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一般的隱士，真正目的並不是做隱士，而是透過這種方式來提高自身的價值，讓別人認為自己能力更大，但是淡泊名利，這樣的人用起來既放心，又對主君忠心，無形中就把自己跟別人分開了。這其實也是一種營銷手段。畢竟，古代不像現在有網路，有媒體，所以古代想讓自己出名更困難。於是，就要做隱士。找個犄角旮旯但是環境優美的地方躲起來。但是，一定得跟自己的好朋友時不時討論一下時下受大眾歡迎的問題，然後把犀利的觀點說出去，這樣大家都知道有這麼個人，對時事很有看法，很會處理問題，卻視金錢如糞土，就喜歡和朋友談天說地。要麼時不時寫幾首詩文或好字流傳出去。不過，這些字畫什麼的要麼是免費送給朋友的，要麼是高價賣給收藏家的，千萬不能便宜賣給一般人。所以，這些都是打著隱士名號的謀士，要真的是隱士，誰會讓別人知道！再不然，就是把自己的格調提起來，一定要讓大家覺得自己不是一般人。

如諸葛亮，姜子牙，水鏡先生。

這個與中國的“天人合一”學說有關。考證中國古名“桃花石”可知，中國是“大而古老”的國家、部族。由於古華人崇尚文化，摸索出一套理論，即人與自然規律合一才是生存之道。中國的高人是這種學說的繼承者，他們認為個人在規律面前是渺小的，他們同時認為取得成就是按規律辦事的獲得，故他們不肯突出個人從而影響後人正確認知規律。這是高深的修養，這是文化的積澱，玩個人崇拜是華夏別種的做法，中華正種有另外的治理套路，不需要張揚個人。

“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中國古代隱士表面平靜的外表下大多隱藏著一顆“躁動的心”，實則希望遇到伯樂，能夠為平定天下、治國安邦效力；實在不行，則用自己所做的學問來為社會發展服務。揭暄就是中國古代隱士的傑出代表，他是抗清復明的戰將，明亡後遭到清朝統治階級封殺，不得不隱居不仕，致力於軍事和科技著述，一生著作等身，他從救世轉而學理，由兵學到天學，雖然沒有實現平治天下的宏大抱負，但其兵學、天文學、哲學等經典著作，蘊含豐富的軍事思想、哲學思想、科學思想、和諧思想，至今閃爍著明亮的智慧之光，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都有很好的研究價值和很高的借鑑作用。

隱士有很多種。有真隱、全隱的：如晉宋年間的宋炳，元代的吳鎮等，從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徵召也不去，也不和官方打交道；有先官後隱的：一種是因為社會太黑暗，官場太腐敗，士人不堪，辭官隱居，如陶淵明。還有一種是因為改朝換代所致，如抗清復明的將領揭暄，明亡後不得不隱；有假隱的：如明代陳繼儒，雖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寫詩譏笑他：“翩翩一隻雲間鶴，飛來飛去宰相家”；有名隱實官的：如南朝齊梁時陶弘景，人稱陶隱士，雖隱居山中，朝中大事還向他請教，被稱為山中宰相；無奈而隱：此類人實際上最熱心於時局，如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等人，他們隱居只是為了表示不與清王朝合作，實際從事最激烈的反清鬥爭；有真隱而仕的：此類隱士在隱居時基本上都是真隱，但當時機來臨時就出山，沒有時機就隱下去。如殷商時的伊尹，商周時的姜尚，元末的劉基，名氣最大的當屬諸葛亮。

在中國古代，有名的隱士還有：

許由（生卒年不詳），是堯舜時代的賢人道家前身。帝堯在位的時候，他率領許姓部落活在今天的行唐縣許由村一帶活動，見到了賢人許由，便想傳位於許由。許由認為這是對他的一種羞辱，便到潁水河洗他的耳朵。至今河北省行唐縣有一村名叫許由村，據《行唐縣誌》記載：“為傳說‘唐堯訪賢’中的賢人許由的故里，因名”。而隔河相望的村莊叫潁南，許由村在潁水河北面，潁南在潁水河南面，潁南因此而得名。

