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問，問就2個字—“自由”。

兩宋的發達和開明的政策和自由的氛圍密不可分。

明朝萬曆中興之後的幾個敗家皇帝都疏於朝政，壞處是國家一步步的走向了滅亡，好處是給了人民足夠的自由。

生活在神州土地上的華夏子孫們，只要不是嚴政苛稅，我們總能找到辦法創造財富。

所以，徐渭捧嘉靖臭腳那句“上不為而民自治”並不是一句虛話。

古代做生意，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交易雙方談妥價格後，不能馬上一手錢一手貨，而是要有“牙人”介入，見證雙方的交易，抽取相當額度的佣金，那麼，牙人是個什麼東東？

牙人常常被理解為早期的中介，的確，牙人具有中介的某些功能，但比現在的中介概念要複雜。嚴格上來講是這樣的：在市場上為買賣雙方說合、介紹交易，並抽取佣金的商行或中間商人。值得注意的是，這裡分兩種形式，或者是單個的人，或者是牙行，漢代及以前，市場上的中間商人稱“駔會”(或作“儈”)。“駔（讀作zǎng）”，意為壯馬，後特指“馬儈”，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牙人基本都跟牛、馬的買賣有關。

牛馬經紀人門檻比較低，成本也低，只要腦子靈光，憑一點家畜知識，一張三寸不爛之舌就能進入。《後漢書·逸民逢萌傳》中記載，逢萌與徐房、李子云、王君公等人關係很好。當時天下大亂，徐房與李子云為了自保，像其他豪強那樣網羅徒眾上千人，嘯聚江湖。王君公性格恬然，不肯與之為伍，而是“儈牛自隱”，在鄉下安靜地做個牛經紀。由此也可判斷經紀人需求量較大，是個常態的、常見的行業。

這種工作是純粹的個人選擇，跟政府無關。漢至隋唐，中間商人獲政府給予的壟斷權，稱為“牙儈”。開始有了官府背景。宋以後稱為“牙行”，另有“牙入”、“牙紀”、“牙子”、“牙戶”等名稱。千變萬化都帶一個“牙”字。古體的“牙”與“互”十分相似，最初本應為“互”，“互相介紹，互相幫助”的意思，後來不知怎麼以訛傳訛成了“牙”。

總體上看，歷代政府對牙戶都很重視，管理也有一定的連續性，經營牙行是一種封建特權。牙行憑藉特權將其經營範圍從最初的為買賣雙方間作介紹和見證，逐漸擴大到代替商人買賣貨物，代商人支付和儲存款項，運送貨物，設倉庫保管貨物等。鄉鎮中的絕大部分商品的批發交易必須經過牙行之手。

宋代，牙戶有了官牙、私牙之分，明代，經營牙行者須有一定數量的資產。從業者必須領取營業執照，即牙帖，無此憑證，便視為非法，清襲明制，《大清律例》規定，牙商必須為殷實良民，有聯保甘結，一個牙行只許一人經營。“有司官必選其抵業人戶充應”，有的地方則需由“地方官查殷實良民，本身並非生監者，取具鄰佑及同行互保各結”，要麼有產業，要麼有功名，要麼有街坊鄰居的保證，因為所謂”抵業人戶“、“殷實良民”等，看重自己的身家，不會輕易坑蒙拐騙，“自知顧惜，而無非分之為、詎騙之弊，即或有之，亦有產業可以抵還，無虧折之患”。 退一萬步說，你跑路了，你的左鄰右舍還在，既然他們作保，就得替你擔當。

牙人一般都是世襲的， 最初牙帖定有限額，由戶部分配到各省布政司核發，“原牙帖商人物故，其兄弟子孫許持原帖呈明捐換。”原領牙帖商人病故，“如非嫡親兄弟子孫不準更換，只准捐充，如有冒名頂替者，照私充律治罪。該商物其兄弟子嗣匿飾不報持原帖承充者，經人告發，官令退帖治罪，”此外，官府對牙人的品德也有一定要求，必須是忠厚老實，還規定必須在牙帖標註的地方經營，不得跨越地盤。

