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真沒有，《史記》，史官記史，司馬遷本為史官，專職修史，是任務，史官以真實為本，形成了傳統，為保真，司馬遷還受了刑。所以，司馬遷沒有作假的動機，《史記》主體為真實歷史，可能有少數傳承之類引起的誤傳。現在的史學家還不如司馬遷。而西方，並沒有史官，《荷馬史詩》只能與《格薩爾王》相比，其雖也來源真實歷史，但通俗演義都算不上，大概和封神演義相類，有些人物和有些地名大概是真的。事情也彷彿有。真實度不到一半。非實史，當小說、神話差不多，不是歷史證據，只是相關參考文獻。在西方人看來粘點文字的都差不多，因為挖出來的文字就和史詩差不多，本來非史，又反映了歷史，猜神仙，湊出一段事就是歷史了。人家也真沒辦法。猜多了，自己都信了。

提到古代西方的主要歷史學家，有三個人的成就和歷史地位最高：古希臘的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和古羅馬的塔西佗。

希羅多德（前484——425)，古希臘偉大的歷史學家，史學名著《歷史》的作者。《歷史》記述公元前六至五世紀波斯帝國和希臘諸城邦之間戰爭，共9卷，按內容基本上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1—5卷第28章寫西亞、北非及希臘諸地區的歷史、地理、民俗等，第二部分5卷第29章起，主要寫BC478年之前階段的波希戰爭。《歷史》生動地介紹了西亞、北非以及希臘等地區的地理環境、民族分佈、經濟生活、政治制度、歷史往事、風土人情、宗教信仰、名勝古蹟等，展示了古代近20個國家和地區的民族生活圖景，宛如古代社會一部小型“百科全書。”

希羅多德的《歷史》是西方史學上的第一座豐碑，為西方歷史“開闢了一個新時代”，因此早在古羅馬時期，思想家西塞羅（ Cicero）就稱他為“史學之祖”。

修昔底德（前460—396），古希臘歷史學家、文學家和雅典十將軍之一，讓其青史留名的是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錄了公元前5世紀前期至公元前411年，斯巴達和雅典之間的戰爭。修昔底德在其敘述中十分注意剋制個人的好惡，儘量做到“客觀”和“公正”，儘量以平實、白描的筆法描述人事的過程及其前因後果。因其著作中的詳實證據，客觀分析，被稱為“歷史科學”之父。

修昔底德生活在雅典的極盛時期，也是古希臘文化的最燦爛時期。伯里克利等人的演說，埃斯庫羅斯、歐里庇得斯、索福克利斯等人的戲劇，詭辯派的哲學，希羅多德的歷史，還有希波克拉底的醫學，都對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給他的著作提供了及其豐富的史實，從而使他的作品具有前人所未有的豐富多彩。

塔西佗的歷史著作比起前期的歷史著作更加成熟，代表了羅馬史學發展的最高成就。《編年史》是他晚年封筆之作，是他最具特色、最精采的一部著作。《編年史》主要記載了從公元14年奧古斯都去世至公元68年著名昏君尼祿死去半個世紀之間的羅馬歷史。內容包括羅馬早期帝國時代的專制統治、政治變故、權力鬥爭、對外戰爭、君王生活等等，基本上是羅馬帝國早期的一部政治史。在這裡塔西佗也簡要回顧了羅馬帝國時期的全部歷史，總結了帝制產生、鞏固的過程，並提出了由共和向帝國過渡的原因這個千百年來爭論不休的問題。

塔西佗從一開始就強調“既不心懷憤懣，也不會意存偏袒，超然物外，摒絕所有那一類的不良動機”的自覺意識。所以他在著述實踐中力求做到秉筆直書，因而他的著作其史料價值相對比較高。塔西佗在西方歷史學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抽離自我，超然物外”的寫史原則，這是塔西佗史學成就的最高體現。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通史，記載了上至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

我的觀點如下——司馬遷及其《史記》，毫無疑問是名垂千古的。抹煞這一點，如果是華人，無異是數典忘祖。 客觀地說，古代西方，也有著名的史學家及著作——咱們尊重史實，不幹妄自尊大的事。 西方古代的史學著作，可以拿來與《史記》進行比較研究。但這是嚴肅的學術課題。這裡只能談些個人的管見。

司馬遷，生於公元前145年，卒年不詳。公元前91年（徵和二年），完成《史記》全書——共130篇，526500餘字，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對後世影響極為巨大。