巢父傳說中的高士，道家前身。因築巢而居，人稱巢父。堯以天下讓之，不受，隱居聊城(今屬山東省)，以放牧了此一生。聊城古有巢陵，為巢父葬處，在今聊城市東昌府區許營村西北二里許。聊城縣治曾移此。其墓旁傳為當年巢父遺牧處，為聊城古八景之一，曰“巢父遺牧”。

列子（公元前450年—公元前375年即戰國年間，享年不明），戰國前期道家代表人物。名列寇，又名列禦寇（“列子”是後人對他的尊稱），華夏族，周朝鄭國圃田（今河南省鄭州市）人，古帝王列山氏之後。先秦天下十豪之一，著名的道學者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

莊子，莊子姓莊，名周，字子休（亦說子沐），宋國蒙人，先祖是宋國君主宋戴公。他是東周戰國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文學家。創立了華夏重要的哲學學派莊學，是繼老子之後，戰國時期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是道家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張良（約前250—前186年），字子房，戰國晚期南韓都城新鄭（今河南省鄭州市新鄭市）人，秦末漢初傑出的謀士、大臣，與韓信、蕭何並稱為“漢初三傑”。張良的祖父、父親等先輩在南韓的首都陽翟（今河南省許昌市禹州市）任過五代韓王之相。曾勸劉邦在鴻門宴上卑辭言和，儲存實力，並疏通項羽叔父項伯，使劉邦得以脫身。後又以出色的智謀，協助漢高祖劉邦在楚漢戰爭中最終奪得天下，幫助呂后扶持劉盈登上太子之位，被封為留侯。

有名的隱士還有很多，限於篇幅，在這裡我要著重介紹一下揭暄。

揭暄是明末清初中國傑出的思想家、軍事家、哲學家、天文數學家和西學家。

揭暄是清代著名的科學家，中國清代44位科學家，揭暄名列第19位。揭暄有多部天文學、地理學著作傳世。揭暄是中國清朝唯一一個繪出“月面圖”的人。揭暄是中國清代最有影響的天文數學家。伽利略是西方第一個使用望遠鏡觀測天象的，徐光啟是中國第一個使用望遠鏡觀測天象的，揭暄是江西第一個使用望遠鏡觀測天象的。為精察明辨宇宙的奧秘，揭子博覽群籍，考據精核。晝則運籌推步，夜則仰觀星象。整個心思無時不在日月星辰間遨遊神馳。經過五十幾個春秋的拼搏，於1684年完成了《璇璣遺述》鉅著。揭暄指出：“天在太虛，如一塵之舉。地在天中，如一塵之停。”“天體圓，氣亦圓，故所生之物必圓。竹木形長，長而圓；禽獸形橫，橫而圓；人身頭面手足，具各種形而皆圓。天圓則地圓，天地圓則無物不圓。”揭子創立的“天外皆天，天內皆天”、“天球無數”、“無始無終”、“天地大矣，無邊無際”的字宙無限論，否定了哥白尼關於太陽是宇宙的中心的說法。其研究成果顯然超出了哥白尼的研究領域。在西學刺激下，揭子以氣本論為基礎創造性地形成了一個完備的宇宙體系——以元氣漩渦說為核心的新渾天說。而且給出了動力機制。針對儒家格物和西方自然研究的一些不足，揭暄對元氣旋渦、歲差、左旋、金水星的運動、潮汐以及西方的三際理論提出了獨特而新穎的觀點。這在整個中國古代都是非常獨特的。在中國科學史和中西交流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此書在清初影響極大。以至成書之後“爭傳者幾履滿戶外矣”。受康熙帝賞識的著名天文數學家梅文鼎讀後，手抄其精語另為一卷，名為《璇璣尺解》，稱其“深明西算而又別有悟入。其言七政小輪，實為古今所未發。”並把他與湯若望（ＳCHALL VON BELL）、穆尼閣（N.SMOGOLENSKI）及王錫闡一起並列為當時四大天文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鑑於梅文鼎在清代的地位及其對揭子著述的垂青，使得揭子的書後來一版再版。像揭暄這樣能通中西而成一家之言的極為少見。時人對揭暄的讚譽不在於他對西學的吸取上，而在於他能超越西學有所發明創新。梅文鼎、方以智也是從他超越西學的角度來稱讚他。方中通將此書看作超越中西天學的著作。無論比之中國的天學還是西方的宇宙論，它都是一部創新之作。故方中通又將此書命名為《寫天新語》。在數學和地理等領域，揭暄亦有很深的造詣。日本《數學大辭典》還載有揭子的條目。此外，揭暄還著有《道書》《射書》《帝王紀年》《揭方問答》《天人問答》《周易得天解》《星圖》《星書》《火法》《禹書》《輿地圖》《水注》等，涉及軍事、天文、地理、歷史、哲學多個領域，真知灼見，甚為海內外學者所推崇，至今還有很多國內外學者在研究揭暄的天文學、氣象學乃至西學。

