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文化精神的形成，與徽州獨特的地理和生存環境有著密切聯絡。

徽商的四大文化精神:

徽駱駝：徽商的吃苦精神

徽州是一個山區，山巒疊嶂，川穀崎嶇。多山的地理環境，必然給這裡的人民帶來不便，乃至生存的困難。另外一方面，人口又在不斷增加，環境和生存的矛盾越來越突出。

解決這一矛盾的出路在哪裡呢？就是走出徽州，去經商。徽州有一首流傳很久的民謠：“前生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這句俗諺言簡意賅地道出了徽州人經商傳統的由來。

徽州地區素有“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之說，山地貧瘠，耕地甚少，按照農耕文明的邏輯，生在徽州當然是“前世不修”。被逼無奈的徽州人為了生計只能外出闖蕩，顧炎武說：徽州“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勢其然也”。但也由此造就了一個縱橫數百年的商幫。

經商意味著漂泊，或者在山嶺間跋涉，或者悶坐舟中。遇到旅店就寄宿，三餐茶飯伴愁眠。更有甚者，是他們在經商途中充滿了風險。虧折、賠本，當然是從商難免的“功課”，而身家性命也往往有不測的危險。這一點，我們只要看一看明清小說的描寫就可以瞭解。《初刻拍案驚奇》卷二十四《鹽官邑老魔魅色會骸山大士誅邪》寫一個徽商來到燕子磯弘濟寺，看到寺院樓閣頹壞，願意出三十兩銀子為之修繕，豈知寺僧起了壞心，將他殺害，將他攜帶的500餘兩銀子據為己有。小說當然不是歷史，但是，它們是生活的折射和反映。在資訊不暢通、行政管理有著大量空白地帶的社會，圖財害命的案件經常發生，徽商攜帶金銀，難免會招來殺身之禍。

徽商的吃苦有許多動人的故事。

明代婺源李魁，在未發跡之前，因為家計貧寒曾經仰天呼叫：大丈夫難道真的要為有個上千兩的錢財而犯難嗎？經商是賤行，大丈夫不屑為之，但也不能永遠貧賤呀！於是，他和祖母商量，想籌措點經商本錢，卻一點都籌措不出來。他想了一想，家裡只剩下了臥室一間，就將它出賣給族人，只得到十兩銀子。他就帶著這點銀子前往南京營商，一點點地積攢，“不憚煩勞”，終於有了積餘，也終於能夠買田宅了。

成化年間的歙縣人江才也是如此。父親在他3歲時就去世了，家境不好，他跟隨著哥哥做點小本生意。他經常感嘆：我想耕田，家鄉田少，若是碰上災荒更不可為，務農是不行了。我想經商，家裡底子薄，沒有資本，經商也不成！他的妻子鄭氏從容地勸他：鄉人十個有九個都去經商了，你怎麼能因為家裡底子薄就不去經商呢？於是，她用自己的衣飾資助江才經商。幾年後，江才就致富“饒益”。

清代祁門的倪尚榮，七歲父親就去世了，家境也十分貧寒。稍大一點，他就砍柴以奉養母親，久之，他慨嘆道：終身砍柴怎麼能度日呢？正碰上大亂時候，糧食昂貴，不得已，他就去學做船伕。久之，他又慨嘆：這哪裡能夠養家餬口呢！於是以一點點積累起來的本錢學經商。他往來於鄱陽湖和祁門之間，不避艱險，終於改變了貧寒的境遇。

山外有天：徽商的開拓精神

當第一批徽州人經商成功以後，第二批、第三批徽州人陸續地走出了徽州的山嶺。他們的生意越做越大了，他們所走的路也越來越遠了，早在明代，他們的足跡就遍及全國各地。

萬曆年間的《歙志》記載道：“今之所謂都會者，則大之為兩京、江、浙、閔、廣諸省；次之而蘇、松、淮、揚諸府，臨清、濟寧諸州，儀真、蕪湖諸縣，瓜州、景德諸鎮。。。。。。故邑之賈，豈惟如上所稱大都會皆有之，即山陬海？、孤村僻壤，亦不無吾邑之人，但云大賈則必據都會耳。”

