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冗兵

宋朝始終面臨外敵入侵的威脅，故在防範軍人干政威脅的同時，又不能不保持強大的軍隊。在重文輕武的政策下，上無名將，下無精兵，只能倚多取勝，強幹弱枝。故士兵數量不斷增大。龐大的軍隊，消耗巨大的社會財富。

2、冗官

宋室優遇文人，透過科舉和恩蔭，造就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吏員階層，他們不僅享有免稅的特權，還受國家的俸祿。宗室也是一個不事生產的階層。

宗室蕃衍，吏員歲增，食祿階層不斷擴張。史載，真宗天禧年間，宗室、吏員受祿者9785員，到仁宗寶元時候，宗室、吏員受祿者就達到15443員（《宋史·食貨志》）。

3、冗費

經過建國初期的休養生息後，國家進入長期穩定階段。就像歷朝都會發生的那樣，隨著社會財富的增長，社會奢侈風氣也不斷滋長（皇室、百姓都是如此），這就導致財政開支失控。

但宋朝在其最繁榮的時代財政就成為了嚴重問題，這卻不多見。因為宋朝除了正常的揮霍（這個可以剋制）外，供養龐大的軍隊、官員、宗室，支付遼、夏的歲幣，都是固定的財政開支。

宋真宗在位後期大搞天書下降、東封西祀等活動，揮霍浪費，濫賞無度，更是雪上加霜。真宗去世後，天書鬧劇結束，與之相關的費用也被裁減。但不能改革體制，以上所列的各類開支就只能是有增無減。

宋仁宗時代，立國近百年，制度已失去活力，國家近乎陷入停滯狀態，一面經濟繁榮，同時積貧積弱。魯迅曾經嘲笑某些華人自誇富庶：“倘是獅子，自誇怎樣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豬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頭。”

神宗改革，未能從根本上解決祖宗之法的弊端，未能挽救宋朝的虛胖：一方面經濟繁榮，另一方面軍備軟弱，真的長成了大肥豬或小肥羊，只待金人一擊了。

4、地緣環境惡劣

當時宋最大近威脅來自遼，北方沒有長城，太行山這些天然的戰略要地作為屏障，遼的騎兵可以長驅直入，幾天時間就可以飲馬黃河。

又沒有對付騎兵的好辦法，到了後來的南宋的岳飛才有了辦法。在這種情況下，肯定是要多兵的。沒有兵是不行的。但是兵又是老弱兵。

5、內憂外患

宋寧宗初期，趙汝愚任宰相。趙汝愚本人政治操守良好。但由於皇室任職宰相本就不合禮法，加上韓侂冑煽風點火，最後他被罷去相位。但是，民間依然十分懷念他，臨安城門上每天都有悼念的詩文。

韓侂冑為了徹底清除趙汝愚的影響與排斥異己，假借學術之名，製造慶元黨禁。將理學稱為“偽學”，而朝中信仰理學的大臣又多反對韓侂冑。韓侂冑藉此將信仰理學計程車大夫全部趕出政府。

慶元六年（1200年），韓侂冑見理學已構不成威脅，便解除黨禁。但是，黨禁不得人心，為了籠絡士人，韓侂冑又借北伐的名義蠱惑人心。開禧二年（1206年），韓侂冑貿然進行北伐，結果很快就遭到了失敗。

北伐的失敗讓韓侂冑成為眾矢之的。他的政敵史彌遠藉此與主和派和韓的反對派集結成聯盟。而金人又以殺韓侂冑作為和談條件之一。開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史彌遠等偽造密旨，將韓侂冑殺死。

從此之後開始了史彌遠專政時期。史彌遠與楊皇后勾結，大權獨攬。宋寧宗本有八子，但都夭折了。於是他立沂王的兒子趙竑為太子。趙竑對史彌遠的專政非常不滿。因此史彌遠廢趙竑太子之位，改立趙昀為皇位繼承人。

嘉定十七年（1224年）閏八月三日，宋寧宗去世。趙昀接替即位，是為宋理宗。但是，史彌遠繼續其的專政，而宋理宗也奉行韜光養晦的策略。宋理宗宋理宗紹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彌遠去世。

