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亞里斯多德。開創了平民教育，編寫和整理了大學教材：《詩》、《書》、《禮》、《易》、《樂》、《春秋》。相當於現在的《中國文學》、《中國古代史》、《中國禮儀與道德》、《自然與科技》、《祭典與音樂》、《中國近當代史》。

《詩經》編撰者不是孔子而是向國一位奇女子

這樣問題就來了，專職采詩官五百多年只採集到三百首？尹吉甫採集，為何有大量的尹吉甫去世後的作品？孔子編撰，為何孔子對同時代作品作者、創作背景隻字不提？孔子會將三千多首詩經作品廢棄不用，只保留三百首？這是對前人文化的犯罪，孔子能做？孔子編撰《詩經》時，已有大量弟子，對此毫無疑義？編撰時無一個弟子參與？這些都是作為《詩經》研究者必須要解答的問題。

關於《詩經》先不說它在中國文化與文學的地位，就是對於普通百姓，有多少女子的名字來自於《詩經》？它對華人的影響力可見一斑。華人取名講究“女詩經，男楚辭”。是什麼原因形成華人的這種取名習慣？我們知道《楚辭》是中國愛國主義屈原創作的一種新詩體，其字裡行間表現的濃烈愛國主義情懷，具有陽剛之氣的詞句，成為華人給男孩子取名的重要來源。那麼為什麼給女子取名時，又普遍取自於《詩經》，在《詩經》中找尋適合表現女子的陰柔、美麗、賢淑之美的詞句呢？為何《詩經》中具有大量的這些體現女子性情的詩詞呢？筆者不得不懷疑，《詩經》的編撰者不是傳說中的經天緯地的男子，而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奇女子，只有具有女性才情的編撰者，才能在《詩經》作品中，處處體現出女子的詩意特質與語言特徵。即使在《相鼠》這種完全罵人的詩詞中，都透露出女子嬌柔的女性之美。如果是孔子編撰《詩經》的話，是不會把《相鼠》收錄進儒家經典的。

《詩經》傳為詩祖尹吉甫採集、孔子編訂，這一觀點本身就存在嚴重漏洞與缺陷。在《詩經》流傳下來的305首作品中，我們可以判斷很多詩篇的內容為尹吉甫去世後時代的作品，因此，可以基本排除《詩經》為詩祖尹吉甫採集的可能性。在關於《詩經》的評價中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並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從中我們可以解讀出，孔子看到的《詩》就是三百篇，《詩》的內容是“思無邪”，是需要弟子們好好學習的。如果孔子接觸到的《詩》有三千篇，並對《詩》進行了選編，孔子就不會對弟子如此肯定地總結“《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否則的話，做為其弟子也就不會認可孔子的對《詩》的兩個結論，一是《詩》三百，二是思無邪。如果孔子對《詩》進行了大幅的選編，做為年齡不小於孔子太多的弟子，也會接觸到孔子沒有選編的其他《詩》，來否定孔子的“《詩》三百”，這對孔子的言行是致命的損害，使得孔子在弟子中地位就會大打折扣。所以，孔子本人實際上已經透過自己的語言，否定了《詩經》為本人所編撰，《詩經》只是後人附會在孔子身上的光環。

因此，筆者可以做出一個確定的結論：《詩經》不是詩祖尹吉甫採集，《詩經》也不是孔子編訂，孔子也沒有對《詩經》進行任何的刪選，孔子接觸的《詩經》是前人已經編訂完整的《詩經》，孔子是《詩經》的極力推崇者，使得《詩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五經之首。

在排除了尹吉甫採集與孔子編訂《詩經》的可能性後，在遠古中華文明啟蒙時期，還有誰具有文學能力來編撰深遠影響中華文明的《詩經》呢？兩千多年來沒有任何的歷史資料能給我們答案，我們只能從《詩經》作品本身來找尋。作為《詩經》的編撰者，必然在《詩經》作品中留下她的身影。《詩經》篇幅中，以女子身份創作的詩篇、以女子為主人公的詩篇，《詩經》作品中提及的女子，就是我們重點找尋的物件。任何文章、詩詞都隱含了作者的身影、資訊、觀點、身份。作為編撰者，《詩經》中必然包含了大量的其個人作品及與其有關的作品，以及與編撰者關係密切者的作品。

