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1116年左右，巴黎聖母院大教堂的大教士福波特要給他才華橫溢的侄女找一個住家教師。他的侄女哀綠綺思當時已經因學識卓越而聞名，所以福波特找了一位聰慧的哲學家阿伯拉。阿伯拉挑戰過同時代的學界翹楚，擔任巴黎聖母院下屬的學校的老師，是巴黎知識分子界的引領人物。他有全權教育和懲罰哀綠綺思，結果卻引誘了她。

阿伯拉和哀綠綺思的故事似乎是兩廂情願，但實際上卻受師生關係中典型的權力不平等的影響。15年後，阿伯拉寫了一本名為《我的災難人生》（The History of Calamities）的自傳，回憶了他和哀綠綺思如何在本該上課的時候探索情慾。更可怕的是，他耍了些手段避免福波特發現：“為了避免引起懷疑，我有時打她時候的力道不像是出於憤怒，而是比任何香水還甜蜜的溫柔。”

暴力很快就失去了魅力。被發現之後，阿伯拉把已經懷孕的哀綠綺思送到他姐姐在布列塔尼地區的家。為了平息福波特的憤怒，阿伯拉要求哀綠綺思嫁給他，儘管哀綠綺思並不贊同婚姻。後來，為了哀綠綺思免受她家親戚的虐待，阿伯拉把她轉移到阿讓特伊的修道院，讓她成為修女。哀綠綺思的家人認為阿伯拉準備藉機拋棄她，就閹割了他以洩恨。

這種致命的愛和侵越讓阿伯拉和哀綠綺思成為了傳奇人物。從盧梭到亞歷山大·蒲柏，從馬克吐溫到安妮·卡森（Anne Carson，加拿大當代詩人——譯者注），都寫過他們的故事。他們的生活經歷和信件是一些文藝作品的藍本，至少有兩部小說、一部百老匯劇以及一部電影都圍繞他們的故事展開。他們甚至在電影《成為約翰·馬爾科維奇》裡被塑造為了慾壑難填的傀儡。這就是12世紀的“校園小說”，刻畫了自戀的天才虐待性感聰慧的少女的心理，看上去和現當代並無二致。

事實上，哀綠綺思和阿伯拉之間的痛苦、慾望和教育有很深的中世紀烙印。中世紀的作家很喜歡寫教育這個題材：該學什麼，學習的過程，還有伴隨教育過程的複雜情感。他們認為，慾望、折磨和恐懼都是師生關係的基本要素，而不僅僅是因為中世紀的人野蠻或者不關心年輕人。他們知道體罰會激起學生反叛，而教師可以憑藉其權威來操縱學生的情感。中世紀的故事揭示了教學的複雜，那時的教育雖然不允許懲罰過度和情感虐待，但值得注意的是，教育並沒有禁止情感本身。恐懼、喜愛和痛苦可能會毀掉教育，但如果情感適度又僅限於想象，則可以達到教育目的。

人們對中世紀的刻板印象是暴力的無端使用、毫無益處的規訓以及過時的等級制度。在大多數歐洲語言裡，“中世紀”一詞都帶有負面的意思。“中世紀”意味著過時、專制、或者反烏托邦。它被用於形容或指代酷刑和戰爭，儘管這些暴力行為發生在20世紀。仿中世紀電視劇《權力的遊戲》和電影《低俗小說》裡那句“我要把你的屁股開啟花”（I"mma get medieval on your ass），也沒有改善中世紀的形象。

中世紀的教育者經常棍棒不離手，尤其是教兒童的時候。教育和體罰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密，以至於當文法在中世紀詩歌、雕塑或繪畫裡以擬人形象出現時，她經常帶著體罰的工具。圖書插畫中的教師形象也常常帶著棍子或樺樹條，但這些並不意味著中世紀的所有人都贊成在課堂中使用暴力或不加區分地使用暴力。

