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建立起一套基層什伍組織和治安聯保制度。其次，建立獎勵耕戰的激勵制度。

十年之後，即公元前350年，商鞅推出新一波改革措施。

一是強制民眾分家析戶，建立一個小型化個體家庭組成的社會；二是進一步推廣縣制，把小鄉合併成縣；三是廢除井田制土地制度，；四是頒佈統一的度量衡標準。

商鞅的改革兩手抓，一手是抓軍事，能打仗、打勝仗；另一手是抓種糧，發展農業生產。“利出於地”、“名出於戰”，把一切社會資源都驅使到促進農耕和有利於戰爭方面去。這個體制堅持了130多年，一直到秦王嬴政，“奮六世之餘烈”，取得統一全國的勝利。

商鞅改革的政治路線圖是“尊君”、“平民”。“尊君”，是以君主為至高無上的權威，構建一個不容挑戰的政治秩序。

如果比較一下古代希臘城邦改革，可以使我們更進一步認清商鞅改革的實質。

雅典城邦從梭倫（約前640~約前558）到伯利克里（約前495~前429）的改革，基本方向是注重權力制衡，鼓勵工商業發展。商鞅變法則是注重提升政府的社會管控能力，戰爭動員能力，促進農業發展。

同樣是打破貴族血統，梭倫改革突出的是按照財富劃分社會等級，商鞅的二十等爵則是按照軍功劃分政治社會地位。前者承認並鼓勵私人創造財富，後者引導國民埋首農田或撲向戰場。

商鞅改革之後，從外來普通移民而躋身卿相的客卿，不絕如縷。平民通向政治道路，似乎秦國比雅典更徹底。但是去貴族化和平民化政治，導致沒有任何勢力可以挑戰君主的權力，反而強化了中央君主權威，社會的過度平面化，又使得只有不斷地強化君主權威，才能阻遏混亂，維護社會的統治秩序。

如何看待這種東西方早期改革中的差異呢？

一是產業的差別，地處關隴的秦國是純粹的農業為主、兼及畜牧業的國家，而雅典等希臘城邦則是面向海洋、工商立國。因此，各自對於產業的發展思路不同，激勵重點不同。

二是民眾與人口的差別。

文藝復興，將古希臘的傳統接續為西方的政治制度。“百代皆行秦政制”——商鞅變法為此後兩千多年的王朝奠定了基調，甚至影響到今日社會與人心。

首先明確一點內容，中國傳統社會是典型的農耕文明，而古希臘文明則是海洋文明。

古希臘文明發端於愛琴海，由於希臘的地理因素限制，海岸曲折，綠島相連，港灣眾多，地中海氣候溫和宜人，海洋資源得天獨厚。但山嶺溝壑，耕地缺乏，土地貧瘠，限制了糧食的生產缺乏發展農業的必要條件，只有面向海洋發展。古希臘典型的特點是城邦制，這一點和中國春秋戰國時期雖有一定的相似，但其實並不完全一樣，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尤其是商鞅變法前後，已經由先前的尊王攘夷、稱霸轉為大一統，反觀古希臘，城邦之間沒有固定的從屬關係，城邦之間各自為政，缺乏統一的基本條件。

以雅典的梭倫改革為例，改革的重點是雅典內部公民的民主以及緩和階級矛盾，梭倫改革既不遷就貴族，也不偏袒平民，但收入最少的第四等級不享有擔任政府官職和參選“四百人會議”的權利。梭倫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貴族專權的局面，促進了雅典民主政治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也為雅典的奴隸主工商業經濟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而商鞅變法則是在一定程度上為了增長秦國的國力，以富國強兵為目的，商鞅變法提出了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和建立縣制等一整套變法求新的發展策略，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的經濟得到發展，軍隊戰鬥力不斷加強，發展成為戰國後期最富強的集權國家，也為秦統一六國奠定了強大的基礎。

