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奴 農業中的大規模生產還未像礦業那樣具有效能程度較高的條件。不錯，因為商品生產增加的緣故，連農業也有分工的現象了；有許多農場已經專事產谷，或專事畜牧的了。大規模的農場逐漸發展之後，它便變得可以為有科學訓練及能力比呆板的農民較強的人所經營；因此，我們便在那些實行這種大規模的農業經濟的國家中——換言之，就是先後在迦太基人和羅馬人的地方中——確實看見一種充分發展的農業科學，發展到好像十八世紀的歐洲農業那樣。可是當時這種科學卻欠缺可以用來提高大規模的農場使超出由農民經營的農場的習例之上的工人。甚至工資勞動者對於他的工作，也不像自由的地主那麼關心或留神；僱用工資勞動者只在大規模農場技術上遠較小農場為優的地方才可以有利。然而由大規模農場僱用，而不復生活於家長制的家庭環境中的奴隸卻是一個極不願意工作的工人，事實上，他是力求有損於他的僱主的。即就家庭奴隸而論，他的工作的生產性也沒有自由的地主那麼大。奧狄秀斯早已說過： “不復為傲慢的主人所驅策的僕人 馬上便變得不願意做他所給他們的工作。 僕役的日子一旦出現，宙斯（Zeus）的神靈 便把人類的德性取去一半了。” 天天受苦的奴隸的情形自然遠較惡劣，而他們對於主人所持的態度又是一種絕望和痛恨的態度！大規模的生產而想獲得與小規模生產相同的效能——應用同數的工人而獲得相同的結果——則它必須遠比後者為優良。然而大規模生產不特不見得比小生產較好；並且從許多方面說，還比小生產較劣。本身受著惡劣待遇的奴隸往往給牲畜以惡劣侍遇，藉以洩憤，這些牲畜自然不能繁殖。同樣，主人斷不能讓他們運用各種精緻的工具。馬克思早已指出這點了。他論及《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生產》說： “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生產所以如此昂貴，這便是原因之一。依照古代人平常的說法，勞動者不過當作有聲的工具，和當作半有聲工具的動物，當作無聲工具的不會動的勞動工具相區別。但他自己卻要使動物和勞動工具，覺得他不是它們的同種，而是人。他往往虐待動物，損壞器具，來表示他自己是和他們有別的。所以，在這種生產方式內，有這樣一個經濟原則：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的，並且就因為太笨重所以不易損壞的工具。在美國盛行奴隸制度的數州，即瀕於墨西哥灣的數州，到南北戰爭爆發的時候為止，一直是使用舊式的中國式的犁。這種犁，是像豬或鼴鼠一樣挖泥的，不能犁成溝畦，也不能把土壤翻轉來。……歐姆斯臺（Olmsted）在其所著《沿岸蓄奴的諸州》裡面，也有如下的話。‘我曾看見這裡所用的工具。沒有一個人，和我們同行的，有理性的，會讓他用工資僱來的工人，使用這種工具。依我著，這種工具異常笨重的情形，一定會使工作，比我們用平常的工具的時候，至少增加十分之一的困難。我又相信，奴隸使用工具時既然那樣不當心不仔細，就給他們以比較精緻的工具，也不見得能有好結果。我們通常給勞動者使用，並會由此造出很多利潤的諸種工具，如果拿到威基尼亞麥田裡來使用，怕一天用不到，就要被損壞，雖然那裡的麥田，要比我們的麥田更輕鬆，更少石塊。所以，當我問，為什麼這些農莊，普遍地，以騾代馬時，我聽到的最初一個最確實的理由是：馬不堪黑人的虐待。馬受久了黑人的虐待，便會昏倒，不能作事；騾卻能忍受鞭笞，甚至餓一兩次也不會在身體上發生妨礙。沒人照料，或作事過度，也不致受寒生病。我從我執筆的窗戶著去，就幾乎隨時可以著到虐待家畜的事情。