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49年，對於大明王朝來說是艱難的一年，北方的瓦剌大軍來犯，御駕親征的明英宗率領20萬大軍，卻被瓦剌大軍包圍在土木堡，最終明軍被瓦剌大軍擊潰，連英宗皇帝都成了瓦剌的俘虜，而且瓦剌以英宗作為人質進逼北京城下。

大明已經處在了崩潰的邊緣，首都附近的軍隊都已經在土木堡一戰之中被全殲，防守空虛，皇帝被俘虜，眼看首都也要不保，一時間人心惶惶。

為了應對眼前的困境，監國朱祁鈺召叢集臣商議對策，一個叫徐埕的大臣提議南遷避敵，這個建議遭到了時任兵部侍郎于謙的斥責，于謙提議“凡是建議南遷的都該殺”，其餘大臣也表示贊同于謙的觀點。

事實證明，于謙並不是那種只會講空話的書呆子，他雖是文官，卻通曉軍事，登基繼位的景泰帝朱祁鈺任命于謙為兵部尚書，負責京城的防守。

于謙整頓軍備，安排京城的剩餘兵力進行防守，並且派人到附近徵兵勤王，在於謙的指揮和明軍的英勇作戰下，明朝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將大明從崩潰的邊緣挽救回來。

因為保衛北京有功的于謙被景泰帝任命為內閣首輔，而且在之後的八年裡對於謙信任有加，而於謙也盡忠職守，將大明的朝政打理的井井有條，更加難得的是于謙為官清廉，從來不收受賄賂，也不貪汙腐敗，是個既清廉又能幹的大臣。

而徐埕則因為提議南遷被景泰帝所厭惡，徐埕被外放，雖然之後回到京城，但是一直得不到升遷，因為景泰帝一直牢牢的記著這個名字，而徐埕則認為這一切都是于謙在背後故意刁難他。誰也沒有想到這個一直得不到升遷、因提議南遷被大臣們鄙視的小人物，成了打垮、殺害於謙的罪魁禍首。

讓我們把目光重新回到被瓦剌俘虜的明英宗身上，景泰帝登基之後英宗被尊為太上皇，於是他連作為人質的價值都沒有了，最後被瓦剌放回明朝。回朝後的英宗被景泰帝所忌，景泰帝將英宗囚禁在廢棄的南宮之中，在南宮之中，英宗和他的皇后兩人相依為命，連個服侍的太監和宮女都沒有。皇位和權利讓親密的兄弟變成了仇人，英宗心中的感激、平和慢慢被仇恨所取代。

1457年，景泰帝病重，景泰帝沒有兒子，所以英宗被幾個別有用心的小人蠱惑，發動政變，入宮復辟，史稱“奪門之變”，在蠱惑英宗、參與政變的人中有一個人叫徐友貞，他又叫徐埕。

原來，徐埕因為景泰帝一直記得他的名字而不得升遷，所以他將名字改為徐友貞，沒想到這一個小小的伎倆就騙過了皇帝，從此徐友貞走上了正常的上升途徑。

但是，徐友貞仍然對現狀不滿意，而且對於謙的仇恨也越來越深，在機會來臨之際他毫不猶豫的聯合了石亨、曹吉祥等人策劃了政變，不出所料，他因為這一冒險成為了英宗的心腹重臣，被任命為新的內閣首輔。

當上首輔的徐友貞開始了他的報復行動，首當其衝的自然是于謙。于謙因為擁立了景泰帝而被複闢的英宗皇帝囚禁，但是英宗皇帝並沒有打算殺他，畢竟於謙是國家的功臣，而且當年他擁立景泰帝也是出於公心。

但是，記仇的徐友貞並沒有打算就此罷休，他的一句讒言將於謙送上了絕路——“不殺于謙，此舉無名”。於是為了讓自己師出有名，英宗被迫殺了于謙，並且抄了于謙的家。結果讓那些抄家的人大吃一驚，做了八年首輔的于謙竟然家徒四壁，家裡沒有金銀財寶，只有皇帝賞賜的詔書和衣服。

