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與司馬光沒有關係。

司馬遷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司馬光是北宋的，世代為宦，20歲時中進士甲第但他並不以此“矜誇滿志，昆明於物，如謂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邁地提出：“賢者居世，會當履義蹈仁，以德自顯，區區外名何足傳邪！”這些話反映了青年司馬光的胸懷與器識，立志以仁德建功立業，不求虛名。著有《資治通鑑》。。司馬遷字子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約在漢武帝元光、元朔年間，向今文家董仲舒學《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國學《古文尚書》。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採集傳說。不久仕為郎中，成為漢武帝的侍衛和扈從，多次隨駕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曆法及皇家圖籍，因而得讀史官所藏圖書。太初元年（前104），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曆》，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歷》，新曆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此後，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腐刑。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完成了《史記》的撰寫。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史記》語言生動，形象鮮明，也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歷代傳頌。

歷史上的司馬光和司馬遷沒有直接關係，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生活在宋朝，是一位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生活在西漢時期，是一位史學家、散文家。兩個人生活的年代相距近一千年。

1、司馬遷 司馬遷（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西漢史學家、散文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2、司馬光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實，號迂叟，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自稱西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後代。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進士及第，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反對王安石變法，離開朝廷十五年，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

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贈太師、溫國公，諡號文正。名列“元祐黨人”，配享宋哲宗廟廷，圖形昭勳閣；從祀於孔廟，稱“先儒司馬子”；從祀歷代帝王廟。

司馬光的博學來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學強識，另一方面他的父親也著意培養。他既誠實聰明，又十分懂事，深得父親喜愛。

同時，每逢出遊或和同僚密友交談，司馬池總好把他帶在身邊。耳濡目染，使司馬光不論在知識方面，還是見識方面，都“凜然如成人”。 好多當時的大臣、名士，都很賞識司馬光。 尚書張存主動提出將女兒許配給司馬光。擔任過副宰相的龐籍在司馬池死後，把司馬光當成自己兒子一樣培養、教育。 司馬池輾轉河南、陝西、四川各地為官，始終把司馬光帶在身邊。

所以，司馬光在十五歲以前就跟隨父親走過好多地方，在這些地方訪古探奇，賦詩題壁，領略風土人情，極大地豐富了司馬光的社會知識。

司馬光和司馬遷的關係就像我和李世民的關係，同姓不同名。

司馬作為上古官職，掌管武裝人馬的武官，若論得姓始祖，拋開後世的賜姓改姓，他們可能同宗，但已不可考。因此他們的共性就是籍貫是相隔不遠的秦晉之地，都是史學家，各有一部代表史學代表作。

司馬遷是西漢史學家、散文家，任太史令。因為李陵出擊匈奴兵敗被俘降敵上言辯護，惹怒武帝被處宮刑。但他沒有絕望自暴自棄，而是依據宮藏典籍、民間史稿經過整理 ，著作成一部自三皇五帝自本朝的傳記體史學鉅著—《史記》（太史公書）。這是以一己之力完成的記載三千多年曆史的史書，其中出於史官責任心嚴謹的態度彙編了大量史實，對於無從考證的事情幾乎沒有胡編亂造。雖然後世有人認為其是一家之言，對史記持懷疑態度，但無論如何不可否認太史公的歷史專業性和貢獻。

司馬光是自太史公九百多年後的又一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正是小學課本里砸缸那位。司馬光自仁宗朝進士及第進入仕途後由於政見屬於保守派，在神宗朝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因而宋神宗時期不得志。出任御史臺，主持編纂《資治通鑑》。這是一部編年體史學名著，上起戰國，下至宋朝的政軍經史要義，論述為官治國之道。哲宗朝啟用為相，一上臺就全面否定和推翻王安石新法，北宋失去了改革中興的機會。

都姓司馬，就這一個關係，要多的一點都沒有！

因為歷史名人同複姓很少見，所以會讓很多人產生聯想。

甚至也有古人藉此認祖，比如劉備自稱漢室子弟，唐太宗李世民追認老子李耳為祖先。明太祖朱元璋認朱熹為祖（後來失敗了）。

這是輿論的一種表現。

西漢的司馬遷與北宋的司馬光被統稱為"史學兩司馬“，兩人之間具體有什麼關係？可以說既沒有關係，又是有關係的。揣摩題主之一，是想知道既然兩個人都姓司馬，那麼兩人之間有沒有血緣關係吧？那麼司馬光會是司馬遷的後裔嗎？

