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都是為了國家，都是正人君子，只是政見各有不同，無法融合。得益於宋太祖趙匡胤“與士大夫共天下”，和“不可殺勸諫者”的政策，宋朝計程車大夫階層真心實意的擁護大宋王朝。當大宋王朝遭遇衰亡之機，國庫入不敷出時王安石、司馬光、蘇軾以各自的認知提出不同的改革意見。

王安石希望透過變法實現“不加賦則國饒用”，讓政府幹預經濟活動，在不加稅收的情況下增加國庫收入。比如讓地方政府在歉收和青黃不接時對百姓放貸，既增加政府收入又讓老百姓免受高利貸盤剝的青苗法。讓政府做生意和調節物資流動的市易法、均輸法。以及交錢來代替勞役的募役法。

司馬光的認知是天下的財富就這麼多，都往政府這邊了，老百姓自然就少了。以現代人的認知當然知道司馬光的想法是錯誤的，但他的出發點是好的。當孟子成為“亞聖”，孔孟之道成為儒家思想的主流，孟子提出的“君輕民貴”，“國不與民爭利”也就成了大多數讀書人的認知標準。這也是王安石變法會遭到那麼多人反對的重要原因。只是司馬光對這場政府的財政危機也沒有什麼好的辦法，自己帶頭拒絕了皇帝的賞賜，然後一個勁勸皇帝花錢省著點。

蘇軾則一直處於少數在野反對派的角色。王安石變法時，他認為變法實施不當，已經成了擾民、害民之法，所以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當王安石二次罷相，宋神宗駕崩，司馬光出來主持朝局，司馬光要求迅速廢除所有王安石新法。蘇軾認為運作比較好的募役法之類應該保留，結果是兩面都不討好，（個人認為還是蘇軾的看法最切中時弊）經常被貶，生活顛沛流離。

整個來說三個人都是正人君子，王安石當政，雖然把反對派都趕出中央，但並沒有打擊報復。像司馬光由翰林學士左遷知永興軍，也就是被貶到陝西長安永興軍中任安撫使，後改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在洛陽居住十幾年，寫下皇皇鉅著《資治通鑑》。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被貶，宋神宗時期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比起晚年新舊黨爭時被貶到嶺南的惠州，海南島的儋州那是天壤之別。而王安石在宋神宗駕崩後，舊黨部分官員想要對他進行政治清算。還是司馬光出面，說：“王相公這個人，就是性格有些執拗而已。”正是司馬光的袒護，才使王安石能安享晚年。

一直就是變革派和保守派，王安石跟司馬光互掐，蘇軾應該是排不上號吧？蘇軾的主張是徐圖革新，但是在那種鬥爭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哪裡還有中間派，於是兩方都不待見他。只不過蘇軾在文學上名氣比較大，其實他在當時的朝堂上不是特別重要吧。

這裡邊牽扯到他們各自的政治立場不同，做人的態度各異等情況，才導致了三個歷史上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在官場上互懟，顯得不太和諧。

首先，我們得說說蘇軾的為人與處世態度。我們都知道，蘇東坡是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並且在詩、詞、散文、書法、繪畫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可是，在聲震四海的王安石變法時，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都因反對新法與而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從而被迫離京，紛紛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和政治冷落。

一時間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那種“平和世界”。後來還出現了著名的“烏臺詩案”，這種文字獄實際上就是要徹底除掉反對新法的蘇軾。蘇軾也因此坐牢103天，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可是也出現了規模較大的挽救大才子蘇軾的運動，許多名人參與了，甚至就包括新黨領袖王安石，不主張殺死“才士”蘇軾。

而在蘇軾被貶潮州、惠州、黃州時，他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頗有政績；並且也看到了新法的一些有益之處。所以當後來舊黨司馬光上臺後，全面廢除新法時，他對舊黨執政後，暴露出的腐敗現象寫文章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於是又遭誣告和陷害。

所以，蘇軾是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

而至於司馬光和王安石之間呢，其矛盾的不可調和就好理解了。在政治上，王安石主張革新變法，司馬光則把新法比之為毒藥，請求立即採取措施，全部"更新"；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張開源，司馬光主張節流。

司馬光和王安石因政見不同，在不少的問題上進行激烈的爭辯，有時在皇帝主持的議政會議上也毫不相讓，雙方簡直就是水火不相容的程度。

總起來說，三個人在官場就是互懟，說是勢不兩立也不為過。

首先是王安石要變法，他變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改變北宋時期“積貧積弱”的腐敗朝政，其實也是符合人民群眾的某些願望，因而列寧稱他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在王安石變法期間，蘇軾之所以激烈反對新法。主要是因為兩人在改革方法和改革途徑上存在很大分歧。

王安石的改革方針比較激進，認為“祖宗不足法”，要求對現有弊政，儘量做出新的改變措施，即所謂“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他強調“法度”的重要，而在“擇人用人”上，則不那麼重視。