在北方，單有這種事情，就是農業家給他解僱的理由了。’”①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16——217頁，腳註 奴隸是愚魯的，憤怒的，惡意的，渴望有可以加害於他所痛恨的，把痛苦加於他身上的人的機會的，所以大地產的奴隸勞動所生產的實遠不及農民所經營的農場那麼多。普林尼（Pliny）在第一世紀中早已指出，義大利的農場在農民還未厭惡親自耕種的工作的時候是很肥沃的，可是自從農民容許被束縛著和有烙印的奴隸虐侍“地母”（土地）之後，“地母”就變得難於制馭了。這種農作，在某種情形之下，也許可以提供比農民的農場為多的剩餘產品，然而它斷不能維持同等數目的人的興隆景象。不過，戰爭的情形一日繼續下去——羅馬不斷以戰爭騷擾著地中海四周各地——農民事業的擴張也必隨之繼續下去。可是農民經濟同時又日趨沒落，因為各種戰爭除了新土地和無限的廉價奴隸之外，還把很豐富的劫掠品賜給那些好戰的大地主。因此，我們便在羅馬帝國中看見一種與近代的經濟程式極相類似的經濟程式：小工業日趨衰落，大規模的生產日漸發展，大地產則擴大得更快。這些大地產逐漸剝奪農民的土地，並且，縱使不能借賴大規模種植的方法或別種大規模的生產以奪取他的地位，也最少把他由自由的地主化為要依賴別人的佃農了。 波爾曼（Pohlmann）在所著《古代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史》中曾由偽著昆體良《講演錄》引及一段《貧民反對富人的哀詞》，這段話把大地產發展的情形敘述得非常精到。它是一個已貧窮化的農民的哀詞，那個農民嘆道： “我並非常常都是富人的鄰人。有一個時候，住在我四周的農場中的都是獨立的農民，他們是同等富有的人，他們很和藹地耕著他們的小小的田土。現在便大大不同了！舊日供養這一切公民的土地現在已變成一幅大規模的耕地，而為一個富人的專有品了。他的地產已向著各方面發展；它所吞併了的農民家宅已被拆毀，各種祖先神像已被破壞。從前的地主已不能不別離他們的祖先的遺宅中的神靈而帶著妻子搬到別處去。在這幅廣大土地上的工作是一種統一的偉大工作。無論在什麼地方，財富都好像用一壁牆圍著我的樣子。這裡有富人的花園，那裡有他的田土，這裡有他的葡萄園，那裡有他的樹林或草地。我本來也是想離開此地的，但我卻找不到一處沒有富人為鄰的地方。因為有什麼地方不是富人的私有地產呢？他們已不復能因為他們的地產已擴充套件到與天然的分界——河流或山嶺——相符，好像國家的疆界那樣，而自覺滿足，他們是連最遼遠的山巔荒地和樹林都要據有的。這種擴張永不會碰到限制，永不會碰到障礙，除非那個富人的土地碰到別一個富人的土地。這些富人對於我們窮人還有一種侮辱，那就是，他們在已經犯著侵犯我們的權利之罪的時候，還自以為無須否認他們的罪惡行動。”(《古代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史》，第二卷，第582——583頁） 波爾曼以為上一段話實是“一般極端資本主義”的趨勢的特色。可是這種進化程式與近代資本主義及基金財產之日趨集中的進化程式的類似性只是一種表面上的類似性，把二者混為一談實是絕對錯誤的。我們如果把這個問題作一種較深刻的研究，則其結果適足以使我們看見這兩種發展的極端相反的性質。第一，現在的集中的趨勢，大企業力求消滅小企業的情形，及小企業之漸漸愈加要依賴大財主的情形，大抵是進行於工業中而少見於農業中。古代的情形恰好與此相反。其次，現在的小企業之所以日漸受制於大企業完全是由於競爭所致，競爭使利用大機器和大工廠的組織的生產力可以具有充分的效能。