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趙佶（1082年6月7日-1135年6月4日），宋神宗趙頊的第十一子、宋哲宗趙煦之弟，宋朝的第八位皇帝。哲宗的生母為朱皇妃，徽宗之母則為侍御陳氏。陳氏在宮中的地位很低，後來因生趙佶而進封為欽慈太后。徽宗本系庶出，又是神宗的第十一子，按照封建的宗法制度，是輪不上他當皇帝的。然而，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趙煦盛年駕崩（23歲），向太后力排眾議，以“先帝（神宗）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不同諸王”為由，立十九歲的趙佶為帝，也即歷史上的“宋徽宗”。

宋元符三年（1100年）元月，宋徽宗趙佶在宋哲宗靈柩前即位。即位之初，徽宗表現出了一位有為君主的架勢。這首先表現在他下詔讓天下百姓批評朝政、提供建議上。上書言事者絡繹不絕，奏疏多集中在如何清除奸臣上。當時朝中著名的奸臣有：章惇、安惇、蔡卞、蔡京等。徽宗因章曾反對他即位而心存不滿已久，但僅憑一紙奏書就懲辦一名宰相，又恐遭人非議，於是派章負責哲宗的安葬事宜。章不小心使靈車陷入泥沼中，花了一天時間才拖出來，由此被大臣彈劾對先帝不恭，又有人舉報他當宰相時陷害宣仁皇太后，於是被貶官雷州，隨後又流放睦州而死。御史中臣安惇和章惇狼狽為奸，結果被除名，放歸田裡。蔡卞是蔡京之弟、名相王安石之婿，也與章狼狽為奸，一唱一和。徽宗為顧及大臣體面，讓蔡卞自己上疏辭職，後以降職秘書少監處理。蔡京受言官彈劾，被貶為提舉洞霄宮，居住杭州。接著，呂嘉問、吳居厚、徐鐸、葉祖洽等一干奸臣也相繼被黜，朝廷初步呈現出一派清明的氣象。

徽宗除嚴懲奸臣、驅逐邪惡外，還大量任用忠直之士，有過則改。他即位剛一個月，便果斷地任命大名府知府韓忠彥為吏部尚書，真是府知府李清臣為禮部尚書，右正言葵履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這三人均為人正直，朝野有口皆碑，被任命的訊息一出，民眾歡呼雀躍，都認為徽宗用人取捨合乎公義。緊接著，正直之士龔任為殿中侍御使，陳灌、鄒浩為左、右正言，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張舜民等皆居臺諫之職。韓忠彥不久即提出廣仁思、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四事，深受徽宗讚許。從此忠直敢言之士，不斷得到提拔重用。徽宗還聽從韓忠彥的建議，召回元諸臣。哲宗朝宰相範純仁是范仲淹之子，公忠體國，為人正直，因受章等迫害貶謫永州，歷經磨難。當年已七旬、雙目失明的範純仁忽然接到新天子徽宗的勖勉慰問時，感激涕零。徽宗倚重於他，說：“範純仁，得一識面足矣!”並任命他為尚書右臣。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軾，雖為曠世奇才，卻始終為小人所阻，獲罪降官，被貶往惠州。徽宗赦免其罪，讓他提舉成都玉局觀，遷居常州。在韓忠彥的倡議下，文彥博、王、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二十三人均恢復了原職。哲宗孟皇后無端被廢，徽宗為她恢復名譽。這些積重難返的公案，徽宗都一一予以解決，恢復了社會公道與正氣，受到朝野的一致稱讚。　　

在重用大批忠直之士的同時，徽宗又於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三月間下詔，讓士庶臣僚直言指責時弊，“其間可採，主受獎掖；所言皆錯，亦不受罰。”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宋徽宗言出必行，接受宰相張商英的勸諫，“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並接納江公望的諫言，放棄馴養禽獸的愛好，把所有禽鳥都放出宮。政和初年發生了一件充分反映徽宗有容人之量並虛心納諫的事。右正言陳禾正直敢言，甚為徽宗賞識，他升遷給事中尚未赴任，便不待宣召，進宮力陳童貫、黃經臣寵任宦官將禍及江山的道理，侃侃而談，聽得徽宗飢腸轆轆，徽宗起身讓他改日再議。陳禾拽住徽宗衣服泣奏，徽宗又坐了一下，心中不免有點不快，再次起身欲走時，陳禾用力過猛，竟將徽宗衣裾拽脫，徽宗衝口而出：“正言且慢，碎朕衣矣!”陳禾隨即回答說：“陛下不惜碎衣，臣又豈惜碎首以報陛下!”徽宗不禁轉怒為喜，勉勵他說：“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在涉及國家大政方針的問題上，徽宗也一樣能做到從諫如流，並對有諍臣風的蕭服、為政清廉的令毛注加以提拔。通判王渙之應召入對，就日食是政治有缺失造成的這個看法發表議論：“……願陛下虛心納諫，言論不管是逆耳順耳，對的就該採納施行；事情不管是過去的或是現在的，只要妥當就要重視；人不分親疏，只要正直就可委以重任。如此，則人心服，天下就可臻於至治，上天自然也會降福了。”徽宗對王渙之頗為欣賞，不久就將他升為中書舍人。　　