宋理宗終於擺脫了史彌遠的陰影。次年，宋理宗改元端平，實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稱“端平更化”。理宗將史彌遠舊黨盡數罷斥，朝政一度得到了改觀。同時在北方，金朝正面臨蒙古的步步緊逼，面臨亡國。

三國演義開局就講，“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在分分合合的過程中，戰爭不可避免，最為悲涼的，就是一個王朝的末期，而其中，宋王朝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不是哪個朝代都有資格在前面加個“大”字，但宋王朝當之無愧。宋朝的經濟文化繁榮只高度，無論是在史書還是在考古資料顯示，都可窺見一二。——然而，宋王朝也只能用繁榮來形容，我們是不能說它昌盛的。因為宋王朝雖然經濟繁榮，但是在軍事上，是整個都不行的，常常受到周邊少數民族的侵擾。

我們知道宋太祖是“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對於自己得來皇位的這種方式，他就害怕別人也模仿，於是就想辦法奪下了各個大將手中的兵符，就是著名的“杯酒釋兵權”，不同於明太祖對開國功臣的大肆殺戮，宋太祖的做法一向為後人讚賞，使兔死狗烹的結局沒有上演。

雖然卸去了武將們的兵權，但是宋太祖還是不放心，唐朝滅亡彷彿還在昨日，他害怕悲劇重演，害怕藩鎮勢力坐大，再次發生安史之亂的悲劇，於是把地方的兵權也剝奪了。

兵權集中在皇帝手裡，這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內亂的發生，大宋國內確實也繁榮安定。但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武力鎮守，遲早要出亂子。宋太祖防住了內亂，卻忽視了邊塞的遊牧政權。

遊牧政權（遼、金、蒙古）位於大宋北面，由於其逐水草而居沒有定所，一到冬天就資源匱乏，不少人都得餓死，在這樣的環境下，掠奪大宋邊塞是一定的，而蒙古族不滿足於這些利益，在知道了中原人繁華髮達之後就起了歹心。

按說宋朝這麼繁榮發達，不該被遊牧政權所敗，然而宋太祖當初忌憚武將勢力，將兵權虎符收歸於中央，於是用兵之際，還要回京取虎符，只來回途中就浪費了許多時間，而兵貴神速，這樣的調兵速度，想贏當然很難。

這是其中一點，還有一點便是宋朝整個的社會風氣是崇文抑武的，“刑不上大夫”便是很好的見證，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大家都更加趨向於讀書，畢竟武夫不受社會待見，也難有出息，在重重薰陶之下，宋朝很少人學武，當然也出不了特別會打仗的將軍。這樣看來，大宋朝的滅亡是必然的。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每個王朝的滅亡必然有其緣由，而不只是簡單的“合久必分”

北宋的軍事羸弱和它收復“燕雲十六州”的策略相矛盾，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外交策略上的畸變。

“燕雲十六州”大致就是今天的河北和山西的北部地區，最北是長城。在古代，這一地區是抵抗遊牧文明入侵的重要屏障。本來“燕雲十六州”是屬於中原王朝的，但在後晉時期，君主石敬瑭因為要謀求遼朝的支援，就把“燕雲十六州”讓出去了。這樣一來，中原王朝就此失去了戰略屏障。當時北宋的都城汴梁，唯一能憑藉的戰略防禦地帶就是黃河，敵軍一旦渡過黃河，汴梁城就岌岌可危。

