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隆中對》中我們可以看出，《隆中對》是諸葛亮對當時政局的看法，並且針對劉備集團無根據地的處境提出的具有遠見卓識的戰略方針。概括起來，諸葛亮《隆中對》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1．當時的形勢是“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而荊州和益州乃用武之地，應利用荊州劉表、益州劉璋不能守成的機會， “若跨有荊、益，”取代割據荊、益的劉表、劉璋，建立起可靠的根據地，與曹操、孫權三分天下。

2．在奪取荊州和益州的同時，利用“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的聲望，招攬人才，“內修政理”，逐步增強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

3．在益州要妥善處理好與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關係，“西和諸戎，南撫夷越，”解除以後北伐時的後顧之憂。

4．在荊州要“外結好孫權，”與孫權建立抗擊曹操的聯盟。待“天下有變，”再分兵兩路，“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如果這樣的話，劉備“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

綜觀後來的歷史程序，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對當時形勢的分析，基本上是符合客觀實際的，為劉備集團制定的戰略決策，大體上也是行之有效的。

三、《隆中對》的歷史侷限

在《隆中對》中，諸葛亮為劉備分析了當時形勢後，又為劉備謀劃了“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建基立業的宏偉藍圖。應該說，諸葛亮在《隆中對》中的形勢分析和提出的戰略決策基本上是正確的和可行的，但同時也存在著它的困難和侷限，這在後來形勢的發展中逐漸顯現出來，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跨有荊、益”和“外結好孫權”存在著極大的矛盾。在《隆中對》中，諸葛亮為劉備制定了首先奪取劉表的荊州和劉璋控制的益州為根據地，然後“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劉備“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 “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的宏偉藍圖。但是，荊州“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聯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佔有荊州，向南可威懾江南，進而掃蕩割據江東之地的孫吳；向北可出兵宛、洛，北定中原。因此爭奪荊州，無論是對曹操、劉備、孫權都至關重要。在赤壁戰前，面對來勢洶洶的曹操大軍，唇亡齒寒，共同的利害關係，使劉備、孫權結成抗曹聯盟。赤壁之戰曹操戰敗，退出了對荊州的爭奪，而赤壁戰後，劉備與孫權荊州爭奪的序幕就拉開了。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孫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備不許……(孫權)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為爭奪荊州地區，吳、蜀不惜兵戎相見。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劉備集團留駐荊州的大將關羽率軍攻打曹魏佔領下的樊城，水淹曹操派來援助曹仁的于禁所督七軍，“羽威震華夏”，曹操甚至“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劉備集團勢力的發展，不僅對曹魏集團是一種威脅，對孫吳集團也是嚴重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曹操和孫權又暫時結成同盟。孫權趁關羽出兵樊城，後方空虛的時機，命大將呂蒙襲取荊州，斬殺了關羽。

蜀漢章武元年(公元221年)為了奪回荊州，劉備不惜傾巢出動，沿長江而下伐吳。夷陵之戰，蜀軍大敗，劉備的蜀漢再也不能對孫吳構成威脅，這時倒是曹魏對孫吳的威脅更加顯現。於是，孫吳向蜀漢“遣使請和”，蜀漢與孫吳又結成了抗曹聯盟。由此可見，“跨有荊、益”和“外結好孫權”之間是存在著極大的矛盾，是有一定條件的。

二、荊州的失去，使得北伐的基礎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諸葛亮《隆中對》“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的提法，也逐漸了失去了原有的號召力。諸葛亮《隆中對》認為在軍事戰略上要分兩步走：首先利用荊州牧劉表、益州牧劉璋的弱點，不失時機地奪取荊、益二州；然後再以荊州、益州為根據地，等待時機成熟，兩路出兵，對曹魏實施兩面夾擊，以達到逐鹿中原，興復漢室的目的。在以後的一段時間，形勢也正是按照諸葛亮提出戰略決策發展的，劉備集團先後奪取了荊、益二州。此時真可謂萬事俱備，只欠“天下有變”的東風了。

然而，荊州的失去，使得後來諸葛亮北伐時的條件，已異於《隆中對》中提出的北伐戰略條件。失去荊州，使得蜀漢政權處於偏安一隅的窘境，經濟實力大大削弱，軍事上喪失了“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與“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遙相呼應，兩面夾擊曹魏的可能。