就古代而言，則這種現象是由於下到的原因所致：自由的農民為兵役職務所壓迫，日漸衰弱；富有金錢的人可以獲得較廉價的勞動力，奴隸的勞動力；富有金錢的人可以利用高利貸的方法愈加變成富有——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文將再有論列。這一切原因都是減低而不是提高勞動的生產力的原因。古代並沒有為發展及利用機器所必要的各種條件。當時的手藝匠階級還未發展到可以供給大批自由的技巧勞動者——準備為人所大批地永久僱用的勞動者，為出產機器及運用機器所必不可少的勞動者——的程度。因此，當時也沒有足以使思想家和考察家發明機器的必要的刺激，因為這些機器縱使發明出來也是沒有實用的。不過，可以為生產事業所實用而有成效的機器一旦被人發明，渴望在出產及運用機器的事業中找尋職業的自由勞動者一旦大批出現，機器便馬上變成企業家所藉以互相競爭的一種最有力的武器了。結果，機器便不斷地改良和不斷地擴大，勞動的生產力日漸增加，超出工資之上的剩餘利潤日漸增加，貯蓄或積聚一部分的剩餘利潤以為購置新的和較好的機器之用的需要日漸增加；最後，不斷擴大市場的需要也日漸增加，因為較良好的機器的產品是不斷增加的，這些產品是必須設法銷售的。於是資本便一路增加起來，因而使生產工具的生產在資本主義的生產製度中的位置日趨重要。結果，後者為有利地推銷日漸增加的消費品——與日漸增加的生產工具同時被做出來的消費品——起見，便不得不繼續不歇地找尋較多的新市場。因此我們實在可以說，在一個世紀——十九世紀——之內，它便已經征服整個世界了。 古代的情形便不同了。我們已經說過，大經營場所只能把最粗鄙的工具交給奴隸使用，它們只能驅使最拙劣的和最愚魯的工人工作，因此只有價錢極廉的奴隸才可以使大規模的經營場所變成有利可圖的事業。這種情形使大規模經營的企業家不住地趨向戰爭，因為戰爭是獲取廉價奴隸及不斷擴充國家疆土的最有效的方法。自從歷次攻擊迦太基的戰爭起，這種趨勢即已是羅馬的侵略政策的一種最有力的動因。羅馬在二百年內曾對地中海四周各國實行侵略政策，並且在基督時代把高盧（Gaul)——即現今之法國——征服之後，還準備宰制人口強健而足以供給絕好的奴隸的德國。 這種增加被剝削區域的無厭的和不住的趨勢使古代的大規模企業與近代的大規模企業約略相似；然而其應用為日漸增加的奴隸群眾所提供的剩餘產品的方法卻與近代的方法很不相同。我們已經看見，近代的資本家必須把他的利潤大宗地貯蓄起來，藉以改良和擴充他的企業，否則他便要為他的競爭者所制勝。古代的蓄奴者卻不覺得有這種需要。他的生產所根據的技術基礎比之他所漸次消滅的小農的技術基礎，不是較高，而是較低。這種技術基礎不是不住地發生革命和擴充套件，而是始終一樣。一切超出一定支出的成本，和工具、牲口及奴隸的更換費或損害費之上的剩餘產品都為蓄奴者個人所隨意享受——縱使他不是一個浪費者，也是一樣。不錯，他可以把金錢投於商業和高利貸事業或新地段中，因而變成較多的利潤的來源，可是即就這一筆新利潤而論，他也是隻可以拿來作享樂之用。為生產超過一定數目以外的生產工具而積聚資本在當時原是一種滑稽可笑的舉動，因為這些新生產工具斷不能找得新的用途。 為大地產所排擠的農民愈眾，則集中於一種私有權之下的土地和奴隸的總數便愈大，而剩餘產品便愈多，剩餘產品就是存於個人手中而除了個人享樂便沒有用途的財富。近代資本家的特色在乎他的積聚資本的趨勢，帝國時代的羅馬富人的特色則為尋求享樂：基督教之出現正在此時。近代的資本家所積聚的款項是為古代羅馬的最富有的人所望塵莫及的。古代羅馬的頂大的富翁就是那息薩斯（Narcissus)，尼羅所已解放的奴隸，他所有的財富為20,000,000元。可是比之據說為洛克斐勒（煤油大王）所有的1,000,000,000元，20,000,000元成什麼東西呢？