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士敦一生以書為伴，終身未娶，由此引發人們好多猜疑。其實，他是一個情感極為豐富的人，不僅有過多次的戀愛史，而且還與四位女士有過同居生活的經歷。



莊士敦的第一個戀人是一位英國女歌唱家。1912年夏天，駱克哈特的女兒瑪麗婭的好朋友、英國女歌唱家愛麗絲·瓦爾特來威海衛消夏。在威海衛政府官邸舉行的晚會上，這位身材纖細、一頭秀髮的美麗女子，以迷人的歌喉吸引住了熱愛音樂的莊士敦。他成了愛麗絲演出的常客，頻頻向愛麗絲髮起攻勢。儘管莊士敦比愛麗絲大17歲，但絲毫不影響他們之間的關係。他們一起偷偷溜進官邸後面的中國墓地內作詩，共同享受著溫馨而浪漫的時刻。但兩人最終不得不分手，因為愛麗絲堅持要到巴黎發展自己的演唱事業。留給莊士敦的，只有一段短暫的甜蜜回憶。

兩年後，又一位女士闖入了莊士敦的生活。1914年，莊士敦回英國休假後返回中國的途中，遇到了一位名叫多拉西的女人，並被這位漂亮的女人所打動。兩人在香港登陸後前往北京，公開同居。然而，多拉西不可能與莊士敦結合，因為她來中國的目的是同她的未婚夫結婚。這次短暫的邂逅，給莊士敦留下的，只是無盡的痛苦。幾乎十年過去了，內心依然會引起陣陣傷痛。他曾悲傷地寫道，自己“非常喜歡她，直到現在這種感情依然不變。可她同別人結婚了。糟糕的是她現在很後悔，一點也不幸福。她現在生活在中國。我沒有把這些事告訴任何人……我本希望有個孩子”。

與莊士敦相戀時間最長的女性是愛琳·普瓦沃。1921年6月，莊士敦在溥儀賜與的北京西山櫻桃溝別墅接待了一批從英國來的客人。其中一位是歷史學家愛琳小姐，彼此間的共同語言使他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週末。自此，他們建立了一種非常密切的關係。1926年，莊士敦回英國處理庚子賠款委員會的事宜時，又拜訪了聰慧美麗的愛琳，當時她在倫敦執教經濟學。1928年10月，40歲的愛琳·普瓦沃來到威海衛，同56歲的莊士敦住在了一起，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也引起被莊士敦得罪過的傳教士們的反感。一位名叫格列莎姆的紐西蘭傳教士曾嚴肅地問他：“是否同自已的外甥女住在一起？”弄得莊士敦好不尷尬。在此期間，莊士敦向愛琳求婚，但愛琳要去日本參加一個會議，不得不遠離了他。1930年10月，威海衛交還中國後，莊士敦回到倫敦，當年12月他們訂立婚約，擬於1931年1月結婚。然而，回國後的莊士敦忙於四處訪親會友，接二連三地推遲婚期，冷落了他的未婚妻。一年後，愛琳決定解除婚約，雙方平靜地接受了這一事實。



莊士敦的最後一位戀人是一位有夫之婦，名字叫伊麗莎白·斯巴索特。1934年，莊士敦因《紫禁城的黃昏》的出版而名聲大作。素不相識的伊麗莎白寫信給莊士敦，求見書的作者。莊士敦同意了。不想他一見鍾情，很快便深深地愛上了這位身材修長、面容姣好的女人，伊麗莎白的迴應同樣是積極的。

41歲的伊麗莎白一戰期間同湯姆·斯巴索特結婚，並於1918年生下了女兒傑西嘉。在認識莊士敦時，伊麗莎白同丈夫的關係已經破裂，但仍然儲存著婚約。婚外私通在當時的英國，是一件有毀名譽的事。因此，莊士敦在向朋友介紹伊麗莎白時，把她說成是寡婦。1934年9月，莊士敦在蘇格蘭買下一個名叫艾倫的小島，將島上的一處簡樸的農舍進行了改造，在那裡居住下來。1935年夏，伊麗莎白搬來島上，在伊麗莎白的離婚案中，莊士敦曾作為共同被告被傳訊。兩人在共同生活了近一年之後，決定在1938年10月，即莊士敦64歲生日時結婚。然而，1937年聖誕節後的第二天，莊士敦病倒了。最初的診斷結果是腎結石，並在1938年2月20日做了手術。但醫生隨即發現，他的一隻腎已喪失功能。莊士敦的病情急轉直下，於3月6日去世。生前，他曾要求伊麗莎白為他寫一部傳記，並留下了完整資料，其中有他所有的旅行記錄，以及全部完成和未完成的手稿和大量書信。然而，莊士敦死後不到五個月，伊麗莎白便將島上的所有資產賣掉，並毀掉了所有資料。

