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地會高，唐朝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四方平定，經濟社會不斷髮展。唐文化是一個民風開放的包容的文化，各民族互相通婚往來，各國商人來唐經商駱驛不絕，本土唐朝當官又經營自家家業者不在少數，形成了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貿易

唐代是中華名族立於世界名族之林，政治經濟以及科技都鶴立雞群。但是因為隋朝很短暫，之後又由於唐統一戰爭破壞，人民渴求穩定嗎。唐統一後出臺相關政策，均田制的推行使得失地農民有地種，土地是按人口分配的，那麼很多可以從事商業的人也去種地了。小群體的商人是動搖不了統治基礎的，再者唐初取仕也是不取商人的。農耕思想下所以商人沒什麼地位可言的。

安史之亂後，唐朝的政治格局出現問題，中央集權遭到削弱，地方軍事割據擾亂中央稅收，中央需要錢，經過長期的猥瑣發育，商業已空前繁榮，商人手裡都有錢。土地兼併嚴重，失地的人也大量尋求出路，刺激商業隊伍擴大。商業繁榮利稅佔比就大，商人就有被社會認可的需求。買官有此大面積出現，充實國庫。出於統治需要，必須要給商人地位，新稅法和取仕法令已見端倪。這時候的商人的社會地位才高，至少不是老末！

雖然如今已經沒有了重農抑商這個政策了（重農抑商政策始於戰國，終於清末），可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先用現代人的思想來回答：權財！權財！！

權利永遠都是最頂端的，接下來就是金錢。

你覺得我們如今這個笑貧不笑娼的社會

說有錢人的社會地位會比沒錢的農民低？

馬雲馬化騰王思聰這些大富豪的社會地位會比農民的低？

這些你會相信嘛？我看連幼兒園的小孩紙都不會相信。

我們中國的地理環境特殊，地大物博，物產豐富，自古就形成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小農經濟則是封建社會的核心，商業的發展會衝擊小農經濟，會影響統治者的統治，國家、社會的安定，所以封建社會的統治者為了統治天下，國家社會的安定才回重農抑商。

唐朝這個民風開放，經濟繁榮的王朝也一樣，統治者為了更好的統治天下，公開歧視商人，一系列的明文規定，什麼“禁工商乘馬”、“非庶人不謂工商戶”、“有市籍者不得官，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也不得官”等等。

這些官方的歧視，商人的地位看上去的確是很低。

笑貧不笑娼

這句話無論在哪個時代都一樣受用。

商人們在怎麼受官方的歧視，他們的生活也一定比那些被稱為“泥腿子”的農民強。

至於那些公開的歧視商人的明文規定，都是一些愚民政策罷了，是為了讓農民能夠老老實實的耕種，向上輸送血液。

個人觀點

唐代商人社會地位的變化

華人自古以來就喜歡做官，除了做官能夠掌控權力以外，還可以憑此提升家族的社會地位。正因為每個老爺們都身負興旺家族的重擔，中國古代的進階之路如此重要，以至於憋出了科舉制度這種大招。

而商人作為社會里一個非常特別的階層，其身份長期處於一種非驢非馬的尷尬境地。

跟一般面朝黃土的老百姓比，商人的財力是無數人豔羨的，但當他們站在面朝天子的官僚面前，商人總覺得自己的腿短了一截，說話差點底氣。

為了改變這種局面，扭轉家族脖子不夠硬的窘狀。唐代的商人可是各顯其能，頻頻與王宮百官、禁軍將領接觸，憑藉財力砸暈一部分人謀取擠入仕途。同時，又對不合理的法律條文蜂起抗爭，觸發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商人罷市事件，逼著皇帝收回成命。

這種保護自身利益且謀取改變命運的衝動如此強烈，讓唐代的商人們表現的跟前輩們頗有些不同，這也似乎意味著商人階層發展到唐代，已經成為社會經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一、唐初對商人地位的限制和商人們的反擊。