不過，美國的大富翁，雖然也窮奢極侈，他們的奢侈程度卻遠不及羅馬富翁那麼厲害，羅馬富翁是以黃鶯舌為宴會食品而且把珍珠浸於醋中的。 奢侈的程度愈厲害，伺候個人的家庭奴隸的數目便愈多，尤其是在奴隸價格較廉的時候。賀拉西（Horace）在他的諷刺作品中曾說過，一個人為稍求舒服起見，最少也要有十個奴隸。富有之家的奴隸往往以千數計。較粗野的奴隸工作於礦場和大農場中，至於較文雅的，尤其是希臘奴隸，則伴居於“都市家庭”，換言之，就是住於城市住宅中。在奴隸中，不但有廚子，書法家，音樂家，兒童教師，戲劇演員，並且有醫生和哲學家。這些有教養的奴隸，和那些以增加主人的財富為目的的奴隸不同，他們大都是休閒無事的。他們大部分在這時都是無所事事的懶人，好像他們的主人本身那樣。可是舊日使主人優待家庭奴隸的兩種條件此時已不復存在了；那兩種條伴就是：昂貴的價格——因此主人便不能不愛惜他——及常常伴著工作的主奴的友伴關係。在這時，主人錢多而奴隸價廉，已沒有人覺得有愛惜奴隸的必要了。其次，家庭奴隸的大群眾對於主人已完全沒有絲毫的私人關係；主人是簡直不能一一認識他們的。即使主奴發生私人關係，這也不是因為共同工作——使他們互相敬重的共同工作——的緣故，而是在各種為懶惰性及倨傲性所引起的在狂歡和不正當的事情中，這些事情只能使主奴互相蔑視罷了。家庭奴隸雖然閒懶無事並且往往為主人所縱容，但往往又因為主人發脾氣，發怒的緣故而蒙受極殘酷的侍遇。坡力奧（Vedius Pollio）的殘忍舉動是人所共知的；他的奴隸偶然打破了一件水晶器皿，他便下令把他拋入池中以供鰻鱷——鰻鱷是一種美味——之食品了。 這些家庭奴隸的數目的日漸增加，意味著社會中不生產的分子的日漸增加，這些不生產的群眾同時更為流氓無產者——流氓無產者一部分是由被排擠的農民所構成——的發展所擴大。當這種程式正在進行著的時候，自由勞動為奴隸勞動所逐漸排擠的情形又漸漸大大減低許多種職業中的勞動的生產率。 可是，家庭中的人數愈多，則它的各種用品，如衣服及用器等，便更易於為自己的工人所製備，而無須像較小的家庭那樣由外邊購買。這種情形使那種舉行於家內而以供給家用為目的的生產再復從新發展。然而我們切不可把這種富人的家庭經濟和原始的簡單家庭經濟混為一談，原始的家庭經濟是建基於差不多絕對欠缺團體生產的情形之上的，那時的家庭所生產的正就是最重要和不可少的必需品，所購買的只是工具和奢侈品。第二種以供給家用為目的的生產，見於羅馬共和國末期及帝國時代的富家中的生產，則正是建基於團體生產，建基於以市場為目的的礦場和大地產的生產之上的東西；這種家庭生產根本上是一種奢侈品的生產。 這種以供給家用為目的的生產的新發展實是一種足以危害自由手藝匠的東西——城市和大地產中利用奴隸的各種工業對於自由手藝匠早已予以很大的打擊了。因此，自由手藝匠階級便不能不相對地減少，換言之，自由工人的數目和奴隸的數目比較起來，不能不日漸減少，甚至手藝工作的情形也是一樣。可是就好些事業而論，自由工人的數目卻仍舊可以絕對地增加起來。因為奢侈程度的升高，對藝術品和藝術工業品，甚至純粹裝飾品——如化妝品和香膏——的需求，也隨之增加了。 以這些奢侈品為判斷社會的興隆景象的根據的人，採取羅馬的國王、大地主和隨從他們的諂媚者、藝術家與文人所採取的狹隘的觀點的人，也許會把亞古士督王時代的社會情形認為絕好的情形。無限的財富日漸積聚於羅馬中，這些財富的用途只以個人享樂為限；尋求快樂的富有浪費者搖搖欲跌地赴了一處的宴會又復赴另一處的宴會，把自己所享用不盡的剩餘品恣意拋棄。有許多藝術家和學者都從這些闊人們那裡獲得大量的金錢。偉大的建築物紛紛出現，其宏壯美觀至今尤為我們所羨慕不已；整個世界都好像是不住地把財富噴射出的樣子——然而這個社會早已走向滅亡之路了。 東西方的蓄奴性質一樣 美國現在不允許有蓄奴,也沒有蓄奴制度!