透過筆者的前期相關論述，《左傳》記載中的“隱公二年（公元前721年）【傳】二年春，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中的女子向姜，正符合以上的特點。在《詩經》的作品中，可以理解為向姜的作品有《菁菁者莪》、《鼓鍾》、《十月之交》、《葛覃》、《四牡》、《節南山》等；向姜夫君莒子的作品有《車舝》、《關雎》、《蒹葭》、《燕燕》等；向姜父親的作品有《雨無正》、《桑柔》等；向姜老師的作品有《都人士》《民勞》《蕩》等。這些詩篇的出現說明，向姜本人具有極高的《詩經》文學天賦，與相當一部分《詩經》作品作者，有著濃厚的血緣關係與親情關係，可以收集接觸到第一手《詩經》作品，也能深刻理解其作品的內涵。向姜本人有能力、有義務、有責任把這些詩篇整理編輯成冊，流傳後世。

《詩經》很多詩篇，我們不一定能完全瞭解其創作背景與作者身份，但其行文描寫的細膩、情感的豐富，是一個男性編撰者所無法表現的，即使是對一些國家大事的記述，都體現了鮮明的女性特質。在賦比興的取材上，大量的花草鳥蟲、春風秋雨的起興，都體現了一個多愁善感的女子特質。其優美、細膩、情感豐富的文字應用，成為後人為女子起名的重要來源。這完全區別於大男子愛國主義者屈原的浪漫主義詩篇，是完全不同的文風與詞賦。這是《詩經》與《楚辭》在語言文字上的重要區別，形成了後人為孩子取名時形成“女詩經，男楚辭”的傳統。

筆者排除尹吉甫和孔子在《詩經》編撰者的身份，並不是否定尹吉甫和孔子在《詩經》中的特殊貢獻與重要作用，相反尹吉甫在《詩經》的開創者地位和孔子在《詩經》推廣發展上的重要地位，是無人能取代的。筆者之所以做出如此前無古人的判斷，是來源於當時的歷史發展與尹吉甫開創的《詩經》文體傳承與突然消失有關。

在筆者看來，《詩經》從文體的產生到《詩經》的編撰成書，大約在公元前823年前後至公元前680年前後，這一百四十年時間左右。起始於公元前823年尹吉甫隨周宣王北伐犬戎，後被周宣王派遣到成周四方地區的向國，治理南淮夷地區時期；終結於公元前704年向國全體國民西遷頰地後的二十多年左右，向姜的去世而結束。《詩經》四言文體隨著向國的失國而逐漸消亡，《詩經》也成為中華文明的歷史之謎。

從漢朝儒學的興盛開始，普遍認為《詩經》是從周朝民間收集而來，是當時周朝文化的反映。但稍有文化常識的人都知道，《詩經》即使是在現代教育普及的情況下，能通讀過《詩經》全文的人，又有幾人？更不要說在2800年前，中華文明剛開始發展，文字剛逐漸系統化，只是人們表情達意的初始工具。能創作出如此高度規範文體的詩人，在當時情況下又能有幾個？在後世詩詞高度發展時期，也再無後人敢涉足四言文體，只能以五言、七言文體為主要表達方式。因此，長期流傳的《詩經》是從民間收集而來的結論，是不成立的，也誤導了後人對《詩經》的深入研究，將創作、編撰《詩經》作品前人的豐功偉績，從中華文明的歷史中抹滅的乾乾淨淨。

說起春秋向國公主向姜，大概沒幾人聽說這個名字，知道的人也是對她的經歷有著極大的誤解。《左傳》記載：“隱公二年（公元前721年）【經】二年春，公會戎於潛。夏五月，莒人入向。冬十月，伯姬歸於紀。紀子帛、莒子盟於密。【傳】二年春，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段記載被普遍解讀為，因為向姜新婚三月不辭而別返回孃家向國，而引起莒國起兵吞併了近千里外的向國。這種解讀不僅在講究周禮的東周初期聯姻的諸侯國與諸侯國之間不會發生，即使在普通市井人家，新郎也不會因為新娘初婚返回孃家，而帶人抄了老丈人的全家，還帶回新娘返回生活，筆者實在理解不了歷史怎麼會被如此解讀，這也許就是人們所說的“人心不古”的真例項子。

