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邀，風雷以為無論是曾國藩還是孔孟都是凡人，無論你是抨擊還讚揚，他們就是他們。你可以選擇詆譭批判或者是跪拜學習，那都是個人的自由。孔子不是什麼聖人，他其實跟屈原一樣也是鬱郁不得志，屈原懷才不遇憤恨投江，孔子懷才不遇埋頭編書。而曾國藩則審時度勢，投靠清狗，鎮壓同胞，是為“聰明”，大家鄙視他，也不乏有小人學習他。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選擇，能不能“成功”卻不以個人意志而轉移。所謂“天命”一說，就是弱者的藉口，年輕人精力旺盛沒有足夠的閱歷讓他對命運產生敬畏和困惑，往往不會信；老弱病殘無力抗爭，才會感嘆“天命”！其實，孔孟之道偏重於易經中的秩序，輕視或者是故意忽略了規律。以至於後世統治者推崇孔孟之道總是逃脫不了朝代更迭的怪圈。易之道，在於和諧。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當統治者脫離大眾走向極端集權之時，權力就會被顛覆

在北京期間，曾國藩追隨當時的兩位理學大師，一個是蒙古族學者，名叫倭仁，一個是漢族學者叫唐鑑，這兩位當時都是在朝中為官，但是品級不是非常高，從今天來講，就是中央部門的中級官員。但是這兩個人知名度高，原因就是他們提倡傳統的儒家的修行方法，並且身體力行。曾國藩受這兩位學者的影響，也開始按著儒家的方式進行自我修煉，並且一生堅持，所以他後來有那麼大的成就。

從信風水到信天命

曾國藩留下的部分文字，似乎可以證明他是一個無神論者。

他說過：“餘生平不信鬼神怪異之說。”

他在家書中談及風水時說：“我平日最不信風水。”

他還曾表示不信八字算命之術：“八字以理推之，當不可信。若果可信，則天下每年只生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記載，卻證明他是一個相當“迷信”的人。他一生進行過大量“迷信活動”。

幾乎實踐過所有迷信種類：

他精通相面之術，有過大量相面實踐。

他會算卦，經常自己占卜吉凶。

他相信託夢。

他還相信扶乩。

他禳過災。

他還信痘神。

有人認為，作為“千古完人”、“理學宗師”，曾國藩如此熱中風水，似乎不是什麼光彩的事。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

談論風水鬼神，是理學家的本分之事。換句話說，“風水鬼神”是“理學”龐大體系之內的一個光明正大的分支。

除了理學家之外，歷代名人熱衷談命的還有不少。蘇東坡有《東坡志林》，文天祥有《跋彭叔英談命錄》，明朝時劉伯溫為《滴天髓》作注，宋濂作《祿命辨》。華人對命運的興趣，由此可見一斑。

我們翻閱曾國藩家書，會發現一個明顯的特點：曾國藩一生，每於人生道理有所體悟，必汲汲與兄弟們分享。天命說不久也成了他用來安慰疏導曾國荃心理疾病的良藥。

隨著閱歷加深和年齡增長，曾國藩談論天命的語氣越來越肯定，或者說，他對天命越來越‘迷信’。

他開始相信人不能勝天。同治五年他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說：“弟謂命運作主，餘所深信。謂自強者，每勝一籌，則餘不甚深信。”如果說，直到三七開時為止，曾國藩對命運的總結都不無正面意義。然而，晚年曾國藩對命運的迷信卻超越了合理界限，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有時他甚至認為，人就是一個“運氣口袋”，一切皆是運氣為之。“人生皆運氣為主，七尺之身實以盛運氣。”一個人一生壽命、健康、窮富、貴賤，乃至賭博的輸贏、科舉的成敗、軍事的成敗，基本都是由命運主宰的，人力能及者甚少。

首先不管後人如何評價，曾國藩不管是從為人處世，教育子女，馳騁官場還是很成功的。他沒把功勞歸於自己，而是歸於天命。

第二，曾國藩學習儒家思想，但是並不是很相信儒家思想。因為他覺得單靠仁義道德是不能把國家治理好的，尤其是腐敗沒落的晚清。他努力掙扎，企圖挽救即將衰亡的晚晴。也就是盡人事聽天命。

第三，在平定太平天國運動中，他也和同僚說過。儒家思想是平定不了農民起義的，只有看天命。

第四，曾國藩學習儒家思想，但是不是因為相信。而是為了透過利用大多數人相信儒家思想的社會基礎治世。他更注重比較實際的東西，所以也教育子女往學識科學等實踐科學領域發展，所謂盡人事聽天命。自己不斷努力，成敗與否看天命，這種思想放在現在也不落伍。

第五，儒家思想作為封建社會的根基，到了封建社會末期，這種思想已經不再適應當時社會現狀。做到盡人事聽天命，是曾國藩與時俱進的思想表現。

弱弱的問一句：根據後面的問題，你說的六字真言是不那句——“不信書，信運氣”？

這是曾國藩晚年對好友說的話，其實曾國藩治家是在孔孟之道的大前提下開展的，有名的《曾國藩家書》裡面的句子處處體現這一點。我們看幾句：

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堅其志，苦其心，勤其力，事無大小，必有所成。信算命，信風水，皆妄念所致。讀書明理人以義命自安，便不信也。