蓄奴 農業中的大規模生產還未像礦業那樣具有效能程度較高的條件。不錯，因為商品生產增加的緣故，連農業也有分工的現象了；有許多農場已經專事產谷，或專事畜牧的了。大規模的農場逐漸發展之後，它便變得可以為有科學訓練及能力比呆板的農民較強的人所經營；因此，我們便在那些實行這種大規模的農業經濟的國家中——換言之，就是先後在迦太基人和羅馬人的地方中——確實看見一種充分發展的農業科學，發展到好像十八世紀的歐洲農業那樣。可是當時這種科學卻欠缺可以用來提高大規模的農場使超出由農民經營的農場的習例之上的工人。甚至工資勞動者對於他的工作，也不像自由的地主那麼關心或留神；僱用工資勞動者只在大規模農場技術上遠較小農場為優的地方才可以有利。然而由大規模農場僱用，而不復生活於家長制的家庭環境中的奴隸卻是一個極不願意工作的工人，事實上，他是力求有損於他的僱主的。即就家庭奴隸而論，他的工作的生產性也沒有自由的地主那麼大。奧狄秀斯早已說過： “不復為傲慢的主人所驅策的僕人 馬上便變得不願意做他所給他們的工作。 僕役的日子一旦出現，宙斯（Zeus）的神靈 便把人類的德性取去一半了。” 天天受苦的奴隸的情形自然遠較惡劣，而他們對於主人所持的態度又是一種絕望和痛恨的態度！大規模的生產而想獲得與小規模生產相同的效能——應用同數的工人而獲得相同的結果——則它必須遠比後者為優良。然而大規模生產不特不見得比小生產較好；並且從許多方面說，還比小生產較劣。本身受著惡劣待遇的奴隸往往給牲畜以惡劣侍遇，藉以洩憤，這些牲畜自然不能繁殖。同樣，主人斷不能讓他們運用各種精緻的工具。馬克思早已指出這點了。他論及《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生產》說： “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生產所以如此昂貴，這便是原因之一。依照古代人平常的說法，勞動者不過當作有聲的工具，和當作半有聲工具的動物，當作無聲工具的不會動的勞動工具相區別。但他自己卻要使動物和勞動工具，覺得他不是它們的同種，而是人。他往往虐待動物，損壞器具，來表示他自己是和他們有別的。所以，在這種生產方式內，有這樣一個經濟原則：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的，並且就因為太笨重所以不易損壞的工具。在美國盛行奴隸制度的數州，即瀕於墨西哥灣的數州，到南北戰爭爆發的時候為止，一直是使用舊式的中國式的犁。這種犁，是像豬或鼴鼠一樣挖泥的，不能犁成溝畦，也不能把土壤翻轉來。……歐姆斯臺（Olmsted）在其所著《沿岸蓄奴的諸州》裡面，也有如下的話。‘我曾看見這裡所用的工具。沒有一個人，和我們同行的，有理性的，會讓他用工資僱來的工人，使用這種工具。依我著，這種工具異常笨重的情形，一定會使工作，比我們用平常的工具的時候，至少增加十分之一的困難。我又相信，奴隸使用工具時既然那樣不當心不仔細，就給他們以比較精緻的工具，也不見得能有好結果。我們通常給勞動者使用，並會由此造出很多利潤的諸種工具，如果拿到威基尼亞麥田裡來使用，怕一天用不到，就要被損壞，雖然那裡的麥田，要比我們的麥田更輕鬆，更少石塊。所以，當我問，為什麼這些農莊，普遍地，以騾代馬時，我聽到的最初一個最確實的理由是：馬不堪黑人的虐待。馬受久了黑人的虐待，便會昏倒，不能作事；騾卻能忍受鞭笞，甚至餓一兩次也不會在身體上發生妨礙。沒人照料，或作事過度，也不致受寒生病。我從我執筆的窗戶著去，就幾乎隨時可以著到虐待家畜的事情。在北方，單有這種事情，就是農業家給他解僱的理由了。’”