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範圍內有三大哲學體系：

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印度哲學

每個體系以時間劃分為源流、近代和現代，每個階段都有代表性的個體、集體和理論主張與支點，他們組成流派。

因西方哲學影響範圍大，最具代表性，所以例舉一些現代西方哲學的主要流派：

現代西方哲學

1.現象學/Continental哲學——胡塞爾，提出現象學方法，主張回到事物本身，研究意識對知識的構建性作用。

2.歷史主義科學哲學——庫恩、費耶阿本德，反對已脫離實踐的純粹邏輯作為表示世界的方式，強調科學經驗在歷史上的積累。

3.唯意志論——叔本華、尼采，世界的本體是無因果的本然意志，時空、因果則是理性認識意志的結果，人生因欲求的無止境而產生痛苦。尼采則傾向於命運由自己把握，而非上帝的規則，主張弱肉強食的權利意志。

4.佛洛依德主義——佛洛依德，強調潛意識是個人行為的決定性作用，夢、文明活動等是潛意識受外在道德壓抑而在意識層面變相體現的結果。

5.新黑格爾主義——布拉德雷，絕對唯心辯證法的發展根基。

6.實用主義——詹姆士、杜威，事物成為知識物件的前提就是它的實用性，只有經過人的追求和實驗才能得到真理。

7.生命哲學——柏格森、迪爾泰，世界是“生命之流”在時間上的綿延與進化。

8.新康德主義/英美哲學——科亨、卡西爾，先驗唯心論與科學哲學的產物，但否認獨立於意識的物質存在，現代英美哲學的代表。

現在哲學已經搞得成了文科。研究過去的哲學家著作的專業。所以有德國哲學家來到中國說中國只有研究哲學家的哲學。其實哲學不是這樣的。

哲學可以分為1數學，物理實踐派。代表人物牛頓，愛因斯坦。這一類最大的優點是基於興趣愛好而得到的，《形而上學》作為我個人認為哲學第一著作。地位無可比擬。作用無法衡量，無限可能。

2，人文關懷類，作為哺乳動物本能的人類，關懷同情，懷仁是一種本能。作為文藝復興最核心的思想。影響深遠。

3•政體經濟類，這一類被廣泛的認為這才是哲學。因為牽扯廣大民眾福祉，很關鍵，很重要。

哲學是方法論。我覺得追求大而全，不如追求適合自己的哲學。有興趣的哲學。現代的哲學前沿，也許就像流行色一樣會轉換。

尋求“說明”與“理解”的整合——論近200年來社會科學哲學的發展線索

【英文標題】To Seek the Integration of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n the Developing Clu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Last Two Hundred Years

　　【作者簡介】張慶熊，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　200433)

　　【內容提要】 19世紀中葉以來，社會科學哲學中形成兩條相對立的路線：一條主張社會科學旨在說明社會的客觀規律；另一條主張社會科學旨在對社會規範和價值觀念的意義的理解。這兩條路線分別影響了涂爾幹、韋伯等社會學家的研究取向，也導致隨後的社會學家重新考慮它們的功過和尋求一種綜合性的解決方案；哈貝馬斯從交往理性行為理論出發尋求它們的綜合。從馬克思的歷史理論的實踐維度看“理解”與“解釋”的整合，反思這些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優缺點，有助於我們加深理解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及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關 鍵 詞】理解/說明/規律/規範/社會學科

　　“實證主義”和“詮釋學”的方法論整合

　　“實證主義”和“詮釋學”是19世紀西方哲學中兩大重要的思潮，以這兩個思潮兩條線索，可以研究19世紀以來社會科學哲學的發展情況。前者主張社會科學的主要任務是“說明”(explanation)，即尋找社會現象的規律，認識社會結構的功能，並由此把握社會動向，維持社會秩序，達到控制的目標；後者主張社會科學的主要任務是“理解”(understanding)，即透過解釋社會和文化現象讓人理解其意義，伸張社會正義，評判社會中的不合理情況，引導人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和推動社會進步。然而，在社會科學哲學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這兩者相結合的傾向，即使在英美實證主義和分析哲學的傳統中，也越來越注意到社會規範和價值觀念對人的行為的影響。這一過程中，彼得·溫奇的一本小書《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係》起了風向標的作用。溫奇依據維特根斯坦的後期哲學論證在社會研究中離不開按照生活形式中的規範和語言用法規則的詮釋，在英美經驗—分析的傳統哲學內部對以實證主義為主軸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展開批評。該書在當時引起廣泛爭論，激發了社會科學界對方法論問題的重新思考。

　　20世紀後半期流行的後現代主義和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到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的影響。前者強調文化形態和價值的多元性，後者嘗試透過交往理性的溝通在多元的文化和社會中達到一定程度的共識，以便應對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