由此，將筆者帶入了《詩經》世界，先後寫完了《春秋向國考證》和《二千七百三十八年的曠世絕戀》（2017年），論證了周朝春秋向國位於安徽省懷遠縣古城鎮的古城遺址，《詩經》中的《車舝》、《關雎》、《蒹葭》、《菁菁者莪》、《鐘鼓》正是對《左傳》記載的這段歷史事件的真實描述。

歷史上的春秋向國與懷遠縣古城鎮古城遺址和《詩經》有必然聯絡嗎？在宋朝出土的“兮甲盤”銘文中記載：“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於(餘吾)，兮甲從王，折首執訊，休亡敃(愍)，王賜兮甲馬四匹、軥車，王令甲政(徵)司(治)成周四方責(積)，至於南淮夷，淮夷舊我帛畮(賄)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責(積)、其進人，其賈，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則即刑撲伐，其隹我諸侯、百姓，厥賈，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蠻宄賈，則亦刑。兮伯吉父作盤，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銘文中的“兮甲”就是被我們尊稱為中華詩祖的尹吉甫，其“至於南淮夷”的地方，就是位於南淮夷的春秋向國，懷遠古城鎮的古城遺址就是春秋向國的向城遺址。詩祖尹吉甫就長期工作生活於向國，負責成周四方、南淮夷地區的治理事務，並將四方地區治理的井井有條，次序井然。為尹吉甫從事詩經創作、培養詩經人才，建立了良好的物質與社會條件。

在清朝嘉慶年間的《懷遠縣誌》中，有一句被淹沒於歷史長河中的關於古城遺址的註釋：“詩皇甫作都於向，即此”。翻譯為白話就是說“詩經皇帝尹吉甫的作品都創作於向國，即是此地”。此句九言文字，對《詩經》解密具有兩層重要意義，一是說尹吉甫的所有作品都創作於向國;二是尹吉甫來到向國後長期生活於向國，直到去世前被貶返回家鄉。尹吉甫長壽到77歲去世，從三十多歲來到向國，有四十多年的時間在向國工作生活，這四十多年就為尹吉甫進行《詩經》創作、建立向國貴族子弟學校、培養詩經人才，提供了充足的閒暇時間。這也是後世的文人、詩人、詞人被貶偏安地方，在詩詞方面做出巨大成就，為後人留下千古詩詞名篇的慣例。

在筆者解讀為向姜作品的《十月之交》中“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醘妻煽方處。”向姜對於公元前704年秋受到鄭國、衛國、齊國入侵而失國的向國，曾經對周朝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物，進行了明確記載，其中的“皇父卿士”就是尹吉甫，“楀維師氏”就是尹吉甫建立的詩經文體培訓學校的向姜老師，他們都是《詩經》在向中國產生、發展、傳承的重要人物，是《詩經》在向國獨立形成發展的為數不多的線索與證據。

在春秋向國南的淝河，有一個名稱至今被沿用的湖泊，叫做“四方湖”，其名字的普通、通俗讓筆者始終不敢把它和家喻戶曉的《詩經》聯絡在一起。但在對《詩經》的反覆閱讀中，發現在《詩經》305首作品中，竟然有23首作品使用了“四方”一詞。遍尋全中國敢把“四方”用做地名的，還無其二。因此，筆者可以自信地做出明確判斷：“四方湖”名稱的來歷，就是尹吉甫在向國負責成周四方地區治理時，在實現四方來朝、四方來賀的局面後，為向城南的一段淝河平緩湖泊而命名的，充滿豪情的名稱。在《關雎》、《菁菁者莪》、《蒹葭》、《鼓鍾》詩文中，我們至今還可以在“四方”湖畔找到其中的景象，即使現在過去了二千七百多年。