從以上可以看出，牙戶是一種壟斷性很強，乃至帶有福利性質的行業，一般人可望不可即，你得花錢買資格，有時候有錢都不一定行，還得上頭有人。一旦進入，就相當於端上了金飯碗，只要商業繁榮，總有機會掙到錢的。

宋代繼承隋唐，所以還是以牙行的形式出現，但經過元朝經濟的大蕭條，到了明代，牙行又成功蛻變成為了商會，以一種更高階的姿態展現是世人的眼中。

第一是因為貨幣政策，也就是所說的國家政策導致的，這就導致很多的商業有基礎，但是不能立馬形成，到明朝後，交子的使用，大大加強了商業流通的介質。而且明朝自允地大物博，積極開放海外，這從側面也加大商業的發展， 另外明朝前期國家的修養生息的政策也促進了商業的形成！

關於這個問題，我來簡單談談我的看法；

一，宋朝是分裂王朝，先後和遼，西夏，金，元等南北分裂，國家不統一，難以形成全國性的市場，就導致長途販運不發達，商會自然而然就形成不了，我們都知道商會是一個商業集體在外地的休息，代理，經營之地；國家分裂，商人無法去外地做生意，也就無法形成商會。而，明朝是統一的中央王朝，早就形成了全國性的市場，因此，商人們奔走東西，販運貨物，自然而然，就在外地形成了商會，比如有名的晉商，徽商等等，商會的出現也是商品經濟發展繁榮的象徵

二，宋朝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這導致中國基本上放棄了傳統的透過陸路與西域及歐洲，非洲各國溝通，聯絡。在海上漂流，到點交易，所以商人在外地停留的時間自然很短，所以也就不需要商會組織。明朝雖然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繁榮，但是，全國性路上運輸同樣繁榮；另外，明朝大量外國作物傳入中國，比如，馬鈴薯，辣椒，玉米，等等，這些作物也是首先傳入中國沿海這就需要商人們把這些作物傳播，運輸到中西部地區，等等這些因素同樣促進了商會的發展。

三，宋朝國力衰弱，戰爭不斷，難以為商人們提供一個穩定，安全的經商環境；商業也和中央王朝音樂蜷縮在東南沿海，所以難以形成跨地域的商會；而大明國家統一，國力強盛，國家為商業的發展提供裡穩定，安全的經商環境；所以，明朝很容易出現了商會，而宋朝難以形成商會

宋朝國土面積太小，而且當時的運河能到開封，南北交通方便，要商會得意義不大 。明朝時國土面積增大，加上黃河改道南北交通沒以前便利，商人想牟利就要熟悉當地的行情，有人就留在當地接待各地商人，商會慢慢就形成了。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過於重農抑商的朝代，在建立初期，宋太祖就詔令：“榜商稅則例於務門，無得擅改更增損及創收。”宋太宗也詔令：“自今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算”（細碎交易不得收稅）。並嚴禁官吏勒索、刁難商賈，官吏如果“滯留（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財物，贓重者，徒一年”。

在思想上，就連北宋的鄭至道都說過：“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南宋的葉適說：“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陳亮說：“商籍農而立，農賴商而行，求以相輔，而非求以相病，則良法美意，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哉。”黃震也說，士農工商，“同是一等齊民”。

彷彿間，商人在宋朝時期的地位是歷朝歷代中最高的。可為什麼還沒能形成商會呢？

其實從交子的發展程序就能看得出來宋朝時期的商業氛圍了。

交子，本來是北宋前期成都的大商人聯合起來，設立了為了應對不便攜帶鉅款的商人，以經營現金保管業務的"交子鋪戶"，並發現憑證，俗稱“交子”。這可是世界上最高的紙幣雛形。

到了宋景德年間，益州知州張詠對交子鋪戶進行整頓，剔除不法之徒，專由16戶富商經營。再到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政府設益州交子務，以本錢36萬貫為準備金，首屆發行"官交子"126萬貫，準備金率為28%。短短數十年，從私營模式就轉變成了官營模式。