　　有關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存在“實證主義”和“詮釋學”這兩種主導性的方法論和經由維特根斯坦的後期哲學所導致的整合問題，在哲學界和社會理論界是早就注意到的事情。哈貝馬斯在1967年發表專著《社會科學的邏輯》(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該書英譯本所載托馬斯·麥卡錫(Thomas McCarthy)寫的導言指出：“因此，哈貝馬斯主要關心的是挑戰‘經驗—分析的’社會科學構思的霸權，特別是表明，社會探究的物件是符號結構化的物件，為了通達這一領域，需要呼喚那樣的一些程式，它們在許多重要的方面與在人文學科中所發展的文字解釋的程式相類似。為了做到這一點，哈貝馬斯已經能夠吸納現象學(舒爾茨)、常人方法論(加芬克爾、西考雷爾)、語言學(維特根斯坦、溫奇)和詮釋學(伽達默爾)的傳統所發展出來的加洞見，並在此基礎上做出論證，其在許多重要方面預見到了隨後的實證主義的衰落和解釋主義的興起。”[1]

　　當然，哈貝馬斯所想完成的任務並非僅僅在於挑戰實證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霸權地位，而是想把經驗—分析傳統中的以“預言”和“控制”為目標的“說明的”(explanatory)研究途徑和詮釋學傳統中的以“理解意義”為目標的“解釋的”(interpretive)研究途徑置於一個屋簷之下，使這兩者真正融合起來。哈貝馬斯在《社會科學的邏輯》一書中主要做的是文獻梳理工作，他想把以實證主義為一端和詮釋學為另一端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及其互動梳理出一個頭緒，以便為他發展一種整合這兩種傾向的新的社會科學理論提供參考資源。他在1981年發表的《交往行為理論》(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可謂這種整合的集大成之作。

　　文化科學與精神科學：自然科學的另一面

　　哈貝馬斯的《社會科學的邏輯》使人聯想起恩斯特·卡西爾的《人文科學的邏輯》(Zur Logik der Kulturwissenschaften)。該書直譯應為《文化科學的邏輯》，完稿於1941年，1961年出版。為什麼卡西爾要用“文化科學”這個概念，而不用人文學科(humanities)或社會科學的概念呢?我認為，這與卡西爾的新康德主義的價值學說有關。按照新康德主義的看法，存在先天普遍價值，文化的功能在於培育和傳承價值，並讓人明白自己行為的意義，因為人的行為只有聯絡到這些價值其意義才得以闡明，而人類文明程度的高低取決於是否趨近於這些普遍價值。存在兩類科學：一類是自然科學，以發現普遍規律為目標，按照普遍規律來說明自然現象；另一類是文化科學，以把社會事實聯絡到普遍價值，以此理解其意義。人文學科，如“小說”和“歷史故事”，可以是對具體的人類行為和歷史事件的描述，但作為科學的文學史和歷史學與此不同，只有把它們聯絡到普遍的價值，才稱得上科學。卡西爾引用李凱爾特的觀點來說明文化科學的概念：“只不過對於李凱爾特來說，歷史知識所涉及的普遍性並非自然科學的種屬概念(Gattungsbegriffe)或法則概念(Gesetzbegriffe)的普遍性，而是另一種關涉系統(Bezugs system)，這就是價值概念之系統(das System der Wertbegriffe)。所謂把一件事實(Tatsache)歷史地予以瞭解或予以歷史定位，其實就是把它關聯於一普遍價值。”[2]

　　卡西爾的“文化科學”的概念，又使人聯想起另一位德國哲學家狄爾泰的“精神哲學”(Geisteswissenschaften)的概念。狄爾泰在1883年發表《精神科學導論》(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的第一卷把“內在經驗”或“體驗”作為區分精神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重要標誌。自然科學的認識論基礎是外知覺或感性經驗，自然科學正是建立在對外在的事件的經驗觀察和經驗證實的基礎上的。精神科學的認識論基礎是體驗(Erlebnisse)，正是透過內在經驗或體驗，各門精神科學才獲得它們的內在的關聯性和統一性，才能作為一種自主的科學屹立在自然科學之旁。

　　有意思的是，正如卡西爾的《文化科學的邏輯》在翻譯成中文時被改譯為《人文科學的邏輯》一樣，狄爾泰的《精神科學導論》的一箇中譯本的書名也為《人文科學導論》。我知道，譯者這樣翻譯是苦於找不到中國語境中的“文化科學”和“精神科學”的對應概念。我只是想指出，狄爾泰和卡西爾的“精神科學”和“文化科學”的概念之所以能夠成立，分別是對應於他們各自哲學體系中所提出的區分“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以及“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的標準的。換句話說，離開了他們各自的哲學體系所設立的標準，他們的這種區分也不能成立。即使在德國語境中，“科學”這個詞彙的用法要比英美和中國更加寬泛，但在實際的學科劃分中，“精神科學”和“文化科學”的概念並不通用。