于謙，在明朝最危險的時候挺身而出，不計個人安危，擁立景泰帝，成功的保衛北京，為官清廉，在英宗復辟之後卻被小人所害，令人嘆息。

想處死於謙的並非明英宗朱祁鎮，而是與于謙政見不合的石亨、曹吉祥等人。于謙是明朝重臣，在土木堡之變英宗被俘虜以後，力排眾議輔佐明代宗朱祁鈺堅守京師，挽救了明帝國的江山，是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然而“奪門之變”英宗復辟以後，于謙卻被掌握實權的徐有貞、石亨等人害死。

明朝景泰八年（1457年）朱祁鈺重病不起，正月，徐有貞、石亨、曹吉祥等人從南宮奉迎朱祁鎮奪回皇位，當即就將於謙等人逮捕入錦衣衛大獄。

而當時逮捕于謙的罪名是“擁立襄王之子”，明英宗對於處置於謙一直猶豫不決，認為“謙實無罪”。然而，當時朝政的實權掌握在曹吉祥、徐有貞等人手中，雖然英宗重新成為了皇帝，但是其手中的實權已經大規模削弱。

同時，英宗雖然不是暴君也非昏君，但也不是什麼天縱英明的主兒。他最大的缺點就是太過於相信自己身邊的人。徐有貞等人認為:“不殺于謙，奪門之變則師出無名。”最終，于謙還是被以英宗的名義給處死。

也可以說，于謙被處死完全是因為當時的形勢所決定。當初瓦剌進犯京師，于謙怒罵主張南遷的徐有貞，而曹吉祥等宦官人又素來準備奪權，與于謙這樣的重臣格格不入，自然要除之而後快。

于謙是繼土木堡之變後，在也先的攻擊下，主持的北京保衛戰最大功臣。在他的政敵攻擊下，無奈的發現于謙竟然沒什麼缺點，實在不知道攻擊方向。最後用不殺于謙，出師無名的莫需有的罪名把于謙殺了。于謙之死，奇冤無比。

明英宗朱祁鎮，信任太監王振。自王振掌權後，政治開始腐敗，王振大量安排親信族人。在瓦剌也先的不斷侵擾下，王振慫恿明英宗朱祁鎮親征瓦剌。在王振不懂軍事卻總是橫插一腳下，導致發生了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俘。明英宗朱祁鎮開始長達幾年的囚犯生活。

明英宗被俘後，以于謙為首的大臣們，推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鈺為皇帝，是為明代宗。在瓦剌也先大舉進攻北京時，留守在北京城的大臣都很害怕，建議遷都回南京。在於謙厲聲：言南遷者，可斬也，中才開始有了堅苦的北京保衛戰。

北京保衛戰後，瓦剌也先覺得養著朱祁鎮沒什麼用處。于謙也不跟也先和談弄不到好處，就把明英宗給放了回來。

明英宗回來呆了一陣子，明代宗朱祁鈺死後，明英宗又重新上臺。而跟隨明英宗的親信也想要權，就想整于謙。誰想于謙為人清廉，威望又高，沒辦法找問題來整。可不整又不行，不整于謙他們就沒權，沒權的怎麼威風起來。

徐有貞就對明英宗說：“于謙想引外地番王入主皇宮”。誰想明英宗也不傻只說了一句“謙實有功”，不想動手。石享、曹吉祥，徐有貞等人慌了，不整倒于謙難有出頭之時弄不好還可能被于謙整死。最後對英宗說：“不殺于謙，我們的奪門之變就出師無名”。在這種情況下英宗才下令殺害於謙的。

于謙之死雖然英宗下令的，說到底也是政治鬥爭，爭權奪利的結果。一朝天子一朝臣，再大的功臣也抵不過皇帝的親信。于謙之死是大明的一大損失。任何時候派系爭鬥都是無情的，不論對錯，只論站位。

先介紹一下於謙，字廷益，1398-----1457年。浙江錢塘人。于謙青少年時期便滿腹經綸，才華橫溢。于謙一生最出名的一件事是在正統十四年七月，瓦刺的首領也先詭稱送還英宗回國，大舉進犯北京，于謙率眾奮起抵抗，保衛了京師安全。

