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武王的祖先

周武王祖先可以追述到母系氏族時代。帝嚳元妃名叫姜原，姜原在野地裡踩了巨人的腳印，生了周后稷，這是史記記載的第一代祖先。

從后稷到姬昌，共15代祖先，歷代先祖可以簡化如下：（1）后稷->(2)不窋->(3)鞠->(4) 公劉->(5)慶節->(6)皇僕->(7)差弗->(8)毀隃->（9）公非->(10)高圉->(11)亞圉->(12)公叔祖類->(13)古公亶父->(14)季歷->(15)昌(姬發爹)。

后稷善於農業耕作，在堯的時代擔任農業部長（《史記》“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舜帝時代，因后稷舉農耕有功，以邰作為后稷封地，“后稷”的名號就是這麼來的，“號曰后稷，別姓姬氏”。

後面幾個比較有出息的後代，基本上都是學后稷，農耕利民。比如第四代公劉，第十三年代古公亶父。後面周文王姬昌開始大家都比較熟悉了。

2、武王伐紂的爭議性

基本上是個政治倫理難題。《史記·伯夷列傳》說：“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如果最高統治者殘暴無道，下面的人可不可以用武力推翻他？如果不推翻，他會繼續實行暴政；但如果要去推翻一個暴君，也會傷害許多人，還不一定能成功。

另外，單純以傳統的有道伐無道的理論，也不一定能站住腳。商周之間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殷商的衰弱和周國的崛起引起的。

武王伐紂當成一般的朝代更替就行了，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

滅商的周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部族，他們自稱"夏"或"有夏”，很可能是夏氏族的一個分支。他們最早的活動地區，是在宜於農耕的陝西黃土高原。據傳說其祖先後稷及稍後的公劉，都重視農業，使其經濟逐漸發展起來。九傳到古公亶父，他率領族人由豳(陝西旬邑)遷到岐山下的周原(陝西岐山)，從此周族進入了階級社會。古公亶父被追尊為"太王"。

當時的周族對商朝時叛時服，周太王的兒子季歷曾被商王文丁殺死，兩族的矛盾激化。到季歷的兒子文王時，周族便開始積極“翦(翦除)商"，先後征伐昆夷、密須等族，又爭取虞、芮兩族歸順。不久，周東征黎、邘，直進到商的王畿。此後，又滅崇侯虎，作豐邑(陝西戶縣)。

文王死後，武王繼位，於公元前1027年與商朝臨時組織奴隸建立的軍隊戰於牧野(河南汲縣)。商軍陣前倒戈，商紂王眼看大勢已去，自焚於鹿臺，商朝滅亡。

周武王的祖先應在今天的陝西寶雞這邊，至於為什麼要推翻商紂，歷史的換代，就像今天的4G手機要升級為5G一樣。

周武王祖先那裡人，就要從他父親說起，周文王是黃帝的後代，姓姬，名叫昌。他是周朝的奠基人，他死後，後人給他的諡號為“文”，所以後代都把他稱作“周文王”。姬昌是商朝時期，居住在現在的陝西省西部岐山腳下一個國家的王子，這個國家叫做“周”。是周武王先祖，周國是商朝西部一個強大的國家。

姜子牙幫著姬昌治理周國，周華人民很有禮貌，人和人從來都不爭搶東西，而且，夜裡不用關門，路上丟了東西也沒有人去撿，都能找回來。文王死後，姬發即位，稱周武王，姬發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周國，他實行仁政，對人民有愛心，從此天下安定。

商朝紂王是殘暴的暴君，害怕周國壯大，武王的祖父都被紂王掠來監禁，死在監獄中，武王之父文王也被紂王監禁八年之久，不得以食子肉餅，紂王才放他回周國，紂王暴政，聽信妖言，建設摘星樓，摘星樓是眾妖孽集合之樓，殘害死忠良，無惡不作，君戲臣妻，鎮守五關黃飛虎，夫人和皇妃妹妹，都被紂王活活迫死，黃飛虎被迫反出朝歌，與各諸侯配合，一起投靠周武王，周武王如虎添翼，在姜子牙和黃飛虎眾諸侯幫助下，討伐暴君紂王，滅了商朝，建立新朝，周朝。故事太長，只能從筒，【周朝八百年】。

“武王伐紂”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具體事實如下：大約公元前1046年或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聯合羌、巴、蜀、庸、髳、彭等方國部落，共同討伐商朝的君王帝辛（周人稱之為“紂王”），在進軍到距商都朝歌七十里的牧野地方時舉行誓師大會，列數了商紂王的許多罪狀，鼓動軍隊和商軍決戰。結果，紂王大敗，連夜逃回朝歌，眼見大勢已去，放火自焚而死。周武王佔領商都，宣告商朝的滅亡，周王朝建立。

“被邪惡”的紂王

“紂王”並不是正式的帝號，是周人硬加在他頭上的惡諡，意思是"殘又損善"。“紂王”在後世更成為暴君與罪惡的代號；《漢書•古今人表》中，臧否古今歷史人物，紂王屬於下下等，是人品最差的一等；後世更有“助紂為虐”等成語。但後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孔子弟子子貢說過：“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意思是：紂王的不善，不像傳說的那樣厲害。所以君子憎恨處在下流的地方，一旦居下流，天下一切壞名聲都會歸到他的身上了。

