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杭州刺史，我來回答。

宋代雕版印刷術的廣泛應用及書籍的大量生產，促進了中國以往一切知識的聚積、

提煉、區分和推廣，促進了宋代全部的精神生產及精神生活，開啟了對傳統經典多重詮

釋的自由之風和主觀之風，從而形成了宋代精神、思想、文化與學術的多元化、多樣性

與新意義的生成。宋版書籍是整個宋代精神、生產、知識、思想與文化資源的印刷文字

時代之意義客體。

宋代出版業既是宋代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宋代文化興盛的重要原因，是宋代文化

的主要生產者之一。宋代出版業是中國雕版印刷的經典時期，代表了中國古代社會雕版印刷業的“黃金時代”。宋代出版業既包括文字的出版，也包括生產要素、生產資源配置及生產技術等

內容。如紙張、墨、書法、刻工、雕刻技術、刷印技術、作坊生產流程、書價、圖書發

宋代形成了政府出版、私家出版、書坊出版三大出版系統以及富有特色之書院出版、

寺院（道觀）出版系統，奠定了中國古代社會此後出版的基本模式。國家及社會的機構、

組織及個人共同構建起了全社會普遍的出版意識，出版業成為了一種普遍的社會行業

（職業）。社會形成了創作→編輯出版→發行→閱讀一整套出版產業鏈與出版意義鏈。

圖書的普遍生產、流通與閱讀成為了整個社會一種共同的“文化存在”或“文化空間”。

政府出版、民間出版、私人出版、書院出版、寺院出版、道觀出版呈現為密切的互

動關係，相互融合，相互促進。既展現出各自豐富的出版生態，又共同構建出宋代國家

出版的整體格局。國家、政治、權力、經濟、意識、文化、教育、技術諸社會要素以印

刷書籍此一大眾媒體為新載體而訊息化。

宋代社會公共閱讀空間得以賴宋代雕板圖書的大量生產而變為現實。這對宋代文化

乃至文明的生成意義，乃至對宋代以後中國古代文化乃至文明的生產意義具有無法估量

的價值。

宋代書籍雕板印刷術取代了過去的手抄複製生產方式而成為圖書生產的主流技術

——主要生產方式。雕版印刷術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史料表明：一般而言，雕板書籍與

手抄書籍成本之比其機率約為 1﹕10，書籍出版生產力明顯提高。

宋代商業資本在整個書籍出版業中成為了一個普遍的非常活躍的經濟因素。即使是

中央政府書籍出版，也不失明顯的封建國家商業色彩。

宋代書籍出版，依其出版生產力發展變化的起伏狀況，筆者將其大致劃分為四個階

段。即：宋初至真宗朝為奠基時期、真宗朝至北宋末為發展時期、南宋初期為恢復時期、

南宋中後期為興盛時期。

宋代雕版技術之於書籍生產的廣泛應用，乃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繼秦朝“書同文”之

後的又一次重大“媒介革命”，使宋代的媒介生態發生了質的變化，媒介生產力實現了

革命性的飛躍。知識資訊的生產與消費進入了標準化時期，從而深刻改變並塑造了宋朝

的精神世界，確立了一種基本的精神生活方式。

宋代是一個媒介密集與媒介差異空前突出的朝代。媒介發達超越前代，而雕板書籍

的凸顯則使其他媒介成為了相對次要的媒介。雕版書籍的廣泛出現並不是孤立的，而是

同其他媒介共生共振的。所有這些媒介，共同構成了宋代一種網路化的媒介生態環境，

互相密切聯絡。

雕版書籍作為一種新媒介，不僅使得宋代朝廷獲得了傳播皇權文化的強大工具，而

且也使得宋代文人獲得了理解文化、創造文化與傳播文化——形成文人精神文化世界無

比活躍性、豐富性與深刻性的“魔方”，而這一切均得自雕版印刷術神奇的傳播功能。

民間力量也藉此傳播民間文化。這些不同層次的文化形成“合唱”，和諧之中有對抗，

管制之下有抗爭。總之，宋代的話語——不管是皇權的、宮廷的、官方的，還是文士的、

商人的、民間的，都以一種印刷媒介的方式——在此種媒介的自由導性之中綻放。

縱觀人類媒介史，其實就是一部媒介科技史。每一次重大的科技進步，都會推動媒

介發生重大的進步。雕版書籍不僅是宋代最具價值和影響力的媒介，而且也是宋代諸傳

播媒介中的主導媒介。

宋代書籍出版本身即是“宋近世”的一大顯著標志。既是科技進步的標誌，也是媒

介進步的標誌，更是文化乃至文明演進的標誌。宋代興盛的書籍出版，促成了宋代社會

廣義文化意義上的整一。這種文化及其意義生產的新主流方式為前所未有，實屬開創而

貫通至 1840 年鴉片戰爭前後西方印刷技術及“西學”輸入中國之際。

大約在公元1045年，畢昇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畢昇同時代的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

