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人類生存的兩大主題：土地和生意。

住的問題和錢生錢的問題一直是我們兩大難題。

古代房子照樣很貴的，特別是首都的房子尤其如此；所以買房子一定要買好地段，也就是人流、物流、資訊流集中的地方，千萬不要去生僻的無人區去買房子。

杜子美能住得起茅屋真的不錯了，沒有收入，靠著資助困難過活。為什麼學者藝術家科學家大部分過著貧困的生活？這也是社會的悲哀。

真正將興趣愛好和生意模式結合到一起的，畢加索是一個幹才。

杜甫雖然和李白並列為盛唐時代聲名最顯赫的大詩人，但是杜甫運氣不怎麼好。李白好歹還被玄宗皇帝點名召見過，即使後來不待見他了，賜金還鄉，那筆錢想來也不是小數目。所以李白花錢如流水，也揮霍了許久，還在詩中說道“千金散盡還復來”，杜甫可沒有這個底氣。

杜甫的父親作過中級軍官，杜甫青少年時期生活安逸，優哉遊哉。但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後來光景就日漸艱難了。他很早就努力過，二十出頭參加鄉試，榜上無名。到三十多歲，日子已不好過，玄宗皇帝廣納天下賢才，凡是“通一藝者”都可到京城長安會考，杜甫也去了。不料宰相李林甫告訴皇帝，大唐在您的治理下是空前絕後的盛世，“野無遺賢”，只要是人才都已經被錄用了，剩下的沒人才了。結果所有考生白費力氣各回各家。

杜甫為尋找機會，在京城一呆就是十年。他的名篇“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雲韻”就寫於此時。詩中說自己“讀書破萬卷，落筆有如神”，然而生活困頓，吃不飽穿不暖，“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淪落到吃人家殘羹剩飯的地步。他憑文才四處推薦自己，想借高官權貴之手謀個官做做，一直難以如願。直到十年後，杜甫被授予了一個看守武庫的微末小官，這時候杜甫已經四十好幾了。

不久安史之亂爆發，玄宗皇帝跑了，肅宗李亨接班。杜甫投奔新君，當上了左拾遺，品級雖不高，也是皇帝身邊的言官。但好景不長，被宰相房琯排擠，將他打發到部隊當小官去了。過了兩年，杜甫辭官西去，在成都結識了他的貴人、劍南節度使嚴武。嚴武推薦杜甫擔任了工部員外郎的虛職，這就是“杜工部”稱號的由來。工部員外郎雖是虛職，官階五品，待遇已經不錯了。杜甫同時還留在嚴武身邊作參謀。可能不喜歡這種生活，沒多久，杜甫又辭職了，繼續四處漂泊。

761年，杜甫已經五十歲，在古代是老頭子了，依然生活艱辛。他輾轉來到成都，在親戚朋友的資助下，蓋了一座茅屋，就在那條因他而聞名的“浣花溪”邊。聽上去看上去都很美，溪邊別墅。可惜茅屋脆弱，到了秋天大風一吹，茅屋被毀，大雨又至，老人家顯然吃足了苦頭。一代大文豪的境遇如此，實在可嘆。杜甫的千古名篇《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就作於此時。

杜甫來到成都身無分文，連車錢都付不起，訪友人家歉他貧沒見他，所興遇到斛斯融給他解了圍，斛斯融攜起杜甫手向西城浣花村走去，來到這裡杜甫就愛上了這裡，茅屋錯落，竹樹蔥蘢，前枕錦江，側倚溪水，朝朝暮暮鳥聲啾啾，只有八九戶人家的材落，杜甫可望自己能有座茅屋，以農種藥，過眼前這荒亂歲月。斛斯融把杜甫一家安排草堂寺借了兩間僧舍，暫時居住可寺里人見他貧，找差，後來斛斯融的幫助下為某縣新修客館寫了篇《唐興縣客館記》得了四十餘兩銀子，在浣花溪籌建茅屋，杜甫日夜忙碌十分辛苦，心裡卻感到非常欣喜，伎得一家老小得以安居