與司馬遷差不多年代的，有六個比較著名的西方歷史學家，集中在古希臘和羅馬。樓上已有高人介紹了三個，這裡就簡略地介紹，沒說過的多說一點兒。

按照年代先後來排—— 第一個，希羅多德 （約公元前484-前430或前420），古希臘歷史學家。

他出身名門，所著希波戰爭史為西方古代第一部夾敘夾議的史書，名為《歷史》，共9卷。其中第2卷，詳述了他對埃及的考察。

他明確提出了歷史學的研究方法——首先提出問題，然後收集揭示這一問題的資料，最後得出結論——不過他也承認，這是受到了一些哲學家的影響而形成的觀點。

他的貢獻還包擴——在對埃及的研究中，第一個系統論述了歷史時期中的人與環境的關係；並明確地劃出了歷史與史前史的分界線。

鑑於此，西方史學界認為，“他對歷史學的貢獻，在古代西方是無人可以比擬的，他綜括一切的能力也是後來的人們難以望其項背的”。

所不足的是，“希羅多德並不是徹底的理性主義者，他對神靈和天理同樣信仰，對超自然的宗教觀點很少懷疑。他試圖調和信仰與理性的矛盾，在令人信服的論述中夾雜著許多虛妄的成分”——這也是西方史學界對他的評價。 第二個，修昔底德 （約公元前460以前-前404以後），被稱作是古希臘最偉大的歷史學家。

他是雅典人，所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從軍事上、政治上，特別是心理上，論述公元前431-前404年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發生的戰爭。西方學界稱，他對所有西方後來的歷史學傢俱有不可估量的影響。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共8卷，敘述到公元前411年秋即突然中斷，距戰爭結束還有6年半以上的時間。 他的寫作分3個步聚——首先是記錄事件的發生情況；其次是整理記錄按年代順序編排；最後進行補充和潤色。在他的8卷著作中，記述十年戰爭和雅典對西西里的遠征部分，已經過最後加工。

修昔底德的《戰爭史》被西方稱道，是因為這部著作被認為是一部信史，其中包含了很多作者親身的經歷——這被認為是他作為歷史學家的最重要功績。

另外，修昔底徳不僅論述戰爭的政治因素，而且強調伯羅奔尼撒戰爭是兩種不同性格之間的衝突——富於創新和革命精神的雅典人，與小心謹慎，“既不因勝利而狂喜也不因挫折而悲觀”的伯羅奔尼撒人（尤其是斯巴達人）的爭鬥。

他還重視戰爭的技術問題，對戰爭的各個方面都有精闢的見解。 他被西方學界稱作是“典型的雅典學者，文筆凝重、明快而簡練”，以“公正的態度解釋錯綜複雜的歷史現象”。第三個，波利比奧斯 （約公元前200-約前118）又譯波里比阿，被稱為是西方古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

他是古希臘人，著名政治家之子，公元前133年以後撰寫《努曼西亞戰爭史》。他以《通史》40卷確立了自已的名聲。這部著作，敘述從漢尼拔的西班牙戰役到彼得那戰役53年間（公元前220-前168），羅馬主宰世界的歷史。

波利比奧斯提出，歷史學家的任務是：研究和校勘文獻，熟悉有關的地理情況，獲得一定的政治經驗。三者之中以後兩者最為重要。

他本人不僅具備豐富的政治和軍事經驗，而且曾經漫遊整個地中海地區及以外地區。

第四個，薩盧斯特 （公元前86-前35或前34），羅馬政治家，與李維、塔西陀並稱羅馬三大歷史學家。

他生於義大利中部，大概屬貴族。他的第一部歷史著作是《喀提林戰爭》，以羅馬野心家喀提林的陰謀為主題，揭露羅馬政治的腐敗。他的第二部歷史著作《朱古達戰爭》，其中詳細探討了黨派鬥爭的起源。他還寫了《歷史》 （只存殘篇）一書，敘述公元前78-前67年間的羅馬歷史，仍以黨派鬥爭為中心內容。第五個，李維（公元前64或前59-公元17）羅馬3大歷史學家之ー。

他出生於義大利北部，公元前29年，因計劃寫羅馬史遷居羅馬。他的羅馬史共142卷，從羅馬城奠基寫起，其中11-20卷、46-142卷已佚失。

第六個，塔西佗 （約56-約120），羅馬帝國高階官員，羅馬三大歷史學家之一。西方學界稱，他“以歷史著作名垂千古”。

他出生於高盧南部，受過良好教育。公元98年發表《日耳曼尼亞志》，記述菜茵河上羅馬邊界地區的狀況。他著重指出日耳曼部落的淳樸道德和原始陋習。他說，如果這些部落一致行動，將對羅馬的高盧地區構成威脅——這部歷史地理學著作已進入了政治領域。他的主要著作《歷史》，從公元69年加爾巴當政寫起，到96年圖密善逝世為止，全書分為12卷或14卷。他還寫作了《編年史》，現存1-4卷和部分殘餘，全書應為16卷或18卷。 關於以上六位和司馬遷比較的個人管見。

正如文初所說，嚴肅的學術比較研究，交給專家學者們去做，這裡只是簡單地講講個人看法。

從記敘歷史來說，六個人和司馬遷都偉大，因為沒有他們，現在的我們，可能對他們生活的年代一無所知。 然而從時間跨度來說，這六個人就遠遠比不上司馬先生了——《史記》記載了3000年的歷史，這六個人，最多的六七百年，短的也就幾十年。正因為如此，咱們現在還可以爭論一下夏朝是不是真的存在；黃帝的出生地和墓地在哪裡等等。這六個西方史學大咖，沒給他們的後人留這種機會。