儘管中世紀時期施加體罰不會令人驚訝，這些故事也告訴我們，當時人們對於體罰的觀點不盡相同。9世紀的僧侶希爾德瑪（Hildemar） 就《本篤會規》（Benedictine Rule）寫下評論，他論述說應該對有心獻身於修道院的男童嚴加管教，讓他們沒機會越矩。任何懲罰，包括體罰，應該是迫不得已的最後手段。他認為體罰就意味著老師在管教學生上鬆懈了。英國曆史學家愛德瑪（Eadmer） 寫過安瑟倫（Saint Anselm，11-12世紀時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譯者注）的一個故事， 一位修道院院長告訴安瑟倫，儘管經常體罰學生，他院裡的男孩表現越來越差。安瑟倫責備院長像養牲畜一樣對待學生，他說院長的行為只會阻礙了男孩們的發展，還會讓他們恨老師。他建議老師們放下鞭子，而是給學生們“如父愛般的同情和溫柔、安撫和慰藉”。

喜歡，甚至愛，都被認為是教育的應有之意。這毫不意外，因為中世紀的很多老師在他們的學生生活中就是扮演著父母的角色。

中世紀早期的修道院往往有很多早早就獻身於修道院的孩童（oblate）， 他們被父母送到修道院，可能終身都待在那裡。孩子們在修道院找到了新家庭，老師成了他們新生活的最重要角色。在中世紀後期的文法學校，孩子們還可能在某天離開修道院去別處上學或者工作。但仍有很多學生寄宿在學校，或借住在私人家裡，甚至和老師住在一起。最終，像阿伯拉和哀綠綺思那樣，家庭富裕的學生和私人家教很可能同住一個屋簷下，很多時間就兩人待在一起。

近距離產生親密關係。無論是在當時還是現在，師生間產生了複雜的情感，混雜著仰慕、憎恨、恐懼和愛。諾準人吉伯特（Guibert of Nogent）的例子揭示了學生對老師的典型的複雜情感。吉伯特於1060年左右生於法國北部的博韋（Beauvais）附近， 他的父母結婚七年並藉助巫術才成功圓房。剛出生沒多久，吉伯特的父親就去世了。他母親守寡，竭力為這個小天才尋求優質教育。她靠著自己的地位和人脈，說服了當時一位不可多得的文法老師離開吉伯特的表親，搬到她們家，教吉伯特讀寫拉丁文。

吉伯特的老師受人尊敬、為人正直。他嚴厲看管小吉伯特，不讓他在外吃飯，也不讓他玩耍或接受別人的禮物。但是在吉伯特看來， 這位老師並不大懂拉丁文。他很晚才學拉丁文，對拉丁文不大在行，為了掩飾自己的不足就無情鞭打吉伯特。吉伯特在自傳裡寫道：“他幾乎每天對我拳打腳踢，強迫我學習他根本教不了的東西。”

像很多學生一樣，吉伯特清楚知道他老師的弱點，或者至少後來長大就知道了。他的老師不懂得應該適度教育，結果使他的學生精疲力盡。但是他們關係中的情感部分卻完全不同。隨著老師逐漸擔負起父親的角色，他和吉伯特的母親開始爭奪吉伯特的愛。有一次，吉伯特的母親懷疑他隱瞞了老師對他的體罰程度，就扒下他的衣服，發現了他後背和手臂上的淤青和傷痕。她被嚇到了，喝令他停止學習拉丁文，不讓他以後當傳教士。年輕的吉伯特反抗了，“即使我要死了，我也要學拉丁文、當牧師！”吉伯特似乎以強烈的感情迴應了老師的殘酷之愛。也許年老、不夠格的老師，充當了吉伯特感情上和家庭中的父親角色。

或許，吉伯特愛著老師眾多缺點下隱藏的那些正面品質。畢竟他的老師確實愛著他，還是他的道德引領，讓成年後做了修道士的吉伯特充滿感激。但是在吉伯特的自傳裡，我們可以發現老師的感情並不侷限於師生之情。吉伯特的老師在抉擇是否要放棄他此前的工作時做了一個夢，夢裡一位老人把吉伯特帶到他的臥室兼教室，指著老師的床對吉伯特說：“去他身邊，他會很愛你。”夢裡，吉伯特跑向他未來的老師，在他臉上親吻一通。老師醒來後對吉伯特心生喜愛，於是同意了去他家做家教。