我們來看看最早列舉紂王罪狀的《尚書•牧誓》，記述諸候大會於孟津。《牧誓》其實就是周武王在舉行誓師大會時釋出的誓詞，其談到的紂王罪狀包括以下幾條：

• “惟婦言是用”，只是聽從婦人（應當是指紂王的妻子）的話；

• “昏棄厥肆祀，弗答”，輕蔑地拋棄了對祖先的祭祀而不聞不問；

•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拋棄先王的後裔，不任用同宗的長輩和兄弟；

•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對四方八面的罪人逃犯十分崇敬、提拔、信任、任用，讓他們當上大夫、卿士，使他們殘暴虐待商朝貴族，在商國都城胡作非為。

顯然，這些所謂“罪狀”中並沒有我們耳熟能詳的“鹿臺聚斂”、“酒池肉林”、“炮烙蠆盆”、“敲骨剖胎”等等。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曾經對紂王的每條罪狀發生的時間次序進行過考證，並寫了《紂惡七十事發生的次第》一文，文中指出：紂王的70條罪狀是從周朝開始陸續加上去的，“戰國增二十項，西漢增二十一項，東晉增十三項”，“現在傳說的紂惡是層層累積發展的，時代愈近，紂罪愈多，也愈不可信。”換句話說，紂王的罪名有很多是後人新增的，未必是如實之詞。比如妲己這個人物出自西漢劉向的《列女傳》，史上並無其人。紂王作為邪惡的符號形象根深蒂固，這一“刻板印象”被後世選擇性地接受，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周人出自敵愾為自己出兵征伐找的藉口。

這幾項“罪狀”本身也值得商榷。“惟婦言是用”，無視了商朝歷史上婦人地位受到尊崇的傳統，比如婦好作為商朝君王武丁的妻子，是中國歷史上有文字可查（甲骨文）的第一位女性軍事統帥；“昏棄厥肆祀，弗答”背後可能是對巫師宗教勢力坐大的打擊，在一般意義上，正如岡村秀典和宮本一夫的觀點，祭祀禮儀是支撐商王朝王權的重要禮制，絕不至廢棄；“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更是當時實屬先進而前衛的“唯才是舉”的用人措施，因此“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可能由此造成在權力鬥爭中總是失敗的紂王庶長兄微子啟等投降周軍，出賣情報。總之，這些“罪狀”的內容聽上去都像在商朝政爭內鬥中失敗一方的控訴，對周武王來說實在是“干卿底事”（和你有毛線關係）；當然，周武王可以說自己是從道義出發，只是這個所謂“道義”掩藏了太多的自身政治利益訴求和冰冷的權力算計，就像希臘聯軍遠征特洛伊絕不是因為海倫被誘拐。

“門口的野蠻人”怎樣登堂入室

有歷史學家指出，當時的“小邦周”相對於“大邦商”來說，文明更加落後。比如一說著名的“太公望”姜尚就是羌族部落酋長，並非我們心目中白髮白髯的智慧老者，而是《詩經》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的彪悍勇將。另外，根據於省吾先生在《釋中國》一文的論證，“中國”一詞至遲出現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證據，是1963年在陝西寶雞縣賈村出土的一口青銅酒器上的銘文。銘文寫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遷告於上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之闢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大國商的王都以後，就舉行了一個莊嚴的儀式報告上天：“我已經據有中國，自己統治了這些百姓。”）。從中可以看到，武王的僥倖取勝、沾沾自喜之態溢於言表。

不過，本文副標題中的“門口的野蠻人”，倒不是有意指涉周族、羌族的民族屬性，也不是指周的那些同盟者“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是少數民族（ethnic group），而是借用了布賴恩•伯勒的名著《門口的野蠻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的書名。

從某種意義上，武王伐紂就像該書描述的一次“高槓杆的惡意收購”，其操作手法酷似KKR（Kohlberg Kravis Robert & Co. L.P.），一家全球領先的私募股權和多樣化的投資公司，其投資記錄令人印象深刻：作為老牌的“槓桿收購天王”，它可以說是金融史上最成功的產業投資機構之一——1988年惡意收購雷諾茲•納貝斯克（RJR Nabisco）集團，這也就是《門口的野蠻人》書中再現的那個經典案例，華爾街歷史上最著名的公司爭奪戰之一。

一方面，“門口的野蠻人”對收購目標的選擇是有標準的，必須是“護城河”出現問題的“土豪”。商朝末年與後世很多朝代的末世不同，並沒有出現崩壞的局面，其國力尚屬強大，擁有良好的品牌價值（“大邑商”、“天邑商”、“大邦商”、“中國”等）、健康的自由現金流（青銅彝器的原材料銅鉛錫等、玉琮玉璧、黍稷稻麥、人力資源、盟邦的貢賦支援等）和豐富的智慧財產權（禮樂、甲骨文、金文等），淨資產收益率很不錯；但是，由於遠征東夷等原因造成了《左傳•宣公十二年》中所說的“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在多元化自有資金投資上出現了破綻紕漏，也造成了其出人意料的低估值和低市盈率，成為了一個很好的收購目標。另一方面，“門口的野蠻人”一開始的身份往往是“合作者”，並沒有露出其“野蠻”的真面目；同樣，周作為商的屬國和姻親，一直在扮豬吃老虎，靜待時機。

