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奴隸制國家。古代文獻對夏朝的論述雖仍系傳說，但是從《史記殷本紀》關於商代世系的記載，已被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證實為信史的情況推斷，《 史記夏本紀》關於夏代歷史的記載，亦當有所依據。

因為迄今為止尚未發現類似甲骨文那樣的有關夏代文化的確鑿的實物資料，夏文化的遺物也難以辨識，所以，在夏紀年內，分佈於文獻記載中夏王朝主要統治區域的考古學文化，自然成為探索夏文化的重要物件。夏代的紀年，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目前通行的歷史年表採用的夏代起訖時間，為公元前21世紀至前16世紀。傳說中夏王朝的都邑以及發生重大歷史事件的諸多地點，古代文獻對其地望的記載頗多差異，後世學者的考證也分歧很大。但是，夏王朝統治的中心區域在豫西，尤其是洛陽平原，伊、洛、潁水流域，以及晉南的汾河中下游，特別是汾、澮、涑水流域，學術界的看法基本還是一致的。

夏朝的經濟活動以農業為主，生產工具主要還是石、蚌和骨制的。青銅製品主要是為數不多的禮器、武器和工具。採用複合範鑄造的青銅爵，表明青銅器生產已經經過了一定的發展過程。這一時期的玉器製品也相當精緻，出現了銅嵌玉的新工藝。農業生產與季節天象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中國古朝的天文曆法知識，就是在農業生產的實踐中不斷積累起來，又直接為農業生產服務。在堯舜時期，就有關於羨和、錢仲觀察日月星辰以定四時的傳說，說明此時期就有了熟悉天文制定曆法的專職人員，天文學和曆法早就很發達。

中國傳統的干支紀年紀日法，起源是很早的。夏代末期的帝王有孔甲、胤甲、履癸(桀)等，都用天干為名，說明當時用天干作為序數已較普遍。

夏代的歷法，是中國最早的歷法。當時已能依據北斗星旋轉斗柄所指的方位來確定月份，夏曆就是以斗柄指在正東偏北所謂“建寅”之月為歲首。它按夏曆十二個月的順序，分別記述每個月中的星象、氣象、物象以及所應從事的農事和政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代農業生產發展水平，儲存了中國最古的比較珍貴的科學知識。

地圖的出現，從夏禹治水的傳說中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已經認識了許多高山大河，確定了大地的東西南北，學會了開渠、分洪、修堤，並且掌握了計算、測量和繪製簡單的地圖。

“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於文獻記錄”，是由野蠻高階階段過渡到文明時朝的重要標誌之一。正如郭襪若所說:“中國文字，到了甲骨文時朝，毫無疑問是經過了至少兩三千年的發展的。”從殷墟時朝上溯到夏初，不過八、九百年，夏朝已有文字和文獻記錄，是無可懷疑的。

有關夏代社會發展的情況，古代文獻記載既少，又多模糊不清。關於夏代的地下考古工作，目前還在繼續探索中。經過多年的調查和發掘，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等地，發現了一種介於河南龍山文化和鄭州二里崗早商文化之間的文化遺存，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內涵較典型，稱為“二里頭文化”。這一文化遺存的時間，據測定，約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屬於夏代紀年範圍內。目前，雖然還沒有足以確定它是夏代文化的直接證據，但所提供的豐富考古資料，有力地推動了探索夏代文化的工作。

禹傳位於其子啟，結束了原始部落的禪讓制，開創了世襲制，夏朝開啟“家天下”模式:帝王把國家當作自家的財產，天下的土地，臣民都是君王家的。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文明之一。《史記》等許多古代文獻記載，夏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從此，中國大陸從新石器時代進入了文明時代。但長期以來，中國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一直對夏朝的問題感到困惑。

在國際上，以索普、艾蘭、劉克甫為代表的歐美學者認為，夏朝只是一個虛構的神話傳說，不是一個真實的歷史。在英國劍橋大學主持下編寫的《劍橋中國史》也始於商朝。在中國，也有許多專家、學者和考古學家堅持認為夏朝不存在。

