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唐朝應該是宋朝.宋朝GDP可是碾壓當時全世界的
宋朝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朝代，它的經濟達到了中國傳統社會的頂峰~遠遠超越了漢唐，明清二代也僅僅重複這宋朝的狀況而沒有超越。
一、杯灑釋兵權。節度使強權導致唐代滅亡。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將主要將領，都封為節度使，但太祖的節度使是官位虛職，意思是隻拿錢不管事，而且薪俸很高，讓這些手握兵權、從戰爭中殺出來的優秀將領，徹底做富翁去了。再提拔些年輕的、資歷淺的上來。在開國之初，面對強敵時就削弱了戰鬥力，這不能不說是很遺憾了。
當然，雄才大略如宋太祖，自然是明白這一點。但他仍這樣飾處心積慮地安排，自有他的考慮。唐代在最鼎盛的時候，積軍、政、財權如一身的節度使起兵造反，這就是長達十年的安史之亂，之後，五代十國，更是造反紛紛，短短几十年，武將們造反稱帝的人實在太多了，中國殘破不堪。
這樣血的教訓，宋太祖以溫和的辦法，杯灑釋兵權，將節度使變成一個虛職，消除了那些功勳們作亂的可能，這又是當時時代不能不說是比較好的選擇。
二、設驅密院為軍事最高機關，管部隊調動；設三衙管部隊日常訓練；將領由皇帝臨時指定；徹底分權，兵不知將，將不識兵，自然戰鬥力就大為減弱；好處，將領們想造反是難上加難。
三、募兵制。發生天災時，擇災民、罪犯等為兵，一直到60歲才退役。簡單試想一下，在部隊當30－40年兵，不說身體原因，精神狀態就可想而知了，這樣的兵能打仗嗎？當做不能，那怎麼辦，就只有不斷募兵。倒仁宗時，部隊由開國之初二十萬到了一百二十萬，軍費開支佔朝庭收入幾達六分之五。這就是“冗兵”問題。
四、冗官。宋朝是最重視讀書人的。科舉先士的人最多，只要考上了，就都是官了，而且還是真正的高新。但天下職位有限，考上的人多，怎麼辦？朝庭養起來。宋朝官和職分開，多大的官，就拿多少錢，比如節度使最高。但官不代表職權，就象現在的職稱一樣。只有差遣，才有職權，比如知xx州等，職位有限，當官的人多，到神宗時，十個官裡可能就有七八個官只拿錢不做事。
好處就是一大批文人，日子過得很滋潤，宋朝又有祖訓，不能殺士大夫，所以也過得很自由，導致文化空前發達，甚至有幾項了不起的發明創造。
五、制度。宋朝基本上可以說沒有真正的地方官。路、州、府、軍、縣，都由朝庭直接派遣，三年一換，所以說還是中央的官，只是臨時負責地方，就象現在的“掛職”，如果算上路途的時間，三年實在是太等了；以府為例，臨時地方官有知府、通判、轉運使等管行政、刑法、財政等，中央集中幾乎所有的稅收，實現分權，互相監督，其它制度大體都是以分權為本。
這樣的制度效率低，急功近利，毛病太多，特別是地方政府虛弱，外敵入侵時，只要拿下首都及可。好處當然是地方想造反，基本上不可能。
六、地理，燕雲十六州在遼國的手上，開封之北全是平原，遼國鐵騎幾日就可殺到黃河邊，宋朝無地利。遼國隨時開打，主動權在遼國，這就是為什麼宋朝在軍事上佔優時還是簽下了“潭淵之盟”，每年進貢50萬。
七、無馬。中國只有河套地區和熱河、東北、工蒙一帶適合養馬，這三處地方都淪落敵手，所以宋朝騎兵少且弱，基本沒有進攻能力。
八 無錢。冗兵、冗官，宗室增多，基本上消耗了財政收入，加上戰事常有，駐守部隊一年一換防區，更是入不甫出，想打仗沒有錢。
九。王安石變法。變法不以說不先進，王安石不能說沒有能力，變法後，國庫確實增加了許多，可也是釜底抽薪，富了國家，窮了人民。司馬光說多好，錢是一定的，國庫增加了，老百姓就沒有錢了。確實有道理，當時的生產條件，短時間可能透過拓展生產，加快流通來增加財富，因此，一定意義上講，生產總值是一定的，當然就是國家富了，人民就窮了。
十、重文抑武。
還有很多原因，打字太慢，不說了。
結果就是，以童貫（有本事的太監將領呵）領兵20萬，進攻被金國打得抱頭鼠竄的遼國，遼國拚湊了二萬部隊，打得宋軍20部隊幾乎全軍覆沒；遼國的都城被金國打下以後，宋朝又想沾一點便宜，派遣十五萬禁軍，遼國怕了，前來求和，宋朝當然不答應了。遼國沒辦法，又拚湊了一萬部隊應戰，結果又打得宋軍大敗，宋軍只好求金國來幫忙，金國三下五除二就消滅了遼軍，並且有一個另處的收穫，原來心目中的天朝上國是一隻紙考老虎呵，好，我就打這一頭肥豬，非常輕鬆地幹掉了北宋。
宋朝是積貧積弱的，同時又是文化昌盛的。