這位11世紀的老師不停地無端使用體罰，揭示了中世紀師生關係的一大方面。訴諸暴力很容易被理解為中世紀式的專制無情。但從另一方面看，事情並不那麼簡單。畢竟老師受僱於吉伯特那富裕又人脈廣的母親。對一個家庭教師來說，離開這樣的家庭可能會有點風險。老師在情感上也不佔上風，竟為了夢裡的一個男孩改換了家庭和事業。他對小吉伯特懷著喜愛之情，吉伯特也抱著同樣的情感，他們都因為對方的喜愛或愛的能力而愛著對方。

阿伯拉和哀綠綺思，吉伯特和他的老師，都表明了中世紀師生之間的情感關係能有多麼複雜，但這不是全部。至少這兩個故事都發生在法國，前後相距不過百年。中世紀的世界更為廣大，而且這兩對都是在很多方面很成問題的師生關係，而非理想狀態或模範關係。但是這兩個故事所引發的主題——師生之情混雜著情感操縱，規訓變成暴力和虐待——在數百年的課本中一再出現，從中世紀早期一直延續至文藝復興。

在現代人看來，中世紀的老師編寫或選擇的教材即使不至使人痛苦，至少也讓人不適。以活躍在公元1000年左右的修道院老師埃爾弗裡克·巴塔（苐fric Bata）為例。他編寫了一套內容十分現代的對話來教學生拉丁口語。在他編寫的《對話集》（Colloquies） 一書裡，學生們學習簡單詞彙來描述天氣、玩耍、吃喝、辨認時間和計劃旅行。但該書的內容即使在21世紀也難以想象。書裡的男孩們激烈爭吵，甚至用拉丁語辱罵對方，比如“你是坨羊屎！”（Tu scibalum ouis），“你是坨牛屎！”（Tu fimus bouis），“你是坨豬屎！”（Tu stercus porci）。男生之間訴諸暴力，老師則殘暴地鞭打被懷疑偷了蘋果的學生。年長一些的僧侶本應對男孩們的道德嚴加管教，結果他們自己都不規矩。他們在祈禱前喝得酩酊大醉，向男孩索吻，和他們一道去廁所。

如果認為當時的社會可以容忍那些問題，那就錯了。10世紀晚期的修道院生活指南《修道院準則》（Regularis Concordia）禁止年長僧侶或修道院院長與男童擁抱或親吻。年長的僧侶被告誡只能在心裡帶著“萬分謹慎”地愛年輕的同胞。年長和年輕的僧侶不能成雙入對，哪怕是為了討論信仰問題。老師要時刻陪著學生，以免他們有性行為或遭虐待。事實上，老師們不能單獨和學生待在一起，必須有第三人在場。儘管巴塔所在的寺院可能沒有嚴格遵守這些規定，至少有理由推斷他知道這些。他書裡的拉丁文對話場景散落著日常生活中的揪心細節和重重危險。他是故意這麼做的。

為什麼巴塔要讓學生記憶、背誦廁所笑話（bathroom humor，指關於排洩等的笑話——譯者注） 、打鬥和引誘的詞彙？有些學者認為他本人就是個無賴，是個掌管著秩序混亂的課堂的壞男孩。有些人則認為巴塔所在的寺院放任自流，沒有防止罪惡的時興手段。但是沒有太多證據證明巴塔寫的是他自己的寺院。他課本里那些曖昧的段落來自於更早的拉丁文對話，略作了改動以提醒年輕僧侶可能存在的危險。《對話集》裡充滿著肢體暴力和性虐待的危險，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他知道負面語言的威力。他在對話裡教男生們抱怨沒有生活必需品、無法完成各種任務或者盡力哭訴他們的悲慘遭遇，這些課文讓人吃驚、充滿戲劇性、有時還很滑稽，使拉丁語學起來容易些。

在教授拉丁文口語之外，巴塔還有一個目標。他讓學生背誦——甚至可能演繹——他們會碰到的一些場景，比如處於不利情況、受到誘惑、犯了錯、感到憤怒或者遭受折磨。他讓他們去想象一個成年人往往不可靠、心狠手辣或者假意友好的群體。他又讓學生們思考如何去應對這些情況。他教會他們如何應承，同時也教會他們如何拒絕。