《史記》中的夏朝

早在民國時期，顧頡剛、胡適、郭沫若作為古代懷疑派的代表，就認為古書、左傳、朱樹集年等大量先秦文獻是漢代以後的假書。然後它發展到質疑中國古代的歷史，特別是夏商時期。正如我們現在所知，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古代懷疑派的許多思想都有明顯的偏差。然而，從促進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顧頡剛等人作出了重要貢獻。

20世紀30年代，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曾提出河南仰韶文化是夏朝。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也指出，山東龍山文化是夏朝的。新中國成立後，隨著中國考古學的進步，基本上顛覆了這兩種觀點。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先秦時期大量的文化遺址證實了夏朝是一個真正的歷史階段，其過程可能與《史記》等古代文獻的記載非常接近。

大禹治水

一、史籍中的夏代年表

20世紀初，河南安陽殷墟和甲骨文的考古發現，在商代中後期出土了大量的文字證據，使商代歷史成為一部忠實的歷史。中國傳統文化大師王國維提出了著名的“雙重證據法”。他對殷墟中的甲骨文進行了解讀，發現其中記載的商王的姓名和年代與司馬遷《史記》中《殷本紀》的記載基本一致。這客觀地證明了司馬遷在編纂《史記》過程中必然掌握了準確、原始、豐富的文獻。

商代甲骨文

2。二里頭遺址屬夏代

195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學家徐旭生帶領考古隊，根據自己對歷史記錄中的研究成果，在河南省西部尋找傳說的“夏墟”遺址。令人驚訝的是，在有《史記》記載的夏朝中心地區洛陽，考古隊發現了偃師二里頭遺址。1997年，“夏商周”專案組織全國文化歷史專家赴河南省舉辦學術研討會。雙方一致認為二里頭遺址屬於夏朝。

1。時間巧合

經過研究，二里頭遺址始建於公元前18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填補了龍山文化與商代的空白，與夏代處於同一歷史時期。據《史記》記載，商朝和唐朝消滅了夏王朝，建立了商朝，商朝建都在西亳。多年後，商湯的繼任者太甲放棄了國家，被伊尹放逐到了西部的桐宮。

夏朝崇尚先祖祭祀，巫祝文化盛行，高於王權政治，青銅器僅限於貴族祭祀，農業尚未普及，國家仍舊保留著原始部落痕跡，從夏后氏十二支部就能知道，夏朝靠的是有同宗血緣關係的十二氏族部落維護統治，也就是說明，夏後與其支部是共主天下的封建方國制，而不是一元君主制，故而保有一定的原始部落民主特性。不過目前，夏朝一直沒有找到出圖文字和確證遺址，應該是考古範圍和方位不對，期待以後早點落實，也就好繼續勘察虞朝了！

縱觀歷史，國家小事，無非衣食住行喪婚禮紀，天帝匹夫概莫能外。時至黃帝，一統華夏東西邦。時至唐虞，再通赤縣南北邑。時至鯀禹，城郭漸闊，族徽輪煥，家天下之王。牝馬之貞，惟迷得主。牝雞之晨，惟家得計。家者，戶口頁也。戶口頁登記者，反文以戶口簿也。反文以戶口簿者，啟之啟歟？竊以為，家天下者，啟。有戶氏乃執迷於城市戶口，啟則大量收購農村社群居民身份證，為其辦理城鎮戶口簿，造成有戶氏族KPI考核指標體系崩潰。啟走一條“鄙野包圍城郭”的人文關懷之路，於是甘誓大敗有戶氏。我們現在稱之為“戶口”其實是歸咎於有戶氏族，而歸功於啟。歷史書是公平的，凡是好事都有啟，例如啟發、啟示、啟國承家（易經師卦尚爻辭記載）等等。夏文華，主體思想觀念是“家”，戶口所在地，和城郭社群制度（姓氏制度的濫觴）。續家譜，實際上是鯀作城郭，禹會塗山會稽山，啟作九招的真實目的。