莊士敦婚姻的不成功，有諸多外部與自身的問題。

首先，狹窄的生活圈子影響了他的擇偶範圍。自24歲到中國，莊士敦在異國的土地上連續工作、生活了32年。其中的16年時光是在威海衛度過的。當時的威海衛雖是英國管理的租借地，但在威海衛生活的外華人並不是太多。據1921年的人口普查，長期在威海衛生活的外華人只有247人，其中英華人只有150人。如此狹窄的生活圈子，使他少有機會同適齡的英國女子打交道。上述與之有過交往的四位女子，沒有一個是在威海生活的。要知道，在威海衛的16年，正是莊士敦人生旅程中風華正茂、敲定個人婚姻大事的最佳時期。



其次，莊士敦孤僻的性格影響了他的對外交往。學生時代，他“自私、好唱反調而又沉默的個性”，就被同舍的同學認為是“一個極難相處的舍友”。在香港，他與牛津大學時期的老同學克萊門迪（1925年任香港總督）住在一起，然而，四個月後，克萊門迪便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搬出這所房子”，“莊士敦還保留著自己在牛津大學時的所有缺點……不可能與他進行一次嚴肅的談話”。而莊士敦在威海衛時期的同事，則稱他是一個“願在野地裡生活的怪人”。莊士敦有學問、有能力，但其獨立特行的性格，時常遭人忌恨，與同僚的關係非常緊張，除了行政長官駱克哈特，他幾乎沒有可以傾訴交流的物件。我們無法估計這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了他與女友的交往，但這種影響肯定是存在的。

第三，與傳教士的緊張關係影響了他在英國的威信。莊士敦崇尚中國文化，崇拜儒家思想。在西方人聖誕節的狂歡之夜，他卻到中國的寺廟探古訪幽。更為“大逆不道”的是，他公開反對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傳教。他認為中國有自己的宗教，且比西方宗教先進得多，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傳教純屬多餘。這樣的言論自然遭到西方傳教士的猛烈抨擊。莊士敦在英國屢遭斥罵，為他尋找自己的配偶，增加了幾分難度。

第四，十足的書生氣影響了他的愛情結出碩果。他曾講道：“書是我最好的妻子，它可以伴我一生而不用我侍候它。”的確，他將大量時間用在了閱讀書籍和鑽研學問上。到上海休假，他鑽進圖書館，十幾天過著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執著的求學態度固然令人敬佩，而他的傲氣也隨之增長。他服氣的中國學者不多，包括胡適他也沒瞧在眼裡。與愛琳四年的苦苦相戀，應該說是他最理想、最有可能成功的一次婚姻。而到了約定婚期，莊士敦又急於到中國拜訪溥儀，使愛琳的自尊心大受傷害。《紫禁城的黃昏》出版了，愛琳也離開了他。

綜觀莊士敦所交往的四個女人，與伊麗莎白的交往應該說是最錯誤的選擇。莊士敦最親密的師長與朋友駱克哈特曾明確地提出過反對意見。起初，駱克哈特還僅僅是認為“這個女人令人厭惡”，“當知道她是一個有夫之婦後，便憤怒到了極點”。為此，駱克哈特和莊士敦發生過一場嚴重的爭吵。幾個月後駱克哈特去世，臨終也沒有與莊士敦和好。莊士敦希望伊麗莎白給自己寫傳記，結果不但傳記沒有寫成，連所有的資料都被化為了灰燼。

