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者謂張居正的貢獻 大抵即在他執政的萬曆十年 縱然自嘉靖時期便進入帝國權力的高層 卻以萬曆十年貢獻為最 亦最為耀眼
隆慶六年六月 大明帝國的第十二任Quattroporte辭世 一朝天子一朝臣 帝國權力的交接間不容息著在同年同月十六日早朝得到了落幕 原顧命大臣內閣首輔高拱在驚恐而茫然之中交出了帝國權力的第一把交椅 從後來的史料（參見《嘉靖以來首輔傳·卷六·高拱傳》《卷七·張居正傳》談遷《國榷·卷六十八》《明史·馮保傳》）來看 張居正很顯然取得了帝國權力結構之中的第二個結構——內廷衙門——司禮監 二把手馮保的支援 使得馮保在兩宮太后面前對高拱進行詆譭 最終致使高拱的去國 張居正至此登上了內閣自太祖至世宗以來的權力與職能的演變——權力的巔峰——內閣首輔
高拱永遠的退出了帝國政治的舞臺 他回到河南新鄭老家將他的不平與憤怒寫進了《病榻遺言》 以後的大明舞臺 由張居正來表演 一副宏圖早已在他胸中懷揣多年 面對衰老的大明帝國 他有著很清晰的施政綱領 並逐一施行來讓帝國生氣重現
毋庸置疑 首輔最為燃眉的莫過於帝國財政的危機 穆宗朝的政局在高拱的主導與張居正的配合治理下得到改善 然而財政一項始終是帝國難以啟齒 而捐上益下是為張居正解決財政困難之一方針
所謂捐上益下便是倡導宮中厲行節儉 其收入支出應當進行詳細核算 在首輔的嚴格監督之下 帝國所有不重要或不必要的或終止或拖延
一則內承運庫的長官崔敏奏請購買金兩珠石 張居正反對說：“現在戶部沒錢，而在邊疆的官員們還嚷嚷著要錢，國家財政窘迫，實在難以主持你們買賣珠寶。這一項支出暫且停止吧，從而緩解百姓的壓力。”（《大明神宗實錄·卷之七》）
二則神宗意圖鑄錢作為賞用 張居正反對說：“我看到先朝鑄錢，是為了通弊便民，……但現在因為賞用而缺錢，便想鑄造進用，這不是盜取國庫的錢來投到宮廷內府裡面嗎？這不合於祖制。”（《大明神宗實錄·卷之六十二》）
當萬曆四年十二月 十三歲的皇帝與“元輔張少師先生”有一段對話：
神宗舉御袍問張居正：“這袍是什麼顏色？” 張居正答：“青色”。 神宗說：“為紫色，穿久了才變成青色。” 張居正答：“這色既然已經退色，那請皇上重新做。世宗皇帝的衣服不奢華，只是看什麼衣服穿的久而已。每穿一件，不是太舊就不更換新的，所以世宗皇帝他能在位長久，與這有一定的關係。但是先帝則不然，穿一次就換取新的。我認為這樣不好，願皇上效仿你祖父的做法，如果能節約一件衣服，那麼民間數十人將因為皇上節約一件而溫飽，如果輕易的更換一件，那麼百姓將有數十人因此而受苦，這是皇帝陛下您應該考慮的事情。”（《大明神宗實錄·卷之五十七》）
言官在勸諫停止江南的宮廷織造上沒有獲得成功後 他自己當面對皇帝進行請求 “得損大半”（《明史·卷二百十三·列傳第一百一·張居正傳》）同時削減的包括郵傳系統中的驛站方面與清查軍餉的虧空 在重修武英殿的工程上 他又請求暫時停止這些不急之務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財政的削減並沒有在百姓賦稅上給予相應減免 一邊節儉一邊徵收 在他看來 似乎是一個增加財政收入的有效安排 經濟的整頓在節衣縮食上自然難以取得充盈的府庫 “一條鞭法”的普及 證明是一個有力的財政改革
“一條鞭”的提出並不在於張居正本人 而是桂萼（見陳夢雷《古今圖書整合·食貨典·卷一四一》《桂文襄公奏議·卷八》） 最早這一制度的推行在嘉靖十六年應天巡撫歐陽鐸與知府王儀、黃潤在蘇松二府已經實行 他們將徭役銀按丁田均派 當時並不得到普及 此時首輔便可大刀闊斧進行改革而普及