其時，周雖然經過幾代經營，本身實力還是比較弱小的。牧野之戰時，其自有的兵力只有戰車三百乘，精銳武士三千人，以及步兵數萬人。但是，武王聯合了羌人、巴人以及《牧誓》提到的上述同盟者。《牧誓》中只提到了對他們不用命的懲罰，而沒有提到許諾他們的勝利後好處，我們只能觀察後續的例項。事後，據不完全統計，上面提到的庸、彭、巴等都被分封，連後世十分著名的楚國也是這部分盟友之一，只是當時實在弱小，被忽略不提；再加上姜尚被封在齊國、周公被封在魯國、召公被封在北燕國等情況，我們可以推斷出，周武王的承諾就是滅商後，所有出力的自己人和盟友，大家按照親疏遠近、功績大小分肥，而其分肥資源的來源就是收購目標未來的收益權和自由現金流。這其中很多隻是對其原有地位的確認，如一些盟友，還有要求其本身再去武裝殖民，如齊、魯、燕等國，用《水滸》和元曲中的表述，這就是“割貓兒尾拌貓兒飯”，其來源都不是收購時的自身擁有的資源。

我們看到，“小邦周”滅“大邦商”是一次高負債的惡意槓桿收購，負債比重之高，可謂驚天動地，與前文所述KRR惡意收購雷諾茲•納貝斯克相比不遑多讓。《論語•泰伯》所說的“（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後世儒者的美化和粉飾，其實當時周第一根本沒有打算“服事殷”；第二，嚴格來說根本沒有三分之二的市場份額，即使有，也是一種用未來收益凝聚的鬆散同盟。就像KRR在上述一役實際只動用了1500萬美元自有資金，94%的出資額來源於用未來收益擔保的邁克爾米爾肯組織發行的垃圾債券。這樣一來，貌似不留多少“安全邊際”的做法反而留下了最大的“安全邊際”。

在仗義疏財的江湖法則中，疏財永遠比仗義重要；所有問題的的根源是利益的訴求和利益的同盟，《牧誓》就像1977年香港的財經評論《九龍倉業務開始蛻變》（九龍倉收購與反收購案例）和1994年君安證券的《告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書》（君萬之戰案例），是收購戰前的輿論攻勢。在過程中，這場戰役也絕不像後世粉飾的因為商軍前鋒倒戈而一面倒，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但果真是“至仁伐不仁”嗎？果真是仁義之師一出，敵人就紛紛來投降嗎？證諸史料，還是《尚書•武成》描寫的“血流漂杵”更加真實可信。

武王伐紂後利益格局表

根據綜合史料製作

從上表看，相關各方在此役後的輸贏情況一目瞭然。質言之，這就是一場控制權的轉移，周以新的貢納和再分配互酬體系取代了商舊有的體系，商和其盟友是完敗的一方。再來看《牧誓》中為了商朝的宗廟祭祀、王公貴族利益的表述，未免諷刺。商朝的列位先公先王九原可作，一定不會認同周武王貌似站在他們角度的道義立場。史載：周武王即位後，封紂王子武庚管理商朝的舊都殷（今河南安陽市），殷的遺民大悅。真實的商人立場，由此思過半亦。

文化整合定最後成敗

不過，未如其宣傳得那麼“順天應人”的周朝，後來卻延續了八百年“天下共主”的地位。這個事實告訴我們：不管是不是“門口的野蠻人”，不管是善意收購還是惡意收購，順應環境，生存下來，並能做大做強，就是贏家。

管理學界一般認為，併購後最難的莫過於文化整合。據統計，全球過去二十幾年中有60％以上的併購以失敗告終，其中85％的CEO承認管理風格和公司文化差異是造成併購失敗的主要原因。併購實踐中，如果是較強的企業收購一個相對較弱的企業，整合起來還相對容易一些；如果兩個都比較強，又或者以小博大，特別是以小博大的惡意收購，文化的整合就必然顯得特別艱難。

文化整合之所以成為併購整合中最困難的任務，因為企業文化深深根植於組織的歷史之中，曠日持久、根深蒂固，深刻地影響其成員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企業文化整合本質上是對企業中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改變，這絕非單純的規章制度和操作規程所能解決，需要耳濡目染、潛移默化、春風化雨，很難“畢其功於一役”。

牧野之戰500餘年後，身為商朝貴族後裔的孔子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大意為：周朝的禮儀制度是借鑑了夏、商二代文化的基礎上演變發展而建立起來的，是多麼豐富而完備啊。我遵從周朝的制度。

看來，只要逆取順守，下足功夫，“門口的野蠻人”也是能夠修成正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