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

科舉制，是非機器大生產時期最公平也是最有效的官員選拔手段。

最終不是科舉制造成了士子階層的困境，也不是科舉毒害了士大夫的精神。那是朱元璋以理學為基礎，以八股方式取士限制國民思想。而唐宋時期的科舉是考策論的，才有那麼多璀璨的進士文豪。

科舉制的產生關乎由誰來管理國家的問題。

西周時期，周天子透過封建諸侯來管理。諸侯內部多用同姓公族(任人唯親，人之本性)。

晉國首先打破這一慣例，任用卿族。

晉國因用卿族而稱霸，秦國因用客卿而統一。

兩漢時代，吳楚七國之亂平定後，宗室基本退出了政府。

自漢武帝到東漢末年，皇帝轉而任用外戚。外戚與皇室關係密切，又不像宗室對帝位構成直接威脅。

地方上則採取察舉制。

然而，兩漢之亡，多少與外戚專權有關。

自東漢亡，外戚即退出歷史舞臺。

魏晉時代的“九品中正制”，造成了新的貴族 - “門閥”。直至唐代，中央與地方政權，均由門閥世家大族把持。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

科舉制起於隋，發展於唐，興盛於宋。

自科舉制興起，傳統貴族消失，打通了平民的升階之路。

從宗室貴族到外戚，從世家大族到科舉取士。可以看到，這是一條政權逐漸開放之路。從小範圍親屬到平民大眾，涵蓋的人群逐步擴大，以至於全體社會。

中國的科舉制與西方的民主選舉，殊途同歸。

貴族必然退出政治舞臺，平民必然參與政權。所以說，科舉制的出現，是符合歷史大勢的。也證明了中國政治的早熟。

是的，早熟！

當歐洲的政權還掌握在貴族教士手裡時，中國的平民已經參與到政府當中了。

然而，貴族過早地消失使得皇權沒了對手。

在歐洲，傳統貴族是制衡王權的重要力量。英國《大憲章》的誕生即是貴族與國王相鬥爭的結果。

這就是有人感覺歐洲國王們的權力不如中國皇帝大的原因。

中國皇權的高高在上，很快便使科舉成為了維護皇權的工具。

所以說，毒害中原王朝的不是科舉制本身，而是傳統貴族的消失和皇權的無限擴大。

中國的政治，不是落後，而是很不幸地，超前太多！

顯然不是。

以科舉發達的宋朝為例。宋時科舉有四個科目必考。詩賦、經義，論，策。科舉的目的是為了識別、發現優秀人才。以詩賦考差其文學才情和審美能力，以經義考查其對經典的理解和闡釋，以論考察學識和見解，以策考差解決時務的見識和才幹。這樣保證了科舉可以考察到人才的各個方面。

因此，才會出現嘉佑二年那樣令後人嘖嘖稱讚的進士榜。這一榜中，除了像蘇軾、蘇轍、曾鞏這樣的文學家，還有張載、程顥、程頤這樣的思想家，還有曾布、呂惠卿、章惇這樣的政治家以及王韶這樣的北宋名將。

再如唐時，為了提高數學教育的水平，唐高宗曾敕令李淳風率領國子監算學博士，申定並註釋了10部數學著作，由唐高宗欽定為國子監算學館的教科書。

而《彩圖科學史話》中提到:宋元以後，明代理學對科技發展造成一定束縛。兩百年間，不僅沒有繼承宋元數學，反而大量宋元著作失散。明代以後，宋元數學成就的傳承和創新幾近絕響，中國古代數學體系的發展陷入低谷。

像在乾隆嘉慶時期，經由戴震、阮元等數學學者努力，宋元(數學)四大家之一的朱世傑某著作(當時在國內已經失傳)的刊刻底本就出自北韓的刻本。可見，知識流失之嚴重。

科舉到了明清時期，學校是科舉的必由之路。未取得生員的讀書人，不能參加科舉考試。

而同時，無論學校中的考試還是科舉考試都是由官方安排的。這種由官方統一安排的考試充斥了讀書人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許多讀書人的一生都葬送在這裡。還是以我前面提到的數學為例，明時，數學學習的內容被大大減少。

在明時，理學成為官方統治學術，四書以朱熹“章句集註”為依據，經義以程朱註解為準繩，地位獨尊，在文化、藝術領域，也深深打上程朱理學的印跡，對人們發生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愈到後來，它的封建主義的精神奴役和思想禁錮的消極作用，愈為明顯。 (此段選自《中國通史》)

因為明八股取士“許言前代，不及本朝”，只取“四書”、“五經”命題，以朱熹集註為“唯一標答”，明三大才子之首的楊慎批八股文言之無物“長而虛空”，“破題處處可用”、“無比可套”、“庸陋支離，無惡不備”。