“一條鞭法”的推行 一則使賦役專案及徵解手續得到簡化人力財力也相應的得到減少 並且胥吏徇私舞弊也得到一定的改善 二則使賦役負擔變得相對公平 對貧民階級的徭役負擔減輕而將這一部分役銀分派給了世家大族的富人階級 三則使賦役一律徵銀攤丁入畝 促進了明末商品經濟的發展 四則使得後來的清朝可以將丁銀完全攤丁入畝
萬曆六年十一月 福建度田的成功 促使他下定決心在全國之內展開清丈土地 戶部在首輔大臣的指示下擬定了《清丈條例》“一、明清丈之例，謂額失者丈，全者免；二、議應委之官，以各布政使總領之，分守兵備分領之，府州縣官則專管本境；三、復坐派之額，謂田有官民屯數等，糧有上、中、下數則，宜逐一查勘，使不得詭混；四、複本徵之糧，如軍種屯地即納屯糧，軍種民地者即納民糧、五、嚴欺隱之律，有自首歷年詭佔及開墾未報者免罪，首報不實者連坐，豪右隱佔者發遣重處；六、定清丈之期；七、行丈量磨算之法；八、處紙札供應之費。”隨後他開始行使內閣“票擬”權 代皇帝進行批示“各撫按官悉心查核，著實舉行，毋得苟且了事，及滋勞擾。”（《明神宗實錄·卷之一百六》）在一整套“自導自演”的行政手續下 帝國開展了對各地清丈田糧
萬曆元年至萬曆十年這一財政改革期間 其結果無疑是輝煌的 顯著的 近現代中外史學家或學者對此多有專論 《太倉考》《萬曆會計錄》《明神宗實錄》《明史·食貨志》等史書對其中的記載也比比皆是 筆者才疏及所需要長久的時間去考證 總結而望之卻步 這裡參照《劍橋中國明代史·上卷》《第九章·隆慶和萬曆時期，1567-1620年》一書對於改革以後財政的情況說出： “在他死前不久，北京糧倉有足夠的存糧以滿足此後九年的需要。不到緊急時刻不能支取（《大明神宗實錄·卷之六十九》謂：“以太僕寺馬價鞘多虧折，奪少卿陳聯芳、寺丞葛昕俸半年，命該庫銀兩以四百萬別貯老庫，永不動支。以後新收挨年支放，不許混雜。”）的太倉庫古老儲藏室裡的存款增加到600多萬兩銀子。太僕寺儲存另外400萬兩，南京的庫房也藏有250萬兩的儲備。廣西、浙江和四川的省庫平均存款在15萬-80萬兩之間。這和16 世紀平常的情況形成了似乎是不可能的對比，那時完全沒有儲備。” 對於儒家經典及文字雕琢並不關心的首輔認為應潛心研習子史百家者言與國家典故和時務之切要“常潛求國家典故及政務之切時者剖衷之，遇人多所諮詢。”（《明神宗實錄·卷一百二十》）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在北邊的防禦戰線上 陳師鞠旅是一個王朝得以立足的根本保障
“隆慶和議”以後的帝國與蒙古在北部戰事上並沒有爆發大的軍事衝突 但他仍然關注著北邊的形勢 他對於這方面的重視 毫無疑問 並不輕於危機的財政 首輔以為迫在眉睫不在於裁兵 而應該反過來增兵“天生五財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時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務為足兵而務為去兵，則唐之季世是矣。” 然而足兵不應當理解為增加兵額 而是需要透過充足的食物去滿足充實的兵力 首輔在對順天巡撫的一封信中言及：“貴鎮查出吃虛餉的有一萬多人，...你們要為國家著想，聽說最近你們又想招兵買馬，這是增加新的弊端啊。而且南方兵工食超出正常開支，正在憂慮不能給呢，長期以往，怎麼了得呢。”（《張太嶽文集·卷二十三》）清查虛餉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足食” 首輔覺得應該恢復太祖之制——“軍屯” 振興軍屯將會解決軍糧的需求 軍糧有了 兵源自然也有了 他認為軍屯在前幾朝並不能通行 但“今則其時矣”。 （《張太嶽文集·卷二十三》） 對內方面 為了將帝國推向繁盛 任人唯賢 選擇有才幹的良臣便成了一項不可或缺的使命 他在用人方面主張重在能力 而非如帝國往常一樣去循於資格與名聲 “人得其位，官得其人”。是首輔一向奉行的宗旨（《張太嶽文集·卷二十五》）
