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文學對人的觀念的體現：

一、古希臘——羅馬文學和希伯來——基督教文學是歐洲文學的兩大源頭。歐洲近現代文學的人文觀念和藝術精神的基本核心，主要來自於這兩大傳統。

1.古希臘、羅馬文學重視個體的人的價值實現，強調人在自己的對立物——自然與社會——面前的主觀能動性，崇尚人的智慧（人智），蘊含著一種放縱原欲、個體本位、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個體生命價值的世俗人本意識。希伯來文學是歐洲文學的又一源頭，它重視對人的精神、理性本質的追求，強調理性對原欲的限制，蘊含著一種尊重理性、群體本位、肯定超現實之生命價值的宗教人本意識。

2.理性與原欲是人性中相反相成的兩個層面。原欲型的希臘、羅馬文學和理性型的希伯來文學，因各自蘊含著人性中既對立又統一的雙重內涵而成為既對立又互補的異質文化範疇。

3.古希臘、羅馬文學體現了原始初民無窮的生命活力；而希伯來文學既抑制人的原始生命力，又表現出對人的理性本質的追尋，既有人的主體性的萎縮，又有人對自我理解的進步與昇華。

二、文藝復興是西方社會重新選擇文化模式的時期，此時，古希臘、羅馬文化和希伯來文化在經過了衝撞與融合之後生成了新文化。

1.人文主義文學對“人”的理解，最深刻和最主要的並不是薄伽丘和拉伯雷“人慾的天然合理”與“爾所欲為”式的原欲放縱，而是世俗人本意識和宗教人本意識的融合。人文主義文學中的“人”與上帝有著千絲萬縷之關係。

2.17世紀的歐洲強調理性與秩序。君主專制的興盛是文藝復興時期以人權反神權的思想文化運動在政治領域的延續。17世紀古典主義文學肯定理性，這裡“理性”是“政治”的代名詞，也即政治理性。

3.古典主義文學透過對王權的歌頌，表現了對“人間上帝”的崇拜，體現了“人”的觀念的世俗化。因此，古典主義文學中的“人”比人文主義文學中的“人”更疏遠了上帝，也顯得更理性與成熟。

三、18世紀啟蒙時代被稱為“理性的時代”。啟蒙的總體精神是理性主義，因此，作為啟蒙運動之產物的啟蒙文學也和古典主義文學一樣強調理性。

1.18世紀啟蒙文學也強調理性，但它的“理性”在肯定笛卡爾“我思故我在”所強調的自我意識和理性思維之外，又從自然法則的高度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與自由的社會法則，肯定人的自我情感的天然合理性。這既是對中世紀宗教理性（神性）的更徹底的否定，又是對抑制自我情感的古典主義理性精神的一種調節。

2.啟蒙文學肯定理性的力量也就是肯定個體的人的力量、人的尊嚴，張揚理性也即張揚人的個性，這表現了自文藝復興以來歐洲人對人與上帝、人與王權、人與世界之關係的新理解。

四、浪漫主義文學孕育了現代文化基因，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浪漫主義文學的文化價值觀念總體上屬於近代範疇，但已孕育了現代文化基因。

1.浪漫主義文學表現了對人的自由生命的熱切向往，“迴歸自然”的境界乃人的自由觀念與生命意志之寄託。

2.浪漫主義文學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張揚個性、肯定自我，揭示了人的豐富而纖弱的情感世界，塑造了充滿擴張的“自我”，表達了現代人要求擺脫傳統文明的個性主義願望，使西方文學中“人”的形象擁有了更豐富的內涵和鮮明的主體意識。

3.浪漫主義文學中的“人”充溢著被文明壓制下的人的自然欲求和生命意志；浪漫主義文學的自由觀念和生命意識帶有非理性色彩。

五、現實主義作家力圖透過文學創作警告世人。19世紀現實主義作家力圖透過文學創作細緻地展示物化社會的現實，深入地解剖物慾驅動下人的心靈世界的千奇百怪，從而警告世人：不要在物面前失去人的自尊和人的天性。