而顧炎武在《日知錄》評述:“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於應舉之災難”。

明清時期的科舉之害，甚至連被稱為封閉清朝人也覺察到了，吳敬梓就透過《儒林外史》裡的杜少卿說，只用朱熹的注是不妥當的。

因此，顧炎武在《亭林文集》之《生員論》中主張廢除八股取士，讓讀書人在八股文所花的功夫“用於經史及當世之務”。

由此可見，八股取士和理學獨尊，才是中國科舉逐漸沒落的開始。

不是科舉制這種選拔人才的形式錯了，而是自私的帝王為了鞏固專制，禁錮士人，把考試的內容侷限於三綱五常，八股詩文，選拔出的人才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所致。這在西學東漸，變法維新的時代尤為突出，但它選拔出的人才依然是當時社會最出類拔萃的，在沒有民主選舉的專制時代，難道世襲罔替會比它好嗎？

在明清朝以前，科舉制度是最完善，最公平的官員選拔制度，同時也是中華文化得以傳承的重要途徑，科舉制度不僅僅造就了“士大夫”階層，也造就了歷朝歷代的“文人”階層。

從隋朝開始實行並不斷完善的科舉制度，為天下有志者提供了一個公平的平臺，也為朝廷提供了一個廣泛的人才選拔平臺。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有兩面性，漂亮的孔雀開屏，它的後面就是醜陋的屁股。

科舉制度也是一樣，在科舉造就的文官階層來講，科舉制度的副產品就是“朋黨政治”，這個影響一直延續到清代，成為一種“政治生態”。

科舉制度的硬傷，是明清兩朝逐步以理學僵化思想，走向八股文取士，造成文化的僵化停滯。

科舉制度的僵化，危害不僅僅是思想的僵化，更大的危害是對“士”的固化，也就是造就了“官本位”的文化格局。“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文化理念，使得自然科學被重視的程度遠遠低於人文科學，在近代，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漸落下風。

科舉制度一直是最公平的人才選拔制度，但漸漸僵化後，就成了只造就“官員”的制度，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阻礙了。

科舉制度是皇帝和門閥爭奪權利的產物，基本上平民出身的官員比較容易成為擁護皇帝的力量。因為平民財力有限很難接觸大量的書籍，為了選拔更多的平民，科舉的內容越來越窄。另外，科舉選出來的大部分官員根本沒有管理國家的能力，尤其是基層完全依賴於胥吏，這些人因為沒有上升通道，所以更加腐敗。客觀的說，科舉制度是有利於維護王朝統治的，實行科舉制的宋明清都是壽命比較長的朝代。科舉制的惡果就是，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把最好的時光浪費在科舉之上，社會停滯不前，武備鬆弛，三個朝代全部毀於外地入侵。

儒家學說的是與非

一、中國的傳統文化 最近二十年有個有趣的現象，在以現代化為目標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從民間到官方出現傳統文化熱，現代與復古同時並進。為什麼呢？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龐大的體系，象一個萬花筒一樣令人眼花繚亂，如哲學中的諸子百家，生活中的中餐、中藥、瓷器、茶葉等，藝術中書法、水墨畫、戲劇、民歌等。這些是國焠，是民族智慧，華人喜歡，外華人也喜歡。還有一些傳統文化，如小腳、太監等，華人過去是肯定的，外華人是否定的，我們現在也是否定的，而且將來也必然是否定的。但有些傳統文化，爭議極大，從過去爭議至今，如孔子創始並延續兩千多年的儒家學說，有時被捧上天，視為國之瑰寶，有時被打入地，要掃進歷史的垃圾推，很令人好奇，想探究一番。

二、儒家學說的前世今生

1、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大變革的時代，生產力出現重大進步，地主制逐漸取代農奴制，在思想上相應地出現“百家爭鳴”，儒家學說就誕生於此，開始也就是百家學說中的一支，雖為顯學，但並未見如何風光。

2、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孔孟儒學是主流派，另一大儒荀子是非主流派。孔孟主張“人之初，性本善”，故要以詩書禮樂教化人心，以致大同；荀子主張“人之初，性本惡”，故要以法規範人的言行，輔以道德教化，此一說與西方傳統文化的“原罪”有類似之處。

3、孔孟儒學分三個層面：一是政治理論方面，主張克己復禮，恢復周朝禮制治國那一套，具體內容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二是日常行為規範方面，主張“仁、義、禮、智、信”，透過“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等具體方法逐漸培養生成；三是教育方面的，主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打破周朝以前貴族壟斷教育的成局，開創平民教育的新局，並在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上頗多建樹。