唐朝初期，國家頒佈的《選舉令》就明確規定，“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以上親，自執工商，家傳其業者，不得仕”。《通典》中也有記載，“刑家之子，工賈殊類，不得應試。”

當時唐朝政府把商人和“犯罪人之子”並列對待，足見其地位之低。因此，曾有人說李白未參加科舉，便因為是商人之子。

除了不能參加科舉，商人之子還不能踏足另一條唐初的進身之路——入伍謀取軍功。

在唐朝府兵制推行時，全國設定了六百三十三個折衝府用於訓練府兵，折衝府中士兵的遴選條件皆為富裕農戶，家有財力負擔武器和從軍口糧。

而作為更有財力的商人子弟則被排除在外，唐高宗李淵曾明確表示，“工商雜類，無預仕伍”。

李世民也稱說過：“工商雜色之流，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可見在當時的帝王心中，商人是賤籍甚至不能和君子一起吃飯。同時，國家對商人的限制還有不得騎馬、不得穿綾羅綢緞等等。

但商人不能“仕伍”，這種要將其固化在底層的規定，必然會招致商人階層的反彈，他們以雄厚的財力為依託，用各種合法、不合法的手段挑戰制度的權威，並逐漸將口子越撕越大。

到了唐朝後期，透過各種途徑入仕越來越多，朝廷律令裡商人子弟“不得應試”的規定已經成了廢紙。州府的貢士榜上，公然列有市井子弟的名字，說明商人子弟應試已是社會共識。

其實，即便是在唐初律令嚴肅時期，也一樣有商人為官的案例，關鍵得看走通了誰的門路，有多大貢獻罷了。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武則天的老爸武士彠，這個山西幷州的大建材商人，和李淵拉上了關係，當李淵任太原留守後，便任命武士彠為行軍司鎧參軍。隨著二人關係日漸密切，他甚至直接鼓動李淵起兵造反，並聲稱“夢見李淵騎馬而登天，俱以手捫日月”。

《新唐書·列傳一百三十一》：武士彠字信，世殖貲，喜交結。高祖嘗領屯汾、晉，休其家，因被顧接。後留守太原，引為行軍司鎧參軍。……，（士彠）自言嘗夢帝騎而上天，帝笑曰：“爾故王威黨也，以能罷系劉弘基等，其意可錄，且嘗禮我，故酬汝以官。今胡迂妄媚我邪？”

憑藉從龍之功，唐朝建國後武士彠歷任庫部郎中、利州都督、荊州都督、金紫光祿大夫（正三品），封太原郡公、工部尚書，進封應國公。

如果說，武士彠功勞在於朝廷未建之前便果斷下注。那貞觀時期“家資鉅萬”的大商人裴明禮，“拜殿中侍御史、轉兵部員外，中書舍人，累遷太常卿。”高宗顯慶年間，安州鉅商彭志筠上表朝廷，“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詔受其絹萬匹，特授奉議郎，佈告天下”，則顯然是以“納捐”的方式謀得帝王歡心，擺平了進身之路。

等到安史之亂後，國家離亂財政緊張，擁有大量財富的商人成了朝廷的香餑餑。為了籌錢養兵，唐庭甚至不惜賣官售爵，商人不得入仕的規定根本就顧不上了。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唐庭明確規定：“納粟一千石者，使授解偈官，有官者依資授官；納粟二千石者，超兩資授官”。這等於是在向商人和地主“招標”賣官了，只要出而起錢糧，哪還管您是不是什麼“賤籍”？

此風一開，大量商人進入了官僚隊伍改變了家族的品級，以至於到了唐朝末年，“自宰相、翰林學士、三司使皆有定價，致位者甚多，更有白身便為宰相者。”

