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周宣王不修藉於千畝，感覺西漢時期儒學大家還明白其真正含義，之後人們就被西漢皇室的藉田儀式給誤導了，留下了這一千古謎團。

《國語·周語上》對“不藉千畝”的後果記載是：“王不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顯然，從邏輯上說不通。

虢文公在勸諫周宣王“不脩藉於千畝”時，提到：“……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廢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意思是“現在天子您想繼承先王大業，卻拋棄其根本，使得祭祀供神的祭品匱乏，使民眾生活陷入貧困，以後還憑什麼向神祈福、憑什麼役使百姓呢？”

顯然而然，如果周宣王只是放棄了一種儀式，這絕對不可能導致“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這麼嚴重的後果，更不會導致千畝之戰的失利。如果“藉田”僅僅是指一種儀式，這就好比說廢除植樹節，導致了中國西北的荒漠化。植樹節的存在與否，在於定期喚起公眾對環境保護重要性的認識。保護環境真正要做的事，是長期堅持不懈的切實行動。中國西北土地的荒漠化，是由氣候、人類活動等等多方面因素長期綜合影響造成。植樹節的存廢，並不足以對此產生決定性影響。同樣道理，因為周宣王廢除了藉田儀式，就導致幾十年後千畝之敗的推論也相當牽強。對農業的重視與否，更多地體現在其它日常扶助措施，而不在於藉田儀式本身。周宣王若果真不重視農業，甚至放棄了農業生產，在缺乏國際貿易和其它支柱性產業的強力支撐下，其後果將是更加致命的——周族政權都可能就此垮臺，而不僅僅是區區的千畝之敗。

虢文公貴為王室之“公”，是西周政治精英人士，這麼淺顯的道理當然也是心知肚明，不至於犯下如此低階的邏輯錯誤。既然如此，虢文公還要站出來反對“不脩藉於千畝”，就必然是另有深意、另有所指。據此，李亞農先生在《西周與東周·周宣王的政治改革》經過大篇幅的論證，結論是周宣王決不單單是想要廢棄藉田儀式，而是要徹底廢除整個藉田制度！

藉田，是西周初文、武王時期就已存在的一種助耕制度。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有學者認為，藉田制即為井田制。把田地按照“井”字形劃分開來，“井”字中間為“公田”，四周即為農夫的“私田”。西周初年，上層貴族把土地劃分成公田和私田。公田為藉助民力耕作，土地生產所得，作為上層貴族乃至周王室的財稅收入。私田則是上層劃分給農夫的份地，但是農夫必須到公田上服無償勞役，作為獲得份地所付出的代價。誰想要分得土地維持生活，就得先把公田上的莊稼伺候好。正是因為公田是藉助民力耕作，所以才被稱為“藉田”。

商、周對抗期間，藉田制度突然展現出全新的政治生命力。

周人與商帝國對抗即將進入高潮之際，周武王看到商紂王成天花天酒地，不理朝政，也荒廢了對神仙的祭祀之禮。神仙，在商人眼中是至高無上，商代就是神權獨尊的時代。為了賄賂神仙，不讓神仙來搗亂周人的倒商大業，同時更是為了討好信神、敬神的商國百姓，周武王特地設立了“帝藉”制度。（《清華簡<系年>》）所謂“帝藉”，實際上就是沿用周人原有農村公社模式下的藉田制，換上專供祭祀“神仙姐姐”（上帝）的名頭，以此來離間商帝國百姓與商紂王。周武王弄出如此“高大上”名頭，直接目的就是要大力宣揚“土地革命”，以此來吸引商帝國百姓逃離商國，來投奔周人。

所以，藉田制就是周人的土地革命：與其說是周國打敗了商國，不如說是周人主導的這場“土地革命”徹底擊垮了商國。天下大局已定後，“國叔”周公旦曾經就“帝藉”制度在理論高度上進行了深入總結，得出如下結論：“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先設其利，則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逸周書·大聚》）

周武王設立“帝藉”制度，其目的肯定不光是想討好神仙，更關鍵是利用民眾的迷信思想，來馴服民眾，讓他們安心為周人幹活。特別是在商帝國被周人推翻以後，“帝藉”制度馴服商人、役使商人的用意就更加明顯——“帝藉”之田出產的東西，祭祀完成後，神仙肯定是帶不走，最後還不是落入了周人口袋！

這種公私田制度，並不是中華文明所獨有。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從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的過程中，都曾出現過。西歐的英國和法國，在羅馬帝國倒下後，陸續從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在這一過程中，西歐的上層貴族們都不約而同地採取公私田制度來管理自家土地。不論是羅馬帝國還是商帝國，底層大多都是奴隸，沒有人身自由，也沒有土地。因此，採用公私田形式的“勞役租”制度，比之於奴隸制，可是結結實實的“打土豪分田地”，當然是一種巨大的歷史進步！聽聞周人在如此轟轟烈烈地開展“土地革命”，商國底層百姓都趨之若鶩；那些沒機會逃離商帝國的，也大多是“身在曹營心在漢”，身雖不能至周，心卻嚮往之。牧野之戰，商人軍隊大部倒戈，其政治基礎就源於此。