在官員出身的事情上皇帝與首輔在萬曆四年十月就山東昌邑知縣孫鳴鳳貪汙受賄有過一次交談 皇帝問道：“昨天看見奏疏，這人只是出身進士，怎麼敢如此大膽啊？”首輔回答：“他正是憑藉進士出身，所以才敢放肆。如果他只是一個舉人而歲貢，可能為了保住官位反倒會三思而後行。所以以後用人，我覺得應該看他的才能，而不必問他的資歷。”皇帝對此稱善 表示認同 （《明神宗實錄·卷之五十五》）
他建議恢復三途並用並且付諸實施 山東萊蕪知縣趙蛟 費縣知縣楊果 都只是帝國官制裡最低的吏員出身 任職九年以後 便“幹局開敏，能肩繁鉅。” 在帝國的政壇上 若是沒有經過科考進入仕途的官員 通常來講 並不會被同類所看好 楊果在當政期間的政績顯著 “無一青衿敢譁者。”又比如一個小吏員黃清 出身於官牢的獄吏 但他“才智四出，應變無窮” “人畏之如蛇蠍。”由於高寶諸河議築內堤的工程拖延了很久而沒有完成 張居正把他提升為淮安府同知 結果上任還不到半年 這一工程便成功了一半“甫歲餘，成功者已半” 首輔對此很高興 便又調他去主持漕運的一部分工作——兩淮運司同知 “又匝歲功且報完。”（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十一》） 帝國的首輔原本出身正途的科舉考試 成功後進入萬千士子朝暮以求的翰林院 但他並不如腐朽的老一輩士大夫階級循規蹈矩 而是能如此的破格任用非科第出身的吏員 這是帝國的一大幸事
在對外方面 選擇邊疆大臣同時在進行著： 萬曆五年 他調順天巡撫王一鶚至宣府以原應天巡撫陳道基巡撫順天他認為：“宣府薊州是國家的邊疆要塞，這兩個重鎮就好比以前的秦越。薊州的百姓若是遭到敵人的進攻，那麼宣府的百姓而安枕無憂，他們得到了敵人的情報但卻不說出來。現在我把你調到宣府，是為了薊州，陳道基他在這個職務上長期擔任，通情達理，肯定會同心共濟，所以我選擇了他，所以雖然你被調去，就跟沒去一樣。”（《張太嶽文集·卷二十九》）
在帝國西邊的邊務上 他先後以王崇古 方逢時及高拱門生吳兌為總督 對於王崇古所提出的封貢得到他的支援 後與高拱討論 致使“隆慶和議”的成功 帝國財政在北部防禦的開銷上得以減少 方逢時當時在任大同巡撫 吳兌任宣府巡撫 他將其二人委以重任在於他們都參與封貢之事且能堅持封貢的方針 帝國的宣府大同一帶防禦帶在以後的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得以安寧
在薊遼一線 他繼續任用軍事才能已經得到表現的戚繼光與李成梁 李成梁作戰英勇有大將風度 由於屢獲戰功從參將升任總兵 萬曆七年 朝廷在討論晉升李成梁的爵位時 他表示贊同：“李成梁屢立戰功，忠勇大節是眾將之魁。加以顯軼，並不為過。而且他又是流爵，不是世襲，所以我認為這可以鼓舞將士為國殺敵來獲得官爵。” 朝議推封李成梁為寧遠伯 李成梁派人送禮答謝首輔的賞識 他拒絕道：“你是透過自己的能力而受到的嘉獎，我如果接受了你的送禮，那麼我就是對太祖皇帝的不忠。”（《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首輔在一首遼東捷報的詩中寫道“將軍超距稱雄略，制勝從來在廟謨。”（《張太嶽文集·卷一》）北邊疆域形勢的穩定 使他很為高興
在帝國命脈的漕運河道上 他又委任潘季訓全權負責治理 後者在河道的治理上發揮了重要的才能 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所有在他任用的邊疆大吏都具有進取的心態 這與萬曆中後期計程車大夫階級完全不同 他們有著革新的精神 當然 這種進取的精神可能來自朝中掌權者—內閣首輔帝師張居正在背後的支援 帝國在他執政 任人唯賢之下 日漸扭轉頹廢之氣 不禁意氣風發：“我所提拔的人，或是出於酒杯談笑之間，或是看那人丰神意態，更或者是平生未曾謀面。” 以至於出現“用哪一種方式而選中，此人一輩子都還被矇在鼓裡。”（《張太嶽文集·卷三十二》）