①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16——217頁，腳註 奴隸是愚魯的，憤怒的，惡意的，渴望有可以加害於他所痛恨的，把痛苦加於他身上的人的機會的，所以大地產的奴隸勞動所生產的實遠不及農民所經營的農場那麼多。普林尼（Pliny）在第一世紀中早已指出，義大利的農場在農民還未厭惡親自耕種的工作的時候是很肥沃的，可是自從農民容許被束縛著和有烙印的奴隸虐侍“地母”（土地）之後，“地母”就變得難於制馭了。這種農作，在某種情形之下，也許可以提供比農民的農場為多的剩餘產品，然而它斷不能維持同等數目的人的興隆景象。不過，戰爭的情形一日繼續下去——羅馬不斷以戰爭騷擾著地中海四周各地——農民事業的擴張也必隨之繼續下去。可是農民經濟同時又日趨沒落，因為各種戰爭除了新土地和無限的廉價奴隸之外，還把很豐富的劫掠品賜給那些好戰的大地主。因此，我們便在羅馬帝國中看見一種與近代的經濟程式極相類似的經濟程式：小工業日趨衰落，大規模的生產日漸發展，大地產則擴大得更快。這些大地產逐漸剝奪農民的土地，並且，縱使不能借賴大規模種植的方法或別種大規模的生產以奪取他的地位，也最少把他由自由的地主化為要依賴別人的佃農了。 波爾曼（Pohlmann）在所著《古代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史》中曾由偽著昆體良《講演錄》引及一段《貧民反對富人的哀詞》，這段話把大地產發展的情形敘述得非常精到。它是一個已貧窮化的農民的哀詞，那個農民嘆道： “我並非常常都是富人的鄰人。有一個時候，住在我四周的農場中的都是獨立的農民，他們是同等富有的人，他們很和藹地耕著他們的小小的田土。現在便大大不同了！舊日供養這一切公民的土地現在已變成一幅大規模的耕地，而為一個富人的專有品了。他的地產已向著各方面發展；它所吞併了的農民家宅已被拆毀，各種祖先神像已被破壞。從前的地主已不能不別離他們的祖先的遺宅中的神靈而帶著妻子搬到別處去。在這幅廣大土地上的工作是一種統一的偉大工作。無論在什麼地方，財富都好像用一壁牆圍著我的樣子。這裡有富人的花園，那裡有他的田土，這裡有他的葡萄園，那裡有他的樹林或草地。我本來也是想離開此地的，但我卻找不到一處沒有富人為鄰的地方。因為有什麼地方不是富人的私有地產呢？他們已不復能因為他們的地產已擴充套件到與天然的分界——河流或山嶺——相符，好像國家的疆界那樣，而自覺滿足，他們是連最遼遠的山巔荒地和樹林都要據有的。這種擴張永不會碰到限制，永不會碰到障礙，除非那個富人的土地碰到別一個富人的土地。這些富人對於我們窮人還有一種侮辱，那就是，他們在已經犯著侵犯我們的權利之罪的時候，還自以為無須否認他們的罪惡行動。”(《古代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史》，第二卷，第582——583頁） 波爾曼以為上一段話實是“一般極端資本主義”的趨勢的特色。可是這種進化程式與近代資本主義及基金財產之日趨集中的進化程式的類似性只是一種表面上的類似性，把二者混為一談實是絕對錯誤的。我們如果把這個問題作一種較深刻的研究，則其結果適足以使我們看見這兩種發展的極端相反的性質。第一，現在的集中的趨勢，大企業力求消滅小企業的情形，及小企業之漸漸愈加要依賴大財主的情形，大抵是進行於工業中而少見於農業中。古代的情形恰好與此相反。其次，現在的小企業之所以日漸受制於大企業完全是由於競爭所致，競爭使利用大機器和大工廠的組織的生產力可以具有充分的效能。就古代而言，則這種現象是由於下到的原因所致：自由的農民為兵役職務所壓迫，日漸衰弱；富有金錢的人可以獲得較廉價的勞動力，奴隸的勞動力；富有金錢的人可以利用高利貸的方法愈加變成富有——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文將再有論列。