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以前，古代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一個同時長期統治長城南北的大一統王朝。縱然有漢、唐、元等朝有過此等壯舉，但也維持不足百年。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中原王朝無法長期有效統治草原地區，而草原遊牧部落亦無法長期維持容納中原的大一統王朝呢？

其實追究這個問題的根源，我們可以從千年前匈奴老上單于的那句名言開始刨析。當年匈奴崛起之雄主冒頓單于死後，其子老上單于繼承大統。老上單于在其父親基礎上帶領匈奴繼續前行，他在位期間攻打月氏，誅殺月氏王並逼迫其部族遠遁西去。公元前166年，他甚至率領握弦之士14萬人直抵彭陽，先鋒哨兵甚至已經逼近長安。不過在漢文帝的反擊下，匈奴最終北逃回塞外。

老上單于之所以能夠聚集如此眾多的草原猛士，關鍵就在於其高舉“非漢即胡”的口號，將草原各部凝聚在了自己的麾下。那麼什麼是胡人，什麼又是漢人呢？其實漢人的概念是在漢朝之後才有的，而其起源要歸功於北方匈奴的宣揚。漢人便是漢朝臣民，雖然其主體民族是華夏族，但在先秦時代卻融合了許多不同移民。然而儒家卻將這群人重塑為一體，在漢朝內部再無差別。

儒家不同於道家、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它並不是一種以個人心靈作為載體的宗教教義，而是指一整套人際關係、社會結構。成為儒家人並非簡單的皈依某位神明，而是尊崇“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等規定不同型別社會關係的規則。因此尊崇儒家的漢人必定是需要有一個穩定的家庭組織和鄰里社群的，而要保證這些社會組織的長期穩固的存在，必定是建立在農耕定居的前提條件下。

當代技術告訴我們，如若要保證農作物的穩定收穫，就必須確保降水的充足，而這個降水大致確定在年降水400毫米的當量。因此400毫米等降水線也就成為農耕地區和遊牧地區的分水嶺，也同樣成為中原儒家王朝的統治核心區域和漠北草原的分界線。

縱觀古代世界歷史，我們從未尋得一例同中國相同的中央集權大帝國政權。在古代世界的其他角落中，要麼就如同羅馬、安息一般是大家族與王族聯盟或各地軍閥集團聯合執政的模式，要麼就是古埃及或新巴比倫這樣雖然實現了中央集權卻地域狹小的國家。羅馬王政時期確曾中央集權，但當版圖擴大之後為了更好的統治便轉化為元老院體制了，而後進一步擴張引發馬略的軍制改革，募兵制下軍閥集團割據的現象開始出現，甚至到了後期軍人廢立皇帝變成了家常便飯。

儒家體系雖然保證了中華文明的傳承延續前年不斷，但是這種高度集權的發展模式同樣存在自己的弱點，那就是高成本。換言之便是權力中樞的財政壓力遠超其他政權模式，一旦中原王朝財政出現危機，那麼距離王朝覆滅也就不遠了。

那麼為何中原王朝為出現大一統中央集權，並會產生極大的財政壓力呢？這其實和官僚體系有關，儒家思想下的中原政權，統治邏輯同草原政權差異極大，中原政權是透過稅收作為充盈國庫的主要手段。收稅是需要一整套官僚體系的，而任命官僚是需要大量錢財成本來支付俸祿的。

中原定居模式下的漢人，徵稅十分方便有效；但對於流動極大的遊牧民族來說，徵稅的難度可想而知。不徵稅就無法養活官僚，沒有健全完備的官僚體系就無法執行中央集權統治。這就導致大多數中原王朝就算能夠侵佔草原遊牧部族也無法統治，就算駐軍也會因漫長的補給線而最終撤回長城以南。