內政上所需要強有力的行政效率是帝國繁盛的絕對條件 首輔 以“元輔”“帝師”的一種正統姿態 代皇帝的名義在萬曆元年六月推出了“考成法” 開始了對帝國上至六部尚書下至地方縣令的行政效率實施壓力 鞭撻他們前進 當有官員沒有達到目標時 他利用皇帝才有的權力對官員進行懲罰 或罰款 或降職 甚至於罷免
至於帝國權力頂端的內閣之中的成員 無一不服從“元輔”的調遣 這在帝國以往的歷史上是沒有的 即便嘉靖時期嚴嵩當權 也沒有超越這個程度 因為次輔們最多不涉及“票擬”的參與 這種事態在張居正當權有了一次改變 帝國內閣故事也只有這一次改變《明史紀事本末·第六十一卷》寫到：“故事，入閣者，止曰‘同某人辦事’。至是，上手注：‘隨元輔入閣辦事。’四維恂恂若屬吏矣。”
正是在此等情況下 使他去世後受到了一大批官員或謾罵或指責 因為首輔作為內閣機構的成員 在正常的行政體制下 他並沒有權力實行這一系列的政治 他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中書省丞相而擁有一整套附屬機構 實際上他並不擁有一個隨從官員 他作為內閣成員 其職責只是作為皇帝 “諮詢、顧問”一般的存在
隨著正統以來 內閣職能權力演變的深化 卻沒有達到張居正此時的情況 他並沒有權力對軍國大事表示決策 因為這是皇帝的權力 他也並沒有權力提出政策的實施 因為這是六個部門的事務 但首輔開始利用書信給那些在政府中身居要職或邊疆大吏下達命令（見《張太嶽文集》） 一則左右他們的決定 一則督促他們提出他已經考慮好的政策 而他只需要從“票擬”上去釋出命令 當然 此舉要取得內廷機構——司禮監的配合 內廷司禮監的權力之大 透過高拱下野事件的張居正深有體會 為了保障執政的順利 在引進內閣成員上還要看是否與司禮監的第一位官員——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是否存在不愉快 “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馮保亦與善，遂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明史·卷二百一十九·列傳第一百七·張四維傳》） 而來自內廷的馮保無疑是很配合的 史學家據此還提出了“宮府一體”的概念
張居正秉政而改革最嚴重的致命點不在於改革時期 而在於其身後 因為他沒有辦法改革 也不能改革帝國從太祖時期建立起來的一套行政系統模式 因為這有違祖制 從一方面來看 這使得他對朝廷的官僚行政沒有系統化 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給予賞識的將軍建立一支具有強大戰鬥力的軍隊——戚家軍 但他卻不能將此以系統化的推廣至九邊重鎮 他可以任人唯賢 不循資格 制定考成法 推行一條鞭從而使得帝國的府庫充實 但他卻不能創立一個機構對帝國財政進行有效的再利用 故而當他於萬曆十年六月去世以後 他的改革事業亦隨之而去
谷應泰贊曰：“居正之為相也，進《四書經解》而聖學修明，進《皇陵碑》、《帝鑑圖》而治具克舉，請詞林入直而清燕無荒，請宮費裁省而國用以裕，任曾省吾、劉顯而都蠻悉平，用李成梁、戚繼光而邊陲坐拓，厥罪雖彰，功亦不泯焉然。”（《明史紀事本末·第六十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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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謂張居正的貢獻 大抵即在他執政的萬曆十年 縱然自嘉靖時期便進入帝國權力的高層 卻以萬曆十年貢獻為最 亦最為耀眼