《心靈的衝突》插圖。

不只巴塔， 中世紀還有很多教育者採用帶有色情或暴力元素的材料來教學生。當然，當時也有很多現在所謂的“適合孩子”的教材。中世紀負責教基礎閱讀、寫作和拉丁語法的老師經常給學生出一些謎語、教他們諺語和動物寓言、讓他們唱出或背誦《詩篇》。學生有了進步，老師就會採用一些更難的教材。在諾曼征服前的英格蘭地區，普魯登修斯（Prudentius，羅馬帝國詩人，出生於公元348年——譯者注）的《心靈的衝突》（Psychomachia）經常被作為教材。在這位4世紀時期的拉丁詩人的寓言詩裡，善與惡展開了鬥爭。詩裡描寫了女武士一對一的殘酷決鬥，擬人化的“信仰”攻擊了“舊神崇拜”，把後者的頭打倒在地上，還用腳踩她的眼睛。“貞潔”刺穿了“慾望”的喉嚨，讓她吐出煙霧和鮮血。

這首詩本意是頌揚基督徒努力戰勝罪惡，結果卻對暴力場面大書特書。手稿裡也經常附有打鬥場面的插圖，用鮮活的漫畫式的影象引導學生們想象那些抽象的寓言人物。

公元1000年後的教材裡仍然有暴力場面，很多和性相關。拉丁情詩《為人人所愛》（Pamphilus） 是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暢銷作品，在當時也是常用的教材。詩裡，年輕的潘非勒斯（Pamphilus） 引誘還是處女身的加拉西雅（Galathea）。當他們快要發生肉體關係時，潘非勒斯沒有給加拉西雅任何機會拒絕。儘管這首詩全是由對話構成，加拉西雅掙扎、痛苦和震驚的呼喊讓強姦場面十分露骨。奧維德的《變形記》（Metamorphoses）和《愛的藝術》（Art of Love）也有性暴力的場面，有些還被他用作引誘的橋段，而這兩本書常用在中世紀晚期的學校裡。特倫斯（Terence）的戲劇也是常用的教材，劇裡將強姦行為作為情節推動的手段，女性受害者往往都保持沉默無處發聲。從某種程度上說，中世紀文學作品裡的文化是強姦文化。

當時的教育物件基本都是年輕男性，這樣的課本內容對他們未來處理與女性的關係沒有什麼好處。但是我們也不能認定學習強姦故事的男生一定會與強姦者產生認同。古時候，以飽受冤屈或者悲慟傷感的女性角度寫出情緒濃烈的文字是一種常見的修辭練習。中世紀可能也是如此。學文學的年輕人學習創作詩歌、發表演講，把自己想象為男女兩性，調動起強大的慾望和憤怒。在課堂裡，男孩們透過女性的痛苦成為男人。

這就讓我們回到了哀綠綺思的故事。20世紀的一些學者認為那些被歸在她名下的信件並非出自她手，而是由阿伯拉或者後來的男性傳教士以她的身份寫的。這種說法也與傳統一致，有學識的中世紀男性常以悲傷的女性角度進行寫作。這與哀綠綺思在流行文化裡的形象也很相符，即一個溫順的學生受到聰慧過人又詩興洋溢的老師的吸引。

但要說哀綠綺思才智上不及阿伯拉，或者需要別人代筆，這也不大可能。她在遇到阿伯拉之前就已經接受過文學教育，也會寫奧維德式的輓歌。如果我們把她想成所謂的永恆的少女、阿伯拉的自戀產物和受害者，我們就小看了她。當他們的短暫感情受挫，哀綠綺思一心轉向了修道院，獲得了事業上的成功。她成為了合格的管理者，35年來一直領導她和阿伯拉當初建立的女修道院，穩定了修道院的資金來源，還有五個小修道院在她的監督下建立。而阿伯拉一生輾轉於多個修道院，差點被自己同門的僧侶謀殺，還兩次因為異端學說受審。

儘管與阿伯拉激情而慘烈的師生關係改變了哀綠綺思的生命歷程，她最終並不輸於老師。她的寫作反映了中世紀教育出乎意料的靈活性，即學生透過學習那些嚴肅的課程達到了自己的目的。雖然那時的教育讓精英家庭的男孩透過想象女性的悲傷而成年，她卻強烈抱怨阿伯拉忽視了她和她的修道院。儘管她學習的是為男性準備的古典作品，哀綠綺思用她的學識領導了一個女性群體，應對當時波詭雲譎的政治環境，發出了她自己的文學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