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財政的捉襟見肘其實不全是後金的拖累。明朝末年農民起義在各地爆發，當時明朝鎮壓農民起義也需要大量人力物力

其實農民起義的主要原因是天災導致收成減少，而政府稅收不減，導致農民生活得水深火熱，被逼無奈造反，這也是為了填飽肚子大。

在最初，崇禎皇帝還是極力撥銀賑災，還說過天下人皆朕之赤子，還是很大程度上在避免與災民全面衝突。然後因為災民太多，財政撥付根本應付不過來，災民沒有吃的就繼續造反，這樣被迫不得不鎮壓。

與此同時東北方的後金崛起 不斷與大明衝突並佔領大明很多土地，北邊的防禦作戰也不得不進行。這樣大明朝就處於兩線作戰，對內鎮壓農民起義，對外則是後金。所需要的開支十分龐大。再加之天災人禍，明朝內部財政稅收是遠遠跟不上的。明朝的可控制疆域也不斷縮水，慢慢導致了潰敗

一句話，大明和大清的明清戰爭就是拖垮大明財政的始源，也是大明財政崩潰的重要原因。

薩爾滸之前大明的軍費開支是多少？明實錄穆宗實錄：戶部尚書馬森奏太倉歲入銀二百一萬四千二百有奇，歲支在京俸祿米草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餉二百三十六萬有奇，各省常賦諸邊民軍運今年詔蠲其半以出入較之共少三百九十六萬一千四百有奇。就是說大同宣府薊遼九邊的軍餉是二百三十六萬多，再之後到萬曆年間薩爾滸之前基本維持在這個資料。然而薩爾滸之後情況起了變化，大明軍隊的精華，先後經歷過萬曆三大徵的明軍除李如柏一路撤退外被努爾哈赤一舉殲滅，軍隊精銳覆滅要遏制關外局勢的惡化重新招募編練軍隊就是必須。大明流水般的錢投入到了遼東，從萬曆四十一年到萬曆四十四年大明總投入超過三千萬兩。於是萬曆四十六年開始在正常的農賦外加徵遼餉每畝三釐五毫，四十七年再度加徵三釐五毫，四十八年再加徵每畝二釐，總共每畝九釐得銀六百二十多萬兩。而大明每年正常的賦稅是二千多萬兩實際徵收到手的是一千多萬兩，也就是說農民每年額外增加了一半的賦稅。九釐的遼餉本來說是臨時的加徵，但是遼東持續惡化的局勢使遼餉成為常態。九釐遼餉從萬曆四十八年維持到了崇禎三年，己巳之變再次讓遼餉額度增加，崇禎三年戶部畢自嚴提議再增收三釐，於是遼餉總額增加到了每畝一分二釐得銀九百多萬兩，農民每年的賦稅再度提高了正常賦稅的70%。

你設身這個時代想想，每年多增收你70%的稅，偏偏又遇到了特大的自然災害顆粒無收，朝廷一個勁的催逼你繳稅，結果就是高迎祥李自成的出現。而農民軍的起義同時帶來的不是大明朝廷自身反思政策安撫，而是兇惡的鎮壓屠殺，楊嗣昌的提議下遼餉之外再度加征剿餉練餉，總額每年一千九百萬兩，農民的賦稅增加到了正常賦稅的200%多。大明終於到了惡貫滿盈嗚呼哀哉的末日。

其實明朝財政被拖垮的根本原因，並不是後金，其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制定政策的在朱元璋身上。

雖然後金，也有一定的責任，因為後金是一個奴隸制的政權，雖然學習了很多漢人的制度，但其本質是建立在以八旗為主的部落制上的，他們不需要像明朝一樣維繫自己的財政，沒錢了就殺光那些尼堪，入關搶劫人口糧食就是了，而明朝則不同。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平民，十分痛恨貪官汙吏，以農民和小生產者的保護者自居。所以他為了百姓而規定天下稅賦是每年3000萬石糧食，此後增長到3200萬石。朱元璋就下令，稅收已經夠多，以後就按照這個額度收稅，不許再增加，其他財富要藏富於民。

從這裡可以看出，朱元璋這絕對是為了老百姓好的，輕徭薄賦，藏富於民，3000萬石糧食，摺合白銀不到2000萬兩。而且商業稅徵收的更少，稅率低的可憐，這都是為了保護百姓和商業從業者。