在古代房屋沒有商業化，其實倒回20年前，我們現在的房屋也沒有商業化，所有的房屋交易都是私下私人交易的。

古代不需要買房，就如同20年前房改前一樣，有功名的人朝廷會分配府邸，有錢的商人地主可以自己修房子，建樓閣，一句話，古代對地皮控制的很鬆，古代只對可耕種的良田有管理，未開墾的處女地沒人管。我們的古代比現在的美國更霸氣，動不動就吞併周邊小國，擴大地盤，看誰不爽就直接大軍伺候。所以古代我們的地盤比現在大得多。人口又比現在的人口少得多，因為古代沒有雜交水稻，沒有優良的農產品種子，連基本的肥料，農藥都沒有，所以大片的土地沒人要，種也種不出莊稼啊，一是種植的品種不行，一畝地都產不了幾斤稻穀，二是，種植全靠天吃飯，沒有直接水源灌溉的地方送給人家都不要。

那麼杜甫的唐代，他老人家跑到成都來，簡直弱爆了，因為正值動盪時期，他的老家也是沒有吃的，根源還是沒有雜交水稻，只要老天爺大旱或久雨，全部都沒吃的，田地再多也然並卵，顆粒無收在歷史上經常出現。所以在這裡，我要感謝袁隆平大爺，是他解決了吃飯問題，解決了一切科技的根本問題，如果一個人連飯都沒吃的，談什麼其他科技？所以袁老是唯一值得尊敬的專家，他才是真正的專家。那麼話又說回來，杜甫兵荒馬亂又沒錢，跑到成都一個外地人，沒住的那是肯定的，因為當時大家都窮啊，都沒吃的，有錢人可以買點米吃，沒錢人只有餓死。幸好他有老基友救了他，借了點錢，給他在浣花溪修了一個茅草屋。當時普通百姓都住茅草屋，除了有功名的官員有府邸，其他都是自己修，有錢修好一點，沒錢全是茅草屋。直到解放前，我們的絕大部分人住的也是茅草屋哈。那時候的茅草屋也是相當於現在的高樓大廈，那些樓閣莊園要麼是當官的，要麼是地主才有的，也就是那樣的房子相當於現在的別墅，都是非官即富的人才有。

所以，自古以來，房子就不貴，只有現在我們的房子貴

華人歷來有房子情結，所謂“居者有其屋”，自古以來人們就把房子當成安身立命之所，到如今，買房也成為人生中頭等大事。

《漢書·元帝紀》說：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

《資治通鑑》就曾說：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

可見土地房產在古時的地位同樣不亞於現代，有了房子就有了生活的保障，同時也代表著階級和地位。

同事不只一次抱怨說，真羨慕古代那個“居住自由”的時代，可古代真的“居住自由”嗎，如果瞭解一下中國數千年的“買房史”，就不難發現一個殘酷的現實：就算我們穿越回古代，買房並不會簡單很多，或許變得更難！

西周，最早的“不動產買賣”

最早時候，本沒有房，人類都住在山洞裡，為了躲避野獸，就在樹上築巢，這大概就是最早的“經濟適用房”。

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魯班根據龍宮裡的房子圖形，用樹木做出了適合人居住習慣的屋子，後來，智慧的人類就一代一代的改進和完善，最終變成了我們熟悉的房子。

有史可查的最早一次“買房”可追溯到西周時期，周懿王3年也就是公元前897年前後，一個叫矩伯的人向裘衛索取了價值貝80朋（朋為計量單位，一朋有五貝、十貝之說）的瑾璋，答應給裘衛土地10田。

矩伯後來又向裘衛索取了兩件赤琥及其他物品，共計貝20朋，答應再給裘衛土地3田。執政大臣命令主管官，把矩伯的田授給裘衛。

也就是說，一個人用了兩塊玉，一個鹿皮棉襖和一個帶花的圍裙，就換來了矩伯的1000畝地。

土地即房產，自這次交易之後，也順利的開啟了一個新的市場，叫做房地產。

西漢，最早的“房屋限購”

