這幾位都是大家，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歷史，本來可以和睦相處，琴棋詩酒，相歡到底，可這幾位偏偏在政治上的路線不同。

歐陽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於山水之間，這份飄逸，瀟灑，出塵，頗有仙風道骨，讓人覺得有一股看盡世間百態之相。然而也會讓人產生自顧自的感覺。

而王安石不然，他創造的最著名的歷史事件就是“熙寧變法”。神宗年間，王安石力主變法，為老百姓爭取福利。且不說當時他的具體想法，他推行的新政以“理財”“整軍”為宗旨，涉及面廣，包括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可以說是全方位覆蓋。最最主要的是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牟利進行了抵制。

我們大家都清楚，商人、地主都想在百姓身上撈錢，他們發大財，百姓就要相應的付出金錢，而且數量頗多。這些錢是百姓辛苦賺來的，無端流入地主和大商的腰包，導致經濟滑坡，百姓怎麼生活？宋朝又重文輕武，軍隊建設得不到有效改善，一旦外敵入侵，軍民束手無策。

王安石初衷雖好，但是這一變法，必然影響某些人的利益，那些地主，大商遭到“剝削”，背地裡怎麼罵王安石，可想而知。新政一出，朝中同僚也有反對之人，他們手中也握有土地，徵收富人賦稅，無疑也對他們產生影響，所以他們會玩了命的抵制王安石的變法。當然，變法時產生的副作用還是有的，搞得民怨沸騰。

後來，保護地主階級利益的司馬光盡廢新法，這是王安石不願意看到的，可也萬般無奈。神宗一死，沒人支援他的做法，失敗已成必然。而王安石和司馬光也就成了對立雙方了。

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王安石這首詩雖然寫的是寒梅，現實生活中獨自開的又何嘗不是他自己？

歐陽修（1007年－1072年）、王安石（1021年－1086年）、司馬光(1019年-1086年)，三人均為北宋時期同朝為官的政治家和文學家。

王安石熙寧三年拜相（首相），主持變法，是革新派。

司馬光為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元老，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首相）。以司馬光為首的是反對派（守舊派），其成員有蘇軾、黃庭堅、秦觀等。

歐陽修當年提攜王安石，算是王安石的老師。但其晚年思想趨於保守，也屬於反對派陣營。二人之間雖政見不同,但在個人交往上仍然是好基友。

王安石變法目的不純，夾帶很多私貨，功利性很強。既想掃清思想守舊的絆腳石、查抄其家產為神宗皇帝斂財，緩解財政壓力，同時還希望騰出更多的位置安插擁護自己的人。而支援他變法的宋神皇帝更是有著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扳倒那些心高氣傲的遺老遺少們！

司馬光身份顯赫，既擔憂變法傷及自身，同時與王安石又是“一山不容二虎”的關係。他根本看不起王安石，最後連上五封札子，辭官離京，連神宗皇帝的面子也不給。

神宗皇帝去世後，高太后專權，司馬光重新上臺。報仇的時候到了，司馬光他老人家也搞了“兩個凡是”：凡是王安石創立的制度就要廢除，凡是王安石廢除制度的就要恢復。簡直瘋狂至極、毫無理智了。更加瘋狂的是，王安石時期收復的西北米脂四寨，因為這是王安石的成績，司馬光心裡看著不爽，竟然要求還給西夏！好在連自身陣營的舊黨們都覺得荒唐而普遍反對，司馬光這才最終覺得壓力太大而作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