沒有中央財政和官僚體系的草原秉承的另外一套統治邏輯，那就是熟人關係網來進行管理。然而人對人際關係的處理能力是有限的，根據英華人類學家鄧巴的猜想，150人大約是一個正常人維繫密切關係的上限。雖然這個數值對於每個人可能會有出入，也不會相差太遠。這就意味著草原部落群體的規模無法過大，因為一旦超出某個臨界點，遊牧部落就會因為首領控制力的削弱而出現分裂。不僅如此，因為草原遊牧社會和中原農耕社會面臨的生存條件不同，兩者的政權首領繼承製度也存在較大差別。

中原王朝因為擁有健全的官僚體系，因此皇帝的首要任務是國家象徵，其次才是參與朝政。因為國家象徵可能確保政權的合法性，因此中國從商朝九世之亂後便逐步過渡到嫡長子制度，這種模式雖偶有被打破的特例，卻依舊為歷代君王的優先選項。至於遊牧部落則需要確保草原首領的勇猛和威望，因此上代首領的成年男性親屬便成為儲君的備選物件，兄終弟及便成為草原政權常見的首領更迭方式。

當然，利用熟人關係來統治部落的模式雖會造成草原地區分裂為眾多小部落，但每當中原大一統王朝的壓力傳導到遊牧部落身上的時候，草原部落便會聚整合為一個巨大的聯盟式帝國。匈奴在戰國後期就已經存在，卻不能在秦趙兩國身上討好，但當大秦帝國北擊匈奴收復河套之後，匈奴反而崛起並在漢初造成漢高祖劉邦白登之圍。同樣的戲碼也出現在西晉時期的鮮卑和唐朝時期的突厥。

不過，縱然是統一的草原政權，如若擴張過大依舊會發生分裂。匈奴曾先後數次分裂，而西征成功之後的突厥沒過兩個世代也發生分裂。身為草原本土的政權都難以維持大範圍的統治，更罔論中原王朝了。

雖然如此，但漢唐元清卻依舊做到了時間長短不一的同時統治長城內外，這是為何呢？原來漢唐兩代均採取了都護府駐軍模式，利用都護府配合朝廷中樞進行雙軌統治，元清兩朝同樣如此，這兩個朝代雖設立都城在中原，但在草原故土依舊長時間保持原有中樞系統。

不過漢朝雖只對西域北部和河西之地的少部分遊牧地區進行統治，卻依舊數次中斷；唐朝自安史之亂後，國力衰微，再難憑藉強大的軍事實力保證對漠北草原的統治了；元朝時期，草原部族入主中原卻極為短命，最終退回漠北。唯獨清朝最終實現了對中原和草原的長期有效統治，這又是為何呢？

原來，後金崛起於東北遊牧農耕混合交界地帶，自入關以後便逐步採用儒家思想治理天下，所以能夠確保對中原的有效控制。然而為了維護清朝的統治基石，清廷始終以源於遊牧部落聯盟習俗的八旗軍制作為國本，到清中期開始就迅速衰落下去了。只是此時世界格局早已大變，英國為了對抗沙俄俄國，在兩次鴉片戰爭後開始扶持清政府的洋務運動，為搖搖欲墜的清朝又續命半個多世紀之久。

當近代化工業革命之後，世界各地交通便捷程度不斷加深；現當代的資訊化技術高速發展也日益抹平了農耕地區、工業地區和草原遊牧地區之間的社會生活差異，曾經影響中原王朝長期統治漠北的因素也就不復存在了

就像北人統治不了南人一樣。主要是野蠻的封建社會時代，這已到了征服的最大極限了。超過這個極限，內部就亂了，又重來。

為何古代漢人統治不了長城以北？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澄清一點，那就是，古代漢人並非從未統治過長城以北。比如說當年漢宣帝消滅了匈奴後，秦長城以北就曾歸入大漢的統治範圍內。其他朝代，如唐朝也有過一段時間，漢人能統治長城以北。所以我想，作者想表達的意思是，為啥漢人不能長期、穩定地統治長城以北。我認為原因有以下三點：