雅典改革和商鞅改革的不同點在於雅典改革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而商鞅改革仍是為了維護農業的主導地位。就文明發展而言，與其說兩種改革導致了兩種文明的差異，倒不如說由於傳統文化、地理因素共同造成了古代中國和古希臘文明的差異。

商鞅變法，影響深遠。它不但奠定了秦國統一根基，而且影響中國的世道人心長達兩千多年。譚嗣同有言，“兩千年政治，秦政也”！

公元前359年，商鞅公佈了變法的第一套改革令。首先，建立起一套基層什伍組織和治安聯保制度。其次，建立獎勵耕戰的激勵制度：為國征戰，立功受獎；力耕桑，免除徭役；若因經商或懶惰而致貧者，官府沒收為奴。商鞅的激勵機制，不僅打通了平民通向貴族的通道，而且有明顯的經濟與產業導向。宗室若無軍功，不得列為貴族；普通民眾因為軍功可以得到榮華富貴。

十年之後，即公元前350年，商鞅推出新一波改革措施。秦國都城從雍城遷到咸陽，改革集中在行政管理和經濟社會層面：

一是強制民眾分家析戶，建立一個小型化個體家庭組成的社會；二是進一步推廣縣制（縣直屬中央政府，與屬於封君的封邑不同），把小鄉合併成縣，共31個縣，設定縣令、縣丞；三是廢除井田制土地制度，井田制是一種以封主佔有土地、庶民為其耕種，但是產權不得轉讓的土地制度，商鞅廢除井田制，民得買賣土地，產權可以轉移，激發了勞動者和生產者的積極性。四是頒佈統一的度量衡標準。

商鞅的改革兩手抓，一手是抓軍事，能打仗、打勝仗；另一手是抓種糧，發展農業生產。“利出於地”、“名出於戰”，把一切社會資源都驅使到促進農耕和有利於戰爭方面去。這個體制堅持了130多年，一直到秦王嬴政，“奮六世之餘烈”，取得統一全國的勝利。

變法首先從建立法令的信譽入手。徙木立信是其突出例子。商鞅立木于都城南門，張榜募人搬運到北門，賞金十斤。當時，十斤相當於一個普通人家的全部財產。以如此高額的賞金募人完成如此簡單的工作，秦民議論紛紛，不肯相信。商鞅於是把賞金加到五十金，廣而告之。秦民激動萬分，有人躍躍而試，官府當場兌現獎賞，全國譁然。政府法度是可信的！這一觀念得到強化後，商鞅才開始頒佈一條條改革法令。

法令既頒，嚴明賞罰以維護法律的權威就是成敗的關鍵。太子駟在貴族們的鼓動下犯法，商鞅認為，太子身為嗣君，不可施之以刑，但是，太子的師、傅要為其行為負責。於是，給公子虔、公孫賈，分別處以割掉鼻子、臉上刺字的刑罰，震懾了整個貴族階層。

商鞅改革的政治路線圖是“尊君”、“平民”。“尊君”，是以君主為至高無上的權威，構建一個不容挑戰的政治秩序。“平民”，就是推行平民化的社會結構，王權之外的一切政治權力、經濟利益、社會榮譽，對所有的民眾開放，這是對尊君的輔助。只要有軍功、有才能，都可以獲得政府職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商鞅稱之為“壹刑”。平民主義、法治主義，與君主獨尊相輔相成，對於秦漢以後中央集權制度的發展與強化，有著重大影響。

如果比較一下古代希臘城邦改革，可以使我們更進一步認清商鞅改革的實質。雅典城邦從梭倫（約前640~約前558）到伯利克里（約前495~前429）的改革，基本方向是注重權力制衡，鼓勵工商業發展。商鞅變法則是注重提升政府的社會管控能力，戰爭動員能力，促進農業發展。

同樣是打破貴族血統，梭倫改革突出的是按照財富劃分社會等級，商鞅的二十等爵則是按照軍功劃分政治社會地位。前者承認並鼓勵私人創造財富，後者引導國民埋首農田或撲向戰場。