徽宗對行之已久的規章制度，只要是不合理的，就毫不猶豫地予以廢除。他下令將貯藏在大內殺不敬之臣的毒藥焚燬，還主張宮廷建築不要過於豪華，這與以後講求奢華的徽宗，簡直判若兩人。 王安石變法的歷史積案是宋徽宗最難以處理的問題。神宗是他的父親，變法圖強，自然無可厚非。哲宗是他的兄長，自己承襲的就是他的帝位，如果剛開始執掌朝政，便貶逐先朝舊臣，於情於理，都不妥當。為了制定正確的方略，徽宗反覆閱讀臣下的奏章，並不斷詢問有識之臣，明白了門戶之爭的真諦：不管是攻擊元豐之黨還是元之黨，均不是忠誠為國，而是為了一己之私。徽宗在反覆思考之後，於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十月向全國頒佈詔書稱：“朕對於軍國一政、用人標準，沒有元豐、元的區別。斟酌某項舉措是否可行，辦法是否妥善，只看是否合乎時宜；辨別忠奸、用舍進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如果能使政事穩妥無失，人才各得其所，天下就太平了。無偏無黨，正直是與，清靜無為，顧大局，識大體，使天下休養生息，以成就朕躬繼志述事之美，不是很好的事嗎?如果曲解別人，心存偏見，妄自更改已有之規，擾亂政治，傷害國家利益者，不但為朕所不容，也為天下公論所不容，朕必與華人共同唾棄之。”一個月後，徽宗改元為建中靖國。所謂“中”，就是不偏不倚，既不盲從元，也不附和紹聖。徽宗的這種態度，確實體現了一個明君應有的智慧和胸襟。

有識之士對北宋的滅亡有過這樣的評論：宋朝亡於君子，而不亡於小人。意思是那些君子們明爭暗鬥，同歸於盡，以致把大好河山交到了小人手中。徽宗即位後身邊逐漸聚集了一批奸佞邪惡之徒，最著名者是蔡京、王黼、朱及宦官李彥、童貫、梁師成六人，人稱“六賊”，而首推蔡京。　　

蔡京於宋神宗熙寧三年登進士第，當過錢塘、舒州等地的地方官，出使過遼國，以功升為中書舍人，後任開封知府。宋哲宗時司馬光為相後要全部廢除新法，要求在五天內恢復差役法。在如此緊迫的時限下，蔡京卻按期完成任務，並親自到政事堂向司馬光報告。司馬光興奮異常，稱許他說：“倘若人人像你一樣奉守法令，何事不能成功!”哲宗親政後起用章恢復新法，章設立專門機構研討變差役法為免役法的問題，久久不能決定。蔡京說：“如今是恢復先皇帝舊制，又不是另立新法，根本無須研討。”一句話提醒了章，使免役法得以順利恢復。史家評論此事說：十年之間，司馬光行差法，章行僱役，都仰賴蔡京才得成功，由此可見蔡京的才幹，也可見蔡京的奸邪。　　

徽宗即位，蔡京被貶至杭州後，恰逢供奉官童貫奉徽宗命到三吳一帶搜求書畫古董，兩人結識後日夜相處，交往極為密切。蔡京是個丹青妙手，書畫名噪一時，他千方百計巴結童貫，讓童貫帶了他許多的書法和繪畫作品到宮中，並在徽宗面前對他極口稱讚。徽宗也頗富文才，於是惺惺相惜，對他有了好感。再加上曾布懷著想援引蔡京對付韓忠彥的目的而極力推薦他，蔡京得到提拔，任尚書左右丞。此時韓忠彥已罷相，蔡京就藉故擠兌曾布。閏六月，曾布罷相。七月，蔡京出任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為籌相職。從此，蔡京一人獨攬朝政。　　