在傳統觀點中，宋朝卻一直被認為是一個積貧積弱的王朝，郭教授認為產生這種觀點的原因主要有在於：第一是“守內虛外”的政策和外患國勢的影響，宋朝缺乏漢唐時期強盛的對外擴張氣勢，對內嚴格防範卻疏於外防，又加上長期處於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的侵犯之下，而不得不採取和議措施來換取短暫的安定；第二，“上行下行”階段說的影響??“下行”階段，使得人們在較長時間內一直誤以為宋朝是貧弱不堪的。
郭教授在指出傳統觀點產生原因的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就綜合國力而言，宋朝雖然算不上中國古代最強盛的國家，但卻是中國古代史上文明最昌盛、最輝煌的時期。對於這一觀點，郭教授從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述。
從物質文明角度來看，宋朝較前代有了重大進步：農業單產量和土地利用率都有所提高；手工業中的冶金業和紡織業發達，出現了“煤鐵革命”，並且還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製造工廠和加工工廠；商業上，出現了“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產生了最早的紙幣；科技上，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中有三項是在宋代發明或得以改進的。
從精神文明角度來看，以理學為代表的新儒學更加思辯化、哲理化，出現了大批哲學家和理學家；教育更加發達，而且教育的平民化進一步加強；產生於民間的詞逐漸雅化，併產生了大批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詞人，在完成由“下里巴人”向“陽春白雪”演變過程的同時，也奠定了其在中國文學史山的地位；史學的發展更加興盛，出現了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一批史學家和以《資治通鑑》為代表的史學鉅著，同時還首創了編年體史書體例；繪畫和書法的審美觀念逐漸發生變化，由唐朝時期的“尚法”轉為“尚神”；反映市民生活的文學作品形式話本出現，並開了明清白話小說發展的先河。
從制度文明角度來看，宋朝是制度建設成熟的時期，政治運作更加文明化、理性化，更加重視以文治國，厚待文人，保護進言；宰相權力資源分化，無文臣、武將、后妃、外戚、宦官擅權專政。
宋代可能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讓人感到困惑的朝代：它被認為積貧積弱卻在強敵環拱之下維持了三百餘年，甚至在歷史上最強悍的蒙古鐵騎面前也有諸多出色的表現；在那個時代產生了歷史上最傑出的文學家、藝術家和哲學家、科學家，以至有歷史學家將其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但其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卻沒有產生類似西方“文藝復興”的效果；它的開國君主制定了最開明的政策：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但在這個朝代發生了歷史上最令人痛心的冤案：冤殺岳飛；這個朝代之前的時期被認為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這個朝代之後的時期被認為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恥辱的朝代，以至許多人認為它應該對後來的恥辱負責；它是一個讓本民族的人備感恥辱，但卻讓外民族的人備感羨慕和讚譽的朝代……正因為種種的撲朔迷離，所以人們對它的評價也最南轅北轍：明朝以後的大多數歷史學家對它持批評態度，但王夫之認為它“鬱郁乎文哉”，並且北宋的前中期都是可以和“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媲美的“治世”；陳寅恪認為“華夏文明歷數千載演進，盛極於趙宋之世，其後勢衰，終必復振。”鄧廣銘認為“無論是精神文明還是物質文明，宋朝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絕後的。”而國際上的漢學界則對宋朝的評價更是超越了漢唐：“東方的文藝復興”、“最偉大的時代”、“最令人激動的時代”。