揭暄是哲學家、思想家。揭暄有哲學專著《揭子性書》傳世。揭暄的哲學思想還散見於他的其它著述之中。《揭子性書》是揭暄以傳統心性之學為主題，綜合儒佛道各家學說撰寫而成的。該書由外及內，從宇宙到人心，絲絲入扣，環環相連，具有很好的系統性，是一部很新奇的著作，是揭子學術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書中閃耀著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揭子闡述了各種性的本質，並作了唯物化的解釋，認為都是氣的各種表現。指出：“真心即性，真性即心”。揭暄對古代的心性之學，尤其是宋明理學頗有異議，認為他們並沒有滲透心性學之根本。在程朱理學中，“總天地萬物之理”是太極，而萬物中又各有太極；無極只是太極的極致，是無之中的至極之理。揭子認為這種理論太過簡單，因此他在卷一中指出性始於虛初，之後依次為太虛、天天、天、天地……性根，然後才到性，之後為心，對宇宙到人心進行了細緻的分疏。揭暄還對儒佛道各家經典的性命說進行了點評，指出其中的種種不足。揭暄認為，性理之學已經失傳很久，他所要做的就是不避天地忌諱，闡明心性之學。揭暄不但對先儒性理之學提出了批評，在天學上也對前人多有不滿，因此撰有《昊書》。《性書》的主題是心性之學，《昊書》則是言天地萬物之書，正如作者所說，兩書實相表裡，應一起參閱。揭暄自認為他在這兩部書中已把天地間的道理說盡。其友謝毓玄讀其著述後頓有豁然開朗之感。在《揭子兵經》一書中，有很多篇章闡明瞭揭子豐富的軍事哲學思想。比如：揭暄用樸素的唯物主義自然觀解釋古代的天文術數。他認為風雨雲霧是一種自然現象，其產生與社會活動沒有必然聯絡，但人們可以利用這些現象為社會活動服務。揭暄明確提出了軍事事物具有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的兩個方面。他對軍事上的許多問題都能從正反兩方面來論述，強調我用計，敵亦用計，我變敵亦變，只有考慮到這一點，才能高敵一籌，戰而勝之。揭暄認識到事物之間的相互變化，主張以變制變，活用兵法。他認為陰陽、主客、強弱都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指出用兵要善於隨機應變，因敵之巧拙，因己之長短，因將之智愚，因地之險易而靈活用兵。