第一句顯然是倡導像聖賢學習，所謂聖賢之道，也就是孔孟之道了。

第二句不是也和儒家倡導的思想一致嗎？想起孟子的那段話沒？“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成大事者必先吃得下苦才可。

至於第三句完全和“不信書，信運氣”意思相反，強調“義”，信風水那些都是虛妄的。

從這些句子可以看出來曾國藩並不是反對儒家思想，只是晚年的時候思想出現了一些波動，隨口這麼一說。

很多人追求一種東西追求了一生，晚年有時會懷疑自己的堅持是否值得，尤其是像曾國藩這樣善於思考的老人。

據說晚年他的大兒子留洋後，娶回來一個洋媳婦，不知道是不是他因此開始對自己一生推崇的儒家思想產生懷疑的，可能覺得人的命，天註定。堅持了一輩子的東西，被兒子摧毀了。

總之，我覺得我命由我不由天！

先看問題的前半句“曾國藩治家名言只有6字”，這本身就是不對的，曾國藩在家書裡面寫了那麼多有關家國事的文字，怎麼可能只有6字的治家格言呢？“

再看問題的後兩句“不信孔孟之道，為何只相信天命？”這就有斷章取義的嫌疑，我估計，這樣的提法，是來自曾國藩常年同太平天國軍的殘酷戰爭經歷，曾國藩一定和他的幕僚說過“方今亂世，鄉勇來自底層，人心散失已久，要想戰勝長毛，光憑孔孟之道的仁義禮智信是不可取的，要靠真金白銀來收攏人心”，而且據說曾國藩在晚年的時候，回憶自己的一生，也許有幾多遺憾，可是非人力所能再挽回得了，也是為安慰自己的緣故，他常發感慨道：“天命如此。”

我們從《清史稿》列傳一百九十二來看曾國藩：

1.青年曾國藩重孔孟之學，壯年後積極應對洪秀全之變，並不信天命。

曾國藩家世農，透過讀書，累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治義理之學(儒家學問)。他尤其留心天下人材。洪秀全舉兵反抗清廷統治後，曾國藩上了一道奏摺，指出“首在用人”，然後為朝廷推薦了薦李棠階、吳廷棟、王慶雲、嚴正基、江忠源等五名人才。

等洪秀全之變愈演愈烈的時候，曾國藩又上書說：“國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為天下大患。於歲入常額外，誠不可別求搜刮之術，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害......應請皇上注意將才，但使七十一鎮中有十餘鎮足為心腹，則緩急可恃矣。”從這份奏摺，可以看出曾國藩“體恤人民”的孔孟思想，而且指出了撲滅洪秀全之變的關鍵在於精兵強將，不在於兵將之多，可以看出曾國藩的積極思考，積極作為，並不相信天命。

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勢力越來越強大，1853年5月，洪秀全派兵北伐，直指清王朝的統治心臟，當時天下騷動，曾國藩在家為母親守喪，皇帝下旨讓曾國藩到長沙辦團練。曾國藩謹遵孔孟儒家的“三年守喪”之禮，準備推辭。郭嵩燾勸曾國藩說：“你這樣做，將把皇上這個君父（儒家的三綱五常）放在哪裡？且墨絰從戎（守喪期間，為國家參加迫不得已的戰爭），古制也。”曾國藩於是立即訓練鄉勇，曾國藩用禮賢下士的手法“騰書遐邇，雖卑賤與鈞禮。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莫不往見，人人皆以曾公可與言事。”從以上可以看出，孔孟儒家之道深深地紮根在曾國藩的心中。

2.與天平天國軍的戰鬥中，曾國藩不信天命，積極作為

曾國藩在於太平天國軍隊的戰鬥中，曾經困在南昌，曾國藩並不聽天由命，束手待斃，而是積極地派兵遣將，“羽檄交馳，不廢吟誦。作水陸師得勝歌，教軍士戰守技藝、結營布陳之法，歌者鹹感奮，以殺賊敢死為榮。”

後來，太平天國的將領李秀成把清廷江南大營打的崩潰，常州、蘇州相繼失去，對前途吉凶，朝廷人人恐懼猜疑。曾國藩堅定地坐鎮東南，與太平天國進行鏖戰。一年冬天，天平天國軍攻陷了曾國藩大本營的東西兩側，又開始進攻大本營的正面，曾國藩的手下人人恐懼，請求將指揮機關挪移到水面部隊。曾國藩氣定神閒，一面派人尋求援助，一面說：“無故退軍，兵家所忌。”曾國藩身在軍中，意氣自如，“時與賓佐酌酒論文。”可是，曾國藩自己在日記中寫道：“自從到京城當官一直到後來，所遇到的事情沒有比這次更兇險的。”後來，曾國藩為兩米的問題，積極帶領軍隊轉戰並死守休寧，後移駐東流，終於等到曾國荃攻打下安慶。此事，正好慈安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加國藩太子少保銜，命節制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

