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紀爆發的黑死病，它在4年的時間裡造成了2500萬歐洲人死亡，並且在全世界其他地區造成了3700萬人的死亡，甚至因此還動搖了歐洲的宗教信仰，產生了文藝復興的思想基礎。

公元542年的東羅馬帝國查士丁尼大瘟疫，這個大約在50年裡造成了1億人口的死亡。

公元410年8月24日，蠻族哥特人在他們的王阿拉里克的率領下攻陷羅馬城，劫掠三天三夜，舉世震驚。因為這一突如其來的災變，異教徒們大肆譴責基督教，將羅馬城的這場悲劇歸罪於羅馬人改信了基督教，背叛了祖傳的民族信仰。在他們看來，正是在諸神，比如奧林匹亞等神祇的護佑下，羅馬人才征服了廣袤的領土，統治了那麼多的民族，天下歸為一統，得享羅馬治下的和平。現如今，曾經的文明之地，遭此大劫，已經面目全非。

而對於基督徒們說來，羅馬城是僅次於耶路撒冷的聖城，甚至被視為一個“永恆之城”，它怎麼可以在一夜之間搖搖欲墜？有一位叫哲羅姆的感嘆最有代表性，他說“如果連羅馬都能夠毀滅的話，還有什麼地方能夠安全？” 這位哲羅姆是著名的神學家，中世紀拉丁文標準版本《聖經》就是他譯的。從他的感嘆可以看出羅馬陷落這一災變在當時對人們的震動，簡直就是世界末日。在異教徒對基督教如潮水般的指責和攻擊下，奧古斯丁決定撰寫《上帝之城》，為基督教進行辯護。這本書斷斷續續寫了二十幾年，其中一半篇幅都是對這一災難的直接回應。為基督教辯護

在奧古斯丁看來，羅馬城遭受的災難、屠殺、搶劫、焚燒和悲苦無不體現著古老的戰爭習俗，戰爭是這個世界亙古就有的惡，而惡是深嵌於這個墮落的塵世之城的固有疾病。這一頑疾只有藉助基督教信仰才能治療，只有在最終的末日審判之後，迎來的上帝之城中才能得以完全克服。在人類的塵世之城，充斥著數不清的戰爭，羅馬城的陷落及其各種令人悲傷的遭遇，只是再次印證了人類的戰爭習俗。事實上，在羅馬的擴張過程中，羅馬人也同樣是沿襲了戰爭習俗，對落敗的敵人大肆劫掠和毀傷，滅國無數。

都說太陽底下並無新鮮事，然而，在這次羅馬的陷落事件中，畢竟還是有了新鮮事。奧古斯丁提醒人們，由於基督教的影響，哥特野蠻人在對基督聖名的敬畏和感召下，竟然表現出了讓人匪夷所思的文雅和仁慈。他們選了幾所最大的教堂，讓災民前去避難，後來又將災民釋放，使他們不被出售為奴。奧古斯丁認為，這種與以往戰爭習俗相違背的反常行為，實在是籍著基督的威名，野蠻人嗜血的心靈也變得溫和了。瀕於滅亡的道德

為了駁斥有些人認為是基督教毀了羅馬的看法，奧古斯丁還指出，羅馬的歷史充斥著無數的災變和禍患，自然的，道德上的，有很多次甚至瀕於滅亡，如高盧人和迦太基的漢尼拔對羅馬的毀滅性戰爭，但羅馬文化傳統上數不勝數的保護神從來是默默無言，袖手旁觀。事實上，正是羅馬那些祖傳的所謂保護神們，腐蝕了羅馬人的心靈，敗壞了羅馬人的風紀，使其丟失了尚武的美德，他們變得柔弱、懈怠、愚蠢、腐化墮落。在這一點，奧古斯丁完全同意柏拉圖的主張，共和國應該將詩人逐出城邦。