而蘇軾則主張緩進改革，比較尊重古人傳統，所謂“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因此他不贊成“一切圖速成之效”。

他說：“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不必皆從於己出”。

另外，蘇軾還總結了“慶曆新政”的用人不專、用人不力的教訓；並看到貪官汙吏因新法作奸、投機鑽營的弊害，“任人”問題未解決，就“求治太急”、遽行新法，將會造成“顛倒失序”的嚴重後果，所以他說：“臣竊以為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大不治者，

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蘇軾的這些觀點在當時的官僚體制下，是頗有見地的。簡而言之呢，王安石的變法側重於法制的改變，把“任人擇人”放在次要位置；而蘇軾側重於“任人擇人”，把革新法制放在第二位。至於在限制權貴階級，試行富國強兵、鞏固封建王朝統治等大的方面，他們並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

也因此，蘇軾和王安石的互懟，不是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而只是階級內部的派別、歧見之爭。所以蘇軾雖然激烈反對新法，他也並非完全否定新法。

他自己說過：“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旗鼓”等限制權貴特權加強軍事國防等重要措施方面，他都表示了贊同的意見。

也正因此，後來蘇軾被下任地方官時，在“因法以便民”的政治實踐中，才發現了新法的某些合理之處，因此他對新法的一些偏頗意見也改變了。

在後來的“元祐更化”期間，司馬光以黨執政，蘇軾被調回京師做大官。當他看到交契最深的司馬光醉心黨爭，要盡廢新法，不顧報國、便民的原則時，又挺身而出，抨擊司馬光等人的弊端。還和司馬光力爭“免役法”的存廢問題，這在朝廷內部掀起了軒然大波，也讓司馬光忿然要驅逐他。司馬光的黨羽也罵蘇軾是“王安石第二”，迫使他“補外”而去，從此便喪失了進身的機會。

所以，蘇軾和司馬光的官場互懟，主要是因為蘇軾的剛直無私，他“拙於謀身，銳於報國”引發的。

司馬光這個人，在王安石變法的時候，他和蘇軾都是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但從他們的政策主張和階級實際來看的話，就會發現二人之間，其實有著原則性的分歧。

司馬光出身於西北望族，他認為北宋王朝自建立以來，百年未見大的兵禍，地主階級包括各大官僚權貴，都能“眾心安定”，得以享樂安生，所以他覺得現行的法制是很完善的了。

簡而言之，司馬光是既得利益階級的慣常心理，他和他的黨派，想“習故而守常”。維持當前法制的不便，也就是維護自身的利益。

但王安石和蘇軾，都認為北宋表面繁榮安定的背後，其實危機四伏。蘇軾認為：“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比其有未測者也......”

蘇軾對國家形勢的認知和觀察，都遠在司馬光等人之上。所以兩人在政治實踐中，發生分歧是遲早的事。司馬光執政當宰相時，得到了大地主頑固派代表人物宣仁皇后的有力支援，而欲廢盡新法，完全不顧是否行之有效，這其實就暴露了他作為既得利益者，不願進行任何變革的保守立場。

司馬光在登臺執政之前，曾提出的“募役法”，其內容和注重跟王安石的“免役法”基本一致，而當他一旦掌握權力，便自食其言。

蘇軾也看到了司馬光“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的錯誤方針。在對外問題上，司馬光也暴露了他軟弱屈節的問題。面對西夏的猖狂入侵，司馬光嚇破了膽，他第一個提出“棄地”之論，深怕“為國生事”，企圖藉此維持大地主階級苟且偷安的享樂生活。

而蘇軾，一貫主張“二虜之大憂未去，天下之治，終不可為也”，他極力反對朝廷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強虜”的恥辱政策，因而他曾在詩詞裡屢屢渴望為國征戰沙場。

如“臂弓腰劍何時去，直上陰山取可汗”，又如“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蘇軾在元祐期間，主張積極應對西夏入侵之事，反對司馬光等保守派的議和，他呼籲“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

所以，王安石、蘇軾、司馬光等三人的官場互懟，在政治上的分歧，主要是革新派和保守派的分歧。

王安石和蘇軾都是革新派，只是意見稍佐，而司馬光則是徹底的保守派，是原則和立場的根本不同，所以一上臺執政，欲廢盡新法，置新黨於死地，蘇軾反對他，也被排擠在外。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號鐵AVANCIER人、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