說到這裡，可能會有小夥伴會問，司馬遷不是受了宮刑嗎，就是被那個啥了，怎麼會有子女呢。當然，被慘無人道的咔嚓了的確是不會留下後代的，這裡是有個時間順序的，司馬遷在被施以腐刑的時候早已娶妻生子，所以是有子女的，有兩兒一女。在司馬遷獲罪被抓之後，兩個兒子跟隨母親逃亡並改了姓。

依據史料的記載，司馬遷的祖上是周朝的太史，在上古堯舜時期就是主管天文曆法的官員，功績顯著的。而司馬光依據其自述是西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後代，而司馬孚是司馬懿的弟弟。司馬懿之家族是帝高陽之子重黎的後裔，從遠古到商代世襲夏官的職位，後來夏官這一官職改為了司馬，其先祖因功受到周王室的恩賜以官職司馬作為了族姓。所以司馬遷的司馬氏與司馬光的司馬氏之間是沒有血脈關係的，唯一的相同就是都姓司馬了，然而此司馬非彼司馬。

既然二人沒有直接的關係，那有什麼間接的關係了嘞，在史學界兩人還真有點關係。司馬遷終其一生所著的鴻篇鉅著《史記》為前四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史學家，沒有之一。而司馬光主持編纂的《資治通鑑》是中國古代第一部編年體通史，通貫古今，是歷來各朝各代帝王的案頭書。《史記》與《資治通鑑》被並稱為”史學雙壁“。

司馬光 是魏晉時期司馬懿三弟司馬孚的後代，蘇軾的《司馬溫公行狀》說“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徵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司馬孚就是得知高貴鄉公曹髦被殺，痛哭要求懲罰兇手的那個人。他還要求以王的禮儀埋葬曹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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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孚沒有參與司馬昭的篡位行為，一直以魏國臣子身份自居。司馬光繼承了先祖正直傳統。

司馬孚和司馬遷遠祖都是程伯林甫。程伯休父周宣王時任職大司馬，《國語·楚語下》"重黎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戰國時代司馬氏分了三個支系，分別是衛國一系，秦國一系，趙國一系。趙國一系祖先是司馬蒯聵，司馬懿司馬孚就是他的後代。秦國一系祖先是司馬錯，司馬遷就是他的後代。

八世祖司馬錯——六世祖司馬靳——高祖司馬昌——曾祖司馬毋懌——祖父司馬喜——父親司馬談——司馬遷司馬蒯聵——玄孫司馬卬——司馬懿高祖父司馬鈞——曾祖父司馬量——祖父司馬儁——父親司馬防——司馬孚因此司馬遷司馬光不是一系的司馬氏，他們親緣關係不大。司馬遷寫了《史記》，司馬光寫了《資治通鑑》。一個是紀傳體史書，一個是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史記》的寫作目的都是通古今之變，《資治通鑑》先秦部分也大量參考了《史記》，某種意義上 司馬光發揚了司馬遷的史學精神。

史學界有“千古兩司馬”之說，但是，這兩個人除了都姓“司馬”、都寫了一部傳世歷史鉅著外，不僅沒有任何關係，更幾乎沒有相似之處。甚至再進一步說，兩人無論從人品、文品、官品等各方面都判若雲泥。

一、修史者的人格不同

司馬遷，西漢乃至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他首先是一個耿介孤高的人，其次他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他不懂政治，不避權貴，人格獨立，所以他修史“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班固）”。“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向）”。他為史取材廣泛，態度嚴肅認真，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歷14年，寫下了這部曠古絕今的《史記》。

司馬光，他首先是一個政客，其次才勉強算是一位歷史學家。他的一生，中規中矩、四平八穩；他的一生，維護道統、反對革新。他也時而抗爭，但不會挑戰領導的底線；他也仗義執言，但會適可而止。他是領導眼中的道德“完人”，是地主階級完美“代言人”，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堅決維護者，是“體制”的最堅固藩籬。所以，這樣一個人能寫出什麼樣的歷史真實？

二、修史的背景不同

《史記》沒有國家背景，且為司馬遷個人獨立完成。作為太史世家，修一部傳世之作一直是家族夙願，更是其父司馬談的一大遺願。司馬談痛於春秋以來王道廢弛，典籍散軼，臨死前專門囑託“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所以司馬遷修《史記》是子承父志，屬於家族和個人宏願，並非官方的硬性要求。

《資治通鑑》則為官修，不僅有北宋政府強大的財力支撐，更有一個修史班子給司馬光服務。宋神宗還為此撥付給司馬光一筆數額龐大的專項資金，專門用於修史日常，可以說是要錢有錢、要人有人，而且經史典籍的相關資料應有盡有、予取予求。如果說司馬遷的修史過程是苦行僧的話，那麼司馬光的修史過程則是官辦“新馬泰十日遊”。