梭倫改革中，與財產定等級原則相配合的，是各等級公民政治權利的差異。例如，第一等級可任執政官、司庫及其他公職。第二等級可以擔任司庫以外的所有公職。第三等級只可擔任一般公職，第四等級最多充當陪審員。

商鞅改革之後，從外來普通移民而躋身卿相的客卿，不絕如縷。平民通向政治道路，似乎秦國比雅典更徹底。但是去貴族化和平民化政治，導致沒有任何勢力可以挑戰君主的權力，反而強化了中央君主權威，社會的過度平面化，又使得只有不斷地強化君主權威，才能阻遏混亂，維護社會的統治秩序。

一是產業的差別，地處關隴的秦國是純粹的農業為主、兼及畜牧業的國家，而雅典等希臘城邦則是面向海洋、工商立國。因此，各自對於產業的發展思路不同，激勵重點不同。

二是民眾與人口的差別，內陸秦國的百姓，父子相傳，安土重遷；而雅典的居民，則多是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多利亞移民。公元前500年，持續增長的雅典人口，成年男性公民僅3萬多人。秦華人口大約有400萬~500萬之多。誠如孟德斯鳩所言，小城邦容易實行民主制；人口眾多則多實行君主制。

文藝復興，將古希臘的傳統接續為西方的政治制度。“百代皆行秦政制”——商鞅變法為此後兩千多年的王朝奠定了基調，甚至影響到今日社會與人心。

商鞅變法是秦國由弱轉強的起點。商君頒佈了軍公爵制度，編訂戶口，推行縣制，廢除井田制，允許土地私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讓秦國迅速強大，奠定了秦國的“法治”傳統。這種變革是以迅速的富國強兵為目的的，在秦國強大這個大前提下，百姓個人的福祉和利益被犧牲。總的說來商鞅變法是一次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改革。

古希臘的改革則不一樣，雅典的政治家以公民的權利和利益為出發點，實施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其中梭倫改革頒佈“解負令”，免除了奴隸的債務，並以個人財產劃分社會等級，為後續進一步的民主改革奠定基礎；克里斯提尼改革則用地域部落取代血緣部落，創立了“五百人會議”掌管國家最高權力，形成了最原始的議會制度，這是雅典民主政治確立的起點；伯利克利改革則擴大了公民的參政範圍，改革了“五百人會議”，提高了陪審法庭的地位，使得民主政治越來越完善，雅典進入了“黃金時期”。

兩次改革的出發點和力度是不一樣的，商鞅藉助這國家最高統治者的支援，頒佈為國家機器服務的法令，因此政令的施行並沒有碰到阻礙，迅速的實現了改革的目標，秦國立刻強大起來；而希臘的民主改革由於缺乏絕對權力的強力推行，改革的指向也是從貴族手中奪取一部分權力來給平民享用，因此改革緩慢，困難重重，梭倫本人最終還被反撲的貴族所放逐。因此可以說，商鞅變法和希臘改革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改革，一個造就了強大的國家，一個造就了生機的社會。

因為地理位置不同

古希臘：海洋文明。

古希臘位於地中海東部的巴爾幹半島，東臨愛琴海，境內島嶼星羅棋佈。因為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希臘半島山多，平原少。海岸線曲折，多優良港灣。學地理的朋友都知道，海岸線曲折多優良港灣有利於發展航運，而平原面積廣闊則有利於發展農業。古希臘因為多優良港灣而平原面積狹小，所以古希臘有著發展商業的先天優勢，而發展農業卻有著先天的不足。

在新的生產工具被廣泛應用之前，古希臘還是貴族當家做主的時候，古希臘的農業其實遠比商業發展的要好，於是貴族佔據了有限但肥沃的平原，而平民和奴隸分別居住在沿海和山地。但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公元前8世紀以後，隨著鐵製農具的廣泛使用，農業，手工業和造船業都取得了極大的發展。造船業和手工業的日益發展使得工商業日益繁榮，而多優良港灣的有利地形則為工商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助推器。相比之下的農業因為主要生產地區在平原，平原面積的狹小制約了農業的進一步發展，於是工商業發展與農業發展的差距越拉越大。居住在沿海的平民漸漸富裕，並形成工商業奴隸主階層，勢力漸漸龐大，而居住在平原的貴族也因此江河日下。