隆慶六年六月 大明帝國的第十二任Quattroporte辭世 一朝天子一朝臣 帝國權力的交接間不容息著在同年同月十六日早朝得到了落幕 原顧命大臣內閣首輔高拱在驚恐而茫然之中交出了帝國權力的第一把交椅 從後來的史料（參見《嘉靖以來首輔傳·卷六·高拱傳》《卷七·張居正傳》談遷《國榷·卷六十八》《明史·馮保傳》）來看 張居正很顯然取得了帝國權力結構之中的第二個結構——內廷衙門——司禮監 二把手馮保的支援 使得馮保在兩宮太后面前對高拱進行詆譭 最終致使高拱的去國 張居正至此登上了內閣自太祖至世宗以來的權力與職能的演變——權力的巔峰——內閣首輔
高拱永遠的退出了帝國政治的舞臺 他回到河南新鄭老家將他的不平與憤怒寫進了《病榻遺言》 以後的大明舞臺 由張居正來表演 一副宏圖早已在他胸中懷揣多年 面對衰老的大明帝國 他有著很清晰的施政綱領 並逐一施行來讓帝國生氣重現
毋庸置疑 首輔最為燃眉的莫過於帝國財政的危機 穆宗朝的政局在高拱的主導與張居正的配合治理下得到改善 然而財政一項始終是帝國難以啟齒 而捐上益下是為張居正解決財政困難之一方針
所謂捐上益下便是倡導宮中厲行節儉 其收入支出應當進行詳細核算 在首輔的嚴格監督之下 帝國所有不重要或不必要的或終止或拖延
一則內承運庫的長官崔敏奏請購買金兩珠石 張居正反對說：“現在戶部沒錢，而在邊疆的官員們還嚷嚷著要錢，國家財政窘迫，實在難以主持你們買賣珠寶。這一項支出暫且停止吧，從而緩解百姓的壓力。”（《大明神宗實錄·卷之七》）
二則神宗意圖鑄錢作為賞用 張居正反對說：“我看到先朝鑄錢，是為了通弊便民，……但現在因為賞用而缺錢，便想鑄造進用，這不是盜取國庫的錢來投到宮廷內府裡面嗎？這不合於祖制。”（《大明神宗實錄·卷之六十二》）
當萬曆四年十二月 十三歲的皇帝與“元輔張少師先生”有一段對話：
神宗舉御袍問張居正：“這袍是什麼顏色？” 張居正答：“青色”。 神宗說：“為紫色，穿久了才變成青色。” 張居正答：“這色既然已經退色，那請皇上重新做。世宗皇帝的衣服不奢華，只是看什麼衣服穿的久而已。每穿一件，不是太舊就不更換新的，所以世宗皇帝他能在位長久，與這有一定的關係。但是先帝則不然，穿一次就換取新的。我認為這樣不好，願皇上效仿你祖父的做法，如果能節約一件衣服，那麼民間數十人將因為皇上節約一件而溫飽，如果輕易的更換一件，那麼百姓將有數十人因此而受苦，這是皇帝陛下您應該考慮的事情。”（《大明神宗實錄·卷之五十七》）
言官在勸諫停止江南的宮廷織造上沒有獲得成功後 他自己當面對皇帝進行請求 “得損大半”（《明史·卷二百十三·列傳第一百一·張居正傳》）同時削減的包括郵傳系統中的驛站方面與清查軍餉的虧空 在重修武英殿的工程上 他又請求暫時停止這些不急之務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財政的削減並沒有在百姓賦稅上給予相應減免 一邊節儉一邊徵收 在他看來 似乎是一個增加財政收入的有效安排 經濟的整頓在節衣縮食上自然難以取得充盈的府庫 “一條鞭法”的普及 證明是一個有力的財政改革
“一條鞭”的提出並不在於張居正本人 而是桂萼（見陳夢雷《古今圖書整合·食貨典·卷一四一》《桂文襄公奏議·卷八》） 最早這一制度的推行在嘉靖十六年應天巡撫歐陽鐸與知府王儀、黃潤在蘇松二府已經實行 他們將徭役銀按丁田均派 當時並不得到普及 此時首輔便可大刀闊斧進行改革而普及