但這帶來的壞處也是明顯的，錢少，支出多，怎麼辦？官員門想出了徵發勞役，增加人力物力的辦法，這實在也是沒轍，你要不想幹活，就交錢，事實上就是國家沒撈到好處，好處被官員們撈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樣下來，民間和官員得到了實惠，國家卻什麼都沒有，這就是為什麼國家有錢，但是中央財政沒錢。也是為什麼北方被戰爭折騰得民窮財盡，但是南方還基本保持原樣的原因了。

再就是“一條鞭法”的改革。就是不收亂七八糟的糧食、物品和勞動力，而是摺合成白銀，直接收錢。“一條鞭法”沒起作用，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張居正人亡政息，沒有真正大規模推開；第二，問題是出在白銀這個貨幣品種上。這個問題就很複雜了，簡單說就是，中國本土白銀產的並不多，是所謂的“貧銀國”，主要靠海外輸入。16世紀是輸入高峰，美洲白銀大量開採，流入中國；日本也發現大量銀礦，這批白銀也流入中國。這些白銀讓中國的市場媒介，也就是貨幣大大增加，交易便利起來，政府徵稅能力也增強了。但是到了明朝末年，世界白銀的形勢發生了逆轉。由於歐洲和美洲發生戰爭，而且日本又開始鎖國，停止了對中國的白銀輸出。所以到崇禎年間，居然出現了“白銀荒”。以白銀作為稅收工具的明朝，就很難收上錢來，所以白銀短缺，間接造成了明朝末年的財政崩潰。

最後就是稅收，總是在想稅是輕還是重。總想大家手裡多留點，國家少收點。但是對一個國家命運影響更大的，由於明朝的商業發展，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全民經商的運動，官員平民一致經商，商稅收的少，賺的多，錢都賺到了官員和大商人的手裡，而民間又有文人免稅免勞役一說，中了舉的人那是待遇相當好的，於是民間把土地都歸到這些人名下，本來就交的不多的稅變的更少了，最後的結局是國家空有大量財富，但是政府汲取財富的能力低下，後金靠著劫掠生活，你明朝卻是靠著稅收生活的，最終就是把自己的財政拖垮，國家的命運也徹底完結。

大明帝國不管怎樣在日暮黃昏時水災蝗災旱災，全國性饑民暴亂流寇四起，抗倭入朝，平定土司之亂，朝內君臣不合外困交加，地方勢力暗流洶洶漸成割據．後金一家獨大趁亂崛起，就如同一個人被數十人圍攻又惡病纏身又衣食不繼在這情況下大明最後才緩慢倒下沒有求饒退縮，比大宋可強多了，這應該是漢人最有骨氣最血熱也最無奈也最後的一個封建政權了！

題主這個問題問得很有水平。值得一答。

我試著從兩個層面予以解讀。

第一，明末時國家財政已幾近崩潰了。無法節流。

歸根到底，大明王朝最終是“窮”死的。用專業術語說，就是國家財政出現了空前危機，那時又不能多印鈔票，流通領域只認硬黃貨。這倒不是說當時發生了通貨膨脹，不是崇禎皇帝的“小金庫”裡沒錢，不是藩王貴族的地窖裡沒錢，而是戶部的國庫裡僅剩幾串麻錢了；這倒並不是朝廷收不上來錢，而是如不入不敷出，花錢的地方太多了口子太大了，預算與決算倒掛了。

這個惡性迴圈的公式是：由於朝廷沒錢~~導致發生大面積饑荒而無錢及時救濟災民~~不及時救助災民，就變成流民成千上萬，社會治安超負荷~~好事者比如高迎祥振臂一呼災變立馬成了民變~~朝廷與地方要剿匪堪亂就要徵調軍隊花銀子~~沒銀子軍隊與士兵就缺乏戰鬥動力，流血流汗丟命三手空任誰沒人幹~~這樣就又導致軍事危機，士兵譁變時有發生，投降義軍未嘗不可~~最終內亂就不但不能徹底平息且成燎原之勢~~最最後天王爺也迴天無力，崇禎只能丟下他的億萬兆民上吊煤山。

所以，大明滅亡的主因主要在關內。關外與後金的消耗戰，雙方都是重負荷，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如果明朝關內平穩的話，地大物博，即使耗也能耗死後金。

