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載道”是一種文學主張，貫穿中國整個古代文學史，客觀看，其利弊互見。

“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至高無上地位和價值，但很模糊，有時指宇宙間最高原則和規律，有時指人世間公平正義，有時又指人的行為規範。“文以載道”所謂的“道”，是指古代聖賢所主張和宣揚的思想觀點，在實踐中基本等於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

“文可以興，可以群，可以怨。”“文以載道”確實發揮了很好的社會傳播效應；但是，它的弊端在於“替聖賢立言”，阻礙了思想進步，扼殺了後世人們的是思考，也使文學陷於陳陳相因，固化說教。

還沒人來回答，那小阿蠻來拋磚引玉吧。

這是一個很大，也是很有爭議的問題。

至少在最開始一直到漢魏六朝時期，“文”的概念是很寬泛的，意思包括記號、花紋、文化、文明等等；六朝之後，才出現了我們現在所說的“文學”這個詞。但是這時候的文學，也是和經學、史學、玄學相對而言，也還不是我們現在的文學作品這個概念。甚至到了唐代，“文”也是和“詩”先對，詩是詩歌，文是散文和韻文，也是和我們今天說的文學不一樣。我們現在說的文學，內容包括：小說，詩歌，散文，雜文，戲劇等這些細分的門類。

至於“道”，這有兩種。一個是儒家的道。儒家偏向於把“道”解釋成崇尚仁政教化的仁義之道，也就是仁政和王道；二是道家的“道”。道家主張宇宙萬物皆有道。這是什麼呢？其實就是自然之道。就是自然萬物，都有它自身執行的規律，通常是無為而無不為。

這樣，後世的文與道，就有了兩種不同的解釋：第一是文與道相輔相成，偏於形而上的解釋；第二，文是道的工具，偏向於實用論。

文以載道這個詞，是宋代的周敦頤提出來的，全文引用如下：

意思是說，文章是道的載體。就像什麼呢？就像車載著人一樣。要是車不載人（作用），那麼，即使這輛車再美，再豪華，也是徒有虛名，沒什麼用的。

其實在周敦頤之前，歷朝歷代對文與道的關係已多有論述。唐代的韓愈柳宗元，主張儒家之道，說的是文以明道，文以貫道。他們是把文學和道德聯絡在了一起；到了宋代，程朱理學稱為主流，這時候開始出現了文學只是教化的工具這樣一種主張，比韓愈他們更進了一步。直到周敦頤文以載道的出現，徹底將文學客體化，道是主體。如果沒有了道，那文就無從談起。

自宋代尤其是南宋之後，理學成為統治思想。於是，周敦頤主張的這個文以載道就開始盛行於世了。明清兩朝，都有很多人主張這個觀點，比如宋濂、方孝孺，章學誠，葉燮以及桐城派。這樣一路發展下來，文學徹底淪為政治道德教化的工具。以至於新文化運動時期，出現了大批反對、批判文以載道的文章；當然也不是說明清時期所有人都主張文以載道，比如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就反對形式主義的作品，而主張“致用”。他們的致用主張，是比“載道”的含義來得寬泛的。

以上便是文以載道在中國歷史程序的一個演變。

文以載道最早見於宋•周敦頤《通書•文辭》：“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意思是說“文”像車，“道”像車上所載之貨物，透過車的運載，可以達到目的地。

其實，“文以載道”是中國古代文論的一種觀念，是對文學作品中“文”與“道”關係的一種概括。最初的說法是“文以明道”，文以明道的思想在《旬子》中已初見端倪，在其《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荀子把“道”看做客觀事物的規律，又把儒家的“聖人”看做是客觀規律的體現者，是總理天地萬物的樞紐。因此，要求文以明道。

漢代的楊雄進一步提出遵循自然之道的問題，並認為儒家的聖人及其經書能夠最好地體現自然之道。所以，又把明道與“宗經”、“徵聖”聯絡起來。這些初步的明道思想對以後的南朝文學理論批評家劉勰產生了直接影響。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設有《原道》篇，更加明確地論述了文以明道的問題，“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強調了“文”是用來闡明“道”的。

唐代古文運動為了反對六朝文學的綺靡之風，曾把“文以明道”作為理論綱領。古文運動的先驅柳冕曾說過：“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及道則氣衰”。韓愈作為古文運動的領袖，在他的詩文中雖有“文書”、“傳道”的字眼，卻沒有正式提出“文以明道”。他的門人李漢在《昌黎先生集續》中概括“文”與“道”的關係時說：“文者，貫道之氣也”，這裡實際上反映了韓愈的文學思想。韓愈以儒家“道統”的繼承者自居，他所尊崇的“古道”就是“堯、舜、禹、湯、周公、孔、孟之道”。但是，韓愈作為一位文學家，他重“道”並不輕“文”。柳宗元也主張“文以明道”，他曾說：“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在“文”與“道”的關係上，韓愈和柳宗元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兩人對“道”的理解有所不同。韓愈重在提倡“古道”，以恢復自魏晉以後中斷了的儒家“道統”；而柳宗元則比較注重治世之“道”，從社會需要出發，重在經世致用，比韓愈的“道”更具有進步意義。