萬曆年間的《休寧縣誌》說，徽商“藉懷輕貲遍遊都會，因地有無以通貿易，視時豐歉以計屈伸。詭而海島，罕而沙漠，足跡幾半禹內。”

徽商許秩的經商路線更曲折，也更加顯示了開拓精神。

他是歙縣人，生活於弘治嘉靖時期。成人之後，他首先是和其他人在河北經商，碰上河北饑荒，他就帶著積蓄回到家鄉，在其曾祖父的許可下，他又外出，南到福建、廣東，北到兗州、冀州一帶，十來年後，已經很富有了。他還不滿足，又從山東青州前去湖南，第二年，他又從湖南北上，這樣一來一往的販運，讓他賺了一大筆。當次年他從山東歸來的時候，他已經成為鄉里最有資財的人了。這個時候，算起來他離家已經二十年了，可他回來才2個月，又要出門。有人勸他：你年紀大了，該在家鄉享受田園風光了，何必再去經歷艱難險阻呢？他不聽，繼續在外經商。有一天，他讀《貨殖傳》，看到四川人善於商貿，而且也善於享樂，他就動了興致，買船溯流而上，一路上他飽覽了川峽風光，又將四川的物產運到山東一帶，來回兩趟，獲利更多。他回答勸他安享晚年人的話：“男子生而桑孤蓬矢以射四方，明遠志也。吾雖賈人，豈無端木所至國君分庭抗禮志哉！且吾安能效農家者流，守鎡基、辨菽麥耶？”他經商除了獲取資財外，更重要的是實現自己的遠大志向。他不願意安享田園閒適的生活，即使年紀已大，仍然還要奮鬥一番，這大概是可以稱得上具有“開拓精神”的了。

隨著商業的擴大，徽州人已經不滿足於在中國之內發展自己的商業了。他們開始拓展自己的活動空間，發展起海外貿易。明朝政府並不鼓勵商人發展海外貿易。相反，還制訂了海禁政策。

這樣一來，徽商的海外貿易帶上了走私的性質。

儘管如此，徽州商人還是大膽地闖世界了。較早在江浙沿海從事海上貿易的是歙縣的許辰江、許本善等人。嘉靖年間，許辰江就“航大海，駕滄江，優遊自得，而膏沃充腴，鏗鏘金貝，誠古逸民中之良賈也。”稍後，號稱“許村四兄弟”的許松、許棟、許楠、許梓將海上貿易做得轟轟烈烈起來。他們先是到泰國、馬六甲一帶經商，並把葡萄牙的商人帶到中國。他們又前往日本貿易，也把日本商人帶到中國。在從事海外貿易的同時，他們和其他的海商結成團伙，不斷地擴大自己的勢力，逐漸形成了以許棟為頭目的海商集團。

大智若愚：徽商的誠信精神

在傳統中國，誠信是一種倫理原則。從《論語》開始就不斷地強調著。“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靰，小車無輗，其何以行之哉！”(《為政》)他主張“敬事而信”、“謹而信”，(《學而》)“信則人任焉”。(《陽貨》)儒家的“五倫”就包括了一個“信”字。可見它是非常重要的倫理原則。

遵循儒家文化傳統又非常精明的徽商，大多數都很講究誠信，並且留下了不少的記錄。

“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終不以五尺童子而飾價為欺。”久之，四方爭趣坡公。每入市，視封識為坡公氏字，輒持去，不視精惡長短。(《古歙巖鎮東堪頭吳氏族譜?吳南坡公行狀》)

歙縣巖鎮出了不少商人，吳南坡是其中的一位。他有自己的經商格言，那就是“人寧貿詐，吾寧貿信”。憑著這個信條，他在市場上獲得了自己的信譽，人們只要看到他的標記，不管實際質量的好壞和斤兩的多少，都搶著購買。“人寧貿詐，吾寧貿信”，這八個字可為吳南坡的“金針”，也是很多徽商發財的“金針”。

胡榮命，字希禹，(黟縣)西川人。仁厚長者，賈於江西吳城、賈五十餘年，臨財不苟取，遇善舉輒捐貲為之，名重吳城。晚罷歸，人以重價賃其肆名，榮命不可，謂：“彼果誠實，何藉吾名？欲藉吾名，彼先不誠，終必累吾名也。”(《同治〈黟縣三志〉卷六〈人物?尚義〉》