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命令禁止元法制，又仿照王安石設立三司條例司的舊法，設定了講議司，專門講求恢復新法的具體辦法和措施。八月，恢復哲宗紹聖年間實行的免役法。九月，他以行新政為大棒變本加厲地打擊司馬光同道，排除異己，將司馬光等共計一百二十人包括所有不對他阿諛奉承的人打成“元黨人”，請徽宗御筆書名於石上，豎立在端禮門外，名為黨人碑。十月，任蔡卞為知樞密院事，蔡京兄弟二人同執朝政。這是宋代建國以來很少見的事。十二月，朝廷下詔，禁止元學術以及其他邪說推行，非聖賢之書實行“文禁”。這是宋朝政治最黑暗的時期，忌諱重重，文人動輒犯諱。據說當時州縣學校考試，不論文章做得如何，先看是否犯了忌諱。“休兵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及之役”、“清入仕之流”這一類語辭也入了破禁之列，原因是口氣與元黨人相似，近乎是對熙寧新法的指責。到政和年間，連經書中帶“哉”這樣的語言也被禁止了，如“大哉堯之君”、“與夫制亂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動”。說來可笑，這是因為“哉”與“災”字同音，“危”、“亂”、“兇”、“悔”等字不大吉利。由此可以想見，囚犯忌而惹禍的人定是多如牛毛。崇寧二年三月，詔命黨人子弟不許入京。四月，命令銷燬範祖禹所著《唐鑑》以及三蘇(軾、轍及其父蘇洵)、黃庭堅、秦觀的文集。元學術主要指周敦頤、二程等人的經學，因此被抨擊為“專以詭異聾瞽愚谷”的程頤也被除名。八月，蔡京又親自用大字書寫黨人名字，頒於郡縣，刻石成大碑，立於監司、長吏廳中。　　

要加收崇寧三年正月，蔡京請求鑄當十錢。自宋建國，有折二、折三、當五錢，從來沒有鑄過當十錢。如今鑄造這種大面額的貨幣，不亞於對百姓公然搶掠。蔡京又請求建立管理紙幣——交子的印行和流通的專門機構：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制定了偽造交子的有關刑法。規定：凡是知情、轉用以及鄰人知而不告的都有罪。私造交子紙的，罪至徒刑和流刑。不久，又命天下除閩、浙、湘、廣以外，全部使用另一種紙幣錢引。紙幣的大量印製和流通，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使宋朝的經濟體系遭到嚴重破壞。　　

蔡京深受徽宗寵信，權勢顯赫，待遇優厚。他若要辦某件事，必先以徽宗口令擬成詔書，送給徽宗看後，再由徽宗親抄一遍，稱之為御筆手詔，臣下都得遵從，不遵者以違制論處。政和初年，蔡京以太師致仕，徽宗准許他在京居住。宣和末年蔡京第四次為相時，年已80，徽宗准許他於私第辦公，三五日一至朝，並下詔褒揚他“忠貫金石，志安社稷”。徽宗持政反覆無常，蔡京雖常遭貶斥，但重用的時間畢竟遠遠超過了貶謫的時間。徽宗曾七次乘輕車小輦，臨幸蔡京府第，不用君臣之禮，而用家人之禮。　　

自從神宗元豐年間永樂敗師之後，已有數十年邊塵不驚，沒有戰爭了。宋朝府庫頗為富足，蔡京便開始引導徽宗窮奢極侈起來。一次宮中舉行盛大宴會，徽宗拿出他收藏的玉卮、玉等器具，說道：“我本來早就想使用這些餐具的，但又怕別人說這些東西太過奢華，是種浪費。”蔡京馬上進言：“陛下貴為天子，理當享盡天下榮華富貴，受萬千民眾供奉，這區區玉器，又算得了什麼?”在蔡京等人的極力慫恿下，徽宗再也無所忌憚，盡情揮霍，終日縱情享樂。朝廷為此專設應奉局、御前生活所、營繕所等，為皇室娛樂和享受提供全方位服務。朝廷的左藏庫，以前每月支出僅需費用三十六萬貫，到徽宗時經費竟然達到一百二十萬貫。宮中還大興土木，先後新建了明堂、保和殿、延福宮、萬歲山、九成宮等大型建築專案，竭盡奢華之能事。　　