宋代古文運動的代表人物歐陽修繼續沿著韓愈的方向，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向前發展了一大步。韓愈所講的“道”除了“仁、義”外，就是《大學》裡講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及“齊家、治國、平天下”，比較抽象。而歐陽修則反對“舍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主張從日常百事著眼，“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並且還主張“載道”要能“載大”，即反映歷史上和現實中與國家、社會有關的大事件。唯有“載大”，才能“傳遠”。在“文”的方面，歐陽修明確認識到“文”的相對獨立性，指出“有德未必有言”，強調應當“文與道俱”，反對重“道”而輕“文”。

宋代理學興盛，理學家們不是“道”而輕“文”，就是將“文”與“道”對立起來。北宋理學家周敦頤是第一個明確提出“文以載道”的人，但他所說的“文以載道”與唐宋古文學家不同，他把“文”當成“道”的運載工具，“載道”如同車載物，車是車，物是物，這比起古文學家“文”、“道”結合的主張顯然是一種倒退。周敦頤在《通書》中又說：“聖人之道，人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從中表現出明顯的重“道”輕“文”的傾向。周敦頤之後，程顥、程頤將重“道”輕“文”的主張向更片面的方向發展，甚至認為“作文害道”，完全把“文”和“道”對立起來。南宋理學家朱熹則把“文看成是“道”的附庸和派生物，他說：“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又說：“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為末。”他主張“文”統一於“道”，反對歐陽修等人的說法。朱熹認為“道外無物”，沒有離開“道”而存在的“文”，“文”是“道”的表現形式或反映。從內容和形式的關係來看，這種觀點有合理的成份，但也帶著理學家排斥純文學的偏見。

程、朱之後，理學成了儒家的正統。在此以後的幾百年中，對“文”與“道”關係的種種見解，主要表現為宣揚理學與反對理學的鬥爭。明清時期，反理學的鬥爭十分激烈，李贄對於“假道學”的批判在當時產生了重大影響。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等人，都大力反對形式主義的作品，主張“明道致用”。黃宗羲提出：“文之美惡，視道合離”。顧炎武認為“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他們所說的“道”，與理學家脫離實際、空談心性的“道”是不同的。

清代的章學誠對六朝以來關於“文”與“道”關係的論爭作了總結，他的《文史通義》有《原道》三篇，專門論“道”。他反對“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藉以言道。”，這是他論“道”的基本觀點和基本精神，也就是說，作文章要從實際出發，合乎時代的需要，使“文”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這樣的“文”就符合“道”的要求，並達到“文”與“道”的統一。章學誠也很重視“文”的特點與規律，他說：“蓋文固所以載理，文不備則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理。”“文自有理”，這肯定了“文”有本身的特殊規律，不是“道”的附庸。在封建時代的文學評論家中，章學誠的“文道統一論”被認為是古代文論中比較突出的。

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導思想是儒家學說，它滲透於中國幾千年社會的方方面面，自然也深深地影響到中國文學。

“文以載道”在中國文學創作中始終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對中國古代文學客觀上產生了深刻影響。

首先，這種思想強調了文學的教化功能，為古代文學表達思想注入了政治熱情、進取精神和社會使命。在唐代詩人中，杜甫憂國憂民，對儒家仁政理想的不懈追求、對國家人民命運的深切關注成為杜詩的核心內容。即使是詩仙李白，也在詩中強烈表達了追求功名事業，而且明確要以孔子作《春秋》作為自己文學事業的典範。至於唐宋古文運動的巨大成就，更是在“文以載道”的思想指導下取得的。還有眾人皆曉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一旦剝去其歷史的、傳奇的、神魔的外衣，其呈現給我們的就是忠奸、正邪、善惡之間的鬥爭，顯示了作家執著於社會現實的倫常。

其次，“文以載道”也給中國古代文學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這種與政治過於貼近的關係和單純的教化目的，使中國文學中相當一部分作品充滿了枯燥的說教內容，從而嚴重影響了作品的芝術性。它使文學在一定程度上淪為政治的附庸，從而削弱了其主體意識和個性自由。

人最難描述的是思想，把話講給別人聽容易，但是把思想講給別人聽難。現代有個說法叫做“這個世界上有兩件事是最難的，一件事是把自己的思想裝進別人的腦袋，另一件事是把別人的鈔票裝進自己的口袋”。關於思想的表述，也是在講思想傳遞的困難。