“一條鞭法”的推行 一則使賦役專案及徵解手續得到簡化人力財力也相應的得到減少 並且胥吏徇私舞弊也得到一定的改善 二則使賦役負擔變得相對公平 對貧民階級的徭役負擔減輕而將這一部分役銀分派給了世家大族的富人階級 三則使賦役一律徵銀攤丁入畝 促進了明末商品經濟的發展 四則使得後來的清朝可以將丁銀完全攤丁入畝
萬曆六年十一月 福建度田的成功 促使他下定決心在全國之內展開清丈土地 戶部在首輔大臣的指示下擬定了《清丈條例》“一、明清丈之例，謂額失者丈，全者免；二、議應委之官，以各布政使總領之，分守兵備分領之，府州縣官則專管本境；三、復坐派之額，謂田有官民屯數等，糧有上、中、下數則，宜逐一查勘，使不得詭混；四、複本徵之糧，如軍種屯地即納屯糧，軍種民地者即納民糧、五、嚴欺隱之律，有自首歷年詭佔及開墾未報者免罪，首報不實者連坐，豪右隱佔者發遣重處；六、定清丈之期；七、行丈量磨算之法；八、處紙札供應之費。”隨後他開始行使內閣“票擬”權 代皇帝進行批示“各撫按官悉心查核，著實舉行，毋得苟且了事，及滋勞擾。”（《明神宗實錄·卷之一百六》）在一整套“自導自演”的行政手續下 帝國開展了對各地清丈田糧
萬曆元年至萬曆十年這一財政改革期間 其結果無疑是輝煌的 顯著的 近現代中外史學家或學者對此多有專論 《太倉考》《萬曆會計錄》《明神宗實錄》《明史·食貨志》等史書對其中的記載也比比皆是 筆者才疏及所需要長久的時間去考證 總結而望之卻步 這裡參照《劍橋中國明代史·上卷》《第九章·隆慶和萬曆時期，1567-1620年》一書對於改革以後財政的情況說出： “在他死前不久，北京糧倉有足夠的存糧以滿足此後九年的需要。不到緊急時刻不能支取（《大明神宗實錄·卷之六十九》謂：“以太僕寺馬價鞘多虧折，奪少卿陳聯芳、寺丞葛昕俸半年，命該庫銀兩以四百萬別貯老庫，永不動支。以後新收挨年支放，不許混雜。”）的太倉庫古老儲藏室裡的存款增加到600多萬兩銀子。太僕寺儲存另外400萬兩，南京的庫房也藏有250萬兩的儲備。廣西、浙江和四川的省庫平均存款在15萬-80萬兩之間。這和16 世紀平常的情況形成了似乎是不可能的對比，那時完全沒有儲備。” 對於儒家經典及文字雕琢並不關心的首輔認為應潛心研習子史百家者言與國家典故和時務之切要“常潛求國家典故及政務之切時者剖衷之，遇人多所諮詢。”（《明神宗實錄·卷一百二十》）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在北邊的防禦戰線上 陳師鞠旅是一個王朝得以立足的根本保障
“隆慶和議”以後的帝國與蒙古在北部戰事上並沒有爆發大的軍事衝突 但他仍然關注著北邊的形勢 他對於這方面的重視 毫無疑問 並不輕於危機的財政 首輔以為迫在眉睫不在於裁兵 而應該反過來增兵“天生五財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時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務為足兵而務為去兵，則唐之季世是矣。” 然而足兵不應當理解為增加兵額 而是需要透過充足的食物去滿足充實的兵力 首輔在對順天巡撫的一封信中言及：“貴鎮查出吃虛餉的有一萬多人，...你們要為國家著想，聽說最近你們又想招兵買馬，這是增加新的弊端啊。而且南方兵工食超出正常開支，正在憂慮不能給呢，長期以往，怎麼了得呢。”（《張太嶽文集·卷二十三》）清查虛餉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足食” 首輔覺得應該恢復太祖之制——“軍屯” 振興軍屯將會解決軍糧的需求 軍糧有了 兵源自然也有了 他認為軍屯在前幾朝並不能通行 但“今則其時矣”。 （《張太嶽文集·卷二十三》） 對內方面 為了將帝國推向繁盛 任人唯賢 選擇有才幹的良臣便成了一項不可或缺的使命 他在用人方面主張重在能力 而非如帝國往常一樣去循於資格與名聲 “人得其位，官得其人”。是首輔一向奉行的宗旨（《張太嶽文集·卷二十五》）