4、封建時期，統治階級對孔孟儒學的取捨與改造 （1）任何時代，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都會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 （2）從秦皇的“焚書坑儒”到漢武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統治階級先棄後取，看中了孔孟儒學的政治理論，並經董仲舒進行了“君權神授”的理論創新，儒家學說從民學開始變為官學，成了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 （3）漢“以孝治天下”，以孝為切入口，統治階級對普通百姓日常行為規範進行儒學化改造，期望“移孝為忠”，維護統治，這是很聰明的方法。漢朝皇帝死後都稱“漢孝x帝”，在道德上佔據制高點，把一個普通的美德上升為至高的美德，並在宣傳上、法律上、獎懲上等各種渠道對百姓進行導引。至於孔孟儒學主張的有博愛互親互助的內容則少講或不講。這種潛移默化之功達到很成功的程度，以至於今天我們看到漢朝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兒”等駭人聽聞的殺人事件竟被吹捧為孝的典範，也能聽到“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之類的混帳話被稱讚歌頌。至程朱理學再來幫忙，鼓吹“存天理、滅人慾”這一套時，普通百姓的心智已完全阻塞，成為了魯迅先生所說的“成為奴隸而不知”的愚夫蠢婦。明證就是歷朝歷代從未有過纏腳的官方檔案，民間自發地從宋朝一直纏腳至清朝，這真叫人不知說啥了； （4）法家韓非曾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歷代的統治階級都清楚地知道：打天下要靠槍桿子和筆桿子，坐天下也要靠槍桿子和筆桿子，將來亂天下的也是槍桿子和筆桿子。槍桿子是武人，筆桿子是文人，即讀書人。這兩種人中又數讀書人最難控制，所以歷代君王想了許多辦法，特別是那些有為之君。秦始皇“焚書坑儒”式簡單粗暴的方法很快失敗了；漢武帝罷百家，尊儒術，舉孝廉，終於將大量讀書人引到統治者希望的忠君之路上，但還有大量士子游離體制之外，例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名士；唐太宗再推廣發揚了科舉制，當看到士子們魚貫而入考場，終於長舒了一口氣：“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皇上真是太辛苦了，不容易呀！宋太祖則完善家法，大大加強了君主專制；至明洪武八股取士，定四書五經為考試內容，再至清大興文字獄，在八股文與文字獄的合力下，討厭的讀書人終於絕大多數乖乖聽話，不再胡思亂想，少數“異端邪說”則嚴厲鎮壓。世界終於清靜了！

三、儒家學說治理國家及管理社會的成與敗

按理說，經過對儒家學說的改造，實現了對統治階級內部、普通民眾、讀書人等全方位、全領域的思想意識控制，應該江山永固，帝制萬年呀！可中國改朝換代是頗為頻繁的，這是國家治理的失敗，社會管理的失效。原因是什麼呢？表面淺層的原因很多，諸如大臣或武將叛變了，農民起義了，外族入侵了等等，似乎都正確，但這些事應不是根本原因。我認為根本原因是在對孔孟儒家學說的功利性改造過程中加了太多的非儒家的私貨，這些東西逐漸形成了一個自成體系的新學說。這個學說有兩個核心，即權謀術和厚黑學。如果有人權謀術和厚黑學皆有極高造詣，那就不知該祝賀還是詛咒此人，因為他就具有一項奇特的技藝——帝王術。這些黑暗之學是封建專制政治必然的文化產物，它如黑霧一般逐漸擴散，直至彌亙天地，荼毒人的心靈，戕害人的本性，從肉體直到精神！這就不難解釋中國歷史上封建王朝越到後期，神州就越無生氣，政治腐敗，經濟凋敝，民生困苦，思想禁錮，萬馬齊喑，以至在宋末、明末兩次以漢民族為主體的神州整體沉淪！何以以億計數人口占優勢的民族不敵區區數百萬人口劣勢的少數民族。既使到了近現代，經過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在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仍然出現了投降如潮、漢奸遍地的恥辱。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之殤必然帶來的國家之恥！

四、改造中國的傳統文化，跳出週期律

1、兩千年前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這個評價言語簡潔，概括精要。儒家學說的理論優缺點，自身本源的缺陷一語道破；

2、孔孟儒家學說是善的文化，它的核心是“仁”與“義”；而封建帝王術是惡的文化，它的核心是“權謀術”與“厚黑學”，它不是儒學的內容。故此可以這樣評價孔子：孔子是三流的政治活動家，二流的思想家，一流的教育家，大體上孔子是一個好人、厚道人；

3、1945年毛主席在回答黃炎培關於“興亡週期律”時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4、面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西方乃至全人類的文化一百多年的碰撞融合，我們只有採取魯迅先生所說的“拿來主義”的態度與方法，即西方的先進制度和文化要在中國進行本土化的改造。

編輯於 2018-03-09 著作權歸作者所有

科舉制可沒有錯 你以為科舉只考考四書五經？

像咋們高考那樣 考古詩文填空？那你把古人想的太簡單了。

古人從小背四書五經，那才多少字，笨點的數年就能背下來。那科舉考這些死記硬背的不是太輕鬆鬆了？

科舉考試就是皇帝 考官給你一個他們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寫的話題讓你寫，還得寫的有水平，還得寫符合考官和皇帝的胃口。

說白了就是全開放式考試，肚子裡沒有點墨水，只停留在對四書五經表面的背讀，想中舉真是痴人說夢。

要是在考策論，問你對天下大事的看法，比如給你一些邊關事物，問你應該如何，你覺得一個整天讀書的人懂這些？而且還要有可實性，你沒有獨到的見解和處理方法，很難出彩的。

所有科舉可比現在公務員考試難得多，畢竟現在公務員考試還有題刷，古代鬼知道皇帝和考官想考你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