三、兩部著作的經歷不同

《史記》從出生到面世再到傳世可謂經歷坎坷、命運多舛。先是武帝劉徹不僅好大喜功，而且對司馬遷歷來就有成見，所以，這部絕世大作一直隱而不發，直到司馬遷死後三十年才在其外孫楊惲的推薦和宣帝劉病已主持下重見天日。但是，由於過於直白和不留情面，讓歷代統治階級又恨又怕，所以它引起世人的絕對重視卻要一直到唐朝時古文運動的興起時才得以實現。

《資治通鑑》卻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首先，司馬光是奉旨修史。俗話說“盛世修書”，像宋太宗的《太平御覽》、明成祖的《永樂大典》和乾隆的《四庫全書》，《資治通鑑》也是如此。其次，它一發行就成為皇帝“教科書”，交給神宗後就得到一筆厚賞，然後大行天下。

四、兩部著作的體例不同

《史記》除了是一部史學鉅著外，它同時還兼具文學性和藝術性，尤其是其散文體例在中國史學史上屬於獨樹一幟。像最為人稱道的《項羽本紀》，它不僅用歷史風格詳實地記載了楚漢相爭那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風雲，還以活潑、生動的文學語言塑造出了“西楚霸王”項羽縱橫捭闔卻時不我予的經典悲劇英雄形象，其風格為歷代文學家所借鑑。

《資治通鑑》則是一部中規中矩、措辭嚴謹的歷史作品。讀來像司馬光其人一樣學究氣息濃郁，一板一眼，合絲入縫，如木之朽，如日之暮，給人以死氣沉沉之感。

五、兩部著作的風格不同

作者人品性格影響並決定了作品的風格。

《史記》自由而張揚，處處體現著質疑和批判，既恪守著儒家的倫理，又遵從著“道法自然”，從歷史和人性角度出發，不偏不倚，客觀公允。

《資治通鑑》則完全從官方角度出發，處處維護正統，小心翼翼，四平八穩，對封建倫理、社會秩序不敢有絲毫觸碰和僭越，真正把歷史寫成了一部恭恭敬敬的“帝王家譜”。

六、兩部作品的境界不同

《史記》，行千里路，讀萬卷書，然後才能“知行合一”。司馬遷自20歲時，就從京師長安出發遊歷全國，數年間，他的足跡遍及中原、江南等大半個中國，瞭解風土，採集傳聞，不僅得到第一手資料，開闊了心胸和視野，更造就了《史記》一書的俯仰生姿和氣象萬千。所以五代十國時期的馬存認為：司馬遷平生喜遊，足跡不肯一日休……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

《資治通鑑》則屬於純粹的閉門造車，如果說《史記》是司馬遷個人智慧的結晶，那麼《資治通鑑》只是司馬光對已有史料的彙總和篡改。

七、修史者的心靈不同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這是修史的基本原則和最高境界。而《史記》，則是中國史學界最後一部敢於秉筆直書的著作。

自秦以降，隨著君權的逐步強化，包括史學界在內的所有人開始依附於皇權而存在，漸漸失去了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史學著作也開始任人修飾和雕琢，“為尊者諱”、“為賢者隱”，處處充滿領導意志，最後完全淪為統治階級的玩物。雖然後來的史書均為後世所修，但出於“官官相護”的原因，還是美化大大多於醜化。兩部著作最明顯的區別是，作為當事人，司馬遷把《史記》一直寫到當政的漢武帝，且多有貶詞。甚至作為漢帝國最大的敵人，西楚霸王項羽更被提到了帝王的高度大書特書（本紀）；而《資治通鑑》則極為“乖巧”地僅寫至五代十國後周顯德五年，也就是公元958年，對本朝歷史隻字不提，更無所謂人物臧否，“完美”地避開了可能把自己陷入“以文獲罪”的坑——多麼的謹慎，多麼的恭順，多麼的明哲保身——所謂史學“兩司馬”，如此把兩人相提並論，簡直就是對太史公的侮辱！

除了都姓司馬，職業都是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影響深淵，成為現代人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文獻。

至於其他的幾乎沒什麼關係了，而且兩個人生活的時代相差久遠，一個是西漢時代，一個是北宋時期，足足相差一千多年的時間，還有一點不一樣的是司馬光坐過北宋的宰相，走進北宋權力中樞，位極人臣，成為一代權臣。而司馬遷只是一個太史令編纂史書，也做過中書令，成為漢武帝的高階顧問，但始終沒有掌握實權。可能知道的也就這麼多了，至於其他的就是細枝末葉了。

如果論兩個人我比較喜歡哪個的話，我可能更喜歡司馬遷這個歷史人物多些。相比司馬光的保守，刻板迂腐，司馬遷更顯得豁達大度，思想開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