藉田從此成為西周各級政府機關的收入源泉，也是西周政府執政的基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正是因為藉田地位如此舉足輕重，西周歷代君王才都會定期參加藉田之禮，以示對農業生產的重視。周代以後，歷朝歷代統治者們也沿襲了西周“藉田”之禮，親身參與藉田，來宣導對於農業生產的重視。但是，秦漢以後的藉田已經與西周藉田已經存在本質上的不同：在秦漢以後，藉田純粹是官方“勸農秀”的一種儀式，不再是後世政府財政收入的支柱。藉田還是那個藉田，但內涵已完全不同了。有些人試圖以漢代的藉田去解讀西周的藉田，這其實就是刻舟求劍。

按照《周禮》記載，周人設立有鄉遂制度。其中，“鄉人”是周人徵兵的主要兵源：“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對於各家各戶，“凡起徒役，家無過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這意思是說，一旦因戰爭需要而徵兵，每家最多出兵一人，即所謂的“正卒”；家庭中其他服役人員，只負責在地方維持治安，不需上前線，即所謂的“羨卒”。（《周禮•地官司徒•小司徒》）

按“徵兵法”計算，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一兩則二十五人；四兩為卒，一卒則為一百人；五卒為旅，一旅則有五百人；五旅為師，一師則有兩千五百人；五師為軍，一軍則有一萬二千五百人。結合鄉遂制度分析，每家出兵一人，五“比”就可組建一“伍”；五“閭”可組建一“兩”；每“族”可組建一“卒”；每“黨”可組建一“旅”；每“州”可組建一“師”；每鄉可組建一“軍”；周王畿內共有六鄉，所以共有六軍。這六支軍隊，應該就是西周青銅器中經常提及的“西六師”。

因為天生就有服兵役的義務，“鄉”之民又被稱為“華人”。與之相對，“遂”之民雖然在局勢嚴重時也需服兵役，但一般來說他們是職業農民，不需要到戰場上去冒險，因此也被稱為“野人”。（《論西周金文中“六師”“八師”和鄉遂制度的關係》楊寬著）

“鄉人”盡了服兵役的義務，自然也享有較高的政治權利。《周禮·地官司徒第二》：“國大詢於眾庶，則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意思是：“國家有大事要徵詢廣大民眾的意見時，‘鄉大夫’就要各自率領本鄉的民眾來到王的外朝。”在國家遭遇重大事故之時，執政者都要向“鄉人”徵詢意見，這就是所謂“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以此而言，周厲王時期“華人暴動”之所以能一舉成功 ，也是因為西周自古就存在“鄉人”（華人）問政的傳統。“華人”在王室舉行例行問政會議期間，被有野心的共伯和煽動起來，集體造反而囚禁了周厲王，從而引發了千古聞名的“華人暴動”。“詢國危”、 “詢國遷” 、“詢立君”，是法律賦予“鄉人”的政治權利。

所以，無論是“鄉”還是“遂”，都要從事生產勞動。在生產生活模式上，二者基本都一樣，沿用了周人傳統的藉田模式。“鄉”與“遂”雖然在客觀上存在著諸多差異，但本質上都屬於藉田制下的大型“國營農場”。

由於“鄉人”服兵役的義務，因此“鄉”藉田制下的農民，需要“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經常參加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等等集體狩獵活動，以鍛鍊軍事技能。

所以，藉田制又是周人軍事制度的基礎。

李亞農先生認為，周宣王是把土地直接劃分成小塊，交給農民自行耕作，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等秋天莊稼成熟時，再統一收取田賦。（《西周與東周•周宣王的政治改革》李亞農著）

然而，在虢文公勸諫周宣王不藉於千畝的最後，說道：“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於民？”虢文公話語中的“棄其大功”之“功”，就是指的“藉田制”。“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藉田制，不僅僅是西周經濟的重要支柱，也是軍事制度的基石；“帝藉”之田，更是祭祀上天與祖先供品的來源。輕易地廢棄如此重大的制度，國家的“祀與戎”都將受到嚴重衝擊，當然會動搖國本。