其實，研究宋朝不僅可以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而且有助於理解元朝以後中華民族的歷史走向以及探索今天的民族復興之路。
宋朝的國策：和士大夫共治天下
選擇什麼樣的人才來治理天下？這是每一個奪取天下以後的開國君主面臨的首要問題。古代的思想家們總結了各種人才的經驗教訓，提出了“唯才是舉”“唯賢是舉”的用人策略，告戒統治者要以“才”“賢”為標準選拔人才治理天下，但古代的政治體制是皇權至上，所以碰上一個英明的君主，能夠舉用賢才治理天下。（即便是英明的君主，也有因為過分信任宗室而給國家帶來禍亂，如漢高祖劉邦因為大封宗室而導致“吳楚七國之亂”）但如果碰上一個昏君，則各種小人會乘機佔據高位。而宦官、外戚、后妃、宗室因為離皇帝近，所以往往更容易竊取高位，專政擅權。而軍人則因為有實力，往往也容易割據一方，禍亂國家。
在漢朝、唐朝的時代，既有“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盛世，但更有極為黑暗的時代，宦官、外戚、后妃、宗室、武臣各種勢力禍亂一時，給政權和社會造成極大的危害，甚至危及皇權的統治。
宋朝的開國君主宋太祖、宋太宗在深刻地反思了前朝的教訓之後，作出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決策，並將這決策上升為國策。
宋太祖、宋太宗為了保證士大夫的“共治”地位，採取瞭如下措施：
一、密立誓碑。宋太祖曾在宮中立碑：“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否則，將遭天譴。這條誓言奇蹟般地被宋朝歷代帝王所遵守。這條誓言的意義在於為士大夫參政提供了寬鬆的環境和安全的保證，所以宋朝計程車大夫自覺意識高漲，參政意識特別強。同時宋朝的大臣也是最敢於管事的：他們敢於公開抵制掌握實權的皇太后的非分行為，敢於管理宮中的一切事物，甚至敢於抵制皇帝的不合理的要求。這樣，杜絕了各種其他勢力插手政治的可能。
二、尊崇士大夫。宋朝採取了各種措施尊崇士大夫以及加強他們的自豪感。例如讓宰相上朝時站在親王的前面，在東華門外“唱狀元”，在啟蒙書中開宗明義地講：“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種種措施使得士大夫們在其他各種皇親國戚面前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自信。例如劉太后專政時曾想以美差拉攏高階官員，但這些官員大都保持了一種清高的姿態，主動地和劉太后保持了一定的距離。
三、兩宋大多數帝王主動地抑制了皇親國戚干政的慾望。
由於種種合理的措施的施行，使得“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決策落到了實處。
宋朝實行“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對兩宋三百多年的政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理解這一國策，是理解宋朝政治的一把鑰匙。
士大夫的階級本性
要分析宋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的意義，必須分析士大夫這個階層的本性。
士大夫是經過正當的程式從底層選拔上來的精英人物，這個特點使得他們這個階層具有如下特點：
一、他們受過系統的良好的教育，忠君思想濃厚。在中國歷史上，有外戚、女主、武臣、宦官、宗室纂位，但卻沒有士大夫纂位。
二、他們對王室感恩戴德。因為他們原來在社會的底層，能進入朝廷完全靠王室的提拔，因而他們自然對王室感恩戴德。
三、他們來自底層，沒有強有力的政治勢力背景，一旦朝廷將他們罷官，影響力就急劇消失，沒有尾大不掉之虞。
四、他們具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和國家治理能力。
宋朝的政治：君子政治