徽商胡榮命經商50餘年，不義之財不取，碰上需要行善的事情就捐助，所以在蘇州很有點名氣。由於他經營有道，他的店名已經成為一個金字招牌。當他晚年不再經商後，有人要以重價買他的店名，他卻拒絕了。他的道理是：你如果誠實，就可以贏得顧客，何必借我的店名？不靠自己誠實贏得顧客，卻想借別人的店名發財，這種想法和行為已經不誠實了，如果把自己的店名賣給這樣的人，最後必將損了自己店名的聲譽。

在大量的徽商傳記裡，我們往往可以看到徽商把誠信看作經商策略的話語。清代道光年間，黟縣商人舒遵剛說：“生財有大道，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他還說：“錢，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詐生財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財者，與夫奢侈而濫用財者，皆自竭其流也。……因義而用財，豈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謂之大道也。”在這裡，他是用“義利”的概念來闡發其觀點的。義，當然包括誠信。在這位舒遵剛看來，義其實就利之源。錢財總有其來源，狡詐生財，就自己塞住其來源；而奢侈和濫用錢財，則是“自竭其流”。因此，因義生財，實際上是讓源頭豐裕，這樣去經商，才算是懂得了“大道”。

“賈而好儒”：徽商的崇文精神

地處江南群山中的徽州，浸潤著濃厚的儒家文化傳統。

從中原遷徙到徽州的移民無疑都攜帶著儒家文化的基因。它們保持著宗族的組織結構，傳承著儒家文化的血脈。

宗族是傳播理學思想的重要渠道。它是一種社會組織，它的控制者多為崇奉理學的鄉紳。無論是修建祠堂、編纂家譜、祭祀祖先，這些行為既強化著宗族觀念，也強化著理學家所提倡的“忠孝節義”的思想觀念。在祭祀活動中，徽州的宗族尊崇的是朱熹撰寫的《家禮》；在族規族訓裡，反覆強調的也是理學家所倡導的各種道德準則。這些觀念和準則透過組織化的宗族傳遞到了民間，成為支配整個徽州社會的思想。

儒家思想，是積澱於徽商文化心理結構中的因子；徽商的文化性格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審察有關徽商的文獻記載，他們的文化性格就凸現在我們的面前：

他們的身上有著濃厚的倫理色彩。徽商傳記裡，有很多的“事父並繼母極孝”、“母早故，事父與祖母極孝”之類關於“孝”的記載，有很多的“周急濟荒”、“赴人之急”、“慷慨尚義”乃至“見義勇為”之類的評價，有很多的“重然諾，敦信義”“待人接物，誠實不欺”之類的描述。總之，他們是道德君子，他們是倫理的化身。——他們是完全符合儒家文化標準的人。

由於徽州教育一直很發達，不少人小時候都讀過書，但因為生活所迫，不得不走上經商的道路。清代婺源縣的董邦直就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徽商的人生道路：先“業儒”——讀書，後不得不經商，在經商的同時仍然讀書不輟，最後在文化上還小有建樹。他弟兄五人，本來都讀書，但家庭生計需要他經商，在奔走之餘，他沒有丟掉書籍和愛好，藉著經商足跡，他廣交名流，自己也不斷創作，編有詩集四卷、詞集三卷。徽商是商人，但他們醉心於文化；他們是商人，卻曾經讀書。他們有很重的商人氣，但也不乏書卷氣。

徽商知道，“士”比“商”高出更多，讓自己的子孫讀書、做官，才是他們最可觀的收益。因此他們發財之後，在投資教育上豪不吝惜，他們有的設立塾學，廣請名師，以培養自己和宗族內的子弟，從而光大宗族。有的還設立義學，為貧寒的子弟提供上學讀書的機會。從興辦塾學、義學到捐助縣學、書院，他們出力最多，甚至還資助參加科舉考試的學子路費、試卷費用等。正因為如此，徽州自宋代以來，社學、塾學、義學、縣學、書院一直保持著穩定，在清代康熙年間，徽州的社學有462所；除了每縣都有縣學外，還有書院54所。真是十里之村，不廢誦讀之聲！