在攻擊天平天國金陵的戰鬥中，曾國藩帶領的軍隊“疾疫大作，將士死亡山積，幾不能軍。”曾國藩上書自我責備，請皇上降罪。同治皇帝對他說“天災流行，豈卿一人之咎？意者朝廷政多缺失，我君臣當勉圖禳救，為民請命。且環顧中外，才力、氣量無逾卿者！時勢艱難，無稍懈也。”國藩讀詔感泣。這說明，曾國藩和同治皇帝臣君二人都有相信人力能勝天的堅定信念。

3.在練軍為政中，曾國藩秉承“忠誠”“務本”等孔孟之道

曾國藩為了解決清朝官兵“勝不讓，敗不救”的陋習，在訓練湘軍的過程中，“謂必萬眾一心，乃可辦賊，故以忠誠倡天下。”在大破洪秀全之後，捻軍又興起，曾國藩看到了湘軍不適合在平原地帶作戰，於是訓練了淮軍，並將指揮權漸漸地交給了自己的門生李鴻章，親自幫李鴻章出謀劃策，大破捻軍。

曾國藩為政務務本務實，規全勢。他拒絕了俄、美、英、法對他直接出兵援助，但是對於朝廷購買機輪、置船械等強國務本政策，曾國藩則力贊其成。皇上“每定約章，輒詔問（曾國藩）可許不可許，國藩以為爭彼我之虛儀者可許，其奪吾民生計者勿許也。“後來曾國藩“既至直隸，以練兵、飭吏、治河三端為要務，次第興革，設清訟局、禮賢館，政教大行。”　

曾國藩晚年主動離開京城，到兩江任職，“以亂後經籍就熸，設官書局印行，校刊皆精審。禮聘名儒為書院山長，其幕府亦極一時之選，江南文化遂比隆盛時。”從此處，可以看出曾國藩是多麼重視孔孟之道！

　4.從曾國藩讀書、著書、尊重讀書上看，曾國藩積極推崇孔孟之道，並不消極的安於天命，最後春蠶吐絲勤奮的死於職守

曾國藩天性好文，治之終身不厭，“其論學兼綜漢、宋，以謂先王治世之道，經緯萬端，一貫之以禮。” 這裡曾國藩運用的是儒家《禮記》的學問。

他還專門著書，補全了殘缺的那些禮：“惜秦蕙田五禮通考闕食貨，乃輯補鹽課、海運、錢法、河堤為六卷；又慨古禮殘闕無軍禮，軍禮要自有專篇，如戚敬元所紀者。論者謂國藩所訂營制、營規，其於軍禮庶幾近之。”

曾國藩的晚年“頗以清靜化民，俸入悉以養士。老儒宿學，群歸依之......時舉先世耕讀之訓，教誡其家。遇將卒僚吏若子弟然，故雖嚴憚之，而樂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曾國藩重耕讀，這就是孔孟之道“重傳承”和“務根本”的精神。　

清史稿的作者趙爾巽評論曾國藩說：“國藩事功本於學問，善以禮運。公誠之心，尤足格眾。其治軍行政，務求蹈實。凡規畫天下事，久無不驗，世皆稱之，至謂漢之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無以過，何其盛歟！國藩又嘗取古今聖哲三十三人，畫像贊記，以為師資，其平生志學大端，具見於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疆臣閫帥，幾遍海內。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嗚呼！中興以來，一人而已。”從這個評論來說，曾國藩一生奉行孔孟之道的濃厚氣息撲面而來。

所以說，曾國藩是一個躬行孔孟之道的、不安於所謂的“天命”的能臣。

曾國藩十分迷信所謂的天命和運氣，但是在不同的年齡段卻也有著不同的變化。比如在壯年時期，曾國藩曾說：“我的名譽、功業和文章都是來源於運氣，但是如果沒有良好的自信，運氣也是靠不住的。”儘管在壯年時期，曾國藩強調自信心才是重點，但是到了老年，他的自信心就逐漸消磨殆盡了。其實這也難怪，當他回首自己一生的時候，基本會被自己當初的選擇嚇得冷汗直冒，如果當初一步走錯，那麼就會滿盤皆輸，因此曾國藩的6字治家名言儘管看起來和他畢生所學相矛盾，但是卻也是他一生的寫照。

曾國藩號稱儒家二個半聖人之一，精通孔孟之道，並且以此寫了大量的曾國藩家教訓。

但是到了晚年，經過對人生的總結，他卻將這些孔孟之道全部棄之不用。對人總結家教之法，苦笑著無奈說了6個字：“不信書，信運氣。”

為什麼會這樣呢？

1、首先，孔孟之道不是成功之學。而前面6字對人總結的卻是成功之學。

2、曾國藩的家書系列，是做人之學，也就是說孔孟之道，其實是做人之學。

3、儒家學說，是修養之學，是基礎，基礎需要人人遵守。

4、在些基礎上，如果要建立豐功、成名，確實需要運氣。

5、書上的東西，其實就是修養之學，書上的東西而且以儒家為主，引人向善，但不引人成功、名就。

6、晚年的曾國藩，確實對人生的經驗更豐富，發出更多實用的感慨，也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