這是莊士敦的悲哀，也是歷史的悲哀

莊士敦婚姻的不成功，有諸多外部與自身的問題。 首先，狹窄的生活圈子影響了他的擇偶範圍。自24歲到中國，莊士敦在 異國的土地上連續工作、生活了32年。其中的16年時光是在威海衛度過的。當時的威海衛雖是英國管理的租借地，但在威海衛生活的外華人並不是太多。據 1921年的人口普查，長期在威海衛生活的外華人只有247人，其中英華人只有150人。如此狹窄的生活圈子，使他少有機會同適齡的英國女子打交道。上述 與之有過交往的四位女子，沒有一個是在威海生活的。要知道，在威海衛的16年，正是莊士敦人生旅程中風華正茂、敲定個人婚姻大事的最佳時期。 其次，莊士敦孤僻的性格影響了他的對外交往。學生時代，他“自私、好唱反調而又沉默的個性”，就被同舍的同學認為是“一個極難相處的舍友”。在香港，他與牛津大學時期的老同學克萊門迪（1925年任香港總督）住在一起，然而，四個月後，克萊門迪便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搬出這所房子”，“莊士敦還保留著自己在牛津大學時的所有缺點……不可能與他進行一次嚴肅的談話”。而莊士敦在威海衛時期的同事，則稱他是一個“願在野地裡生活的怪人”。莊士敦有學問、有能力，但其獨立特行的性格，時常遭人忌恨，與同僚的關係非常緊張，除了行政長官駱克哈特，他幾乎沒有可以傾訴交流的物件。我們無法估計這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了他與女友的交往，但這種影響肯定是存在的。 第三，與傳教士的緊張關係影響了他在英國的威信。莊士敦崇尚中國文化，崇拜儒家思想。在西方人聖誕節的狂歡之夜，他卻到中國的寺廟探古訪幽。更為“大逆不道”的是，他公開反對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傳教。他認為中國有自己的宗教，且比西方宗教先進得多，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傳教純屬多餘。這樣的言論自然遭到西方傳教士的猛烈抨擊。莊士敦在英國屢遭斥罵，為他尋找自己的配偶，增加了幾分難度。 　 　第四，十足的書生氣影響了他的愛情結出碩果。他曾講道：“書是我最好的妻子，它可以伴我一生而不用我侍候它。”的確，他將大量時間用在了閱讀書籍和鑽研 學問上。到上海休假，他鑽進圖書館，十幾天過著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執著的求學態度固然令人敬佩，而他的傲氣也隨之增長。他服氣的中國學者不多，包括胡適 他也沒瞧在眼裡。與愛琳四年的苦苦相戀，應該說是他最理想、最有可能成功的一次婚姻。而到了約定婚期，莊士敦又急於到中國拜訪溥儀，使愛琳的自尊心大受傷害。《紫禁城的黃昏》出版了，愛琳也離開了他。 綜觀莊士敦所交往的四個女人，與伊麗莎白的交往應該說是最錯誤的選擇。莊士敦最親密的師長與朋友駱克哈特曾明確地提出過反對意見。起初，駱克哈特還僅僅是認為“這個女人令人厭惡”，“當知道她是一個有夫之婦後，便憤怒到了極點”。為此，駱克哈特和莊士敦發生過一場嚴重的爭吵。幾個月後駱克哈特去世，臨終也沒有與莊士敦和好。莊士敦希望伊麗莎白給自己寫傳記，結果不但傳記沒有寫成，連所有的資料都被化為了灰燼。

莊士敦為何會有婚姻不幸遭遇，有許多猜測。筆者認為，最大的可能是由於他的個性和婚姻觀，也可能與他的性傾向有關。

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是英華人，1874年生於蘇格蘭的愛丁堡，畢業於於愛丁堡大學及牛津大學。1898年受英國外交部委派到中國工作，擔任過港督的秘書、威海衛英國租借地的行政官員。1919年3月，經李經邁推薦，由時任中國大總統徐世昌出面聘請，與溥儀的小朝廷簽訂正式合同，出任溥儀的老師，教授英語、數學、地理、歷史、博物等科目。所以說，他是名副其實的中國“末代帝師”。