在官員出身的事情上皇帝與首輔在萬曆四年十月就山東昌邑知縣孫鳴鳳貪汙受賄有過一次交談 皇帝問道：“昨天看見奏疏，這人只是出身進士，怎麼敢如此大膽啊？”首輔回答：“他正是憑藉進士出身，所以才敢放肆。如果他只是一個舉人而歲貢，可能為了保住官位反倒會三思而後行。所以以後用人，我覺得應該看他的才能，而不必問他的資歷。”皇帝對此稱善 表示認同 （《明神宗實錄·卷之五十五》）
他建議恢復三途並用並且付諸實施 山東萊蕪知縣趙蛟 費縣知縣楊果 都只是帝國官制裡最低的吏員出身 任職九年以後 便“幹局開敏，能肩繁鉅。” 在帝國的政壇上 若是沒有經過科考進入仕途的官員 通常來講 並不會被同類所看好 楊果在當政期間的政績顯著 “無一青衿敢譁者。”又比如一個小吏員黃清 出身於官牢的獄吏 但他“才智四出，應變無窮” “人畏之如蛇蠍。”由於高寶諸河議築內堤的工程拖延了很久而沒有完成 張居正把他提升為淮安府同知 結果上任還不到半年 這一工程便成功了一半“甫歲餘，成功者已半” 首輔對此很高興 便又調他去主持漕運的一部分工作——兩淮運司同知 “又匝歲功且報完。”（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十一》） 帝國的首輔原本出身正途的科舉考試 成功後進入萬千士子朝暮以求的翰林院 但他並不如腐朽的老一輩士大夫階級循規蹈矩 而是能如此的破格任用非科第出身的吏員 這是帝國的一大幸事
在對外方面 選擇邊疆大臣同時在進行著： 萬曆五年 他調順天巡撫王一鶚至宣府以原應天巡撫陳道基巡撫順天他認為：“宣府薊州是國家的邊疆要塞，這兩個重鎮就好比以前的秦越。薊州的百姓若是遭到敵人的進攻，那麼宣府的百姓而安枕無憂，他們得到了敵人的情報但卻不說出來。現在我把你調到宣府，是為了薊州，陳道基他在這個職務上長期擔任，通情達理，肯定會同心共濟，所以我選擇了他，所以雖然你被調去，就跟沒去一樣。”（《張太嶽文集·卷二十九》）
在帝國西邊的邊務上 他先後以王崇古 方逢時及高拱門生吳兌為總督 對於王崇古所提出的封貢得到他的支援 後與高拱討論 致使“隆慶和議”的成功 帝國財政在北部防禦的開銷上得以減少 方逢時當時在任大同巡撫 吳兌任宣府巡撫 他將其二人委以重任在於他們都參與封貢之事且能堅持封貢的方針 帝國的宣府大同一帶防禦帶在以後的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得以安寧
在薊遼一線 他繼續任用軍事才能已經得到表現的戚繼光與李成梁 李成梁作戰英勇有大將風度 由於屢獲戰功從參將升任總兵 萬曆七年 朝廷在討論晉升李成梁的爵位時 他表示贊同：“李成梁屢立戰功，忠勇大節是眾將之魁。加以顯軼，並不為過。而且他又是流爵，不是世襲，所以我認為這可以鼓舞將士為國殺敵來獲得官爵。” 朝議推封李成梁為寧遠伯 李成梁派人送禮答謝首輔的賞識 他拒絕道：“你是透過自己的能力而受到的嘉獎，我如果接受了你的送禮，那麼我就是對太祖皇帝的不忠。”（《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首輔在一首遼東捷報的詩中寫道“將軍超距稱雄略，制勝從來在廟謨。”（《張太嶽文集·卷一》）北邊疆域形勢的穩定 使他很為高興
在帝國命脈的漕運河道上 他又委任潘季訓全權負責治理 後者在河道的治理上發揮了重要的才能 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所有在他任用的邊疆大吏都具有進取的心態 這與萬曆中後期計程車大夫階級完全不同 他們有著革新的精神 當然 這種進取的精神可能來自朝中掌權者—內閣首輔帝師張居正在背後的支援 帝國在他執政 任人唯賢之下 日漸扭轉頹廢之氣 不禁意氣風發：“我所提拔的人，或是出於酒杯談笑之間，或是看那人丰神意態，更或者是平生未曾謀面。” 以至於出現“用哪一種方式而選中，此人一輩子都還被矇在鼓裡。”（《張太嶽文集·卷三十二》）