因此，北宋從建立之初就把收回“燕雲”定為基本國策。趙匡胤甚至專門設定了“封樁庫”，也就是“燕雲收復基金”。等錢攢夠了，就想從遼朝手裡贖回“燕雲十六州”。如果遼朝不願意交換，就用這筆錢充當戰備軍餉，透過武力收復“燕雲”。從此以後，“燕雲十六州”就牽動了北宋整個時期的外交策略。因為“燕雲”在遼朝的控制之下，所以宋、遼之間就形成了天然的對立關係。而雙方之間的戰爭，最先是由宋朝挑起的。宋朝建立之後，趙匡胤在戰略上採取的是先南後北的政策。即先統一南方的“十國”，然後再收復北方的“燕雲”。統一南方的過程很順利，趙匡胤用了十幾年時間，就把南方的政權全部掃平。但是，就在要進行下一步計劃的時候，趙匡胤卻去世了，繼位的是他的弟弟趙光義。趙光義在繼位之後沒多久就開始了收復燕雲的計劃，先後三次征討遼朝。但是，這三次戰爭都以失敗而告終。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戰爭準備不充分，趙光義在軍事才能上不如趙匡胤等等。有一次甚至連趙光義都身負重傷，騎不了馬，只能坐驢車逃回來。趙光義的北伐，開啟了宋、遼雙方長達25年的戰爭狀態，一直到“澶淵之盟”才結束。這個過程其實就充分暴露了北宋在政策上的衝突。就是一方面要收復“燕雲十六州”，另一方面又因為軍事羸弱，而無法達成目標。國力就在這種衝突中被虛耗，而最終結果就是在無奈之下，被迫承認遼朝佔有“十六州”的合法性。澶淵之盟以後，雖然“燕雲”問題被暫時擱置了。但是北宋皇帝一直對此耿耿於懷。比如，宋神宗支援王安石變法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為了收復“燕雲十六州”。這種執念一直持續到宋徽宗時期，從而直接導致了靖康之變的發生。這一方面的內容，在第三部分中我會詳細講述。現在，我們還是回到“澶淵之盟”上。

表面上看，“澶淵之盟”是雙方的和平協定，宋、遼之間是平等關係。但實際上這種平等之下，暗含兩個不平等的因素。第一個因素，是北宋在事實上承認遼朝對“燕雲”佔有的合法性。所以後來，當金朝崛起時，宋與金的結盟，歷來被視為是宋朝對遼朝的背盟行為。當然，這個因素更多的是名義上的損失。

第二個因素是從此之後，宋朝每年給遼30萬兩的歲幣。這個因素的影響就很大了。很多人認為，對於宋朝來說，30萬隻不過是一兩個縣的財政收入，用來換取和平很划算。但這個問題不能只從成本上來評價，而是需要進行全方位的考量。30萬歲幣雖然不多，但這等於對外承認，北宋不但有錢，而且可以接受用金錢來換取和平的這種方式。這個口子一開，就引發了一連串的事件。我們可以看到，從此以後，遼、金、西夏對宋的戰爭目的，基本都是想要透過戰爭逼迫北宋修改條約，提高歲幣。比如，澶淵之盟幾十年後，遼朝趁著北宋和西夏交戰的機會趁火打劫，將歲幣從30萬增加到50萬。也就是說，在當時的外交環境中。宋朝將自己塑造成了一個“冤大頭”角色，在各國關係中疲於應付。

你看，雖然“燕雲”在戰略上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是北宋的所有對外政策都傾注在收復“燕雲”的問題上，這就在後來產生了很多負面的結果。一方面在前期讓宋朝在軍事上和遼長期對抗，空耗國力，並最終不得不妥協。

大宋王朝，特別是北宋時期的經濟高度、文化高度、科技高度、軍事高度，在當時足可以碾壓任何政權。北宋的建立，結束了五代十國的軍閥割據，也使華夏再次走向了統一，人民過上了安定的日子。但問題就是這樣的天朝大國在面對遊牧民族遼、金、西夏、元的挑釁入侵時，在戰事上或慘和，或慘敗，朝廷則採取了或賠款，或稱臣的屈辱策略，息事寧人。但這仍沒有延緩侵略者的鐵騎，尤其是金攻破了北宋的首都，活捉了宋徽宗和宋欽宗，絕大部分皇族也全部被俘，後宮的所有女眷也無一倖免。首都被燒殺搶掠後，金國士兵壓著搶來的財富和被俘的所有人員踏上了北國之路。這就是令人痛心的靖康之恥，也是籠罩在所有大宋子民頭上的奇恥大辱。

金國曾對遼進貢稱臣，元也對金曾經進貢稱臣，甚至西漢時期還和匈奴採取了和親的政策，這都是實力不夠情況下的無奈之舉。但他們並不是得過且過，縱情享受，苟延殘喘，甘當兒皇帝，而是臥薪嚐膽，積蓄實力，等待時機，摧毀壓在身上的吸血鬼。金滅遼，元滅金，西漢瓦解匈奴政權，都成功的打了翻身仗。