其文化還處於原始社會時期，以石器為主。

夏朝（約前2070~前1600 ）是中國史書中記載的第一個世襲制朝代。夏時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數量的青銅和玉製的禮器，年代約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青銅時代初期。

歷史上已有夏篆的記載，夏禹書、禹王碑則是夏朝的傳世文字，是夏篆。

洛陽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的生產工具，仍以石器為主，骨角器和蚌器也還在使用，在一些房基、灰坑和墓葬的壁土上留有用木質耒耜掘土的痕跡。當時的勞動人民使用這些比較原始的工具。

夏朝人使用的工具都是以石器為主。夏朝都城出現了車，但還不能確認是人力車還是馬車。

中華二字來源於夏，夏與華，古時同音。夏朝人們居於中間地帶，所以稱為中華。

夏朝，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有著深遠意義。因為中華二字來源於夏，夏與華，古時同音。因為夏朝人們居於中間地帶，所以稱為中華。中國傳統文化其實是由諸多民族文化合成的。這些民族古時曾被總稱為“夷夏”。事實上，對中國歷史上有沒有夏朝，學界曾經有二種對立的結論，一種是疑古派，堅定認為沒有。一種認為透過古籍以及近代考古，證實夏朝是真實存在，並不是神話傳說。司馬遷編撰《史記》時，列出了夏代17王的傳承次序。《夏本記》也成為後人相信夏朝存在和研究夏朝歷史的重要依據之一。

很早以前，我曾看過顧頡剛著、何啟君整理的《中國史學入門》，這本大家小書很簡明瞭講述了顧頡剛先生對中國歷史的一些研究成果。顧先生當時認為，現在的中國史，只能看到夏、商、周的史料。夏在周的文字史料裡才能看到一點，可是仍然一直沒有找到夏的器物作證。但根據文字史料，商以前肯定有夏。至於夏以前的事，就無法肯定了。周，常自己稱作夏。夏、商可能是一族。夏、商都來自於西方，夏代有400年，周代有800年。據《左傳》上講：“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後皋之墓也。”崤，是山名，在函谷關以西，陝西的東部。夏時，稱王為後。夏的王有名叫相的，又有個名叫皋的。

顧頡剛先生講，周時，在文字上已有禹這個人。在《尚書》中，有《禹貢》篇。這一篇講地理，夏禹在建立政權以後，為便利於政治統治，將天下分為九州，洛陽就是當時的豫州。夏應該是最早把中國天下分為九州的了，九州分別為：冀州----山西、河北；兗州----河北、山東；青州-----山東東部；徐州----山東南部、江蘇北部；揚州----江蘇南部、浙江、江西；荊州-----湖南、湖北及河南的南部；豫州-----河南；梁州----四川、陝西南部；雍州----陝西、甘肅。《禹貢》篇是為了向皇帝進貢而作的，分別講述各地各地區各個經濟地理狀況，連當時的交通線路也寫了。是史書中很有價值的一篇，使人相信。中國自古以來是大統一的。

禹將都城定在陽城(今河南登封)，與洛陽相距不過百里，所以洛陽也屬於夏朝統治的中心。在夏朝的第三個帝王太康(啟的兒子)統治時期將都城遷到了洛陽。關於這一點史書裡記載，“太康居斟郡，羿亦居之，桀又居之。”1959年夏，中科院考古研究所開始了對“夏墟”斟尋阝的考古調查，偃師二里頭從此進入學者的視線，中國考古學界由此開始有目的、有計劃地探索夏文化。