　　如上所述，卡西爾之所以使用“文化科學”的概念，與他把具體的人類行為和歷史事件與普遍價值相關聯的新康德主義哲學觀相關，而狄爾泰之所以使用“精神科學”這個術語，是因為他把“內在經驗”或“體驗”作為“精神科學”的基礎，從而與以外在的感性觀察為基礎的自然科學相區分。在狄爾泰的“精神科學”的概念中包括心理學、教育學、美學、社會學、政治學、歷史論著、藝術史等學科，由此可見它與我們通常所說的人文學科不同。後者通常指文學、藝術、歷史等學科，涵蓋具體的文學創作和藝術教育，但不涵蓋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

　　狄爾泰和卡西爾為什麼要煞費苦心地炮製“精神科學”、“文化科學”的概念呢?因為他們想在自然科學之旁設立另一類科學，主張後者有其自己的規範和研究方法。狄爾泰和卡西爾儘管在哲學立場上有所差別，但他們主張“精神科學”或“文化科學”不僅在研究物件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與自然科學有原則性區別這一點是一致的，這就是所謂“精神科學”或“文化科學”的“自主性”。

　　在實證主義者看來，只有一種科學，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只要是使用實證方法的就是科學，否則就不是科學。實證主義哲學及其“社會科學”概念是孔德最先建立的。他在1842年出版的《實證主義教程》第四卷中首次提出“社會學”(sociology)這一名稱，他主張要用研究自然現象一樣的實證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現象。社會現象無非比自然現象複雜一些，一旦人類組織的法則漸被發現，並逐步系統化，就能用來預測社會現象和指導社會活動，只有這樣具有科學形態的社會學說才被建立起來。研究社會的科學家將是社會的預言家，他們對人類社會運作過程和發展方向進行預言，從而達到對將發生的社會事件預先做好準備和進行有效控制的目的。就像物理學是在我們所獲知的物理現象中找到支配物理現象的法則一樣，社會科學也要從社會現象中搜尋法則，用來調控社會世界。在這個意義上他更喜歡使用“社會物理學”(social physics)這個概念，當孔德提出“社會學”這個名稱時他特意談到：“請允許我發明社會學這個詞來指稱社會物理學。”[3]

　　在孔德之後，斯賓塞和穆勒發展了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觀。值得一提的是，穆勒那裡與孔德的“社會物理學”相對應的概念是“道德科學”。穆勒在《邏輯體系》中把與自然科學相區別的另一類科學稱為“道德科學”(the moral Sciences)[4]，它包括社會科學、政治科學、民俗學、有關人性和人的性格形成的科學、有關心理規律的科學等。希爾(J.Schiel)在把穆勒的《邏輯體系》翻譯成德文時用“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來翻譯“道德科學”(the moral sciences)。而狄爾泰注意到了穆勒的《邏輯體系》這本書及其德文譯本中的“精神科學”概念，有意提出與穆勒相對立的精神科學自主性的主張。在穆勒看來，“道德科學”(“精神科學”)並沒有自己獨特的方法，在自然科學中獲得廣泛成功的方法，即經驗實證的方法，原則上也完全適用於“道德科學”。在狄爾泰那裡，精神科學有其自己的認識論基礎和研究方法。

　　以上考察了“社會科學”、“精神科學”、“文化科學”、“道德科學”、“社會物理學”和“社會學”這些概念在相關的哲學家那裡的用法及其相互間關聯性。透過這些概念，我們可以看到，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存在兩條相對立的路線。一條是實證主義的路線，主張科學研究的物件雖然不同，但其研究方法是統一的，可以用統一的“實證原則”來區分科學與非科學。儘管在什麼是“實證原則”的表述上，在英美實證主義—分析哲學的傳統中有所爭論，前期比較嚴格，後期越來越放寬，但實證主義哲學家追求統一的科學的目標始終沒有變化，這表現在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者提出“統一科學”的口號上。而另一條詮釋學的路線則力圖分離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認為後者有其自己特有的規範和研究途徑。狄爾泰提出了“精神科學”的概念，卡西爾提出了“文化科學”的概念，為的是從他們各自的哲學體系出發找到有利於論述其自主性的方式。（節選）

哲學流派本人劃分為，(唯物(關於物理的)，唯心(關於社會的)，唯識(佛教系列佛教亦無神論的，它有系統的邏輯體系及方法論，與基督不同，後者才是宗教，基督只講信，這是我劃分佛教為哲學的依據)，唯我→關於人的哲學(代表尼采)，唯律(關於規律及系統的，這個流派，有全息論，我個人主攻新自然法！等等，這個是當代哲學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