嘉祐元年（1056年），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蘇洵帶著二十一歲（農曆虛歲）的蘇軾、十九歲的蘇轍，自偏僻的西蜀地區，沿江東下，於嘉祐二年（1057年）進京應試。當時的主考官是文壇領袖歐陽修，小試官是詩壇宿將梅堯臣。二人正銳意於詩文革新，蘇軾清新灑脫的文風，一下子把他們震動了。當時策論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蘇軾在文中寫道：“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梅二公既歎賞其文，卻不知這幾句話的出處。及蘇軾謁謝，即以此問軾，蘇軾答道：“何必知道出處！”歐陽修聽後，不禁對蘇軾的豪邁、敢於創新極為欣賞，而且預見了蘇軾的將來：“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既然蘇軾有如此文采，當時為何既反對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後來又反對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在當時一開始確實是有很多人不太理解，於是乎蘇軾變成了少數派，被孤立起來了，這也是後來他一生鬱郁不得志的原因。

究其緣由，我們還得從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說起，受宋神宗重用的王安石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指出“治國之道，首先要效法先代，革新現有法度”，並勉勵神宗效法堯舜，簡明法制。

王安石認為，北宋國家貧苦的癥結，不在於開支過多，而在於生產過少；農民之所以貧苦和不能從事生產，一方面是由於官僚富豪兼併了大量土地，另一方面是由於政府把繁重的徭役加在農民身上。因此，最好的理財富國之路，是依靠天下所有的勞動力去開發自然資源，是積極開源而不是消極節流。這種想法在現代社會看來無疑是正確的，“人盡其力，物盡其用”確實可以快速達到富國強兵的作用。

但在當時，不僅蘇軾反對，還有許多人特別是以司馬光為首守舊派極力阻止“王安石改革”，甚至還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清流代表歐陽修在內，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對國家有好處，蘇軾和他們為什麼要反對王安石變法呢？

首先他們之間並無個人恩怨，司馬光和蘇東坡的反對，絕不是出於個人恩怨。宋朝的文官和明朝的文官，是有很大區別的。宋朝的文官，可能是因為當時社會比較開放，倡導個人言論自由，再加上社會經濟富足，在人格上都是比較獨立的，人品也是很好的，絕對不會做對個人有利而有損國家的事。

那麼，既然司馬光和蘇東坡與王安石沒有個人恩怨，而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又是為了富國強兵，對國家有好處，他們為什麼又要反對王安石變法呢？

一是，他們對祖先遺產的態度不同。中國是一個祖先崇拜的國家，對祖先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對祖先留下來的綱常規矩，都是推崇備至的。就拿古代人一直認為“堯舜時期是最好的政治藍圖，孔孟學說是最好的道德藍圖”這一認識來說，就可以看出，古人是崇敬祖先而鄙薄今人的。司馬光和蘇軾反對王安石，就是因為，他們認為王安石改變了祖宗之法。改變了祖宗之法，有什麼壞處呢？簡單地說，就是把社會搞亂了。堅守“堯舜時代”與“孔孟之道”，堅守祖宗的這些東西，社會就會很穩定，就不會出亂子。蘇軾先是贊成變法的，後來也動搖了，並從背後一擊，把王安石大罵一頓，並勸其不要做“逆人情之事”，而要“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

二是，他們對“民本思想”的不同理解。當官應該以“君”為本，還是以“民”為本，從儒家開始，其實就已經爭論不休了。孟子說：“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就鮮明地提出了“民本思想”。王安石變法，根本的目的，是為了增加國家的財稅收入。要增加國家的財稅收入，自然要剝奪老百姓的收入。司馬光和蘇東坡與王安石的爭論，很大一方面就在於這一點。司馬光和蘇軾都批評王安石變法是“與民爭利”，高揚“民本思想”。王安石當然不同意。王安石說，我確實也是在維護大宋朝，維護君王，但我也是在維護老百姓。只有保住了大宋朝的平安，確保了國家的正常運轉，老百姓才能過上和平安寧的日子。否則，如果國家沒有錢打仗，沒有錢發工資，國家完蛋了，沒有“國”了，哪還有“家”呢？所以說，其實不管是王安石，還是司馬光和蘇軾，他們都堅持“民本思想”，只不過是對“民本思想”的不同理解而已。

三是，他們對自己所代表集團利益的維護。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雖然沒有私人恩怨，但是有集團利益的考量。這種集團利益，就是“朋黨之爭”。朋黨問題，一直是古代朝廷官員的嚴峻問題。宋朝的時候，從范仲淹的“慶曆新政”開始，就已經有“朋黨之爭”了。歐陽修甚至直接為朋黨辯護，認為好的朋黨，對國家是有利的。這種“朋黨之爭”，透過王安石變法，達到了高潮。王安石為了達到變法的目的，在選拔人才的時候，都用那些很支援他的人。而另外一些不支援他的，不管那人人品如何，能力如何，都壓制使用。王安石變法以後，司馬光上臺，這種朋黨表現得更加厲害。司馬光在做法上，就是一概否定王安石。而蘇軾對改革有自己獨立思考，不願加入任何一派，選擇走中間路線，這也就造成他既反對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後來又反對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