據考證，河南省偃師市二里頭村位於伊、洛二水之間，距離洛陽市約18公里，東西長約2.5公里，南北寬約1.5公里。正是夏代都城遺址。那麼夏朝的文化，其主流是什麼？考古學家在這個最早的都城遺址——二里頭遺址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玉器等，其中小件銅器如刀、爵、鈴等。且經考古發現，二里頭文化遺址規模宏大，宮殿、陵寢、房屋、道路、水井多有發現，並且還發現了當時的鑄銅遺址，發現了原始的青銅工具，其中有武器和酒器，說明中國青銅文化的歷史在夏代已經相當成熟，同時也說明洛陽是中國最早進入青銅時代的地區。二里頭晚期的文化層還出土了大量的玉製品，有琮、圭、璋等禮器，陶製品則更多，有陶塑的龜、豬、羊頭以及陶器上刻劃的一頭二身龍蛇紋、龜紋和人物形象。這些考古發現都是夏代文化主流藝術的反映。但願在廣闊的中華大地上，我們後人能找到更多夏朝存在發展的考古證據，更好地研究我們中華悠久燦爛的文化。

本人在甘肅臨洮撿到一塊石頭，應該是一件新石器，奇怪的是上面有文字，從時間看應該是新石器，也就是新石器與青銅器的過渡過程。如果這件石器及上面的文字跟那個時代相合，那麼也許是夏朝的佐證。臨夏與臨洮相近，而且都是黃河的上游，也許都是夏朝的發源地。

夏朝禮儀基本形成，洛陽博物館的乳釘紋青銅爵就是夏朝文化的代表

洛陽作為十三朝古都，歷史悠久、物華天寶，給世人留下了豐富的寶藏。洛陽博物館以其館藏豐富被評為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館藏文物中有許多國寶級文物，第一件國寶級文物，就以夏代乳釘紋青銅爵為居首。

走進“珍寶館”展廳，就可以看到擺在緊靠門位置的乳釘紋青銅爵。銅爵為飲酒器。據資料介紹，乳釘紋青銅爵出土於1975年河南省偃師市二里頭遺址，爵高22.5釐米，流、尾長31.3釐米，壁厚0.1釐米。長流尖尾，束腰平底，三錐足細長。在流折處有兩釘形短柱。腹部一面有兩道凸線，在兩線之間橫列五枚乳釘裝飾。

這件乳釘紋銅爵，前有長流，後有尖尾，宛若一位輕盈舒展、迎風而立的窈窕淑女，周身散發著俊巧清逸的氣息。

從用途上講，銅爵的流是用來飲酒的，而其尾則主要是用來平衡重心和方便往爵內注酒。據瞭解，青銅鑄件的最大優點，就是可以較大限度地延展，不易折損。為了充分顯示這個優點，鑄銅匠有意識地誇張性地增長銅爵的流和尾，以炫耀青銅的優越和鑄造技術的高超。

青銅爵作為一種常見的飲酒器，流行於夏商時期，可以說是中國酒文化的代表。尤其是在商代，它是最典型、最常見和最基本的酒禮器，考古學家鄒衡曾指出，在商代禮儀制度中，以酒器觚、爵的數目來區分貴族的身份。《禮記·王制》中說:“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五等。”

在夏代，飲酒還是王室權貴的特權，銅爵自然也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徵。在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中，考古人員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凡隨葬容器者必有爵。作為中國古代最典型、最常見的酒禮器，爵也具有“明貴賤，別尊卑”的作用。銅爵處於酒禮器組合的核心地位。古代爵祿制就是根據貴族身份的高低，規定其配享相應的爵，而現代漢語中的“爵位”一詞，也是從用爵制度中衍化而來。

乳釘紋銅爵年代久遠，製作精美，是迄今中國發現最早的青銅器代表作，堪稱國之瑰寶。為探究中國早期文明提供了重要物證，具有特別重要的文物價值和學術價值，被譽為“天下第一爵”。

乳釘紋銅爵是夏代青銅冶鑄技術的實物見證，是使用者身份和地位的象徵。乳釘紋青銅爵等青銅器開創了中國最早使用青銅禮器群的先河，從此，中國青銅文化便朝著有自己特色的青銅禮器之路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