首先要從土木堡之變說起。正統十四年一月，蒙古一個部落瓦刺率領三路騎兵進犯明朝邊防重鎮大同，宣府。七月三十日，明英宗在太監王振的慫恿下御駕親征瓦刺，結果在土木堡被瓦刺大軍圍困，五十萬明軍精銳死傷過半，英宗被俘。也先以英宗為人質大肆攻城略地，明朝面臨前所未有的政權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孫太后就讓朱祁鈺暫時做監國，英宗的兒子朱建軍俊為皇太子，讓文武百官商量以後的事情，這樣安排是不是很彆扭？這種安排並沒有消除英宗作為人質帶來的威脅。

大臣們紛紛請求孫太后立朱祁鈺位皇帝，以安人心。當時，朱祁鈺不敢做皇帝，他說：“當今聖上身陷敵營，朝中又有太子，我怎麼能做皇帝！”你看，孫太后當初安排的弊端顯現出來了吧.這時候，于謙出場了，他說：“這並非以下犯上，在這國家危難之際，總得有人執掌朝綱，聖上肯定是諒解的。”朱祁鈺稱帝，也就是景泰帝，尊英宗為太上皇。這時候，于謙想的是國家，沒有注意到這是在選邊站。這樣一來，明朝失君又得君，英宗在也先手中從原來的人質變成了空質，失去了利用價值，同時也先害怕於與明朝徹底鬧僵會失去邊境貿易，就假裝送回英宗，攻打北京城，最後利用英宗一次，結果讓于謙打的打敗。

英宗歸來，被幽禁在南宮，是為太上皇。他的兒子仍然是皇太子，景帝當然不樂意了，景泰三年，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皇太子，但是不多久，朱見濟就死了，這可愁壞了景泰帝，在這個時候，于謙又極力主張再改立英宗的兒子沂王為太子，你看啊，于謙做事從來不顧別人感受，只要是為國家好，就這麼辦。一開始擁立景泰帝，討好了景帝，得罪了英宗，改立太子又得罪了景帝，討好了英宗，實在是沒有什麼章法。

景泰帝活著的時候，于謙是沒有任何危險的，景泰帝在生育上不如皇兄，天天想著，多生幾個兒子，再把皇位改到自己兒子名下，整天沉迷於女色，這樣一來，龍體越來越差了，景泰八年，景帝病重。在這關鍵時刻，于謙手下大將石亨擁立英宗奪門復位，當時于謙是知道這場危機的，以他的身份和能力完全能夠粉碎這場政變，但是他沒有這樣做。在他看來，如果自己出手，英宗必亡，在景泰帝病危的情況下，國家皇位繼承有會出現動盪，景泰帝沒有子嗣，只能有由英宗的兒子即位，這樣一來，他與儲君在政治上必然勢不兩立，所以他對這場政變聽之任之，沒有干涉。

英宗回位後，不忍殺害於謙，畢竟人家是有功之臣。這時候，石亨說，不殺于謙，我們這場政變師出無名，英宗一狠心，殺了于謙。于謙死於小人之手，也是死於自己的性格合和道義。

憲宗二年，于謙徹底平反昭雪。孝宗，神宗加封了諡號。

于謙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名垂青史的明朝賢臣。他忠君愛國，正直清廉。與岳飛、張煌言並稱“西湖三傑”。

于謙是明朝三朝元老，盡心輔佐宣宗、英宗、代宗三位皇帝，忠誠勇敢。畢生心繫國家社稷和黎民百姓，為明朝的長治久安做出了卓越貢獻。

他文能治國，武能安邦。

明宣德元年，漢王朱高煦謀反，于謙隨宣宗朱瞻基御駕親征，運籌帷幄，決勝千里。須臾間掃平叛亂，得勝回朝。

（民族英雄于謙畫像）

宣宗仁慈，沒有立即處死朱高煦，為解心中之恨，派于謙於殿前責罵他。于謙義正嚴辭，歷數朱高煦數十條罪狀，罵得朱高煦汗如雨下，滿臉羞愧，認罪伏法。

史載：“謙正詞嶄嶄，聲色震厲。高煦伏地戰慄，稱萬死。”

宣宗愛其才幹，委以重任，授兵部侍郎。于謙在任上遍訪民間疾苦，關心受災百姓，為民請願，替民伸冤，深受百姓愛戴。

他正直清廉，剛正不阿。

明英宗時期，宦官王振專權，眾人趨之若鶩，爭相攀附。朝臣勸說于謙隨波逐流，可保仕途順暢，飛黃騰達。于謙坦然笑答：“謙身無一物，唯兩袖清風爾。”