當然還是那句老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勢力漸漸龐大的工商業奴隸主對舊貴族的政治專權越來越不滿，展開了要求分享政治權利的鬥爭。從梭倫到克利斯提尼再到伯利克里，三任執政者經過艱苦奮鬥，力行改革，終於確定了雅典輝煌的民主政治，並且實行財產等級制度：財產越多，等級越高，享有權利也越多。這次工商業者終於迎來了政治生活中的春天，他們憑藉財產等級制度得以控制希臘的政治，在掌握希臘的政治後，他們可以透過政策來鼓勵工商業的發展，為工商業的發展鋪平道路，於是古希臘的工商業不斷髮展，最終形成了商業文明。

伯利克里

古代中國：大河文明。

春秋戰國時期，因為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進步，井田制（封建土地國有制）逐漸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開始盛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盛行也使得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發展起來。一種新的經濟形態的產生必然帶來新的生產階級。小農經濟的產生髮展使得地主階級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原先的奴隸主階層走向沒落。而商鞅就是地主階級的典型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國變法時頒佈了一項重要措施，就是重農抑商。為了抑制商業，商鞅規定“凡從事工商業或者因為懶惰而陷於貧窮的，都要受到懲罰，全家大小都要投入官府充當奴婢。”為了促進農業發展，商鞅規定“獎勵耕織，生產粟帛多的，可以受到獎勵，免除徭役”。商鞅主張重農抑商除了要維護地主階級利益外，也充分考慮了秦國的國情。因為秦國地處東方各國西邊（基本上是最西邊的一個國家），距離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黃河流域較遠（當時黃河流域的齊國，魯國都是較為發達的國家），所以政治經濟發展程度遠不及東方各國，而如果在這時大力和東方各國做生意，秦國可以說很難得到較大的發展，而只有透過大力發展農業，秦國才能擁有打敗其他國家的資本。商鞅發現了這一點，所以在重農的同時，他也要抑制商業的發展。

最終經過商鞅變法，秦國迅速強大，統一六國並建立了中國歷史第一個封建王朝：秦朝。而重農抑商這項政策也保留了下來。中國古代農業也因為受到封建政府的扶持，一直在較快的發展，為古代中國的輝煌奠定了基礎，古代中國最終形成了農業文明。而中國古代商業，卻因為重農抑商這項政策，一直緩慢發展著。

古代中國農業文明發展模式

生產工具的進步→農業的發展→封建土地私有制（小農經濟）→土地兼併→地主階級→封建統治者→維護農業發展→農業高度發展→農業文明

（注：封建土地私有制一定會帶來土地兼併）

古代統治者作為地主階級，就要維護農業的發展，保證自己的統治基礎不動搖，於是各朝各代都很重視農業的發展（古代王朝國都多定於北方就是表現之一，並且各朝各代基本沿襲了重農抑商政策）。相反，對商業倒不是很看重。

而古希臘的商業文明模式為

生產工具的進步→航海技術的提高→對外貿易範圍擴大→工商業者階層日趨富裕→工商業者階層日趨強大→工商業者階層掌握政權→採取措施促進工商業發展→形成商業文明

工商業者階層掌握政權後，為了自身的利益，自然會大力支援商業發展，於是最終古希臘形成了商業文明。

其實列舉了這麼多，核心詞還是那一個地理位置。希臘臨海，自然發展對外貿易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中國內陸面積廣闊，自然發展農業得心應手。當然這都是在科學技術不發達的前提下。所以說地理位置很重要，你想想，你沒有追到你的女神，是不是因為地理位置？（開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