到了這個程度，朝廷幾乎成了買賣官爵的大市場，就連將軍出征也隨身帶著大量空白告身，只要富戶、鉅商資助錢糧，馬上就掏一卷告身出來，錢官兩清概不賒欠。

以至於，唐僖宗居然發了這樣一道召命，“刺史縣令，如是本週百姓及商人等，準元敕不令任當處官。不繫高下，蓋以事體不可，兼又十室九親，一切阻礙，公事難行。近年此色至多。各仰本道遞相檢查，當日勒停。百姓商人，亦不合為本縣鎮將。若有違越，必舉典刑。”

從這道召命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首先、唐末朝廷已經管不了商人入仕了，所以乾脆也就不藏著掖著了。即便是刺史這類高官，很多都由商人擔任（“刺史縣令，如是本週百姓及商人等”）。

其次、朝廷無可奈何之餘，只能退而求其次，禁止本地為官（“不令任當處官”，“亦不合為本縣鎮將”）。

最後、此敕令明文禁止，說明商人擔任本地刺史、縣令、鎮將的情況很多見。朝廷認為此事頗不可為，因為本地族親甚多（“十室九親”），導致“一切阻礙，公事難行”，並與之前“不得本地為官”的律令相悖，故特此禁之。

由此可見，隨著唐朝吏治的崩壞，初唐森嚴的“工商雜類，無預仕伍”政策，以及對商人的種種限制，全都被銀彈攻勢徹底瓦解。

二、唐代商人維護自身權益的訴求開始覺醒

歷朝歷代的商人，即便再有錢，跟政府相比也是弱勢群體。唐代之前，幾乎未見過商人集團發聲抗爭的例子，面對官吏的盤剝一貫都是龜息大法忍著。

但在唐朝，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商業成了整個國家經濟執行的主軸之一，隨著商業重要程度的提升，商人的社會地位也隨之上升（至少是商人心中認為自己的重要性上升）。對明顯不利於自己的朝廷政策，開始組團進行“上訴”乃至以“罷市”進行抗爭。

武則天時期開始，唐朝私鑄銅錢現象屢禁不絕，這些被統稱為“惡錢”的私鑄銅錢，比法定的開元通寶重量少一半左右。

天寶十一年（752年），在李林甫的建議下，玄宗下令禁止惡錢流通，“官為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

短短一個月時間裡，就要廢止市場裡流通的鉅額惡錢，必然導致中小商人利益受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到印度莫迪政府推行的廢舊鈔運動，當時大量民眾在銀行門口排幾個小時的隊換新鈔、取存款。

類似的情況也在長安發生，為了能夠及時將手裡的惡錢換新，“商賈囂然，不以為便。”

結果，商人們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當街攔住楊國忠的馬頭眾聲申訴（“眾共遮楊國忠馬自言”）。

楊國忠聽了以後還挺高興，高效率的跑到李隆基面前，告了政敵李林甫一記黑狀。李隆基也發現，此事過於操切，不利於穩定市場環境，便將召命改為，“只要不是鉛錫所鑄和穿孔錢，還和以前一樣正常流通。”（“國忠為之言於上，乃命非鉛錫所鑄及穿孔者，皆聽用之如故。”）

這次由廢除惡錢的誘發的“上訴”運動，很快得到了平息，但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朝廷的一系列政策，讓唐朝商人徹底炸了。整個長安的商人階層，聯合起來發動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罷市”抗爭。

唐德宗李適這倒黴孩子，打從上臺就內憂外患，沒錢花一直嚴重困擾著他。

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河北節度使們開始組團對抗中央敕令，戰火再度重燃，如何籌錢養兵讓李適坐臥不寧。

時任宰相盧杞急皇帝之所急，想皇帝之所想，給他出了斜招。他對德宗說：“國家沒錢平叛，可富商有錢吶！家財超過萬貫的，留一萬貫持家，多出來的借給國家，五百萬貫小意思，分分鐘搞定。”

《舊唐書·盧杞傳》：“（盧杞）以為泉貨所聚，在於富商，錢出萬貫者，留萬貫為業，有餘，官藉以給軍，冀得五百萬貫。”