然而，這樣一個人物，卻終身未婚，只有過幾次戀愛和同居生活。這是為什麼呢？

一、莊士敦的個性和婚姻觀

莊士敦在中國工作、生活了30多年，是個中國通。他到中國後，被中國的佛教吸引住了。為此，他放棄了基督教信仰，全力研究佛教經典，還常常去五臺山、九華山、普陀山等佛教聖地實地考察，與高僧們談佛論道。他還用筆名寫過關於佛教的專著，站在中國佛教的立場上職責基督教，結果遭到英國宗教界的抨擊，被稱為“古怪的佛教徒”。後來，他又迷上了中國的儒教，為自己取了個“志道”的字，取自《論語》中孔子說的“士志於道”，還一本正經地印在名片上。

莊士敦

和莊士敦接觸多了，我便逐漸感到他是ー個性情非常孤僻的人。他住著一所有三十多個房間的大宅院，但除了一個管事的和看門的，就再也沒有別人了。他曾對我說：“我是一令獨身主義者。按照我們歐洲人的習慣，結婚以後，就得殷勤地此後妻子，一切行動都要受她的約束，實在麻煩。我現在有了這些書籍，它們就是我的妻子，能和我做無聲的談話，我也不必此後它們。”他所收藏的古今中外的書籍號稱萬卷。在他住的那五間大廳裡，擺的全是由地板到頂棚的大書架，我看沒有萬卷，也有五六千卷。無論我什麼時候到他那裡，總是看見他坐在那張特製的書桌旁讀書。

溥佳還談到，他的父親載濤曾說，莊士敦就是一個“外國的書呆子”。這樣一個人，就算是生活在本國，恐怕也很難找到合適的伴侶，更別說生活在異國他鄉，本華人的圈子本來就很小。

溥佳無意中也透露出莊士敦的婚姻觀，那就是他自命為“獨身主義者”。獨身主義在歐洲和在中國不同。華人講究“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一個男人不好好結婚生孩子，會被認為是逆子。但歐洲不同，早在古羅馬帝國晚期，獨身主義就很流行。新約《聖經》中也記載，保羅曾對信徒們說，他們可以自由選擇結婚還是獨身，而且他本人就是獨身。因此，莊士敦選擇獨身主義，與歐洲文化並不衝突。

二、莊士敦撲朔迷離的性傾向

有研究者認為，莊士敦之所以不結婚，是因為他是同性戀者。如賈英華在《末代皇帝最後一次婚姻解密》一書中說：他為了解莊士敦，曾專門去莊的出生地愛丁堡調查瞭解。結果令他大吃一驚：莊士敦可能是一個同性戀者。書中說：

當地人告訴我，愛丁堡曾是英倫最早的同性戀者聞名之地。因為，往日愛丁堡眾多的苦役犯，造成了同性戀的土壤。的確，莊士敦終身未娶，獨身而居直至逝世。

另外，賈英華在書中還披露，他在大英圖書館裡經過艱苦的努力，找到了佐證記載。但是，書中並沒有講述這個佐證的內容。

還有人認為，溥儀一生雖然有過幾次婚姻，但始終對女人不感興趣，也沒有子女。這有可能是因為莊士敦對他的性傾向做過錯誤的啟蒙。當然，這隻能是一種猜測，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表明這一點。

莊士敦（左）、溥儀妃子婉容（中）、伊莎貝（右，婉容的家庭教師）在故宮合影

總之，對莊士敦的性傾向，我們只能用“撲朔迷離”來形容。在找到更加堅實的史料證據之前，我們還不能斷言他就是同性戀者。

莊士敦也不是沒有想過結婚，他曾有幾次失敗的戀愛。有一次，他和一個女友經過幾年的交往，已經訂了婚。1931年，莊士敦回到倫敦，想在那裡結婚定居，但不知為什麼女友和他解除了婚約。是因為莊士敦的個性呢？還是性傾向造成的呢？這恐怕永遠都是個謎了。

1937年，莊士敦退休，回到了他在蘇格蘭購買的小島上。這時候，他有一位同居女友，名叫伊麗莎白·絲芭肖特（Elizabeth Sparshott）。兩人在小島上同居了五個月，還沒有談婚論嫁，莊士敦就去世了。關於莊士敦的死，也有不同的說法。有的說他死於腎衰竭，也有一種說法是，他又一次“失戀”了，因此跳入湖水之中，被救後感染肺炎，最終不治身亡。如果第二種說法成立，說明莊士敦真的不適合婚姻生活。他如果一直獨身，也許能多活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