當時權臣上朝，都前呼後擁，聲勢浩大。只有于謙官衣一身，瘦馬一匹，輕裝簡行。

直至其蒙冤被殺，英宗下旨籍沒其家產時，竟然身無餘資，家徒四壁。

于謙最為後人熟知的功勞，是“土木堡事變”後，力挽狂瀾，救明朝於即傾。

正統十四年，蒙古族瓦剌也先來犯，宦官王振鼓動英宗御駕親征。明五十萬精銳大軍在土木堡遭也先全殲。包括兵部尚書鄺野等數十名重臣戰死，英宗被俘。

（明英宗畫像）

此時，明朝面臨生死存亡時刻，皇帝被俘，皇子尚幼，群龍無首。

朝臣束手無策，一片惶恐。大多數人主張效仿南宋，南遷避禍。

《明實錄》記載了當時的亂象：“時京師戒嚴，羸馬疲卒不滿十萬，人心洶洶，群臣聚哭於朝，議戰守，有欲南遷者。”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國難之時，于謙站了出來。

于謙首先提出“立朱祁鈺為帝，朱見深為太子”的建議，擁立朱祁鈺為帝，穩定民心。

其次，在也先挾持英宗兵臨城下時，于謙親率十萬老弱殘兵禦敵於國門之外，死守都城，拒迎英宗。

他首要考慮的是國家社稷黎民百姓，“社稷為重，君為輕。”他不想明朝變成第二個南宋。

于謙當時並非不忠於英宗。此時的明朝正處於“全盛之天下”時期，絕非任人宰割之南宋，他料定也先不敢輕易殺死英宗。此時的明朝軍民越是強硬，瓦剌越會心虛。

由此，也先的人質便失去了戰略意義，為于謙的反擊贏得了時間。各地勤王軍隊陸續到達。

于謙著戰甲，執利劍，親率大軍20萬，在京城九門外與也先展開了殊死一搏。此戰將士齊心，三軍用命，一舉大破瓦剌，也先不得不放回英宗。

但由此，英宗對於謙懷卻恨在心，為後來于謙被殺埋下禍根。

景泰八年，石亨等人發動“奪門之變”， 擁立英宗復位。

（于謙墓）

當時的于謙手握重兵，威望極高。他明知英宗復位後於己不利，甚至會有殺生之禍。

但他始終沒發一兵一卒，寧願“粉身碎骨”，也要“自留清白”。

屠隆說：“於少保蓋可以無死，而顧一死保全社稷也.”

後英宗以謀逆罪殺死於謙。

“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冤之，京郊婦孺，無不泣灑，”

在奪門之變事發的當時，群臣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徐有貞、石亨等人乘大家驚魂未定，立即傳旨，從朝班中拉出少保于謙、大學士陳循、王文、商、蕭、尚書俞士悅、江淵、都督範廣等人下獄，正直的大臣幾乎被一網打盡。這次宮廷政變，正是一群小人破門而出奪門而入的篡奪行為。從此群魔亂舞，小人得志；過去在保衛北京的戰事中出力立功的忠義之士無不遭。事後，英宗對復辟有功的人一律厚加封賞，受賞的一共有四千多人。不學無術的英宗居然在詔旨中大談“奪門”之功，後來有人悄悄地告訴他，“奪門”二字含有貶義，他才下詔禁用。不久景帝病死，年紀不滿三十，是否真是病死，或是被人害死，那就不得而知了。英宗復辟之後，徐有貞等就誣陷於謙和王文策劃迎立明朝宗室襄王朱瞻，認為這是謀逆大罪，但又拿不出任何人證、物證，只好以“意欲”二字定罪。審訊時，王文厲聲抗辯，于謙卻勸他:“不必多說了，人家有心陷害我們，辯有何用！”處死於謙的決定需要英宗親批，英宗遲遲不能下筆！他說:“于謙實在是有功。”這說明這個白痴皇帝良心還未完全泯滅（從這一點來說，他比趙構還是要好一點點）。但是徐有貞從旁催促說:“不殺于謙，今日之舉（指奪門之變）為無名（沒有理由）！”英宗連連點頭，終於下筆批准于謙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