漢朝時期，經歷土地改革實行“均田制”，按人頭分配土地，如果你想住大房子，那就多生孩子。

西漢呂雉呂太后當政時，朝廷頒佈了一條規定：“欲益買宅，不比其宅，勿許。”意思就是說，你想要買房，可以，但有一個條件，就是你要買的房子必須緊挨著你現有的房子，非緊鄰的居民之間不能進行不動產交易。

當時集體主義和理想化的色彩還很濃，宅基由政府統一分配，一戶一房。為了方便管理，嚴格限制土地兼併，遏制貧富差距，控制買房交易，在當時，就已經有了一定的“限購”政策。

東漢開始，中央政權衰落，限購形同虛設，貧富差距拉大，社會階層固化，房價也跟著一路飛漲。在東漢後期，漢中城內房舍便宜1萬錢一處的，也有2.5萬錢和7萬錢一處的。按《後漢書·百官志》，等級低的官員，每年也能領到96斛米，摺合9600錢。這樣的年薪刨去開支，兩三年下來在大城市裡買一小套大概不成問題。

南北朝，最早的“抵押貸款”

到了南北朝時期，房價已經是一般居民收入的幾千倍，這個時代的房價最不靠譜，貧富相差極為懸殊，普通居民年收入只有幾千錢，房價則是幾百萬。按《南齊書》記載：其民資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

按照現代說法，當房價當房價超過居民年收入的6倍時，就會對居民的幸福構成威脅。

而當時，民間開始出現了當鋪。

唐朝，盛世過後的“房市狂歡”

至唐之後，直到唐中期，房屋的價格沒有迎來大幅度增長，當然也主要是靠政策的“壓制”，《唐會要》中記載：天下諸郡…有田宅產業…先已親鄰買賣。

簡單說就是“求田問舍，先問親鄰。”意思就是在不動產的買賣中優先考慮親屬，在同等條件下，親屬和鄰居能夠優先購買。

這一政策的實行有效壓住了房價上漲，哪怕是在盛世的時候，買房還是很便宜的，玄宗年間，碑文上記錄，一座佔地1700平米的大別墅，只需138貫，相當於人民幣40萬！

但是，經過一場動亂之後，房價直接翻了個倍，房地產市場迎來一次高潮，直接受到影響的便是在朝的那些官員。

杜甫一年搬了四次家：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

到了後來，甚至住上了茅屋：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官至京兆尹，相當於首都市長，還兼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然而他到晚年，才買了一處小戶型：

始我來京師，止攜一卷書。辛勤三十載，已有此屋廬。此屋豈為華，為我自有餘。

白居易在京城飄蕩20餘年，直到50歲，才終於在長安買下第一所房子：

遊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解藏身。

由此看來，“蝸居”不僅僅是現代人才有的窘境。

宋朝，全民“蝸居”時代

宋朝崇尚市場經濟，乾脆不再限購，加上兩宋經濟繁榮，房價繼續急速飆升。

唐代白居易攢了二十年，能買下一套房子，若要生在宋代，恐怕還得攢十年。

一代名臣陸游，做了二十多年官，在杭州還是買不起房子，他在杭州做官時，只是在磚街巷南頭一個大雜院裡跟七個兒子租房住。

北宋代表人物三蘇，也可謂是為房子所累的代表了。

蘇洵一生布衣，買房自然是不可能，兒子東坡26歲正式成為一名公務員，月俸4500錢，後來他當上了水部員外郎，相當於副市級。但是那時候既要為親爹蘇洵還房貸，又想著賑災做慈善，蘇東坡並沒有為自己買房子。

直到50歲那年從弟弟蘇轍那裡借了三千貫才在江蘇常州買了首套房，前後花了二十多年時間。

蘇轍，雖位極人臣，談到房子卻也滿是辛酸，他在詩中自嘲，同時也告誡子孫不要忘了買房置地：“我生髮半白，四海無尺椽”“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為言”。