但是總得有某種事物去扮演這個角色，文字的發明就給我們創造了最大的可能。因為可以將思想化作文字，寫出來，讓更多人看得到，進而理解、接受。但其實這只是思想傳遞的一種方式而已。音樂、繪畫、舞蹈等等藝術形式也是可以的，甚至效果更高。因為文字的發明距今不過幾千年的時間，人類對於文字的理解都是後天才能慢慢培養出來的。但藝術就不同了，透過聲音、畫面之類的方式傳遞的思想，早人古猿時期就可以。這也是傳統教育，讓我們一定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三個字提到了和文字沒有關係的行為，足見非文字方式對個人思想傳遞的重要意義。

“文以載道”的意思是說“文”像車，“道”像車上所載之貨物，透過車的運載，可以達到目的地。文學也就是傳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這樣的文學觀念偏於文學的教化目的。

韓愈文章的特點之一是“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或“鯁言無所忌”，也就是敢於講話，而且敢講真話。這個特點是和他積極的政治態度分不開的。他的幾篇奏疏都是敢於揭發事實，敢說“群臣之所未言”的話。

韓愈的文學理論和主張

提倡“文以載道”和“文道結合”，反對六朝以來的駢偶之風，提倡先秦、兩漢的散文，文學上主張“辭必己出”，“惟陳言之務去”。

其實在韓愈之前，很多古代的文人就已經提出了“文以載道”這種理論了。

韓愈提出“文以貫道”，這裡“道”指的是“聖道”，是儒家義理。他是提倡古文的，並與柳宗元發起了古文運動，其目的是恢復儒學道統，復興儒學。

提出這個理論的背景是因為當時流行駢文。駢文常用四六句，而且非常講究平仄韻律，雖然這樣的句式看起來工整，讀起來朗朗上口，但是重形式，輕內容，容易堆砌辭藻。這種文章讀起來是什麼感覺呢？拿現在的文章舉例，就是“在這個憂傷而明媚的三月，我從我單薄的青春裡打馬而過，穿過紫堇，穿過木棉，穿過時隱”“凡世的喧囂和明亮，世俗的快樂和幸福，如同清亮的溪澗，在風裡，在我眼前，汨汨而過，溫暖如同泉水一樣湧出來，我沒有奢望，我只要你快樂，不要哀傷”

韓愈等人為了改變當時的文風，倡導了古文運動，“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題歐陽生哀辭後》），柳宗元也說過：“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彩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從這一點來說，改變了當時文壇寫文章的形式主義，使文章更重於表達思想，有真情實感。

當然從另一點來說，韓愈曾說過：“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 （《爭臣論》），我覺得這點說明他提倡的“文以載道”實際上也是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但是晚唐時期，華麗淫靡的文風逆襲，於是到宋代，又出現一群人呼籲“文以載道”。

比如說周敦頤，就是寫《愛蓮說》的那個人。在《周子通書·文辭》裡說：“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

這裡的“道”，指的是儒家倫理道德，“文以載道”就是寫文章要宣揚儒家的倫理道德，寫文章不能只是文辭漂亮，內容有道才是好文章。

“文以載道”這個理論我覺得放到今天也是可以學習的，我們可以把“道”闡述為道理，思想，即寫文章要有思想感情，不能是空洞的。《文心雕龍》中有說：“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

它是一項揉和了閱讀理解、寫作分析，最後用演講的方式表達出來的多維技能。

“道、法、術”三個層次在不斷的實踐過程中讓我體會到了如果沒有“道”的指引，“法”和“術”根本不足為道，如果你沒弄明白一次講書想產生怎樣的情感連結就匆匆忙忙的開始，那么即使你的稿件再精彩、現點再新穎，也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

我就曾經組織過一次不算成功的分享會，因為事先並未對活動目的做明確的通知和確認，導致後來的活動有點失控，話題偏離了預期的設想，自然結果也並沒有達到理想中的效果。

這就好比我們先不著急去學一項技巧，而應該先想明白為什麼去學這個東西，學了以後你打算做什麼呢，弄明白了“道”的問題，“法”和“術”只是順其自然、水到渠成而已。

文以載道。

本意是文章是用來傳播道理的。

這是古人對文學的一種解釋。認為文章的本質意義就是授人以漁。顯然這對於一般寫作者要求有些太高。當然這種想法是美好的。也值得努力。不過還是有很多文章不需要講太多道理的，有時候個人的情緒宣洩也是應該的。但是，注意思想健康，不可宣揚鼓吹太過低階的思想。文以載道，不僅僅載著道理，還載著一個人做人的道。總有比你文化低的人存在，如果他們讀了你低階思想的文章豈不是不好。所以文以載道，不止是在文章裡講道理，自身行為也要有道。

中國古代文學家提倡詩教，企圖以文學作為推行教化的有力工具。

“文”是手段，“道”是目的，“文”都是為其“道”服務的。這種傳統被表述為“文以載道”或者是“文以貫道”，不但成為歷史文化的共同準則，而且成為整個古代文學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