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河南開封人，是著名的明末抗清名將，民族英雄。

先說一下史可法的一點逸事，出生的時候，據傳阿同母親夢見文天祥來到了他的屋裡。只有思維敏捷，博文強識，師從著名的文學家左光斗，在崇禎元年的時候，進士及第。

史可法一開始一直在戶部工作，到了到了1635年，也就是在工作了八年之後，史可法升任右參議，這個時候呢，他的主要任務是鎮壓農民起義。這個活呢他一直沒有幹好，所以三年之後他因為長時間沒有平定叛亂，獲罪了。後面又加上他的岳父去世，回去守孝了，手下回來之後又得到重用，升任戶部右侍郎，後又調任南京兵部尚書，官兒也是越做越大。

這樣時間又來到了1644年，李自成攻進北京，然後史可法率軍進京勤王，但此時為時一晚，崇禎皇帝上吊自殺了。史可法大忠臣也，向北痛哭失聲，以頭撞柱，血流不止，此時大明朝已經風雨飄搖。

人生的轉折點就是這樣，有的人死重於泰山，有的人死，輕於鴻，史可法也來到了人生的終結。清軍最終打到了揚州，史可法寧死不降，清軍攻破揚州，下令屠殺揚州百姓，屠殺延續了10日，死亡超過80萬人，史稱揚州十日。

可以說，史可法的這種寧死不屈的精神，撐起了中華民族反抗外辱的脊樑。黃文翰有詩說，“萬點梅花，盡是孤臣血淚，一抔黃土，還留勝國衣冠”，讀之令人感動。

但是緊靠史可法一人，是沒辦法改變大明王朝的命運的，貪汙腐敗，階層階層剝削已經搞得民怨沸騰，民不聊生，明王朝的根已經爛。

對於史可法我始終就是一個看法，他是忠臣，是抗清的民族英雄，更是視死如歸的勇士，但是史可法絕對不是能臣，他的能力不足以救明朝於危亡。

我們直接從1644年李自成進京之後開始說

由於明朝特殊的兩京制度，北京被攻破後實際上除了皇帝沒有了之外，在南京還有全套的國家機構包括六部，但是長期以來南京都是安排閒散人員或失寵養老人員的去處，所以實權遠遠不如北京六部。

北京被攻破後，南京自然就接替北京的首都職權，負責南京政府的主要有三個人，南京兵部尚書，南京鎮守太監，以及南京守備，三人中又以南京兵部尚書為主，史可法當時的職位是南京兵部尚書，所以是南京政府第一人。

由於崇禎的幾個兒子都沒能逃出來，所以擁立新君就要從明神宗直系子孫中選擇，福王朱由菘，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三人血緣關係最近，但是惠、桂二王均在廣西，那麼按照血緣關係就應當擁立福王。

但是擁有話語權的史可法卻不同意福王入繼大統，他認為福王有七大缺點，貪、淫、酗酒、不孝、虐待下屬、不讀書、干預官吏，應當擁立神宗的侄子潞王朱常淓。

由於史可法的不堅定，再加上馬士英等人的武力干涉，最終還是福王被擁立為新君，因為定策之功馬士英成為了弘光政權的首輔，史可法坐失良機。

政治上失勢的史可法在軍事上表現也比較一般，遭受排擠的史可法主動離開南京，坐鎮揚州督師江北。

隨著清軍南下，揚州形勢岌岌可危，甘肅鎮總兵李棲鳳和監軍道高歧鳳準備劫持史可法投降清軍，史可法嚴詞拒絕，但是對於他們的投降行為卻沒有禁止，導致揚州守軍軍心渙散。

清軍兵臨揚州城下，並沒有第一時間發動進攻，因為揚州城高牆厚，清軍在等待紅衣大炮，這時部下建議趁清軍立足未穩可以主動出擊，雖然這個建議無法力挽狂瀾，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絕對是出奇制勝的一招，但是又被史可法拒絕。最終清軍破城史可法英勇就義。