最後我來唸一段《上帝之城》的原文，讓我們聽聽奧古斯丁是怎樣動情地向羅馬人大聲疾呼的，他說：“糊塗的人啊，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盲目，或者瘋狂，把你們迷住了？在這樣的時候，我們聽說連東部的民族都為你們的毀滅而悲哀，大地極遠之處的強大國家也為你們的滅亡而傷心，把它當做人類共有的災難，而你們卻仍擠在劇場裡廝混，比以前更加瘋狂？這是一個傳播瘟疫的地方，這是美德和榮譽遇難之處，西庇阿要禁止建造劇場，因為他想保護你們；這就是他希望仍舊保留一個令你們感到恐懼的敵人的原因，因為他清楚地看到繁榮會輕而易舉地敗壞和摧毀你們。他並不希望共和國昌盛了，城牆挺立了，但公民們的道德卻淪喪了。邪魔的誘惑對你們的影響大於審慎者的告誡。因此你們不會把自己造成的傷害歸咎於自己，而是把自己承受的傷害歸咎於基督教。你們祈求好運降臨，不再受邪惡的傷害，但是你們所希望的恢復國家的和平與安全，不是希望共同體得到安寧，而是希望你們自己的邪惡的奢侈不受懲罰。西庇阿希望你們受到一個敵人的重壓，這樣你們就不會沉迷於奢侈的生活；但是你們執迷不悟，哪怕亡國也不願放棄奢侈的生活。你們看不到災難給你們帶來的益處；你們已被造就為最邪惡的，你們仍將是最荒淫的。”

公元六世紀三四十年代，羅馬帝國境內出現了大面積的火山爆發。此次火山爆發的規模極為驚人，堪稱千年不遇。接連不斷的火山爆發導致“古典末期小冰期”（Late Antique Little Ice Age）的到來：在至少一百五十餘年時間裡，全世界的氣溫明顯低於正常水平。這段時間的氣候惡化對羅馬帝國最終消亡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另外，此次氣候變化也導致更大規模災難的出現——黑死病迎來了第一次大爆發。

三次在不同大洲之間同時爆發的瘟疫先後對羅馬帝國造成重創。安東尼統治期間，瘟疫爆發。此時，羅馬帝國興建之初所依賴的宜人氣候恰好進入發展末期。這可能也是天花病毒第一次在全球登臺亮相。遭受打擊的羅馬帝國最終恢復元氣，但卻再也沒有找回曾經那種睥睨一切的統治優勢。接著在三世紀中期，一種叫做“塞普勒斯瘟疫”的神秘疾病席捲而來。這種疾病源頭不明，但卻將羅馬帝國推入混亂的深淵。頑強的羅馬帝國最終緩過勁來，但卻受到了深刻的影響——新的君主、新的貨幣、新的社會形式和隨之而來的新的宗教信仰（基督教）。更引人矚目的是，查士丁尼一世領導下的羅馬帝國在六世紀一度出現復甦跡象。然而命運無常，鼠疫開始爆發，進而引出令人聞之色變的中世紀黑死病。我們不清楚有多少人死於查士丁尼一世統治期間的鼠疫。據估計，羅馬帝國半數的民眾可能都倒在鼠疫面前。

基因證據表明，查士丁尼一世統治期間鼠疫爆發的鼠疫桿菌起源於中國西部地區。它最初出現在地中海南岸，很可能是隨著將絲綢和香料進口到羅馬的南方海上貿易網傳入羅馬帝國內陸。鼠疫桿菌的早期國際化傳播其實是一個意外。羅馬帝國巨大的糧倉喂肥了大批齧齒類動物。鼠疫桿菌寄生在生命力頑強的齧齒類動物身上，拉開了不可阻擋的死亡大幕。

我來回答：

人們總會問研究羅馬帝國的歷史學家：如果把現代國家看成是羅馬帝國，那今天的我們處於羅馬帝國興衰週期中的哪個階段？歷史學家可能不太喜歡“以古論今”。可是儘管歷史不會重複上演，曾經發生的一切也不足以給我們上一堂道德教育課，但研究歷史依舊能讓我們明白自身存在的意義，瞭解人類社會究竟有多麼脆弱。

公元二世紀中期，羅馬帝國已經控制了大面積的疆土。此時的羅馬帝國橫跨多個大洲：從北不列顛到撒哈拉沙漠邊緣，從大西洋到兩河流域。鼎盛時期，羅馬帝國的人口規模可達7500萬人。最終，帝國內所有的自由居民都可以享受到羅馬公民的基本權利。由此來看，十八世紀英國曆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史學著作《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譯者注）稱這個時期是人類歷史上“最幸福的時光”也就不足為奇。可是在今天，我們更傾向於將羅馬文明的發展和進步看成是在不知不覺間為其自身衰亡埋下了種子。