第二，明末時朝廷已收不來稅賦了。無法開源。

由於朱元璋出身貧苦，最同情底層窮苦人，所以開國時稅賦定的很低，是四十稅一，是歷代王朝中最低的。大明每年國庫總收入平均在400萬兩白銀左右，這一國策堅持了兩百年之久，到萬曆帝時才有所改變。張居正“一條鞭法”改革十多年，之所以使國庫收入兜增，並不是改變了徵稅比例，而是鐵腕清丈出大地主瞞報的田畝數。張居正死後，人亡政息，變法停滯。萬曆朝，大明的真正危機才裂變式顯現了：首先，僅“萬曆三大徵”耗費了上億兩白很，僅萬曆帝修定陵花去800萬兩，張居正改革掙來的1700萬兩白銀不夠塞牙縫；其次，缺錢怎麼辦？萬曆帝就開始殺雞取卵。派出大批太監（稅監）奔赴全國各地“挖稅”，尤其是挖礦稅、挖商稅，弄得雞飛狗上牆，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錦州、松州發生兵變，主因是反對稅監高淮的惡行。最後實在沒輒了，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面對努爾哈赤“七大恨”的誓師告天，為組織薩爾滸戰役，因缺乏糧餉，萬曆帝違背明皇祖制，加田賦每畝三釐五毫。這個惡政口子一開，猶如洪水滔天，之後的泰昌、天啟、崇禎皇帝如法炮製，且衍生出許多副產品，比如邊餉、遼餉、剿餉等等，殺雞取卵的徵稅措施加之連年大旱顆粒無收，逼的農民活無可活，跟上李自成去造反了。地都沒人耕種荒蕪了，稅源都幹楛了，朝廷還談收啥子稅賦？你知道每畝加收三釐五毫，大明每年增收多少稅嗎？170萬兩。

這就是為什麼說，大明實際上亡於萬曆朝的原因了。崇禎只是個背鍋俠，亡國不是他的錯。

這個問題問得好，有水平，互相探討一下。

我的結論是明朝財政崩潰，是明朝、後金、農民起義軍共同配合的結果，明朝自身是主因。

具體數字其他回答估計都答得很詳細，這裡我只說觀點。

1、明朝，大河沒水小河滿，商業繁盛的明王朝竟然收不上商稅，斷絕了開源的可能。

明亡於東林，明亡於財政崩潰，這兩個結論已經得到普遍認識。東林黨的禍亂：

一是黨爭，打擊異己。無論是宦官、軍隊將領還是文官，非我一黨群起而攻之，不死不休。軍隊被文官控制，去專業化，戰鬥力下降，造成軍事失敗；

二是為自身代表的東南豪強利益集團爭口袋。靠降低工商稅收、海禁、減免鹽茶稅，來保證自身代表的特權壟斷集團利益，民間工商業和民間海貿是享受不到的，國家更是一無所得。於是，明王朝商稅佔整個稅收比例很低，只能靠增加農業稅來維持軍費。加徵遼餉，又加劇了農民負擔，給農民起義軍提供無盡的人員補充。比如海禁，小老百姓是不敢下海了，但東南富商一點都不受影響；

三是為了自身利益影響國家國防戰略。比如寧遠、錦州一線防禦，初期孫承宗時期是否正確我不評價，後期已經全面防守了，仍然保留。之所以不撤回山海關，是因為已經有一批人在每年幾百萬兩白銀軍費中有固定分成，撤回了就沒了這筆收入，於是寧可不改變，還要美化成高明戰略；

四是明朝末期整體淪喪的官僚體系惡化了這種情況。這個是東林黨從屬的文官集團整體行為，貪汙腐敗嚴重，明朝自朱元璋之後就不殺文官了，文官已經普遍無恥透頂。

2、後金，擄掠放血、戰略呼應起義軍。

後金在入關前入侵明朝五次，河北、河南、山東、北京等地都在擄掠範圍內。僅崇禎十五年那次，從薊門過長城，入山東，屠臨清城八十萬口，縱橫千里，連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俘獲人口三十六萬，牲畜五十五萬頭，金銀數百萬兩，這才大包小裹的北返，一路竟然無人敢擋。

後金的入寇不以攻城掠地為目標，而是破壞、擄掠人口財富，是對明朝純粹的消耗。

傷害更嚴重的是，滿清每次入侵，都和農民起義軍相呼應。一旦農民起義軍陷入困境，滿清就寇邊或者入侵。明朝只好把部隊從鎮壓農民起義軍的戰場撤回，給了起義軍喘息之機。崇禎十三年，李自成被洪承疇擊敗，只剩下十八人逃入深山；張獻忠被左良玉擊敗，逃入四川。這時皇太極率部攻打錦州，圍而不打數月，直到洪承疇被逼無奈，十三萬大軍出山海關救錦州，結果在松山幾乎全軍覆滅，之後錦州投降。