史可法個人品行無可挑剔，如果能力再出色一些，南明的最終結局很可能會出現轉機。

謝謝邀請。史可法是英雄！像文天祥，這已成歷史的定論。但他是悲壯的孤獨英雄，他即使是打勝最後一仗，也挽救不了明朝。因為，明朝如果像一棵大樹，根子爛了，史可法僅僅是這棵爛根樹上僅存的碩果，。誰都知道一句名言：皮子不存，毛將焉附？餘下的話，再說就多餘了。

史可法可以說是一個合格的儒家弟子，卻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在政治鬥爭裡，在從龍問題上立場不堅定，失去話語權，而且到揚州督師，離開了權利核心，在督師時，沒有過人的手段統治江北四鎮的悍將，守揚州也沒有體現出軍事才能，是攻是守的戰略方針都不明晰。

史可法舉措失當，後來的揚州十日和他有極大的關係，如果說的惡毒的，他一心求死，寫了無數遺書就是證明，他是綁架了揚州軍民，來成全他個人的名節。

此人的能力，實在不足以應對那樣的局面。這樣的民族英雄，只適合太平盛世著書立說。

在中國歷史上，諸如史可法這樣的人物還有不少，這些人都是朝廷官員，對朝廷忠心耿耿，在反對“異族”入侵時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這些人是朝廷官吏，為了保護皇權，又不遺餘力的鎮壓各地的農民起義，將農民起義汙衊為“賊寇”“匪患”，必欲趕盡殺絕而後快。

史可法到底是民族英雄，還是歷史的罪人？

閒看秋風認為:史可法是民族英雄。

否定史可法是民族英雄的論據缺乏說服力，不光是沒有可靠史料支撐；更重要的如何評價這類人物中，把握評價的方法、標準以及理論的問題。

史可法的抗清是堅決的，為當時抗戰派的一面旗幟。他的死，有力地推動了全國各地，尤其是東南人民的抗清鬥爭。

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形勢下，殉階級與殉民族是不能截然分開的。承認他是民族英雄，不等於說他沒有錯誤和反動的一面。

鎮壓農民起義，甚至企圖聯合滿洲貴族消滅農民起義軍，無疑是他一個極大的錯誤，但決不能因此抹掉他的抗清事蹟，掩蓋他的大體和本質。

他是作為民族英雄而死的。後來清政府對他追贈，是一種欺騙性的宣傳，目的是為了消除他在人民中間的影響。如果以此否定史可法是民族英雄，更是站不住腳的。

先說政治：一，遊移不定的擁立帝位：我們知道，明朝在全國保留了兩套行政機構，一部在北京，一部在南京。永樂帝遷都北京後，南京一直作為留都保留了六部、都察院等一套與北京相對應的中央機構。這種兩京制度的特點是：皇帝和內閣大學士等決策人物都在北京，北京的六部等衙門是名副其實的中央權力機構；南京的六部等衙門多為虛銜，公務清閒，任職官員被稱為“吏隱”，但地位並不低於北京相對應的衙門官員。在留都南京握有實權的是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南京守備太監和提督南京軍務勳臣。而史可法擔任的正是這個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