這一切原因都是減低而不是提高勞動的生產力的原因。古代並沒有為發展及利用機器所必要的各種條件。當時的手藝匠階級還未發展到可以供給大批自由的技巧勞動者——準備為人所大批地永久僱用的勞動者，為出產機器及運用機器所必不可少的勞動者——的程度。因此，當時也沒有足以使思想家和考察家發明機器的必要的刺激，因為這些機器縱使發明出來也是沒有實用的。不過，可以為生產事業所實用而有成效的機器一旦被人發明，渴望在出產及運用機器的事業中找尋職業的自由勞動者一旦大批出現，機器便馬上變成企業家所藉以互相競爭的一種最有力的武器了。結果，機器便不斷地改良和不斷地擴大，勞動的生產力日漸增加，超出工資之上的剩餘利潤日漸增加，貯蓄或積聚一部分的剩餘利潤以為購置新的和較好的機器之用的需要日漸增加；最後，不斷擴大市場的需要也日漸增加，因為較良好的機器的產品是不斷增加的，這些產品是必須設法銷售的。於是資本便一路增加起來，因而使生產工具的生產在資本主義的生產製度中的位置日趨重要。結果，後者為有利地推銷日漸增加的消費品——與日漸增加的生產工具同時被做出來的消費品——起見，便不得不繼續不歇地找尋較多的新市場。因此我們實在可以說，在一個世紀——十九世紀——之內，它便已經征服整個世界了。 古代的情形便不同了。我們已經說過，大經營場所只能把最粗鄙的工具交給奴隸使用，它們只能驅使最拙劣的和最愚魯的工人工作，因此只有價錢極廉的奴隸才可以使大規模的經營場所變成有利可圖的事業。這種情形使大規模經營的企業家不住地趨向戰爭，因為戰爭是獲取廉價奴隸及不斷擴充國家疆土的最有效的方法。自從歷次攻擊迦太基的戰爭起，這種趨勢即已是羅馬的侵略政策的一種最有力的動因。羅馬在二百年內曾對地中海四周各國實行侵略政策，並且在基督時代把高盧（Gaul)——即現今之法國——征服之後，還準備宰制人口強健而足以供給絕好的奴隸的德國。 這種增加被剝削區域的無厭的和不住的趨勢使古代的大規模企業與近代的大規模企業約略相似；然而其應用為日漸增加的奴隸群眾所提供的剩餘產品的方法卻與近代的方法很不相同。我們已經看見，近代的資本家必須把他的利潤大宗地貯蓄起來，藉以改良和擴充他的企業，否則他便要為他的競爭者所制勝。古代的蓄奴者卻不覺得有這種需要。他的生產所根據的技術基礎比之他所漸次消滅的小農的技術基礎，不是較高，而是較低。這種技術基礎不是不住地發生革命和擴充套件，而是始終一樣。一切超出一定支出的成本，和工具、牲口及奴隸的更換費或損害費之上的剩餘產品都為蓄奴者個人所隨意享受——縱使他不是一個浪費者，也是一樣。不錯，他可以把金錢投於商業和高利貸事業或新地段中，因而變成較多的利潤的來源，可是即就這一筆新利潤而論，他也是隻可以拿來作享樂之用。為生產超過一定數目以外的生產工具而積聚資本在當時原是一種滑稽可笑的舉動，因為這些新生產工具斷不能找得新的用途。 為大地產所排擠的農民愈眾，則集中於一種私有權之下的土地和奴隸的總數便愈大，而剩餘產品便愈多，剩餘產品就是存於個人手中而除了個人享樂便沒有用途的財富。近代資本家的特色在乎他的積聚資本的趨勢，帝國時代的羅馬富人的特色則為尋求享樂：基督教之出現正在此時。近代的資本家所積聚的款項是為古代羅馬的最富有的人所望塵莫及的。古代羅馬的頂大的富翁就是那息薩斯（Narcissus)，尼羅所已解放的奴隸，他所有的財富為20,000,000元。可是比之據說為洛克斐勒（煤油大王）所有的1,000,000,000元，20,000,000元成什麼東西呢？不過，美國的大富翁，雖然也窮奢極侈，他們的奢侈程度卻遠不及羅馬富翁那麼厲害，羅馬富翁是以黃鶯舌為宴會食品而且把珍珠浸於醋中的。 