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的國與國的關係，跟現代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完全不同的。雖然諸侯國有自己的文字，度量衡標準，以及貨幣，它們相互之間也有攻伐，兼併，但歸根結底都是周天子分封下去的。

西周立國之際，武王、周公將同族，功臣以及前朝的高門大族分封於天下，天子與同姓諸侯皆有叔侄兄弟關係，與異姓諸侯皆有舅甥表親關係。那時候由於地廣人稀，諸侯國很小，一座城就是一個諸侯國，一個諸侯國如果有兩座城，另外一座城必將對諸侯國形成挑戰，是不被允許的。土地制度實行井田制，分為公田和私田。農民耕種私田的同時，也需要耕種公田，公田所得供諸侯和貴族支配使用，由於前期技術落後，生產力低下，一座城的拓荒能力有限，一個諸侯國的領地也基本侷限於自己城邦及周圍不遠的地方，這一時期的分封主要針對諸侯。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技術的發展，特別是鐵器和耕牛技術的普遍推廣使用，極大的提高了生產效率，這一時期人口也不斷增長，原有的井田制已經不適合社會的發展，大量農民從公田逃跑，去偏遠地方開荒。這時候井田制瓦解，開始發展出初田制，諸侯的經濟來源不再侷限於公田，而是從農民耕種的田地裡直接收租稅，為了方便國家管理，又不得不將領地內的土地再一次分封下去，分封給卿大夫。這種制度的發展，使諸侯國的君主能夠快速積累大量的財富，有了挑戰周天子的資本。同樣，拿到封地的卿大夫們形成新的貴族，對諸侯國的君主也形成了制約。逐漸的，周天子闇弱，諸侯國獲得蓬勃發展。

周天子分封諸侯國，諸侯國國君分封卿大夫，但國家要想正常運轉，就不得不發展出一套官僚體系來維持運作。士分不到土地，那麼他們想要有出路，就不得不對接到這個官僚體系裡來。出謀劃策的叫謀士，從事文書工作的叫文士，從事技術工作的叫術士，從事禮樂工作的叫樂士，從事安保工作的叫武士，從事外交工作的叫策士等等。這些士在沒有得到正式工作之前，文人稱為遊士，武人稱為遊俠。他們到處兜售自己的治國理念，以求國君採納，一個國家不行就去下一個國家，直到遇到重用自己的國君，就會進入這個國家的官僚體系，如果特別受國君器重，很可能直接被拜為客卿或者上卿，進入卿大夫階層，比如商鞅和張儀等。

綜上所述，我們弄清了諸侯國發展，以及士的出路，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張儀能到各國當國相，各國君主是非常歡迎和喜歡別國計程車人來本國工作的。因為他們要對付本國的貴族勢力，外來士人沒有任何基礎，是國君的鐵桿同盟。這也是《大秦帝國》裡秦孝公對商鞅說：我為青山，君為松柏這些話的真實原因。

公元前1046年，武王姬發在姜子牙的輔佐之下，在牧野與商紂王大戰一場，滅商建立周朝，史稱西周。

西周為了保護自己的勝利果實，實行分封制，《荀子·儒效》記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也就是說西周共分封71個諸侯國，其中姬姓的就有53個。

但西周後期社會矛盾包括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日趨激化，對土地以及政權的爭奪，加速了西周的滅亡。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殺死，西周滅亡了。

公元前770年，申侯和其它一些諸侯立周平王為國王，平王將京都從鎬京遷至洛邑，歷史上稱東遷以後的周王朝為東周 。東周時期的中央集權已經名存實亡，各諸侯國已經不受周王節制。

東周的前半期，諸侯爭相稱霸，稱為春秋時代。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分晉，各諸侯相互征伐， 稱為戰國時代。

 春秋戰國時期，是不斷地戰爭、互相兼併的時期。“春秋五霸”， “戰國七雄”都是不斷戰爭，兼併的結果。東周列國要想生存下去，必須使本國變得強大，都非常清楚“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道理。

一個國家要想發展、強大起來，第一要務就是招攬人才。只要你是人才，能使中國強大起來，別管你是哪個國家的，我都會委以重任。

對於人才而言，其實也是“雙向選擇”，在這個國家不被重用，“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哪個國家更有前途，待遇優厚，五險一金齊全，對不起，我跳槽了。

《東周列國志》中說孔子“惶惶如喪家之犬”，說明孔子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在當時不符合各諸侯國的需求，大兵壓境，你總不能用仁禮勸其退兵吧。

誰的思想能讓國家變得富強，兵強馬壯，在諸侯之爭中取得勝利，誰就會被重用。

商鞅，衛華人。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原來在魏國效力，但不被重用，於是來到秦國。

得到秦孝公的重用，積極實行變法，使秦國成為富裕強大的國家，史稱“商鞅變法”。

春秋戰國的文化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於是就出現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諸子百家。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這一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彼此詰難，相互爭鳴的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據《漢書· 藝文志》的記載，數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