1.在現實主義文學中，人總是既被物化又反抗物化，他們猶如處在物質世界的“煉獄”之中，在經受心靈的磨難之後，有的向“天堂”飛昇，有的則向“地獄”沉落，人性處在高揚與失落的十字路口。在這些“人”身上，既有強烈的自然慾望和生命意識，追求人性的自由與解放，又始終受制於道德理性的規律，靈魂深處蘊積著靈與肉、善與惡的衝突而生的心理張力。

2.在自然主義文學中，為現實主義作家所疑慮的人的“動物性”被看成既定的科學事實，生物界“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自然規律被用來解釋人的私慾、“惡”以及永恆的破壞力產生與存在的原因，以前文學中那高貴的“人”的形象，從神聖的理性殿堂跌入到動物王國。

六、現代主義傾向的文學顯示了西方文學在“人”的觀念上的新發展。20世紀文學，特別是現代主義傾向的文學，把傳統文學業已表現的理智與情感、理性與本能慾望、靈與肉、善與惡等二元對立的母題推向深入甚至走向極端，蘊含的是一種非理性人本意識，表現出對傳統的以理性為核心的人本意識的一種反撥，也顯示了西方文學在“人”的觀念上的新發展。但是，這並不意味著20世紀的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值得人們重視的是，20世紀50年代後的許多作家又熱心於追求一種更高意義上的“理性”與“上帝”，表現出西方文學中“人”的觀念的又一新趨向。這是傳統人本意識在更高意義上的迴歸。

迴歸，並不是回到歷史的起點，而是走向一個包容了起點的新境界，一個前所未有並將作為起點的終點。西方文學“人”的母題，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進行著遞進式迴圈。

文學四要素和文學活動】波蘭現象學派美學家英加登提出作為作品存在的層次論，認為作品的構成是四個層面，即語言層、意義層、圖式化外觀層、意向性狀態中的“世界”層。美國現代學者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中提出文學四要素理論，即作品、藝術家、世界、欣賞者（一切文學作品都有源泉，這就是生活，即“世界”；生活要經過“藝術家”的加工改造，這樣才能創造出具有意義的文字，即“作品”；作品如果束之高閣，不跟讀者、即“欣賞者”見面，也還不能構成完整的文學活動）。世界——作家——文字——讀者這四個要素，其間包含了體驗、創作、接受三個過程，這才構成完整的文學活動；文學活動不僅是指文學四要素所形成的流程，更重要的是人與物件所建立的詩意關係，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全部展開。

【歷史上五種主要的文學觀念】再現說（在文學四要素中強調“世界”與“作品”的對應關係，即認為作品是對世界的摹仿或再現。在西方，有赫拉克利特的“藝術摹仿自然”論點、蘇格拉底的“繪畫是對所見之物的描繪”論點、柏拉圖的“理式摹仿”說、亞里士多德的“自然摹仿”說。與西方再現說相似的是中國古代的“度物象而取真”說，五代大畫家荊浩在《筆記法》中說“畫者畫物，度物象而取真”。）表現說（在文學四要素中強調作品與作家的關係，即認為作品是作家情感的自然流露。表現說的基本傾向是，文學本質上是詩人、作家的內心世界的外化，是情感湧動時的創造，是主觀感受、體驗的產物；以外部現實作為物件，但詩並不存在於物件本身，而存在於審視物件時的作家、詩人的“心境”或“心理狀態”；詩人可以描寫平凡的事物，但要使事物以不平凡的色彩呈現出來。表現說產生於19世紀初興起的歐洲浪漫主義文學思潮中，英國詩人華茲華斯提出“詩是強烈感情的自然流露”，柯勒律治認為“寫詩是出於內在的本質，不是由任何外界的東西所引起的”，雪萊指出“詩是最快樂最良善的心靈中最快樂最良善的瞬間之記錄”。與西方表現說可以比較的是中國傳統的“詩言志”說和“詩緣情”說。）實用說（在文學四要素中強調作品被讀者所利用的關係。比較典型的實用說是中國古代的“教化”說和西方的“寓教於樂”說。“言志”說和“教化”說構成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重要特色。古羅馬時期賀拉斯的“寓教於樂”開了西方實用說之先河。）客觀說（在文學四要素中把作品抬到高於一切、重於一切的地步，認為作品一旦從作家的筆下誕生之後，就獲得了完全客觀的性質和獨立的“身份”，它既與原作家不相干，也與讀者無涉，它從外界的參照物中孤立出來，本身是一個“自足體”，出現了所謂的“客觀化走向”。客觀說實際上是由俄國形式主義學派首先提出的。）體驗說（在文學四要素中強調讀者閱讀作品時的感受和再創造。）