公元四世紀末期，羅馬帝國一分為二。等到公元七世紀時，西羅馬帝國已經不復存在。此時的東羅馬帝國（又稱拜占庭帝國）定都君士坦丁堡，所轄疆土相比羅馬帝國全盛時期小了很多。東羅馬帝國東部的行省在阿拉伯國家的入侵戰爭中逐漸淪陷，西部領土則受到一個又一個日耳曼王國的衝擊。羅馬帝國的衰亡在各個領域都有體現：貿易規模衰減、城市規模縮小和技術進步停滯。雖然這段時間內羅馬帝國的文化充滿活力，給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但人們最終記住的還是它的人口下降、政治動盪和經濟下滑。

龐大的羅馬帝國為何會日漸衰落？針對這個問題，人們提出了多種解釋。1984年，德國古典學者亞歷山大·德芒特（Alexander Demandt）將兩百多個解釋羅馬帝國衰亡的假說分類彙編。大多數學者都認為衰亡的原因在於帝國內部政治動盪以及領土龐大且分佈於多個大洲，周邊鄰國漸漸發展出和羅馬帝國水平相當的軍事技術和政治體系。但是，新的證據表明導致羅馬帝國由盛轉衰的關鍵因素其實是自然環境的變化。社會發展的悖論和大自然固有的不可預知性共同作用，一同將羅馬帝國送進了歷史的墳墓。

氣候變化並不是工業革命後才有的現象。自從人類誕生以來，氣候就一直在發生變化。軌道力學（地球軌道傾斜度、旋轉速度和偏心率的微小改變）以及太陽活動週期，影響了地球從太陽處獲得能量的分配模式。火山爆發將大量反光的磷酸鹽噴入大氣，有時會對地球氣候造成深遠的影響。現代以來，受人類活動影響的氣候變化開始出現。這類氣候變化非常危險，因為它發生速度極快，而且可以與很多其他地球生物圈內不可逆轉的改變共同作用。但是從本質上而言，氣候變化不是什麼近幾年才有的新鮮事。

對歷史學家而言，理解現代氣候變化的自然背景，意義重大。地球科學家嘗試了多種手段，試圖瞭解古代的氣候和自然環境。隨著新資料的出現和人們對自然環境重要性的認識不斷加深，越來越多人開始從氣候變化角度研究古羅馬帝國的歷史。實踐表明，氣候在古羅馬文明的興衰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帝國建造者們生活的時間點堪稱完美無缺：溫暖、溼潤且穩定的氣候，有利於提高農耕社會的經濟生產率。經濟的迅猛增長為政治進步和社會發展提供動力，幫助羅馬帝國打下了大片江山。，有利於國家發展的氣候已經以精妙絕倫而又影響深遠的方式融入了羅馬帝國的內在結構之中，成為帝國興盛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適宜的氣候並非轉瞬即逝。當然，即便有利的氣候條件出現改變，也並非意味著羅馬帝國就面臨滅頂之災。其實在趨於惡化的氣候條件不斷影響羅馬帝國國力的同時，更危險的敵人（日耳曼人和波斯人）開始漸漸崛起，一步步從外部威脅羅馬帝國的安全。公元六世紀，查士丁尼一世統治下的羅馬帝國氣候達到了不穩定的巔峰。樹木年代學家和冰核研究專家指出，公元六世紀三四十年代，羅馬帝國境內出現了大面積的火山爆發。此次火山爆發的規模極為驚人，堪稱千年不遇。接連不斷的火山爆發導致“古典末期小冰期”（Late Antique Little Ice Age）的到來：在至少一百五十餘年時間裡，全世界的氣溫明顯低於正常水平。這段時間的氣候惡化對羅馬帝國最終消亡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另外，此次氣候變化也導致更大規模災難的出現——黑死病迎來了第一次大爆發。

對羅馬帝國而言，生態環境破壞帶來的影響更為致命。雖然在各個領域都取得了不小的進步，但羅馬帝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大概只有二十五六歲。傳染病是導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不過侵蝕羅馬帝國根基的傳染病不是一成不變的。

羅馬帝國的城市都市化程度很高，彼此之間的交通也很便利。這給微生物的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類似痢疾、副傷寒這樣殺傷力較低的胃腸疾病透過受到汙染的水和食物傳播，很快便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蔓延開來。為了修建道路，古羅馬人抽乾了沼澤。如此一來，導致瘧疾的惡性瘧原蟲（透過蚊子叮咬而感染到人類身上，極為致命）便“橫行於世”。羅馬帝國橫跨多個大洲，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將不同的土地和海洋連線起來。無意之中，他們也給細菌傳播構建起了史無前例的便捷通道。在羅馬帝國相互連通的城市網裡，肺結核、麻風病這樣導致人類緩慢死亡的疾病進入爆發全盛時期。