崇禎帝殉國的訊息傳到南京後，南京文武大臣開始商議擁立新君事宜。由於崇禎帝的三個兒子都沒能逃離北京，所以只能在藩王中選擇。從血緣關係來講，明神宗的直系子孫福王、惠王、瑞王、桂王與崇禎帝最近。但惠、瑞、桂三王遠在西南地區，不便擁立，只有福王朱由崧既有血緣資格，又有地緣上的便利。但由於福王的祖母是萬曆帝寵愛的鄭貴妃，而“妖書”、“梃擊”、“移宮”等案都與鄭貴妃有關；而且由於東林黨人的力爭，朱由崧的父親朱常洵才沒有被立為太子。因此，他們擔心一旦朱由崧登上皇位，東林黨人會遭到新皇帝的打擊，因此，堅決反對擁立福王朱由崧為帝。轉而以“立賢”為名提議立潞王朱常淓為帝，實際上，朱常淓跟朱由崧一樣的草包。在此事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雖然認為福王朱由崧最為合適，但由於在政治上傾向於東林黨，因此決定擁立潞王。然而並沒有馬上付諸行動。而鳳陽總督馬士英為了攫取“定策之功”，暗中聯絡鳳陽守備太監盧九德及總兵高傑、黃得功、劉良佐擁立福王朱由崧為帝。而此時的史可法還矇在鼓裡，繼續寫信給馬士英申說朱由崧“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七宗罪，希望馬士英能夠加入擁立潞王的陣營。但馬士英根本不理睬史可法的態度，他寫信給史可法，“謂以序以賢，無如福王，已傳諭將士為三軍主，請奉為帝。且責可法當主其議”。又發兵擁福王至儀徵，連營長江之北，發兵恫嚇。史可法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變化束手無策，況且馬士英手中攥著史可法數落朱由崧七宗罪的信件，白紙黑字，有口難辯。只能違心的加入到擁立福王朱由崧的行列中。既得罪了東林黨，又失勢於馬士英陣營，在福王朱由崧那更是頗受猜忌，從而大權旁落，國事日艱。

二、荒唐的“借虜平寇”，自清兵入關以後，民族矛盾已超越階級矛盾，成為國內主要社會矛盾。南明建立後，北京已被滿清佔領，但此時的山東，河南及河北南部等廣大地區處於無人接管的境遇，假如南明政權此時及時出兵北上，立即將這些地方收入南明的版圖之中，這不僅可以穩定天下人心，而且可以成為清兵南下的緩衝帶。但此時的南明政權在以史可法為首的腐儒盅惑之下，將民族仇恨拋之腦後，一門心思用在“借虜平寇”上。當弘光朝廷聽說李自成的大順軍被清軍打的大敗之後，欣喜若狂，紛紛舉杯相慶。並拿出白銀十萬兩，黃金一千兩，緞絹一萬匹作為感謝清廷出兵滅李的禮物。他們希望藉助清廷的力量徹底滅亡李自成的大順軍，以此達到為崇禎皇帝報仇的目的。對清廷對大順軍的趕盡殺絕彈冠相慶，對清軍藉機佔領黃河流域的大片土地視而不見。把封建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置於民族存亡之上。此時的史可法在對弘光帝的奏疏中稱：“目前最急者，無逾辦寇矣。”清兵“既能殺賊，即為我復仇。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仇之大而特釋前嫌，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也。”延著“借虜平寇”的基本國策，史可法等最後竟然幻想清兵剿滅李自成後與南明政權裂疆而治，即使損失一些領土也在所不惜。他在給弘光帝的奏疏中說：“寧前既撤，則勢力隨以入關。此時畿輔間必不為我所有。”言外之意就是割讓河北乃勢在必行。在這樣一個既定國策下，南明小朝廷一批批使臣攜帶大量金銀財寶跑到北京與清廷議和。清廷借議和之機麻痺南明政權，得以集中力量對付起義軍。待起義軍被清廷摧毀後，轉而向南明小朝廷發起進攻。此時的史可法方才恍然大悟，但卻為時已晚。

再說軍事：史可法一生中出著名的事件就是揚州死難，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作為軍事主帥指揮的一場戰爭。公元1645年四月十七日，清軍多鐸部兵臨揚州城下。在這之前，左良玉的叛軍東下南京，淮河以北的清軍也開始渡江。訊息傳到史可法營中時，他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驚慌失措。一天之內發出三次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應廷吉”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左良玉的叛軍；中午令“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應廷吉對諸將道：”閣部方寸亂矣，豈有千里之程，如許之餉，而一日三調乎！”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趕赴天長，檄調諸軍援救盱眙，不想盱眙守軍已投降清軍，他對軍隊幾乎完全失去控制，經一日一夜狂奔到揚州。清軍圍城後，多鐸派人招降史可法，遭到嚴詞拒絕。二十一日，甘肅鎮總兵李棲鳳和監軍道高歧鳳陰謀勾結城內四川將領胡尚友和韓尚良一併降清，史可法雖已察覺，卻沒有阻止他們出城，更沒有把以上四將繩之於法。反而聽之任之，不僅動搖了城內守軍的軍心，而且使清軍對揚州的守備情況一清二楚。