【文學觀念嬗變的原因】文學觀念不是固定的、僵死的、可以永遠定於一尊的；時代的變化，包括政治治亂、社會風氣、學術傾向等推動著文學的變化；隨著文學的變化，文學觀念也隨之變化。摹仿——表現——變形——裝飾這一文學發展趨勢，展現了文學自身演變的規律；當然這種演變規律並不是直線型的，由於受直接的、間接的社會生活變動、鬥爭和不同社會心理的影響，其發展的路線和形態往往是極其複雜的，而在同一個時期，幾種文學形態與觀念並存的局面也是存在的；但就總趨勢而言是由再現到表現，由表現到裝飾。文學觀念的變化還與人的觀點的不同及變化有關；不同的社會團體、群體具有不同的觀點，不同思想傾向的人也有不同的觀點，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的觀點也可能會發生變化，這些觀點的變化都會導致對文學的看法發生變化。

古希臘、羅馬文學是西方文學的源頭之一，它重視個體的人的價值實現，強調人在自己的對立物——自然與社會——面前的主觀能動性，崇尚人的智慧（人智），蘊含著一種放縱原欲、個體本位、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個體生命價值的世俗人本意識。希伯來文學是歐洲文學的又一源頭，它重視對人的精神、理性本質的追求，強調理性對原欲的限制，蘊含著一種尊重理性、群體本位、肯定超現實之生命價值的宗教人本意識。理性與原欲是人性中相反相成的兩個層面。原欲型的希臘、羅馬文學和理性型的希伯來文學，因各自蘊含著人性中既對立又統一的雙重內涵而成為既對立又互補的異質文化範疇。古希臘、羅馬文學體現了原始初民無窮的生命活力；而希伯來文學既抑制人的原始生命力，又表現出對人的理性本質的追尋，既有人的主體性的萎縮，又有人對自我理解的進步與昇華。

文藝復興是西方社會重新選擇文化模式的時期，此時，古希臘、羅馬文化和希伯來文化在經過了衝撞與融合之後生成了新文化。因此，人文主義文學對“人”的理解，最深刻和最主要的並不是卜伽丘和拉伯雷“人慾的天然合理”與“爾所欲為”式的原欲放縱，而是世俗人本意識和宗教人本意識的融合。人文主義文學中的“人”與上帝有著千絲萬縷之關係。

17世紀的歐洲強調理性與秩序。君主專制的興盛是文藝復興時期以人權反神權的思想文化運動在政治領域的延續。17世紀古典主義文學肯定理性，這裡“理性”是“政治”的代名詞，也即政治理性。古典主義文學透過對王權的歌頌，表現了對“人間上帝”的崇拜，體現了“人”的觀念的世俗化。因此，古典主義文學中的“人”比人文主義文學中的“人”更疏遠了上帝，也顯得更理性與成熟。