南宋政權的建立，讓人們看到了重塑大宋的希望。在軍事上的節節勝利仍無法阻擋趙構甘當兒皇帝的步伐，對金稱臣，偏安一隅，只把杭州作汴州。人們的民族信心被毀，希望落空，在屈辱的政權下苟安 ，是何等的心涼、心碎。

當然就是這樣，也無法阻擋被元所滅的程序。

大宋王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繁榮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空前的發展，百姓的生活較為富足，而且作為中國歷史上經濟高度發達的階段，宋王朝所做的貢獻被載入史冊，普遍認為下，假如大宋王朝沒有被元朝滅掉的情況下，中國有可能會提早進入到資本主義的社會。

但兩宋時期，也被公認為是最軟弱的朝代，尤其是在對外政策上，兩宋時期正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大分裂時期，在這一時期各民族的歷史文化相互交融，少數民族在吸收中原的先進文化，並且得以快速的融入，為後世建立一個強盛的多民族融合的國度奠定了基礎，其實從這些方面來看，兩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幾乎不亞於漢唐的朝代。

相比起漢唐的輝煌盛世，兩宋時期多被人詬病，在一些演義小說中，宋朝的君主也常被描述為是昏庸無能的君主，對內不能保有國家，對外不能禦敵於國門，一味委曲求全，這實在是讓我們十分痛心，而痛心的原因體現在兩個方面。

1、宋朝重文輕武

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是後周殿前都點檢，在後周世宗柴榮病逝以後，憑藉手中的軍權謀朝篡位，在趙匡胤當了皇帝以後，深感五代十國時期地方軍權過剩，因此採取了強幹弱枝的策略，削奪大將兵權，建立一支強大的禁軍部隊，並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實際上，這樣反而使得邊疆地區的武裝力量過於弱化，宋真宗時期，遼國為報復高粱河一戰，大軍入侵宋朝，幾乎毫不費力的就達到了檀州，這裡距離開封就已經很近了，而到了後期以後，基本上中央禁軍的戰鬥力也很低，宋徽宗時期，金軍南下憑藉強悍的騎兵，幾乎能夠可以很快的突破邊防。

兩宋時期對外戰爭，基本上能夠維持一個自保，但一旦大敗，往往都是全軍覆沒，無論是對遼，還是對西夏都是如此，以天朝上邦自居的兩宋，還需要每年給予歲幣，祈求太平，雖然這點歲幣在地大物博的宋朝來說，算不上什麼，但在當時一些有志之士，包括我們現在，仍然感到當年兩宋時期那種屈辱的場景。

北宋末代皇帝徽欽二帝更是被金軍俘虜，最後悽慘的死在異國他鄉，而繼任者宋高宗等一干奸臣竟然不思收回故土，一味委曲求全，在歷史上也是頗為罕見的一幕。

2、北宋缺將，南宋缺相

兩宋時期的朝廷由於重文輕武，所以文官大多都能身居高位，而且每次科舉錄取的人數，也是歷朝歷代之最，這也是讀書人最希望的天堂，但北宋初年，除了開國將帥以外，近200年的歷史上，就只出了狄青一個有名的將軍，其他大部分都默默無聞，而且諸如楊家將、呼家將等除了在民間擁有很高的聲望，但實際上在朝廷上也基本上說不上話。

而自北宋末年到南宋整個朝代，奸臣輩出，其數量之最開創了歷史記錄，宋徽宗時期的六賊自然不用多說，而南宋時期，自秦檜開始，史彌遠、賈似道莫不是其中的佼佼者，幾乎歷朝歷代裡面，或許大奸大惡有那麼幾個，但是能夠像南宋時期這樣，奸臣一串串的出現，也是罕見。

不過說句公道話，北宋建國之初，趙匡胤的側列並不能算是完全錯誤，至少在防止武人煽動作亂上有突出的成就，但是有些矯枉過正的意味，須知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光有錢有文化還不夠，還需要強大的武裝力量作為保證，這一點也是趙匡胤所沒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