尹吉甫在周幽王時期，在向國度過一段相對比較平靜的時期，培養的大批《詩經》人才，在進入周幽王時期後，政治、社會開始進入動盪期。尹吉甫內心本質具有的家國情懷，使得尹吉甫難免會在其詩文中，表現其憂國憂民的情愫、鬱郁不得志的情緒。在尹吉甫去世後的周幽王、周平王、周桓王時期，社會更加動盪，在《詩經》就出現了被孔子所推崇的、包含儒家思想意識的大量尹吉甫弟子的詩經作品，這其中向姜本人和與其關係密切人士的作品，在《詩經》中就佔據了重要部分。

《左傳》：“（公元前704年）桓公七年【傳】七年春，谷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夏，盟、向求成於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於郟。”隨著春秋向國在公元前704年的失國，全華人民的遷移，向國貴族子弟學校的關閉，詩經人才為了生活而流失，詩經創作交流氛圍的缺失，《詩經》這種文體嚴格規範、詞句優美、創作難度極高的四言文體也就此失去傳承，而逐漸消亡。向國公主向姜在痛失家園的情況下，為個人、為國家、為人民、為祖輩、為詩祖尹吉甫、為培養自己的老師，都有必要、有義務、有條件、有能力、有責任把詩祖尹吉甫開創的、在向國繁榮發展的、體現向國文化的《詩經》，這種魅力無窮的四言文體編撰成書，傳承記錄下來。這就就是我們現在能看到的、體現濃厚女性特質的、代表中華文明的《詩經》。

當我們在使用表達我們美好情感的詞彙，如“嚮往”、“方向”、“四方”、“心嚮往之”、“向善”、“志向”、“向上”、“向學”、“意向”、“嚮導”、“向好”等美麗詞彙時，我們能想到曾經在向國發生的這段美麗與憂傷故事嗎？在向國形成的偉大文明對我們每個個體所形成的影響嗎？

本文的所有觀點完全自於個人對《詩經》的解讀，以及春秋向國的土地對筆者無以言明的啟示，雖然存在很多缺點與個人的偏見，但基本可以解決大部分關鍵的《詩經》未解之謎。如《詩經》採集民間說、尹吉甫採集說、孔子編撰說、孔子刪詩說、《詩經》四言文體的形成發展之謎、《詩經》文體的失傳之謎、《詩經》文體的消失之謎、孔子對《詩經》作者年代的無知之謎、《詩經》產生年代之謎、《詩經》大部分篇幅創作背景之謎、《詩經》與周幽王關係之謎、《詩經》作品的女性特質之謎、《詩經》詞賦的優美細膩特徵問題、《詩經》篇幅內容的“思無邪”等問題。

如果這些能對解開部分《詩經》之謎提供關鍵線索與思路，將深感欣慰，也不辜負在向國故土曾經創造輝煌文明的先人，以及長期被淹沒於中國歷史中的偉大女性——春秋向國公主向姜，她的傑出貢獻影響著每一位中華女性。

孔子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唯一被稱為聖人的教育家、思想家，有別於孟子的亞聖。人們之所以稱他為聖人，蓋因其學說制定規範，教化世人，自成一派，影響當時後世。而當時及後來的歷代當權者又發現其學說對維護自己的專制統治極為有利，所以歷朝歷代的皇帝紛紛對其榮譽加身，追封諡號。孝文帝時尊孔子為“文聖尼父”，唐開元時李隆基封孔子為“文宣王”，西夏仁宗時封其為“文宣帝”，清順治尊孔子為“大成至聖先師”。這些當權者給了孔子任何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崇高地位。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華人，出身於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生於公元前551年，死於公元前479年。曾在魯國做過官，但主要是從事學術和教育活動。他是中國古代一位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和大政治家，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

在當時，孔子還開創私人講學的新風氣，廣收弟子，難得的是無論貧窮富貴一視同仁。孔子曾受業於老子，也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晚年修訂《詩》《書》《禮》《樂》《易傳》《春秋》六經。孔子有弟子三千，成才者眾多，最傑出的號稱七十二賢人，個個都是平民教育的典範。

孔子去世後，後人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儒家經典《論語》，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對後世中國文化的影響極其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