18世紀啟蒙文學也強調理性，但它的“理性”在肯定笛卡爾“我思故我在”所強調的自我意識和理性思維之外，又從自然法則的高度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與自由的社會法則，肯定人的自我情感的天然合理性。這既是對中世紀宗教理性（神性）的更徹底的否定，又是對抑制自我情感的古典主義理性精神的一種調節。啟蒙文學肯定理性的力量也就是肯定個體的人的力量、人的尊嚴，張揚理性也即張揚人的個性，這表現了自文藝復興以來歐洲人對人與上帝、人與王權、人與世界之關係的新理解。

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浪漫主義文學的文化價值觀念總體上屬於近代範疇，但已孕育了現代文化基因。浪漫主義文學表現了對人的自由生命的熱切向往，“迴歸自然”的境界乃人的自由觀念與生命意志之寄託。浪漫主義文學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張揚個性、肯定自我，揭示了人的豐富而纖弱的情感世界，塑造了充滿擴張的“自我”，表達了現代人要求擺脫傳統文明的個性主義願望，使西方文學中“人”的形象擁有了更豐富的內涵和鮮明的主體意識。浪漫主義文學中的“人”充溢著被文明壓制下的人的自然欲求和生命意志；浪漫主義文學的自由觀念和生命意識帶有非理性色彩。

19世紀現實主義作家力圖透過文學創作細緻地展示物化社會的現實，深入地解剖物慾驅動下人的心靈世界的千奇百怪，從而警告世人：不要在物面前失去人的自尊和人的天性。在現實主義文學中，人總是既被物化又反抗物化，他們猶如處在物質世界的“煉獄”之中，在經受心靈的磨難之後，有的向“天堂”飛昇，有的則向“地獄”沉落，人性處在高揚與失落的十字路口。在這些“人”身上，既有強烈的自然慾望和生命意識，追求人性的自由與解放，又始終受制於道德理性的規律，靈魂深處蘊積著靈與肉、善與惡的衝突而生的心理張力。在自然主義文學中，為現實主義作家所疑慮的人的“動物性”被看成既定的科學事實，生物界“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自然規律被用來解釋人的私慾、“惡”以及永恆的破壞力產生與存在的原因，以前文學中那高貴的“人”的形象，從神聖的理性殿堂跌入到動物王國。

20世紀文學，特別是現代主義傾向的文學，把傳統文學業已表現的理智與情感、理性與本能慾望、靈與肉、善與惡等二元對立的母題推向深入甚至走向極端，蘊含的是一種非理性人本意識，表現出對傳統的以理性為核心的人本意識的一種反撥，也顯示了西方文學在“人”的觀念上的新發展。但是，這並不意味著20世紀的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特別值得我們重視的是，20世紀50年代後的許多作家又熱心於追求一種更高意義上的“理性”與“上帝”，表現出西方文學中“人”的觀念的又一新趨向。這是傳統人本意識在更高意義上的迴歸。迴歸，並不是回到歷史的起點，而是走向一個包容了起點的新境界，一個前所未有並將作為起點的終點。西方文學“人”的母題，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進行著遞進式迴圈。

①：歐洲近現代文學的人文觀念和藝術精神的基本核心，主要來自於古希臘—羅馬文學和希伯來—基督教文學。

②：古希臘文學中蘊含著原始形態的“人”的觀念，它經由古羅馬文學對後來的西方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西方文學人文傳統的主要源頭之一。希伯來—基督教文學是歐洲文學的又一源頭，其中蘊含的“人”的觀念，經由中世紀文學對後來的歐洲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

④：17世紀的歐洲強調理性與秩序，這種時代精神在這一時期的文學主流古典主義文學中得到了集中體現。從而也使文學中的“觀念產生了新變。

⑤：18世紀啟蒙時代被稱為“理性的時代”，啟蒙的總體精神是理性主義。啟蒙文學肯定人的理智的同時又肯定人 的力量，張揚理性即張揚人的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