當清軍剛剛到達揚州城下時，總兵劉肇基建議趁清軍立腳為穩，且餘部尚未到齊之機，出城一戰。史可法卻說：“銳氣不可輕試，且養全鋒以待其斃。”拒絕出戰。當時揚州城舊城西門地勢低窪，而站在城外的高牆上便可俯瞰城下，而且在兩城之間還有很多遮天蔽日的樹林，假如敵軍借樹為路，完全可以直達城內。因此，諸將屢次上言把這些樹林砍掉，但也被史可法拒絕。二十四日，清軍用紅衣大炮攻城，二十五日，揚州陷落，劉肇基戰死，揚州知府任民育、何剛等壯烈犧牲，史可法被俘遇難。僅一天光景，重鎮揚州就被清軍攻破，可想而知史可法的軍事能力到底幾何。反觀江陰典史閻應元，率領城中百姓英勇抗清八十三天，清軍數次用紅衣大炮攻城，都被擊退，相比何止千丈。

明清之際，死於清軍之手的忠義之士多如牛毛；志向高遠，謀略非常者也數不勝數。但把史可法居於諸烈士之上，主要原因還是他官職最高。但他身居高位，命系社稷，在軍國大事上的決策幾乎全部錯誤，對南明弘光朝廷的覆滅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就是三國時司馬徽口中所謂的“白面書生”。

史可法一生中有兩點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清廉，二是保持民族氣節，寧死不屈。值得中華民族學習和敬仰，但他確實不是能挽狂瀾於既倒的雄略之人。

很顯然不能，史可法是一個很有節但是缺乏能力空有理想的人。

揚州城破，史公誓死不降，這彰顯了我華夏兒女的骨氣。但其實看看這一年一來發生的事情，就會發現，史可法死了，很正常。

當初李自成進了北京，南京的官員們翹首以盼，希望崇禎或者太子逃過來，然而沒過多久就收到了皇帝殉國、太子被俘的訊息，那就必須要另立新君了。於是乎南明的官員們在誰即位上展開了討論，作為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史可法沒有做到安撫好軍方勢力，也沒有在原則性問題上堅持到底，這就是的自己威信落榜。新皇帝不待見他，江北四鎮的官兵不聽他的，自己也鬥不過馬士英，總之鎮守揚州的時候，史可法很可憐，但是不可惜。

如果說一個臣子為國而死，我們說他是忠臣，這不假，但加上賢臣這兩個字，就要另說了。史可法個人能力不錯，1630年的時候，被調到南直隸打擊叛軍，對士卒關心體貼，可以說是個很理想的人。我們說理想的人往往死在自己的理想上，1644年的現實是，總兵劉澤清想要大權，馬士英想要攬權，兩個因為出身和經歷而把自己造就成了現實主義的人，當現實碰上理想，結果可想而知，史可法很自然的就被二人給架空了。再後來，史可法被任命江北統帥，駐節揚州，為了解決江北四鎮的內部矛盾（主要是高傑和劉澤清的），史可法親自去高傑的營帳內勸說，然而結果只是不斷讓步，讓他在士兵和百姓心中的威信盡失，那些個不得志的將軍很快便在清軍到來之際投降了清軍。

總的來說，史可法作為兵部尚書，卻並不能解決文武之間的矛盾，雖然多次努力但是性格和個人能力問題，終究不是那種力挽狂瀾之輩，我們只能說，史公盡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