不過，羅馬帝國生物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因素，還是一種能造成大規模瘟疫爆發的新型細菌的出現。三次在不同大洲之間同時爆發的瘟疫先後對羅馬帝國造成重創。安東尼統治期間，瘟疫爆發。此時，羅馬帝國興建之初所依賴的宜人氣候恰好進入發展末期。這可能也是天花病毒第一次在全球登臺亮相。遭受打擊的羅馬帝國最終恢復元氣，但卻再也沒有找回曾經那種睥睨一切的統治優勢。接著在三世紀中期，一種叫做“塞普勒斯瘟疫”的神秘疾病席捲而來。這種疾病源頭不明，但卻將羅馬帝國推入混亂的深淵。頑強的羅馬帝國最終緩過勁來，但卻受到了深刻的影響——新的君主、新的貨幣、新的社會形式和隨之而來的新的宗教信仰（基督教）。更引人矚目的是，查士丁尼一世領導下的羅馬帝國在六世紀一度出現復甦跡象。然而命運無常，鼠疫開始爆發，進而引出令人聞之色變的中世紀黑死病。我們不清楚有多少人死於查士丁尼一世統治期間的鼠疫。據估計，羅馬帝國半數的民眾可能都倒在鼠疫面前。

查士丁尼一世統治期間的鼠疫是很好的個例，便於我們研究人類與自然系統之間極為複雜的關係。導致此次鼠疫爆發的根源不是上帝的懲罰，而是鼠疫桿菌。大約四千餘年前，鼠疫桿菌在中亞地區開始進化。最終它進化成一種全新的細菌，首次問世便造成了歷史上第一次鼠疫爆發。這種疾病始終出現在擁有社會組織結構的穴居齧齒類生物身上，比如土撥鼠和沙鼠。歷史上爆發的大規模傳染病都對當時社會造成猛烈打擊，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據統計，造成瘟疫肆虐的罪魁禍首至少有五個：細菌、齧齒類動物宿主、導致疾病規模擴大的宿主（比如居住在人類周圍的黑鼠）、傳染細菌的跳蚤以及患病的人類。

基因證據表明，查士丁尼一世統治期間鼠疫爆發的鼠疫桿菌起源於中國西部地區。它最初出現在地中海南岸，很可能是隨著將絲綢和香料進口到羅馬的南方海上貿易網傳入羅馬帝國內陸。鼠疫桿菌的早期國際化傳播其實是一個意外。羅馬帝國巨大的糧倉喂肥了大批齧齒類動物。鼠疫桿菌寄生在生命力頑強的齧齒類動物身上，拉開了不可阻擋的死亡大幕。

從生態學角度來看，瘟疫的爆發其實是一個令人驚歎的複雜現象。通常而言，多種因素的結合才能導致瘟疫肆虐——鼠疫最初在中亞地區齧齒類宿主以外的其他生物身上爆發，可能便是多年前大規模火山爆發導致的結果。人類無意間構建的社會環境也給鼠疫爆發帶來便利——將細菌帶到羅馬海岸的全球貿易網以及羅馬帝國內的老鼠橫行。我們很難分清瘟疫的爆發到底是各種因素導致的必然事件，還是單純的偶然事件，也很難摸清其中的規律和邏輯。羅馬帝國的故事給了我們一個教訓：人類塑造自然，想要改變生態環境和生物進化規律。但自然無視我們的努力，其他生物和生態系統也不遵守我們設定的規則。人類歷史程序中，氣候變化和疾病的進化始終都是不確定因素。換言之，沒有人知道它們究竟能給我們帶來何種影響。

如今的世界與古羅馬時期截然不同。我們打造出公共衛生體系、細菌理論和抗生素類藥物。我們不會像古羅馬人那樣無助。如果我們足夠智慧，便能發現身邊若隱若現的致命危險，進而利用手中的工具保護自身健康。但是羅馬帝國的衰亡讓我們明白一個道理：人類必須重新審視自然環境和生態環境，為社會發展創造穩定安全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