相對於今天的人來說，徽州是一個古老的地理概念。它地處在皖南的崇山峻嶺之中，位於安徽，浙江，江西這三省的交界處。傳統意義上的徽州包括績溪，歙縣、休寧還有包括早已劃歸江西的婺源，這就是明清之際的徽州。其實，在以前的徽州原來只有很少的山越人居住，他們彪悍尚武，直到東晉以後才發生了變化。

中原地區的五大古都，向來都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權力中心，每當遇到戰爭動盪的年代，中原地區的大族往往會選擇舉族而遷。在歷史上，兩晉的永嘉之亂，唐末五代的安史之亂以及兩宋之際的靖康之亂，形成了中國三次大遷徙高潮。由於徽州山高水遠，易守難攻，因此成為了中原士族最為理想的避難場所，並且最終使這裡成為中國封建時代罕見的移民社會。

在黃山東北方向的篁墩，被人稱之為程朱闕理，它與徽州的重要水系新安江相鄰，這條河作為碼頭在歷史上曾經十分興盛。篁墩這個地方歷史上最有影響的是叫做徽州大姓的一個地方，所謂徽州大姓是指程、汪、胡、潘等姓氏，而現在很多宗祠早已破敗。

篁墩對於徽州人來說，就像洪洞大槐樹對於山西移民的重要意義，如今的篁墩碼頭已經看不到當年熙熙攘攘的景象。這些中原世族為了儲存在戰亂中留下的血脈，通常聚族而居，一姓相傳而千年不亂。經過祖祖輩輩的繁衍生息與苦心經營，皖南這個偏僻山區成為獨特的宗族社會。

徽州大姓之一的胡姓居住在徽州北部的績溪，相傳祖先胡焱帶領家眷，從山東青州前來，看到這裡土地肥沃，環境優美。於是，在這裡落下了腳，直到今天，績溪龍川這裡的村民99%都還是胡姓，只有一戶姓丁。

這戶姓丁的人家也是有說法的，龍川這個村從外形上看，是一艘小船，在清朝之時，為了不使，才氣外露，便找來一戶姓丁的人家住在旁邊，寓意是深深紮根這裡。這個村子有1000多年的歷史，村裡唯一的一戶丁姓人家被稱為釘子戶，丁家在這個村子裡已生活了有300多年，並且，代代單傳都是男孩兒。

隨著人口的不斷湧入，徽州這個移民社會，人口與土地出現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在明清之後，當地在一年內所產的糧食只能養活1/10的人口，大量的糧食需要從外地運來。迫於生計，此時的徽州人將目光投向了大山之外。怎樣才能走出大山，擺在徽州人面前就有兩條路，一是做官，二是做生意。在明清之際，總能看到一些揹著行囊的人在這條通往杭州的徽杭古道，行色匆匆的走向遠方。一代代努力生活的徽州人同時也為了向外發展，就這樣走出大山，去各地求生。當地流傳的一句話叫做不慌不忙，三天到餘杭，也就是說，績溪徽杭古道這段路步行是三天的時間。天下之民，寄命於農，徽民寄命於商。在當時，徽州人要離開故土，肯定是茫然與孤獨的，有這樣一則諺語，前世不休，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

在徽州宗族裡的天賦較好或者生活不錯的孩子，長輩就會讓他讀書入仕，而有些天資略差或者是家道中落的子弟，長輩就要儘可能的幫助他們走上經商之路。而他們出去經商的資本則由宗族向他們提供。藉助於血源、地緣、姻緣關係，一代代徽州人走向外地，他們把徽州生產的茶葉，木材等販運到江浙、湖廣甚至遠到中原北方。到了明代中後期，一隻強大的商幫迅速崛起。

安徽人胡適曾經說過，我們徽州人就像英倫三島的蘇格蘭人，四處經商，足跡遍佈全國，最先都是從小本經營起家，刻苦耐勞，逐漸努力發展，有的就變成了富商巨賈。

有句俗語叫無徽不成鎮，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如果徽州人來到一個地方，他們就會開店鋪，之後進行擴張，就把一個小村落變成個大市鎮。他們把宗族社會延伸到做生意的地方，成立會館，會館的作用除了聯絡感情，老鄉聚會，還可以在市場上決定壟斷市場的價格。並且從家鄉出來趕考的學子來到會館，只要報上姓名和籍貫，會館就會免費提供食宿，書籍甚至盤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