儘管諸葛亮後來與孫吳重修盟好，解除了可能來自孫吳方面的威脅。同時諸葛亮對蜀漢政權在政治上加強治理，整頓吏治，舉賢任能，調整了蜀漢集團內部，主要是隨劉備入川的荊州集團和原屬劉璋的益州集團的關係；經濟上則大力獎勵耕戰，務農植谷；軍事上治戎講武，為北伐作準備。經過幾年的勵精圖治，蜀漢出現了“田疇闢，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的局面，訓練出了一支十餘萬人的精兵。為了安定蜀漢的後方，解除北伐的後顧之憂。蜀漢建興三年(公元225年)，諸葛亮經過兩年的準備，親率大軍南征，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迅速平定了南中四郡南夷首領的叛亂。同時，又得以徵收南中地區出產的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等物資以給軍國之用；並挑選勁卒萬人編入蜀軍，號曰“飛軍”，加強了蜀漢的軍事實力。但僅管如此，蜀漢與曹魏、孫吳相比，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還是最弱的。

為了完成“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統一天下的大業，諸葛亮從蜀漢建興六年(公元228年)春開始，到蜀漢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病死北伐軍中，七年中先後五次興兵北伐曹魏。以諸葛亮之才，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而卻功敗垂成，收效甚微。客觀地講，北伐的失敗，與其北伐時的條件已異於《隆中對》時提出的北伐戰略有關，蜀漢和曹魏兩國力量過於懸殊，蜀漢以一州之力難以蹈覆雄據九州之地的曹魏，失敗是必然的。唐代大詩人杜甫對諸葛亮十分崇敬，他在《蜀相》詩中寫道：“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對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深感惋惜。

從《隆中對》中我們可以看出，《隆中對》是諸葛亮對當時政局的看法，並且針對劉備集團無根據地的處境提出的具有遠見卓識的戰略方針。概括起來，諸葛亮《隆中對》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1．當時的形勢是“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而荊州和益州乃用武之地，應利用荊州劉表、益州劉璋不能守成的機會， “若跨有荊、益，”取代割據荊、益的劉表、劉璋，建立起可靠的根據地，與曹操、孫權三分天下。

2．在奪取荊州和益州的同時，利用“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的聲望，招攬人才，“內修政理”，逐步增強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

3．在益州要妥善處理好與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關係，“西和諸戎，南撫夷越，”解除以後北伐時的後顧之憂。

4．在荊州要“外結好孫權，”與孫權建立抗擊曹操的聯盟。待“天下有變，”再分兵兩路，“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如果這樣的話，劉備“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

綜觀後來的歷史程序，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對當時形勢的分析，基本上是符合客觀實際的，為劉備集團制定的戰略決策，大體上也是行之有效的。

三、《隆中對》的歷史侷限

在《隆中對》中，諸葛亮為劉備分析了當時形勢後，又為劉備謀劃了“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建基立業的宏偉藍圖。應該說，諸葛亮在《隆中對》中的形勢分析和提出的戰略決策基本上是正確的和可行的，但同時也存在著它的困難和侷限，這在後來形勢的發展中逐漸顯現出來，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跨有荊、益”和“外結好孫權”存在著極大的矛盾。在《隆中對》中，諸葛亮為劉備制定了首先奪取劉表的荊州和劉璋控制的益州為根據地，然後“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劉備“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 “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的宏偉藍圖。但是，荊州“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聯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佔有荊州，向南可威懾江南，進而掃蕩割據江東之地的孫吳；向北可出兵宛、洛，北定中原。因此爭奪荊州，無論是對、劉備、孫權都至關重要。在赤壁戰前，面對來勢洶洶的曹操大軍，唇亡齒寒，共同的利害關係，使劉備、孫權結成抗曹聯盟。曹操戰敗，退出了對荊州的爭奪，而赤壁戰後，劉備與孫權荊州爭奪的序幕就拉開了。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孫權“以備已得益州，令從求荊州諸郡。備不許……(孫權)遂置南三郡長吏，盡逐之。”為爭奪，吳、蜀不惜兵戎相見。(公元219年)，劉備集團留駐荊州的大將率軍攻打曹魏佔領下的樊城，水淹曹操派來援助曹仁的于禁所督七軍，“羽威震華夏”，曹操甚至“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劉備集團勢力的發展，不僅對曹魏集團是一種威脅，對孫吳集團也是嚴重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曹操和孫權又暫時結成同盟。孫權趁關羽出兵樊城，後方空虛的時機，命大將呂蒙襲取荊州，斬殺了關羽。