直到蘇轍回河南許昌定居後，狠狠心拿出攢了大半生的工資，又賣掉一批藏書。而後花了幾年時間，陸續買下“卞氏宅”、“東鄰園”、“南園竹”，又改建、擴建，置了一處百餘間的大院落，安頓下全家老小。

官員尚且如此，普通百姓更不用多說，雖經濟繁華鼎盛，但流動人口大，“蝸居”者眾，佔半數以上，和當今北上廣深無異。

元朝，福利房和“特殊群體限購”

元朝靠戰爭建國，十室九空，無主的房子都歸了公，國家手裡房子太多，於是就給各級官吏都分了“福利房”，這和近現代的一些政策有些相似。

當然分到的房子大都是“經濟適用房”，很多官員嫌棄房子太小，便出現了強買強賣甚至殺人奪舍的現象，民怨極大。

元世祖忽必烈就出臺了一個很特殊的“限購令”：當官的不能買房。

不是說所有官員都不能買房，而是特指那些蒙古官員不能在前南宋那些地方買，像江蘇，浙江，福建等地。

明清，人人有房住終究太過理想化

明朝的時候，農民出身的朱元璋，一直有著“人人有房住”的理想。

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七年農曆八月，朱元璋給給南京的官員下了一道聖旨，“京畿民庶之眾，鰥寡孤獨廢疾無依者，多舊養濟院，隘不足容，命於龍江擇閒曠之地構260間以處之。從之。”

什麼意思呢，就是逼著官員給普通百姓建房，不得不說，這是一個過於理想化的政策，勢必堅持不了太久，為了防止百姓炒房，他還實行了“找房款”政策，也就是說，如果甲花10萬買了乙的房子，後來房價漲到一百萬了，那麼，乙還可以向甲追要90萬的房產差價。

果不其然，明太祖之後，這種制度並沒有延續下去，各大城市的房價逐漸上漲。

到了清朝，房價終於有了逆天的好轉，一個七品官省吃儉用兩年就可以在新街口買套房了。

史料記載，乾隆時期，清朝公務員的薪水為：一品歲支銀180兩，二品150兩，三品130兩，四品105兩，五品80兩，六品60兩，七品45兩，八品40兩，正九品33兩有奇，從九品、未入流31兩有奇。

以上這些僅僅是基本工資，稱“正俸”；而“京員例支雙俸”，即在基本工資之外加發同樣數目的津貼；也就是說一個七品官的年薪為90兩，90兩是什麼概念呢？據記載，當時新街口附近的房子85兩，也就是說一個小小七品芝麻京官，省吃儉用刨去生活開支，大概兩年收入也足夠在京城買一套私宅。

民國：房價看“地段”

民國初期，同比下來，應算是房價最為“友好”的時期了，當時阜成門內王府倉衚衕四合院一處瓦房十一間，售價一百五十塊大洋。民國十六年，宣武門西大街四合院一處瓦房十八間，售價兩千五百塊大洋。民國二十二年，崇文區東柳樹井一處房產瓦房十間的四合院，大洋兩千九百五十塊，折算成今日價格，每平方米約合六百塊，百平米的房子只需六萬元就能拿下。

動盪不安的時代，房價最貴的不是在市中心，而是在租界。

魯迅在《華人的生命圈》中寫道：最安全的地方到底還是在上海的租界裡。

可魯迅縱然稿費可觀，卻也還是租不起租界的房子。

縱向看完幾百年的“買房史”，不管是哪個朝代，在城市“買房”似乎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值得一說的是，古代買房都是全款的，到清朝末年才開始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抵押貸款買房，到了民國才有了按揭貸款買房。

所以說，縱然當下買房不易，可無論你“穿越”到哪個朝代，其實都無濟於事，上述例舉皆是名人重臣，而作為更為平常的普羅大眾，其買房的辛酸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