李適一合計也是哈！等仗打完了，再還唄，咱也不賴賬！（“上許之，約以罷兵後以公錢還”）

結果，盧杞的小弟們下手太狠了，只要稍有不願意的，按地下就捶，逼得人走投無路上吊自殺，京城富戶如同被盜賊洗劫。（“搜人財貨，意其不實，即行搒箠，人不勝冤痛，或有自縊而死者，京師囂然如被賊盜。”）

就是這麼捶，也只蒐羅出八十八萬貫，離老大吹噓的五百萬貫差之甚遠。小弟們一看沒法交差，都急眼了。跑到市場裡封了商人的櫃窖，將櫃窖中存的“僦櫃納質錢”，“積錢貨”、“貯粟麥”等資金，通通取出了1/4出來。

“都計富戶田宅奴婢等估，才及八十八萬貫。又以僦櫃納質積錢貨貯粟麥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

（“僦櫃納質錢”，“積錢貨”、“貯粟麥”是唐朝商業發展後，自發形成的信用體系和儲存規則。“僦櫃”其實就是資金保管箱，商人為財物的安全和避免搬運麻煩，常將錢物儲存櫃坊，取用時要交手續費。“貯粟麥”則是官府向大糧商購糧時，支付的預付款。這些錢都放在市場內的“櫃窖”裡。）

盧杞手下的舉動讓商人們徹底炸鍋了，這和明搶沒有任何區別了。憤怒的商人們聯手罷市，關閉了長安所有的市場。長安城這個人口超過二百萬的世界第一大都市，頓時陷於停滯。

生活受到影響的市民也不幹了，他們堵住長安的街道，指名道姓的要求盧杞出來給個說法。（“長安為之罷市，百姓相率千萬眾邀宰相於道訴之。”）

盧杞一開始還假裝鎮定，出來跟百姓解釋，可他發現他的一張嘴，根本堵不住成百上千張憤怒噴湧的嘴。眼瞅著市民越來越激動，嚇得他轉身就跑。（“杞初雖慰諭，後無以遏，即疾驅而歸。”）

最逗的是“涇原兵變”不久後爆發，亂軍衝入長安，面對惶恐不安的百姓和商人，居然高呼：“不收你們僦櫃納質了，不稅你們的間架、除陌稅了！”

這話的意思是，大家別慌我們不搶市場裡的“納質錢”，不收你們的“房產稅”（間架稅就是唐朝的房產稅）和“商品交易稅”（除陌稅就是商品交易稅）！

一瞬間亂軍和百姓達成了妥協，譁變的亂軍在前鼓譟而行，長安百民夾道而觀，圍觀者數以萬計，涇原軍變幾乎成了一場市民狂歡的花車遊行。

德宗見勢不妙只得帶著太子、貴妃和一百多太監倉皇逃出長安，直奔奉天（今陝西乾縣），成了唐朝歷史上第三位出奔的皇帝。

“涇原兵變”後，李適也知道“僦櫃納質”、“間架稅”、“除陌稅”這幾樣實在是太招人恨，都成了叛軍聚斂民心的口號了。回到長安後，頒佈了《罪己詔》把自己好頓埋汰，順手廢除了這幾項惡政。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唐朝一直試圖以律令的方式，壓制商人的社會地位，但這種方式必然是徒勞的。

商業流通重要性的提升，必然導致財富量聚集，聚斂了鉅額財富的商人，社會地位必然相應上升。

這些都是政令所不能阻擋的，即便國家有明確的政令，商人們也必然會用各種方式不斷滲透。

唐朝的商人最初的手段是納捐，而後便晉升結交權貴，再後來乾脆演進到直接聯絡禁軍將領。而他們抗爭的手段也從最初的“上訴”，發展到“罷市”，再到以“磚石襲擊宰相”，最後商人們乾脆“挾持兵杖，入南山為盜”，以武力對抗唐庭的“括商”政策。

這種不斷向前遞進的方式和手段，既代表著商業在社會中重要性的提升，也意味著商人階層權利意識和政治訴求的覺醒，並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唐朝社會的政治執行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