內政上所需要強有力的行政效率是帝國繁盛的絕對條件 首輔 以“元輔”“帝師”的一種正統姿態 代皇帝的名義在萬曆元年六月推出了“考成法” 開始了對帝國上至六部尚書下至地方縣令的行政效率實施壓力 鞭撻他們前進 當有官員沒有達到目標時 他利用皇帝才有的權力對官員進行懲罰 或罰款 或降職 甚至於罷免
至於帝國權力頂端的內閣之中的成員 無一不服從“元輔”的調遣 這在帝國以往的歷史上是沒有的 即便嘉靖時期嚴嵩當權 也沒有超越這個程度 因為次輔們最多不涉及“票擬”的參與 這種事態在張居正當權有了一次改變 帝國內閣故事也只有這一次改變《明史紀事本末·第六十一卷》寫到：“故事，入閣者，止曰‘同某人辦事’。至是，上手注：‘隨元輔入閣辦事。’四維恂恂若屬吏矣。”
正是在此等情況下 使他去世後受到了一大批官員或謾罵或指責 因為首輔作為內閣機構的成員 在正常的行政體制下 他並沒有權力實行這一系列的政治 他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中書省丞相而擁有一整套附屬機構 實際上他並不擁有一個隨從官員 他作為內閣成員 其職責只是作為皇帝 “諮詢、顧問”一般的存在
隨著正統以來 內閣職能權力演變的深化 卻沒有達到張居正此時的情況 他並沒有權力對軍國大事表示決策 因為這是皇帝的權力 他也並沒有權力提出政策的實施 因為這是六個部門的事務 但首輔開始利用書信給那些在政府中身居要職或邊疆大吏下達命令（見《張太嶽文集》） 一則左右他們的決定 一則督促他們提出他已經考慮好的政策 而他只需要從“票擬”上去釋出命令 當然 此舉要取得內廷機構——司禮監的配合 內廷司禮監的權力之大 透過高拱下野事件的張居正深有體會 為了保障執政的順利 在引進內閣成員上還要看是否與司禮監的第一位官員——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是否存在不愉快 “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馮保亦與善，遂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明史·卷二百一十九·列傳第一百七·張四維傳》） 而來自內廷的馮保無疑是很配合的 史學家據此還提出了“宮府一體”的概念
張居正秉政而改革最嚴重的致命點不在於改革時期 而在於其身後 因為他沒有辦法改革 也不能改革帝國從太祖時期建立起來的一套行政系統模式 因為這有違祖制 從一方面來看 這使得他對朝廷的官僚行政沒有系統化 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給予賞識的將軍建立一支具有強大戰鬥力的軍隊——戚家軍 但他卻不能將此以系統化的推廣至九邊重鎮 他可以任人唯賢 不循資格 制定考成法 推行一條鞭從而使得帝國的府庫充實 但他卻不能創立一個機構對帝國財政進行有效的再利用 故而當他於萬曆十年六月去世以後 他的改革事業亦隨之而去
谷應泰贊曰：“居正之為相也，進《四書經解》而聖學修明，進《皇陵碑》、《帝鑑圖》而治具克舉，請詞林入直而清燕無荒，請宮費裁省而國用以裕，任曾省吾、劉顯而都蠻悉平，用李成梁、戚繼光而邊陲坐拓，厥罪雖彰，功亦不泯焉然。”（《明史紀事本末·第六十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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