“版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為版本。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版。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版，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佈字印。滿鐵範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

宋時用黏土製成字模，每字一模刻在突面反體，深度為1－2毫米，然後用火煅燒。製版時，在四邊有框的鐵板上放一層松脂、蠟及紙灰，在鐵框上排放鐵條，在兩根鐵條間植以活字，植滿後再置另一鐵條，再行植字，直至整版植滿為止。以火烘鐵板使松脂等融化，冷卻使活字固定在鐵板上。趁未冷前，以一平板在上面按平活字，印版即製成，印刷時，一般用兩塊鐵板。當第一塊印版植完字後，遂即上墨，覆紙刷印；同時，在第二塊板上繼續植字。第一塊印版印完，用火烘，使松脂等融化，取下活字再用；此時第二塊印版已植好，再刷印。二板輪流交替使用，活字也反覆利用。常用字造20個或以上，以備一版重複出現時所用；冷僻字或臨時用膠泥刻出。印好後拆版，取下活字，各放入小木格內，外面按字韻分類，貼上紙標籤，以便檢索。膠泥指的是燒紙陶器用的黏土，製成後放入陶窯中燒製，泥活字表面非常的堅硬光滑。宋朝的活字印刷術包含了制活字模具、排版、刷印、拆版、活字儲藏、檢索等一些了工序，是一套完整的生產鏈，適用於印刷篇幅長或印刷數量大的刊物。

其實活字印刷術就像蓋印章的過程，具記載，一個工人一天可以印刷兩千頁左右的出版物。由於印刷術的迭代更新，使得宋朝的印刷業發展的非常興盛，古代著名文人蘇軾曾在作品中寫道：“餘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可見當時的書籍出版物有多稀缺，之後蘇軾再有作品說出“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說的就是印刷帶來的改變。

宋朝是中國古代印刷出版業的巔峰時刻，其出版業的基本情況幾乎與現在無異。在宋朝官方的監管下，形成了完備而規範的出版體系。

一、出版機構——三足鼎立

宋朝的出版機構分為官刻、坊刻、私刻。

官刻，顧名思義，是由官方機構出版的書籍，主要包含中央出版機構與地方出版機構。中央出版機構最核心的國子監，不僅是宋朝的最高學府，更負責對出版行業進行監管。除卻國子監會大量刻書以外，司天監、太史院等也會刻制相關方面的書籍，形成了中央出版機構；在地方上，又有各級地方教育部門如州郡縣學以及其他地方機構等也會刻制相關書籍，由此形成地方出版機構。官刻由於為宋朝政府推動，因此並不以盈利為目的，所刻書籍往往精美，工藝精湛，深得士人喜歡。

坊刻，是由商人刻制的書籍。由於宋朝寬鬆的社會環境，商貿繁榮，自然少不了各種印刷作坊的出現。但由於印刷作坊帶有強烈的贏利目的，因此其出版書籍往往質量不一。當時，杭州城是宋朝最大的坊刻中心，由此也可見宋朝的文化之繁榮。

私刻，即私人刻制的書籍。私刻中最有名的是"寫刻"，被稱之為"精刻本"！

二、出版的圖書——涵蓋廣泛，還有各類禁書

基於宋朝文化氛圍的極度寬鬆，其出版的圖書種類繁多，涉及社會各個方面，堪稱是百科出版業，但由於朝廷的相關禁忌，也會有朝廷明令禁止私自刻制的圖書，即“禁書”。

官刻出版的書籍，大多是經史子集等，往往各出版部門會根據部門職責刻制相關書籍，如國子監等教育部門會出版儒學經典、正史以及醫學書籍，太史館會出版曆書、司天監出版關於星象占卜等書籍等；但除卻官方背景以外，民間刻制的書籍範圍則更加廣泛，如歷代文學作品、野史獵奇、時政軍事、民間故事等等，甚至某些商家為了迎合士子的科舉之心，還會出版科舉應用文、捷徑之書等文章，大概類似於今天的高考作文之類的書籍。

正是基於出版業的這種亂象，宋朝官方對某些種類書籍做了相關的禁止條例。譬如陰陽之學、兵書、邪教異學、天文律歷等都宋朝官方嚴厲禁止刻制，上面所說的科舉作文等書籍也遭到打擊；而對於經史子集、律法曆書等，全部由官方刻制，朝廷要聞、邊境形勢等圖書則不得越過邊境，輸送到遼、金。