蜀漢章武元年(公元221年)為了奪回荊州，劉備不惜傾巢出動，沿長江而下伐吳。夷陵之戰，蜀軍大敗，劉備的蜀漢再也不能對孫吳構成威脅，這時倒是曹魏對孫吳的威脅更加顯現。於是，孫吳向蜀漢“遣使請和”，蜀漢與孫吳又結成了抗曹聯盟。由此可見，“跨有荊、益”和“外結好孫權”之間是存在著極大的矛盾，是有一定條件的。

二、荊州的失去，使得北伐的基礎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諸葛亮《隆中對》“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的提法，也逐漸了失去了原有的號召力。諸葛亮《隆中對》認為在軍事戰略上要分兩步走：首先利用荊州牧劉表、益州牧劉璋的弱點，不失時機地奪取荊、益二州；然後再以荊州、益州為根據地，等待時機成熟，兩路出兵，對曹魏實施兩面夾擊，以達到逐鹿中原，興復漢室的目的。在以後的一段時間，形勢也正是按照諸葛亮提出戰略決策發展的，劉備集團先後奪取了荊、益二州。此時真可謂萬事俱備，只欠“天下有變”的東風了。

然而，荊州的失去，使得後來諸葛亮北伐時的條件，已異於《隆中對》中提出的北伐戰略條件。失去荊州，使得蜀漢政權處於偏安一隅的窘境，經濟實力大大削弱，軍事上喪失了“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與“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遙相呼應，兩面夾擊曹魏的可能。

儘管諸葛亮後來與孫吳重修盟好，解除了可能來自孫吳方面的威脅。同時諸葛亮對蜀漢政權在政治上加強治理，整頓吏治，舉賢任能，調整了蜀漢集團內部，主要是隨劉備入川的荊州集團和原屬劉璋的益州集團的關係；經濟上則大力獎勵耕戰，務農植谷；軍事上治戎講武，為北伐作準備。經過幾年的勵精圖治，蜀漢出現了“田疇闢，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的局面，訓練出了一支十餘萬人的精兵。為了安定蜀漢的後方，解除北伐的後顧之憂。蜀漢建興三年(公元225年)，諸葛亮經過兩年的準備，親率大軍南征，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迅速平定了南中四郡南夷首領的叛亂。同時，又得以徵收南中地區出產的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等物資以給軍國之用；並挑選勁卒萬人編入蜀軍，號曰“飛軍”，加強了蜀漢的軍事實力。但僅管如此，蜀漢與曹魏、孫吳相比，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還是最弱的。

為了完成“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統一天下的大業，諸葛亮從蜀漢建興六年(公元228年)春開始，到蜀漢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病死北伐軍中，七年中先後五次興兵北伐曹魏。以諸葛亮之才，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而卻功敗垂成，收效甚微。客觀地講，北伐的失敗，與其北伐時的條件已異於《隆中對》時提出的北伐戰略有關，蜀漢和曹魏兩國力量過於懸殊，蜀漢以一州之力難以蹈覆雄據九州之地的曹魏，失敗是必然的。唐代大詩人杜甫對諸葛亮十分崇敬，他在《蜀相》詩中寫道：“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對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深感惋惜。

諸葛亮確實為劉備提出了天下三分的戰略構想，這在陳壽《三國志》中具有明確記載，原文節選如下：

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 。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 ，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 、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慧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 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也就是說，以荊州、益州為根據地，與孫權聯合抗曹的戰略確實是諸葛亮在劉備三顧茅廬時提出來的。而劉備勢力也完全依照這一規劃，從幾近滅亡的小勢力發展壯大成三分天下的蜀漢國家。只是後來關羽大意丟失了荊州，諸葛亮的荊州益州兩路齊出收復中原的戰略才沒能成功。

當然，“隆中對”三個字則是後人的表述，作為對諸葛亮未出隆中已知天下三分的卓越戰略智慧的傳神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