第一，從地理位置上看，中國的長城，不管是最早的秦長城，還是最新發現的宋代長城，幾乎都位於溫帶與亞熱帶的分界線上。換句話說，長城內外百姓的生活方式、審美趣味等差異巨大。這導致了兩邊的人民很難真正融合到一塊。至少在交流不便的古代是這樣的。所以，漢人就算憑武力征服了長城以北，也很難讓人家心服口服地接受你的長期統治。

第二，從歷史的角度看，長城南北，往往戰爭頻繁，雙方政權都缺乏安全感。所以，就算漢人暫時取勝，但北方遊牧民族永遠處於準備出擊或正在出擊的路上。得而復失，失而復得，你漢人如何長期統治。更何況，與長城以北的少數民族如匈奴相比，漢族人體型瘦小，不善騎射，所以勝仗很少，自然談不上統治北方了。

第三，從自然環境上看，長城以北由於降水少、山多等因素，往往資源匱乏。所以你看南北朝時期才會出現五胡亂華的局面麼。不管的狄人還是羌人，他們冒險越過長城，無非是為了獲得更多的資源而已！那在這種情況下，漢人還如何去統治長城以北呢？守住自家一畝三分地就不錯啦！

自秦以來，由漢族人建立的政權從末對長城以北地區形成有效的統治，哪怕威武如漢，強盛如唐，長城就如同一道屏障，硬生生的漢人的疆域止步於長城以南。

初一看問題很玄妙，細一想其實很簡單。彙總成一句，長城是兩種不同文化的分界線，即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

長城以北既北緯40度線以北，年降水量在400毫米左右，為乾旱半乾旱地區，適宜多汁牧草的生長，南北朝時期，一首《敇勒川》就形象的描繪了北方草原的生活景像：敇勒川，陰山下，天似穹 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遂水草而居的生活，讓遊牧民族更活躍。

草原寬廣深遂，也養成了遊牧人狂野的性格，加之北方嚴寒，遊牧民族的生活遠比我們想像的艱苦，為了改變生活，圓月彎刀不僅僅指向牛羊，也指向繁華的南方。歷史上，鮮卑，匃奴，契丹，女真，蒙古交替南下，正是強悍與嚮往的共同作用力。

而長城以南，溫帶季風亞熱帶季風氣候，土地肥沃，降水充足，適合農耕，這裡的人們，多是固守一方土地，人性較溫和。但生活富足。

據此我們推測：不同的環境決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又決定了人的性格，漢政權不是不能擴張，更多的是不屑擴張，而遊牧民族，他們南下是為了追求更高質量的生活，長城於是出現，它的功能並不僅僅是防禦，更多的，是自然環境的產物，是為兩種生活方式劃下的一條紅線。而南下的遊牧民族，經過環境改造後也逐漸農耕化，於是又被新興的遊牧民族入侵，如此往復，構成了歷史的因果圖。

古代漢人或者華夏人，他們依託土地建立的是農耕文明，以農業為基礎。而長城以北是茫茫草原和大漠，只能以遊牧為主，過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農耕文明一般是在長城以南，有土地，就有糧食生產，相對於遊牧文明很穩定。遊牧文明在長城以北，逐水草而居，哪裡有草哪裡是家。但是一旦遇到寒冷的冬天，或暴風雪，大量牲畜死亡，南下劫掠又成了他們的另一種生活方式。

漢人如果統治長城以北，那裡都是荒漠和草原，又不能種地和建設，只能增加防禦成本，浪費人力物力，所以不適合農業生產的地方，統統不要。

縱觀中國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漢人統治的王朝幾乎都不能長期有效地統治長城以北地區，但是像元清兩朝這樣的征服型王朝卻可以做到。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現在我為大家來分析一下原因：

一、文化差異

所謂“漢人”不是以血統區分，中國歷史上有著各種的移民和各種的同化過程中，原人大多數是其他民族的混血，所以在血統上根本就不行，其實在古代，只要接受過儒家文化的人都能夠叫做漢人，儒家不像是基督教或者是伊斯蘭教，只要心裡想，我信仰上帝就行了。