3、起義軍，一頭病牛，一路破壞。

明末農民起義軍仍然存在歷史侷限性，裹挾、毀滅、破壞、殺戮、搶奪，戰鬥力很差，但破壞力很強。李自成進攻北京的時候，在山西代州遇到抵抗，三十萬大軍一次損失了七萬多，差點退回陝西，戰鬥力可想而知。當然了，明朝軍隊軍紀也好不到哪裡去，再加上軍費不足，一樣在搶掠、破壞。

總之，明朝東林黨代表的文官體系斷絕了開源的可能，明朝文官、明朝軍隊、農民起義軍、後金入侵軍隊四方在不斷的為明王朝放血。再強盛的國家也受不了這種折磨，明朝挺了20多年，北中國終於被破壞殆盡，國家財政也徹底崩潰。

明朝與後金的戰爭，拖垮的不是明朝財政，而是明朝政權。明朝的低弾性與弱中央財政在萬曆時期已經接近垮了。1、高度動員力的洪武財政

朱元璋時期的財政主要是農業財政，一是由於長期戰爭破壞，商業凋零；二是明初有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

（洪武體制）

這個財政的好處就是政府避開貨幣，直接動員人力、動員物資，能集中力量做大事。在城市裡，朱元璋推行一定的貨幣。

如果保持高度的動員力，那自然是不用擔心了。但隨著社會發展，行政化推行，官僚建制派逐步形成。國家的支柱衛所都衰了，還談什麼行政方面的動員了。

失去動員力的農業財政就是一個瘸子，沒有任何彈性可言。

尤其是貨幣化之後，農業稅折銀，勞役折銀，國家除了收錢理論上也脫離了基層。

更關鍵的是另外兩點：第一、貨幣化後商業稅沒有上來；第二、中央堅持定額，造成地方有錢，中央窮的困境。

在隆慶時期，中央財政就面臨較大的危機，隨著俺答封貢省了一筆開支。到了張居正時期，直接將稅收效果和官員考核結合起來，將各地徵收不力造成損失的補回來，基本保障了財政運轉。

但也沒有開闢新的財源，經過萬曆三大徵，中央財政基本破產，之後十多年裡基本沒有任何像樣的行動，根源就在於中央沒錢。

（窮了）

在遼東戰爭開始後，皇帝內帑、挪用地方、加派民間。在1624年左右皇帝的內庫開始枯竭；在1627年左右地方財政也枯竭；到了崇禎時期隨著危機加重，遼餉加派到九分，之後又加徵了練餉、剿餉，以財政為中心的考核也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三餉）

由於財政理念與體制慣性，絕大多數加派都到了農民身上，農業凋零、農民破產，天下騷然。明王朝政權也就破產了。

注：寫的比較凝練。

明朝的覆滅歸罪於八旗軍的說法未免太偏頗，明朝從開國至滅亡大大小小農民起義百次之多，明末崇禎八年滎陽大會，以“十三家七十二營”各路起義軍會師，共商反明大計。其中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勢力影響強大，明亡前長城內三國鼎立，闖王的大順國，張獻忠的大西國與南明政權，關外的後金利用借兵推翻大順南征後統一中國，歷史的脈絡很清晰，何來後金拖垮明朝一說？

明朝亡於黨爭內亂倒是符合實際，腐敗的政權加之天災，餓殍遍野民不聊生，有壓迫才會有反抗，面對聲勢浩大的闖王軍馬，崇禎帝迴天無力，煤山上吊結束了悽慘的半生也宣告大明退出歷史舞臺。

明朝初期田賦30稅1，商稅等其它稅種徵收少之又少，財政收入相對人口規模嚴重偏低。這也在後世大大制約了明人的擴張意識和征服慾望。

魏忠賢主政期間雖禍害朝綱敗壞風氣，但知道向富人徵稅劫富濟貧的道理，對各地官商和士人加徵商稅礦稅，可保財政充盈軍事穩固。

崇禎上臺後為抓穩權力消除威脅而剷除閹黨，卻愚蠢地順應官意廢除了商稅礦稅，導致財政崩潰。為應對遼東戰事，又殘忍地在農民身上加徵3餉，致流民遍地起義不斷。如此劫貧濟富，貧富分化加劇，江南和成都依舊鶯歌燕舞，華北卻已民不聊生！

明末財富在皇親、官商和有功名之士子手中，但大家都自私自利、貪婪短視，寧可坐視民間疾苦天下危亡，而無動於衷一毛不拔！

明實亡於崇禎亂政和群臣貪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