文化決定意識，百家爭鳴就決定了諸子百家要想推銷自己的主張，必須雲遊各國去宣講自己的思想，這也決定了人才的流動性。

從李斯寫給秦始皇的《諫逐客書》中，可以看到在秦國工作的其他各國的人才非常多，為秦始皇統一六國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這是雙向選擇的結果。

因為春秋戰國時的各諸候國之上有個周天子，家天下；就像民國時期的軍閥混戰一樣，下面的諸候國就像各路軍閥搶佔地盤，誰厲害誰就當老大，一統天下，

天下熙熙,皆為名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各諸候國的名臣謀士，有的為了名利二字，有的為了施展自己平生所學，四處奔走於各諸候國之間，在亂世之中謀一席之位；

如春秋戰國時出盡風頭的縱橫家鬼谷子的四個徒弟：孫臏(齊華人)，龐娟(魏華人)，蘇秦(南韓人)，張儀(魏華人)。蘇秦一人身佩六國相印，張儀一生侍秦；那個時代，只要有能力，都有你發揮的舞臺，時勢造英雄，不管你是哪華人

春秋戰國時期，人才在諸侯國間的流動是很頻繁的，比如衛華人商鞅服務於秦國，齊華人孫武服務於吳國，衛華人吳起服務於魏國，魏華人張儀服務於秦國，楚華人李斯服務於秦國，各種人才流動的例子不勝列舉。

對於這種情況，有的朋友會問，這樣的行為不就是背叛國家麼？為什麼那時候的人可以隨意去其他國家當官？其實，在春秋戰國那個特殊的年代，這種行為是正常的，算不上叛國:

第一、無論是西周還是東周時期，諸侯國再怎麼自行其政不聽命於周朝，在名義上仍是周王朝分封的王國，各封國之間差別不大。這種關係就是所謂的大家與小家，各國百姓除了在地域差別上認為有區別於其他王國，在名分上還是自認自己是周朝。這與後來東漢末年人才投奔各軍閥豪強的道理是一樣的。

第二、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意識形態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百家爭鳴”，尤其是到了戰國時代，各種學說紛紛出爐、互相較勁，雖說各家各派的思想不一，但歸根到底都還得靠從政才能實現。所以，很多人才遊走於諸侯，在哪裡被重視，就在哪裡留下來。比如墨家為了宣揚自己學說，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國家，哪裡有戰爭就跑哪裡幫人守衛城池。

第三、長期諸侯混戰，統一是大勢所趨，也是民心所望。當然人們都希望自己所在的王國能完成這個偉大的統一任務，如果自己所在王國沒能力，那些有一技之長的人也樂意跑到有實力的王國去服務。

第四、躲避戰亂或所在諸侯國被滅，這也是當時人才流動的一個原因。比如孫武祖上為躲避齊國內亂跑到吳國；楚華人伍子胥為避殺身之禍奔吳；百里奚所在國虞國被滅後逃到秦國。有的人到別的國家發跡後，甚至會因為個人恩怨，回頭還會帶兵攻打自己原來的國家，比如伍子胥伐楚。

總的來說，春秋戰國時期的人才講究“良禽擇木而棲”，遊走於諸侯之間並不是什麼恥辱的事。我們的孔聖人和孟子當時不也周遊列國只為求官實現抱負麼。

春秋戰國時期的國指的是封國，公、侯的封地稱國，伯、子、男的封地也稱國。在公侯伯子男之上，還有號稱“天下共主”的周天子。雖然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一直在走下坡路，一天不如一天，末代周天子周赧王連自己都只能寄居在西周公的封地之上，甚至窮得臉面都不要了、跑到高臺上躲債（成語“債臺高築”的由來）。但是，在秦滅西周（指西周公國，並不是現在歷史學上所謂的西周）、周赧王去世之前，理論上啥玩意兒也不是的周天子依然是“天下共主”，這個天下依然是周！換言之，春秋戰國時期的國和現在的國家根本不是同一個概念。用現在標準來生搬硬套，春秋戰國時期的國只能算周這個國家下轄的行政區，只不過這些行政權都是“自治”的。如果當初周天子分封天下時管封國叫“省”或者“市”“縣”的話，那現在也就不會出現這種誤解了。只可惜，郡、縣直到秦王朝一統天下之後，才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真正形成定製，周初根本沒有這個概念！

周天子是“天下共主”，理論上所謂諸侯國的國君都是周天子的“臣”，所有諸侯國都是周天子的下屬單位，所有諸侯國的百姓都是周天子的百姓。既然都是周這個“國家”的百姓，去別國當官又有何不可呢？就好比現在一個江蘇人在四川的擔任公務員，有什麼可奇怪的？不是很正常嗎？或許有人說，現在中國是統一的國家，和分封制下的周不同，那就挑一個更接近一些的。美國，美國是聯邦制，各州、縣擁有獨立的行政、立法、司法權，中央政府只負責國防、外交及國家層面的大政方針，不能直接干預各州、縣的行政、立法、司法事務，是不是更接近一些了？那麼，美國肯塔基州的人是否可以到田納西州擔任公務員呢？想必不用本人多說了吧？