奢侈的程度愈厲害，伺候個人的家庭奴隸的數目便愈多，尤其是在奴隸價格較廉的時候。賀拉西（Horace）在他的諷刺作品中曾說過，一個人為稍求舒服起見，最少也要有十個奴隸。富有之家的奴隸往往以千數計。較粗野的奴隸工作於礦場和大農場中，至於較文雅的，尤其是希臘奴隸，則伴居於“都市家庭”，換言之，就是住於城市住宅中。在奴隸中，不但有廚子，書法家，音樂家，兒童教師，戲劇演員，並且有醫生和哲學家。這些有教養的奴隸，和那些以增加主人的財富為目的的奴隸不同，他們大都是休閒無事的。他們大部分在這時都是無所事事的懶人，好像他們的主人本身那樣。可是舊日使主人優待家庭奴隸的兩種條件此時已不復存在了；那兩種條伴就是：昂貴的價格——因此主人便不能不愛惜他——及常常伴著工作的主奴的友伴關係。在這時，主人錢多而奴隸價廉，已沒有人覺得有愛惜奴隸的必要了。其次，家庭奴隸的大群眾對於主人已完全沒有絲毫的私人關係；主人是簡直不能一一認識他們的。即使主奴發生私人關係，這也不是因為共同工作——使他們互相敬重的共同工作——的緣故，而是在各種為懶惰性及倨傲性所引起的在狂歡和不正當的事情中，這些事情只能使主奴互相蔑視罷了。家庭奴隸雖然閒懶無事並且往往為主人所縱容，但往往又因為主人發脾氣，發怒的緣故而蒙受極殘酷的侍遇。坡力奧（Vedius Pollio）的殘忍舉動是人所共知的；他的奴隸偶然打破了一件水晶器皿，他便下令把他拋入池中以供鰻鱷——鰻鱷是一種美味——之食品了。 這些家庭奴隸的數目的日漸增加，意味著社會中不生產的分子的日漸增加，這些不生產的群眾同時更為流氓無產者——流氓無產者一部分是由被排擠的農民所構成——的發展所擴大。當這種程式正在進行著的時候，自由勞動為奴隸勞動所逐漸排擠的情形又漸漸大大減低許多種職業中的勞動的生產率。 可是，家庭中的人數愈多，則它的各種用品，如衣服及用器等，便更易於為自己的工人所製備，而無須像較小的家庭那樣由外邊購買。這種情形使那種舉行於家內而以供給家用為目的的生產再復從新發展。然而我們切不可把這種富人的家庭經濟和原始的簡單家庭經濟混為一談，原始的家庭經濟是建基於差不多絕對欠缺團體生產的情形之上的，那時的家庭所生產的正就是最重要和不可少的必需品，所購買的只是工具和奢侈品。第二種以供給家用為目的的生產，見於羅馬共和國末期及帝國時代的富家中的生產，則正是建基於團體生產，建基於以市場為目的的礦場和大地產的生產之上的東西；這種家庭生產根本上是一種奢侈品的生產。 這種以供給家用為目的的生產的新發展實是一種足以危害自由手藝匠的東西——城市和大地產中利用奴隸的各種工業對於自由手藝匠早已予以很大的打擊了。因此，自由手藝匠階級便不能不相對地減少，換言之，自由工人的數目和奴隸的數目比較起來，不能不日漸減少，甚至手藝工作的情形也是一樣。可是就好些事業而論，自由工人的數目卻仍舊可以絕對地增加起來。因為奢侈程度的升高，對藝術品和藝術工業品，甚至純粹裝飾品——如化妝品和香膏——的需求，也隨之增加了。 以這些奢侈品為判斷社會的興隆景象的根據的人，採取羅馬的國王、大地主和隨從他們的諂媚者、藝術家與文人所採取的狹隘的觀點的人，也許會把亞古士督王時代的社會情形認為絕好的情形。無限的財富日漸積聚於羅馬中，這些財富的用途只以個人享樂為限；尋求快樂的富有浪費者搖搖欲跌地赴了一處的宴會又復赴另一處的宴會，把自己所享用不盡的剩餘品恣意拋棄。有許多藝術家和學者都從這些闊人們那裡獲得大量的金錢。偉大的建築物紛紛出現，其宏壯美觀至今尤為我們所羨慕不已；整個世界都好像是不住地把財富噴射出的樣子——然而這個社會早已走向滅亡之路了。 東西方的蓄奴性質一樣 美國現在不允許有蓄奴,也沒有蓄奴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