從是否“信史”來說，這六位，除了最早的第一個稍差，其餘五人還是可以和老司馬PK一下的。難得的是，司馬遷嚴謹的治史態度，已經越來越多地被證明了《史記》作為“信史”的高度可信性——這是必須考慮到《史記》的時間跨度的——不是幾十年、幾百年的記載可信，而是數千年，這才彰顯其價值。

從歷史著述型別來說，六個人大部分著述的是戰爭史、斷代史，這是不好與《史記》比較的。《史記》是通史，縱貫3000年，涵蓋所有重大歷史事件、論及所有重要歷史“國度”、評介所有歷史關鍵人物、涉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詳而不繁、簡而不漏，極其難能可貴也。這是當時的那六位不可比擬的——專家們也會同意我這個看法。

再從文字體例上來說，司馬遷所採用的本紀、世家、列傳、表、書的體例，是一個偉大的創造——當然，再早的中國史書可能也這麼寫，只是因為“焚書”，後人看不到了——但仔細想想，司馬遷把3000年的歷史，按照這個體例，給出了明確清晰的縱座標和橫座標，科學至極。以上六位，也只是塔西陀算是做了這方面的嘗試，但也淺嘗輒止。

所以最後，我斗膽地說一句，這六位史學家也很偉大，但他們的著述，比起司馬遷的《史記》，還是稍遜了一籌。 魯迅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評價太精確。

在西方，可以與《史記》相媲美的史學鉅著當屬《蘇維託尼烏斯史記》，而這部通史的作者蘇維託尼烏斯在很多方面也與太史公司馬遷有不少相似之處。

在羅馬帝國最繁榮的時期，也就是哈德良大帝在位期間，政府高官蘇維託尼烏斯開始撰寫以一系列始自朱利烏斯凱撒時期的傳記體通史代表作為《羅馬十二元首紀》和《名人列傳》等著作。但是蘇維託尼烏斯本人卻認為自己的使命是蒐集並儲存史料，使之不被忘卻，他不僅記載自己所相信的東西，也記錄下了自己所懷疑的東西。

羅馬大競技場，據說當競技場坍塌之日，羅馬就會煙消雲散。誠如斯言，羅馬的榮耀至今仍然影響著我們今天的世界。

正如他在《羅馬十二元首紀•聖克勞德紀》中所講的那樣：“我記錄下這個說法主要是不致遺漏，並不意味著我相信這是真的或有這個可能。”所以他並不像大多數歷史學家那樣去考察、研究、解析歷史，而只是把史料按時間順序或類別做出一個排列，而並沒有做出什麼政治或倫理上的推論。 這一原則不得不讓人想到了《太史公自序》中對於自己撰寫《史記》的目的：

“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也就是說，在司馬遷或蘇維託尼烏斯看來，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其首要任務就是是在於儲存史料，之後才是像塔西佗那樣做嚴肅性的分析或像司馬光那樣對歷史尋找出一個統馭性的倫理主題。

此外，和司馬遷的《史記》一樣，蘇維託尼烏斯所著的史書也都有著極高的文學價值。二者的文風都是簡潔的、明白的、沒有華麗的辭藻和雄辯的溢詞。但在措辭上確實十分準確的，極具表現力。而其中經常穿插的戲劇性片段也總是恰如其分出現，絕不會對總的風格造成突兀之感。

和《史記》一樣，蘇維託尼烏斯的史書成為後世西方傳記史書的典範，不僅從阿米尼烏斯《羅馬末世繁華錄》可以看到影響，在中世紀的艾因哈德《查理大帝紀》和直到近現代的史傳也都在享受著蘇維託尼烏斯的恩典。

哈德良行宮，蘇維託尼烏斯曾經在此度過了自己最輝煌的歲月。

沒有。但歐洲人很偉大自文藝復興後見到文字通記的中國史記後，開始：今天你加點，明天他添點的有了同中國史記一樣甚至高出中國史記的歷史。這同中國近現代文人都揭古中國短呈相背相反的態式，因而，近代後的城鎮人厭煩中國向住外國，而歐洲人則自感自偉大。證明是：有現代知識者認定自已是“黑眼晴.黃面板的身軀.歐美人的腦子”的特殊人。認可不。

推薦閱讀《羅馬帝國衰亡史》，雖然不能和《史記》相媲美，但對了解羅馬帝國曆史還是有很大幫助的。

《羅馬帝國衰亡史》由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所著，1772年開始寫作，於1788年完成全部書稿。此書兩百多年來傲視西方史學界，堪稱歐洲的《史記》和《漢書》。

《羅馬帝國衰亡史》以宏闊的篇幅，敘述了羅馬帝國從公元二世紀安東尼時代的盛世，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時的1300多年的歷史風貌。千年的風雲盡收筆下，精彩生動。

此書自出版以來多次再版，作者也由此奠定了他在史學界的泰斗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