此外，揭暄的西學成就在當時也是無人可以比肩的。對於西學，揭暄既不同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人出於信仰全盤吸收，又不同宋應星、王夫之、楊光先等人自我封閉徹底排斥；既不同王英明、熊明遇不太加批判的吸收，也不同方以智的“淺嘗輒止”，與遊藝自然研究的龐雜。他在批駁西學的基礎上超越西學並塑造自我，向更高更遠更深的方面拓展，因而總是看人所不見，想人所不想，發人所不發。形成的兵學和宇宙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為罕見。所謂旁觀者清，西學這個他山之石成為揭暄鍛造自身理論的鏡鑑。揭暄之所以在兵學研究上有過人之處，與他多年的作戰實踐和通曉哲學、西學特別是科技有關；而揭子的宇宙論明顯優於同時代的人，又與他敢於懷疑和創新的儒將性格以及精通軍事、韜略滿腹和思想新銳敏捷有關。劉亞洲在《百歲空軍》一文中說：“軍事需要科技。科技反過來又推動軍事革命。二者是雙胞胎。”揭暄就是軍事和科技這對雙胞胎的化身，因而他的兵學和天文學著作才能別有創意高人一籌。《揭子兵經》、《揭子戰書》、《兵法紀略》、《璇璣遺述》等經典著作，是揭暄在中國的軍事、科學史上書寫的濃墨重彩的一筆。同時也將一個集軍事理論、作戰實踐、宇宙論、哲學、科學、西學於一身的立體的揭暄展現在世人面前。

雖然揭暄這麼優異，但在軍界、科技界之外，知道他的人並不太多。原因很簡單，因為揭暄是抗清復明的一代戰將，是清朝統治階級封殺的主要物件。即使到了民國時期，在編寫《清史稿》的時候，也許還是考慮到揭暄是抗清將領的原因，竟對他的抗清活動和為父報仇的事隻字不提，只簡略介紹了他在天文學上的貢獻。不知是揭暄獨特的人生經歷、人格魅力，還是因為其著作影響實在太大的緣故，清朝思想家、史學家魏源等人硬是冒著被革職甚至斬首的危險，將他的兵學、天文學著作收入到《清經世文編》、《皇朝經世文編》、《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和《續四庫全書》等大型辭書中。

中國文化崇尚“天人合一”，即人與自然規律合一才是生存之道。中國歷史上的名人認為個人在規律面前是渺小的，只有按規律辦事才能獲得成功，故他們在時機不成熟隱居起來，等待時機，這是高深的修養與文化的積澱。

仕與隱的一直是中國文人志士的一大困擾，由此矛盾產生的隱逸心態也隨之盛行。其實，生長於中國名士身上的“隱逸之風”自古以來就一直存在，他們或身歸 于山林，或朝野於庭而隱於內心。隱逸之風最盛行的魏晉時期。 在這個戰馬嘶鳴的時代，也是名士仕與隱矛盾衝突表現得最為強烈的時期。生長於戰亂年代的魏晉文人在怎樣的境界與狀態 之中找到自己的歸宿？魏晉名土不可能強烈地持有儒家積極入世的觀念。 但由於對中國仕途文化長期的，魏晉名士也不會 完全採取老莊的無為之思。中庸之舉，就是將積極人世與無為之思想結合，身在山野而 心向國泰民安，抑或是身在朝廷而心歸於山林。被鍾嶸譽為“太康之英”魏晉名士之一：陸機。 由於受到父輩思想的灌輸與薰陶，陸機一生執著於功名的追逐，然 而政治的黑暗卻將他為國效勞的忠心一再地打人牢底。當人世之心被政治權力所阻擋之時，陸機的隱逸思想就跳了出來，他在 《幽人賦》中就寫道：“世有幽人，漁釣乎玄渚，彈雲冕以辭世，披宵褐而延佇，是以物外莫得窺其奧，舉世不足揚其波，勁秋不能凋其葉，芳春不能發其華，超塵冥以絕緒，豈世網之能加？”雖然陸機思想中的隱逸層面還未表現得過於強烈，然而他出世與 入世的心理變化也能夠代表魏晉時期名士仕與隱的矛盾心理了。 為了保住身家性命，也為了在清明的政治勢態到來之前能夠暫時退卻，魏晉名士多數選擇了歸隱山林。昏暗的政治時局終不會持久，大一統的國富民強時代也終究要來臨。中國文人歷來所具有的人世之心也會在這政治賢明之際再度出野，正所謂“窮 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骨子裡的人世之心最終還是要顯露于山水之中，而山清 水秀的隱林生活也只是多數名士想要大展宏圖的一個過渡階段。 因此，雖然有名士終身 歸隱於此，卻有更多的仁人志士最終還是走出了山林。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