三、出版行業的監管——全流程，不鬆懈

經過對出版行業的不斷完善，宋朝對出版行業的管理漸漸規範有序，從法律與行政手段出發，對印刷出版的全過程做了精細化管理。

所有書籍，無論時官刻還是坊刻以及私刻，在出版前必須經過官方的審閱。官方審查機構一般由國子監以及地方各級教育部門或其他相應部門來審閱；事前審閱由多層監管構成，第一層為“委官看詳”，如確認無誤後即可以印刷，但有時監管嚴格，還會在出版前再加審一次，被稱作是“選官詳定”。印刷之後，還需要將書籍送到秘書省審閱之後，才能真正到市場上流通。

但由於事前審閱難免出差錯，於是還有事後的跟蹤查閱。國子監以及相關部門會隨時注意社會上流通的書籍，並進行相關調研，一旦發現“禁書”，便進行追查、繳審，依法追究相關者的法律責任。

此外，宋朝還制定了檢舉獎勵制度，意圖發動社會輿論，來加強圖書監管。

在整個監管過程中，針對違法的問題，宋朝制定了相關懲戒措施，如焚燬印板、收繳圖書、印賣同罪、失察官員也要一體作罪，除此之外，還有杖刑、徒刑、流刑等刑罰。

綜述

宋朝出版行業的繁榮，是在社會生產力與經濟的復甦的情況下，基於活字印刷術等相關技術的發展，在宋朝統治者重文輕武的國策施行，大力重視知識分子，發展文化事業，形成了相對寬鬆的文化氛圍的情況下造就的，其出版機構之多、圖書內容之廣泛亦是歷朝歷代少有能超越的。同時，出版行業繁榮的背後，是隨之湧現而出的亂象。為加強統治與控制，宋朝不斷的完善出版管理，形成了相對規範完備的出版行業秩序。

宋代時主要是雕版刻印，畢昇的活字印刷應屬於嘗試性技術，沒有形成規模化應用。一直到清代，印刷業都是以刻印為主。

活字印刷對拼音化文字有優勢，漢字不行。

宋朝的書籍出版，技術上使用先進的活字印刷術，途徑上則分為官府出版、書院學校出版、道觀寺廟出版、專門書坊出版以及私人出版5種。

得益於印刷技術、重視文治、文教昌盛等因素，宋代的出版業自北宋中期以後，達到十分繁榮的狀態。

一、活字印刷術的成熟，是印刷業發展的基礎

根據沈括《夢溪筆談•技藝》的記載：“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版”。

也就是說，北宋慶曆年間，隋唐以來未曾廣泛運用雕版印刷，被畢昇給改進了，改成了活版。

活版的問世，大大提高了大規模印刷的效率，“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

活字印刷昇華了雕版印刷術，實現了印刷技術的革命，也為大規模出版書籍創造了基礎條件。

二、官方出版

在宋代，只要不涉及違禁書籍，出版是相對靈活的。你可以根據自己的身份和經濟條件，選擇不同的出版方式。

首先是政府部門，尤其是中央政府各部門，書籍出版是一個較為普遍的行為。

政府各個部門都可以出書，其中國子監是最專門最專業的，根據皇帝的要求出版各種經史子集等經典書籍。印出來的書，既有給特定範圍人群的，也有對外出售的，而且價格公道。

此外，地方政府也很熱衷於出書，因為長官們一是有財權有財力，二是有雅興有需求，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大大推動了出版業發展。

政府部門出版的書籍，佔據有宋一代出版業的大半壁江山。

三、書院學校出版

書院以民間教育機構為主，是傳播思想、讀書講學、培養文人士大夫的地方，在兩宋比較流行。

而學校作為政府舉辦的教育機構，則更是數量眾多，據記載大觀年間的學生人數達到了11萬之多。

可見書院學校的閱讀需求是十分巨大的，當然他們使用的書籍一部分來自國子監，但另外一部分則需要自行刻印，因為有一些學者的書籍並不在政府出版的範圍內。

四、民間出版

民間出版途徑包括書坊、私人以及佛寺道觀等。

其中書坊是最廣泛的民間出版機構，作為財力一般但又有書籍出版需求的人，到書坊找人給你印刷出版是最合適的方式。汴京、臨安、成都等地，都有大量的書坊，可以滿足需求，也可見當時出版業之繁盛。

而作為財力雄厚，又需要刊刻書籍宣揚理念、或傳之後世的，也可以自己請工匠進行印刷出版。

由於兩宋宗教繁榮，佛經、教義、規範等，需求不小。有的委託書坊刊印，也有不少寺廟自行印刷。

總而言之，自活字印刷術之後，由於偃武修文的國策，文化教育傳播的需求廣泛，書籍需求巨大。

加上出版政策相對寬鬆，一個政府+民間繁盛的出版業就應運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