儒家是有一套行為規範的，儒家是體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的。這就要求人們處於定居的狀態，每個人和其他人有密切的聯絡，儒家所倡導的“三從四德”、“三綱五常”這些才有基礎可以實現，如果要求人們處於定居狀態，那只有採取農耕的方式。而農耕的方式必須在長城以南才能進行。如果你要越過長城以北，你是種不了田的，你必須要靠遊牧才能夠生活下去。但是你一旦開始遊了之後，你的那些人際關係就開始結束了，你的家庭關係也開始瓦解了，就無法在按照儒家關係所規定的那種生活去生活。這個文化上來看只要你的生活方式開始遊牧了，你就不是漢人。

二丶地理環境

長城線基本上與四百毫米等降雨線重合。四百毫米等降雨線意味著什麼呢？年降雨量低於四百毫米，如果沒有能力進行人工灌溉，那麼就沒有辦法在農業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耕種了，只適合遊牧生活方式。而在古代條件下，漢人基本上都是農耕定居生活方式，在長城線以北是無法長期生存的。

草原遊牧民族可以隨水草而居，哪裡有草場就搬家到哪裡去，而且冬天可以在一個地方，夏天另外換一個地方。到過內蒙、新疆的遊牧民族聚居區的人大概都能夠理解，即便是在今天技術已經非常發達的條件下，國家也提供了很好的政策，鼓勵他們定居下來，但他們仍然習慣於這種來回遷徙的生活方式。也是因此，今天那些地區的遊牧民族仍然無法完全享受到現代化的教育、醫療和吃穿住行，還是保留著古老的生活方式，只是他們現在放牧已經不是騎馬了，而是騎著摩托車來回飛馳。更何況以古代條件下的遊牧民的生活方式決定了他們的物資會比今天更加匱乏，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很低，一旦出現嚴重的水災、旱災、雪災之類的自然災害，他們的生活物資就會嚴重短缺，牲畜凍餓而死，人口急劇減少。也是因此，為了生存，遊牧民族需要經常到邊境地區和漢人進行交易，獲取一些生活物資。那麼最便當的方式當然是搶劫，成本低，收益高。

所以中原王朝對草原遊牧民族的進攻都是防禦性的，只要讓遊牧民族沒有能力大規模進攻漢人地區就可以了，但如果要在草原地區建立據點並長期堅守，這是不現實的。原因也不難理解，在空曠、人煙稀少的草原地區建立統治，需要建立大量的軍事據點，而維護這些據點，而這些據點又無力自給自足，那麼基本生活物資就都要從內地運過去，成本非常高，遠遠超出了他們統治這些地區的收益。

北方遊牧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巨大威脅!無論是匈奴、突厥還是鮮卑，都曾經給中原王朝造成了不小壓力。秦始皇和之後的劉邦、劉恆、劉啟、劉徹都多次出兵打擊匈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漢唐時期的中原王朝曾經短暫的統治過長城以北地區，到了元朝時統一過（元朝疆域遼闊），清朝時經過幾十年的戰爭，在雍正時期算是較為徹底的解決了邊患問題。

必須要承認的是，長期困擾中原王朝的北方邊患問題，只有元朝和清朝解決的比較好，（有觀點認為元和清都是少數民族，他們更懂得如何與遊牧民族打交道）元朝是蒙古人建立，鼎盛時期疆域極其遼闊，清朝是滿族建立，入關後為了解決邊患問題，康熙親征漠北，歷經康熙、雍正兩朝才算徹底解決，不過清朝能夠解決北方邊患問題，也少不了明朝時期將近三百年間對北方遊牧民族的持續打擊，給清朝奠定了基礎，以至於雍正曾得意的說:“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

由此可見，中原王朝不是沒有統治過長城以北地區，而是隨著中原漢人政權的強弱與否決定的，就像雍正帝所說的:“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是因為那時的清朝處於國力鼎盛時期，自然可以吹個牛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