若是以今天的經濟學理論來談，貨幣是國家的經濟基礎，國家參與是不可避免的。可若是以西方的資本世界發展程序來看時，就會發現銀行業的私有制與公有制的紛爭是推進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序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

宋朝雖然不重農抑商，可宋朝的政府對商業的操控是無處不在的。“茶、酒、鹽榷場”、就連剛滅掉南陳，宋太祖趙匡胤就迫不及待命令大將潘美就地任職，擔任廣州市舶使。然後從北方的山東密州，到江蘇華亭，青浦，江陰，浙江的明州和溫州，福建泉州，共設了八個市舶司。

這種做法其實也並沒有過錯，畢竟在西方文藝復興早期，哪些割據政權的貴族們也一樣對商業無孔不入進行斂財。

而且在思想上，彷彿士族對商業也並沒有像清朝時期那樣排斥，就如北宋官員蘇舜欽被罷官後，說：“今得脫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學教後生、作商賈於世，必未至餓死。”還有據《夷堅志》記載，宋徽宗時，“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赴省試，共買紗一百匹，一僕負之。”

按理說應該是可以發展成資本社會，或者是商會這樣的資本主義組織出來。

可這些都只是表面而已，宋朝抑武的同時，也用銀子來養文，因此雖然政策上說是平等對待的，可事實上整個社會結構已經出現畸形的、變態的取向——萬事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正如前面所說的，宋朝對商業的滲透是歷代以來最深入的。只要是賺錢的，都有政府的影子存在，為了商業稅，開始時北宋中央最早有三司，掌管國家的稅收事務，包括有二十種商業稅的徵收。

元豐改制後，為了工作高效方便，相關職權又劃歸戶部。還有太府寺，掌管財政政令，後來又負責京城稅務。地方上除了有路轉運司和提舉常平司，從府到縣，還有中央下派管理商稅的監當官。個別地區，更有商人承包稅收任務，稱為撲買。這是一個從上到下，相關管理機構多達一千多個，全方位立體監控的管理體制。

這也就是明朝時期，文人所抨擊的“與民爭利”。

其實若是廣義來說，北宋時期，是已經出現商會的雛形了的。就好比發行交子的四川商人，就是聯合起來的。還有茶商行會、酒業行會，房地產行會等等。

可問題是這些都有政府的影子在內，交子發行數十年，北宋政權立馬參與其中，並進行國營。茶、酒施行了榷場制度，商人雖有行會，可需要在政府的規定範疇內進行定價；而其他城市行會，均需要政府指定的中人（中介）參與其中。（作者：商業發展到了今天這是必然的，可是卻制約了商人追逐利益的本性。）

這裡有個題外話，商人追逐利益，是很可怕的，不僅僅是明朝時期，就連西方世界都深受其害而不得不設立各種律法來限制商人的天性。

歷史程序到了南宋時期，這種介入就更加可怕了，就連與大理交易馬匹的生意，之前是由地方政府參與的，由茶馬行會進行的貿易，轉變成了由中央直屬的管理體系，同時連對外貿易，除了收取稅收之外，各種如瓷器、絲綢等對外貿易商品，都由政府統一撲買。

反過來看明朝，雖然名義上重農抑商，對商人如同衣服等進行限制，為了對抗外逃到海上的張士誠舊部及蒙元殘餘勢力，因缺乏有效兵力來維持漫長的海岸先，所進行了禁海政策。

可明太祖朱元璋同時也出臺了相應扶持商業的政策：“凡商稅，三十稅一，過取者以違令論”以及“田器等物不得徵稅”，當佔據金陵之後發現外商被本地牙行剝削，還修建了大量的倉庫，租借給外商，而後又在各地同樣修建官營的倉庫。

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為進一步減輕商稅，朱元璋下令裁撤364處稅課司局，並規定“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