所以，虢文公在勸諫周宣王時，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放棄藉田制的後果：後果之一，就是“匱神乏祀”，讓“神仙姐姐”的祭品匱乏；後果之二，則更加嚴重——就是“困民之財”！維持民眾基本生活的“籍田公社”被取消，民眾從此失去了穩定的收入來源，被迫自食其力，生活自求多福，那周王室又“將何以求福於民”？周王室無以“求福於民”，又如何能收買老百姓人心？失去百姓民心之後，周王室得不到民眾支援，“戎”怎麼可能強大？“戎”不強大，周王室還怎麼可能統治天下？因此，虢文公認為放棄藉田制，絕不可取。

從虢文公的這段話分析，周宣王的不藉於千畝，絕不可能是要推行“分田到戶”。

取消“帝藉”制度，“分田到戶”，或許會對國家祭祀的費用產生影響。畢竟，在“帝藉”制度取消後，祭祀費用就必須得透過間接收稅獲得，不但手續繁雜，徵稅名目能否得到民眾擁護也不好說。但“分田到戶”之後，讓農民直接管理、經營土地，反倒會讓百姓的收入減少，由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來看，卻怎麼都說不過去。底層民眾擁有土地後，生產積極性必然大大提高，只要不出現大面積自然災害，農田的產出自然會隨之大幅提升。在農耕文明時代，經濟結構較為單一，農作物的產量提升，那麼農民的收入自然也就相應大幅增加。所以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最早湧現的“萬元戶”們，都是出現在農村。在周王室統治下，民眾收入穩步提升，周王室還需要擔心“將何以求福於民”的難題嗎？

作為西周王室最頂層的政治精英，這一淺顯道理，虢文公當然不可能看不透。所以，既然“不藉於千畝”之後，虢文公還說會“困民之財”，那周宣王就絕對不會是要搞“分田到戶”！

周宣王被權貴們重新推上政治舞臺後，首要目標就是穩定人心，特別是權貴階層的人心。為了儘快收買權貴階層人心，周宣王的任何改革，首先都是要能與權貴們實現利益共享。

這也就意味著，周王室“不藉於千畝”、把“國營農場”私有化後，絕不會是搞“分田到戶”，而是把“國營農場”田地都轉讓給像裘衛這樣的新興地主以及部分善於經營的封建地主去代為經營了。

正因為藉田制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對周人的重大意義，放棄藉田制才會對周人政治、軍事、經濟、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

對普通人而言，“不藉千畝”後，巨大的生存壓力下，農民們每天都在田地累死累活，誰敢不聽從“私營農場主”指揮，就得受“地主”責罵；嚴重時，農民們甚至會“被”下崗失業，再到其它農場裡去找工作！經濟地位上的嚴重不平等，已經沒人敢再提什麼開批鬥會、鬥翻壓榨自己的“地主”。絕大多數農民能做的就只剩一招：“要麼忍、要麼滾”！隨時都可能“被”下崗失業的恐懼，讓99%的基層農民都成了在“農場主”面前抬不起頭來的新一代“農奴”。

對於地主階層而言，“不藉千畝”改革實際上就意味著市場競爭，市場競爭的結果，就是讓很多不善於經營的“地主”家裡也沒了餘糧，逐漸走向了沒落。西漢大儒董仲舒就曾評價：“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邑有人君之尊，裡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併兼之路。”（大意：秦國採用商鞅之法，廢除井田制【即藉田制】，人民可以買賣土地，造成富者田地一望無垠，貧者無立錐之地。縣邑有尊貴如君王一樣的人，鄉里有富比公侯的財主，小民怎能不睏乏呢？古代的井田制現在雖然難以倉猝實行，但也應該稍有恢復，應限制人民佔有田地的數額，將多餘的土地補給不足者，堵塞兼併土地的途徑。）

因此，“不藉千畝”實施數十年後，周王室大臣樊仲山父在勸說周宣王料民之時，就提到“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貧富差距的擴大，讓民眾紛紛逃離周王幾，甚至到了周王室不敢大肆宣揚的地步！

《詩經》中的“碩鼠”、“黃鳥”等篇，就分別反映了底層民眾和諸侯卿大夫與周王室離心離德的現實感受。

雖然，短期而言“不藉千畝”的市場化改革給周王幾帶來了經濟上的繁榮，但由於周宣王在政治和軍事上沒能建立起強有力的新制度來有效替代藉田制，最終造成了周王室的再度沒落。

你得明白一點，在以小農經濟為主的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土地的意義並不簡簡單單是生產資料那麼簡單。下面我貼一條百度百科裡面的解釋。

皇帝口中常說的江山社稷:社稷，土神和穀神的總稱。分言之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土神和穀神是在以農為本的中華民族最重要的原始崇拜物。

明白重要性了吧。

而且社稷還常常跟祖宗宗廟聯絡在一起。不尊重社稷，基本上跟不尊重祖宗禮法是一樣的。再往下扯，就扯到什麼諸如不孝之類的問題。天子教導天下人要忠孝，自己卻不孝。確實說不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