當然，這依然是生搬硬套！畢竟制度完全不同，根本無法絕對劃等號。但是，基本上是這麼一個意思。雖然有相通的地方，但是春秋戰國時期還是有自身特色的。因為各諸侯封國雖然名義上是周天子分封的“行政區”，但實際上與“高度自治”的“獨立王國”無異，這就註定了古人跨國為官與現代人跨省擔任公務員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因此，便有了“客卿”之說。什麼意思？別華人到我這個國家為官，你可以擔任任何職位，哪怕是為相、為將。但是，你的身份永遠是“客卿”，一個客字已經說明一切了。我可以用你，甚至重用你，但是你永遠是客！並不是自家人。我不想用你了，你哪來的還回哪去。著名的《逐客令》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而寫下《諫逐客書》的李斯便是客卿的代表。李斯雖然在秦國受到重用，但他的身份依然是客卿，秦國“逐客”，李斯自然也包括其中，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諫逐客書》出現了。如果是現代，就不存在這樣的情況了，都是華人，江蘇人在四川擔任公務員，有誰會認為你是外人，要驅逐你？

同時，春秋戰國時期因為各諸侯國的相對獨立，也成為了很多政治鬥爭失勢或者犯罪者的重要避難法寶。在秦國政治鬥爭失敗了，或者犯罪了，流亡到與秦國關係不睦的某國，秦國的手伸不到某國，自然也就安全了。同時，由於利益需要，這些流亡者有時候還會在流亡國重新受到重用，其中不乏出將入相者。而這樣的情況在現在統一的國家內部是不可能出現的，即便是聯邦制的美國也一樣，即便州、縣警察管不著的地方，還有FBI！

這個問題，相信很多人都有疑問，春秋戰國，各國打打殺殺，為什麼很多人可以在不同，甚至敵對的國家去當官。

可以從以下幾點來回答這個問題。

說白了，從頭裡算，很多諸侯國家都是姬姓貴族的後代。血脈是可以倒查源頭的。就算不是正統姬姓之後，但再經過幾百年各國貴族之間的聯姻，其實在血脈上早已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所以在貴族看來，這個國家可能是我外孫，那個國家可能是我舅舅，兩國之間的糾紛戰爭，可能就是親戚之間的那點事情，遠遠上升不到國家層面。這也是為什麼一直在戰國末期之前，大家都很少發動滅國的土地戰爭的一大原因。天下都是我們的，親戚那點事，至於要滅人全家嗎？

所以，在對於人才的流動上，因為很難直接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在貴族看來無非是一群自由民從我家跳槽到我親戚家那，僅此而已，本質上是不反感的。

舉個不恰當的例子，魏國信陵君去救趙， 甚至不惜偷兵符，殺了魏國本國大將，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趙國平原君是自己的姐夫。

春秋戰國時期，很多國與國之間的事情是需要兩國士大夫之間去交流解決的。這有點類似現在兩個上市公司，有競爭，但也有合作，兩家公司的職業經理人不可能不保持一定的交流渠道。而事實證明，這種交流方式是相對理性和便捷的。而如果一個公司的經理人想要跳槽，另一個公司的經理人出於私人感情或者利益糾纏往往會推薦他來自己公司或者去別的公司。

雖然各國之間征伐不斷，雖然周王室最後衰弱得沒法看了，但是在撕破臉皮之前，各國貴族還是非常看重周禮，看重周王給予的爵位的。這些東西在我們現代人看來似乎遠沒有純粹的利益來的實際直接，但是在當時，這些都是社會的主流文化。

既然大家都是周王的子民，那一個人想去秦國做官還是去趙國或者楚國做官，原則是沒有問題的，是一個人的自由選擇。比如孔子周遊列國去售賣自己的政治觀點。

這個和現在的的情況很相似。經濟發展好，文化氛圍好，待遇條件高的地方，往往能培養出大量的人才和吸引人才進入。比如戰國初期的魏國，就相當於北上廣深，人才扎堆。而這時候的秦國就是西部蠻荒，經濟不行，待遇不行，文化氛圍也差。

可因為魏華人才扎堆，但是職位就這麼幾個，根本沒法滿足所有人一展抱負的需求。於是就有人離開這些地方，去願意給職稱，給待遇，給平臺的國家去效力，施展自己的抱負。比如範睢入秦，比如燕昭王築黃金臺招賢。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一國的人才因為受到了政治迫害，只得跑到別的國家去做官。比如魏國的孫臏因為受到龐涓的迫害，就跑到了齊國。齊國後來的田單，就跑到了趙國。趙國的廉頗，最後流亡到楚國，都是因為這些原因。

比如蘇秦，張儀之類的縱橫家，因為要搞合縱連橫，所以各國之間需要一個統一的規劃指揮，就出現了一人掛六國相印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