到了朱棣時期，幾次下西洋，其實也不過是延續了南宋時期的官營政策而已。只是朱棣摳門，給滿朝文武發糧餉時用實木傢俱、或是什麼胡椒啊什麼的，沒有宋朝時期皇帝的大方。致使官員們反對官營的海外貿易體系。

可朱棣之後呢？雖然名義上禁海，還不如說是明朝將船舶司給廢除了。因為海上“走私”就是從那時刻繁榮的，兩桅及以上的船隻在南方海岸比比皆是，甚至就連明朝的水師都參與走私貿易中來。

官方壟斷貿易不是大明一家的專利，而是在同時期的世界各國王室對海貿都曾出現過的常態思路，比如葡萄牙王國曾經嚴禁普通商人前往幾內亞，違者死罪，奧斯曼帝國禁止黎凡特-埃及的商人私自參與紅海與波斯灣的貿易，暹羅的大城王朝甚至完全禁絕本國屁民出海，海外貿易分別被交給回回和華人來壟斷。各國壟斷海外貿易的手段儘管程度各異，但最終也都經過了中央控制力下降而私有經濟抬頭的過程。”

而明朝的商會出現，開始時是以晉商開頭。主要是因為戰爭導致的，開始時是為了防禦蒙古帝國（其實蒙元存在時間很長的，只是丟掉漢地而已），朱元璋及其後來的統治者將糧草運輸交給了商人。

今天的山西因為有礦才富裕，可在明朝時期，山西和陝西地區少雨乾旱，土地種植所出只能維持生存，就如改革開放時期的溫州一樣，迫使了當地人只能出外謀求生存，而商業也就成為當地人富裕的必經之路。

當晉商從湖南、江浙、河北等地收購糧食，再轉運到明長城或衛所時，這裡面需要的人力、物力、財力是宋朝時期不可披靡的，商人的組織能力在這時期開始不斷壯大，商人抱團發展，逐步形成一個組織形式。

其實這種組織形式更多是參考元朝時期的穆斯林商隊。穆斯林有個很好的宗教規定，不管在何處，只要是教內的弟兄，都要伸出援手。因此元朝時期穆斯林商隊從中東到達中原，遠途中的各個城市裡的穆斯林就成為了中點站體系及情報站中的一員。

蒙古人從新續接了絲綢之路，而明與蒙古的百年戰爭，並沒有截斷這條商路，很快晉商也成為了商路中的一部分，這也就需要更大的組織能力，因此商會的出現也就不可避免了。

總得來說，商會的出現，是私有制取代了原先政府控制之下的秩序所產生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參考文獻

餘同元.明初“抑商”到“便商”政策下的商人與商業

《宋代地域經濟》、《宋.食貨志》

商會的出現源於商幫的興起，商幫的興起的得益於商品經濟的發達。換而言之，明朝的商品經濟比宋朝更發達。

很多人的固有觀念是宋朝經濟發達，商業繁榮。而明朝重農抑商，扼殺資本主義萌芽。

但其實明朝比宋朝的商品經濟更繁盛。

因為明朝的內外環境更利於經濟的發展。

無論是北宋還是南宋時期，宋朝的國土面積都不如明朝遼闊，面臨著非常嚴峻的邊境問題，而宋朝一直以來都以歲幣換和平，且宋代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朝代，三冗問題一直是它的難以根除的頑疾。為了解決因為三冗導致的財政匱乏，宋朝不得不大規模徵稅，稅賦很重。

而明代明代商稅“俱三十稅一，不得多收”，且地方徵收商稅時往往徵收寶鈔，寶鈔自發行以來就不斷貶值，以此徵稅，是變相減輕徵稅物件的稅收負擔。

明朝疆域遼闊，沒有外族的威脅。明代商幫的主營產品之一江南絲綢，銷售的重要地點即有東北地區，而東北地區北宋時屬遼、金，由於絲綢在宋代禁止運往遼國，故而絲綢貿易大為受限。商幫也自然難以興起。

明後期鹽鐵專賣也逐步轉向商幫經驗，當年的大商幫徽商、晉商等都是依託鹽業而壯大的。

所以，明朝的內外狀況更利於商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