後來，徽宗對人世間的享樂逐漸生厭了，於是又幻想得道成仙。他在1105年曾賜信州龍虎山道士張繼元法號“虛靖先生”，以後又相繼寵通道士王老志、王仔昔，封王老志為“洞徽先生”，封王仔昔為“妙通先生”，對他們言聽計從。後來，又特別信任林靈素。林靈素，溫州人，年輕時在佛寺出家為僧，因受師父管責心生怨恨，就出了佛門改頭換面當了道士。他善於揣測人意，學得妖幻之術，又敢於天花亂墜地吹噓，很快就受到朝廷管理道士的官員左道錄徐知常的重視。王老志、王仔昔在徽宗面前失寵以後，徐知常就將他推薦給了徽宗。第一次晉見陛下，林靈素就說：“天上一共有九霄，最高為神霄。管理神霄的神霄玉清王是上帝的長子，號長生大帝，主管南方。這位長生大帝不是別人啊，就是陛下您。陛下是神仙下凡，來到人世間擔負起治理天下的大任。陛下週圍的許多人其實也是來自於神霄玉清宮的天仙，負責協助陛下成事，建功立業。蔡京就是左元仙伯，王黼是文華吏，盛章、王革是園苑皇華吏。陛下最寵幸的劉貴妃是九華玉真安妃。”這一逢迎拍馬的胡言亂語居然正中徽宗下懷，高興得當即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封林靈素為通真達靈先生，賞賜給他很多東西，還專門在緊挨皇宮的地方，為他修建了一座富麗堂皇的道觀，稱上清宣簫宮。宮中正殿掛著兩幅大畫像，一幅是神霄玉清王徽宗，另一幅是九華玉真安妃劉貴妃。徽宗經常去該宮聽林靈素講經佈道。並且制道學，依據科舉制開考，道士們若能透過考試則可任郎、大夫等十階道職，成為道官。不僅如此，他還下令在全國各地建神霄萬壽宮。發給每一座道觀田地上千頃，每一位道士都能領到俸祿。任登州知州的宗澤因為修建神霄萬壽宮態度不積極、行動不迅速竟被除名編管。在徽宗和蔡京的提倡和支援下，追隨林靈素的徒弟人數日增，達兩萬人之多。林靈素和他的徒弟們利用徽宗的信任，憑藉被賦予的特權，經常在京城內裝神弄鬼，畫符唸咒，呼風喚雨，把天下搞得烏煙瘴氣。　　

宋徽宗指使蔡京等人藉口恢復新法，榨取百姓血汗，以滿足他們永無止境的物質需求。例如，免役錢本是用來僱人充役的，到他們手裡卻巧立名目新增設了許多種僱役錢，並且強行徵收。鞏州在元豐年間的役錢總計為每年四百貫，到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竟增至三萬九千貫，數額驚人。恢復實行方田均稅法時，他們在舊額之外又加收稅金，稱之為“蹙剩”，往往一縣就多徵收了數萬貫。恢復摧茶法，他們在茶葉產地設定官賣專場。兩年以後，廢止官場專賣，雖已允許茶商向茶農買茶，但要求茶商買茶後向官府交納稅金，領取“茶引”後方可販賣。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以後，國家每年的茶稅收入高達四百多萬貫，其中的一百萬貫要專門抽出來供皇帝使用。朝廷還修改鹽鈔法，由商人先向官府購買鹽鈔，再憑鹽鈔到解州領鹽販賣。為了獲取更多的利益，朝廷一再更改鹽鈔法，將大量已經賣出的鹽鈔作廢，使許多鹽商因此破產。出售鹽鈔的多少被朝廷訂立為考核州縣官、評定其政績的標準，州縣官於是強迫百姓按戶買鹽，以此來求得升遷。茶引和鹽鈔，成為宋徽宗時期朝廷的重要經濟來源。儘管蔡京挖空心思想出來的這些搜刮民財的辦法非常卑鄙，深深地加重了人民的負擔，甚至給他們帶來了苦難，使他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但徽宗卻只看到眼前白花花的銀子，還讚賞他說：“這是太師加送給朕使用的錢。”支移，本是宋朝一種賦稅的輸納方法，要求賦稅送納到一定的處所，否則就要交納腳錢。到徽宗時，腳錢卻成為一個固定的稅種，每鬥要交五十六個錢，幾乎等同於元豐年間的正稅。各地官府為了向朝廷交差或者官員為了自己的升遷，加緊向百姓催收各種在常賦之外增加的稅額。在江東西和湖南北，有的一石常賦之上四石耗米，農民們往往賣了耕牛賣房產，還交不足賦稅，沉重的負擔壓得百姓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