古代能夠對國家產生影響的政治力量群體依次有：士大夫、宦官、后妃、外戚、宗室、武臣。從個體來講，每一個群體裡面都有正直之人，也都有奸佞之人。但從群體來講，士大夫群體 在歷史上起的作用絕大多數是正面的，而宦官、后妃、外戚、宗室、武臣起的作用絕大多數是負面的。箇中原因是因為士大夫是經過正當的程式從底層選拔上來的精英人物，無論是素質還是氣節、品德都還是比較強的，而宦官、后妃、外戚、宗室都是依靠裙帶關係登上歷史舞臺的，雖然其中也有優秀的人才，但就總體而言，素質低下，品德敗壞，無氣節可言，同時他們自恃有皇帝撐腰，所以往往為非作歹、無惡不作。其中尤其是宦官，生理殘缺而導致心理陰暗，所以宦官專權往往是最黑暗的時代。而武臣則因為掌握著軍隊，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導致藩鎮割據。
而在宋朝，各種曾經在歷史上風光一時的政治勢力如宦官、武臣、外戚、后妃、宗室都已經風光不再，只剩下士大夫勢力一枝獨秀，加之宋太祖有不殺士大夫的誓碑，所以使得政治鬥爭也不再像以前一樣充滿血腥氣，所以就總體而言，宋朝的政治是君子政治，是歷史上難得一見的清明時期。
雖然說宋朝計程車大夫中也有小人，但從總體上說，小人的勢力很難壓住君子的正氣，在北宋一朝尤其如此，而南宋即使在如秦檜專權之時，也有正直之士對他進行抨擊，所獲之罪也最多就是流放嶺南。並且即使是專權的權臣，其囂張程度也遠比不上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的權臣可以手握生殺予奪之大權，更不象明朝的太監竟然能罰滿朝文武下跪。
而至於宋朝政治家的君子風度，例子則不勝列舉，如范仲淹多次激烈抨擊呂夷簡，但呂夷簡仍然提拔范仲淹；而王安石和司馬光之間的政爭更是出於對國家利益的爭論，不夾雜著私利，所以雖然激烈但卻充滿君子之風。這樣的例子翻開宋史隨處可見。
宋儒氣象：先憂後樂
宋朝確定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後，士大夫進入了歷史的黃金時期。可以說，歷史發展到宋朝，中國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才真正成為現實，“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社會見慣不怪的現象。
因為朝廷的信任，也因為士大夫的階級本性，所以宋朝計程車大夫們呈現出一種與以往朝代士大夫截然不同的精神風貌。
以往朝代的精神風貌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宋朝士大夫的精神風貌則變成“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們以一種高度的責任感關注著天下蒼生的福址和朝廷的安寧。而作為王室來說，當然欣賞這種對朝廷的感恩戴德之後的忠勇奮發，所以也不斷地提拔和獎勵這種精神。
所以在宋朝，士大夫對王室的認同感最強。他們總是小心翼翼地關注著王室的穩定和安寧，對纂位的行為甚至哪怕是企圖都不能容忍。正因為如此，在金國滅掉北宋以後，並無特殊才能和功績的趙構成為眾望所歸的領袖，而被脅迫纂位的張邦昌雖然能得到皇帝的原諒，但卻為輿論所不容，所以最後仍被處死。在南宋雖然出了很多權臣，但沒有權臣的勢力強大到可以取代皇帝的地步，不管什麼時候，皇帝都是最高統治者。南宋被蒙古所滅之後，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等一大批朝臣仍在為復興宋室而努力，這是?朝的大臣又是最大膽的，他們敢於公開抵制皇帝不合理的要求。例如李沆將真宗要求進封皇妃的詔書當著宦官的面燒燬，包拯多次要求仁宗收回對愛妃伯父的任命，御史鞠永公開說如果劉後敢任命錢惟演為相，他就在朝廷上撕毀詔書，南宋寧宗時朝臣常常激憤於事不出中書，是為亂政。
不是唐朝應該是宋朝.宋朝GDP可是碾壓當時全世界的
宋朝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朝代，它的經濟達到了中國傳統社會的頂峰~遠遠超越了漢唐，明清二代也僅僅重複這宋朝的狀況而沒有超越。
一、杯灑釋兵權。節度使強權導致唐代滅亡。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將主要將領，都封為節度使，但太祖的節度使是官位虛職，意思是隻拿錢不管事，而且薪俸很高，讓這些手握兵權、從戰爭中殺出來的優秀將領，徹底做富翁去了。再提拔些年輕的、資歷淺的上來。在開國之初，面對強敵時就削弱了戰鬥力，這不能不說是很遺憾了。
當然，雄才大略如宋太祖，自然是明白這一點。但他仍這樣飾處心積慮地安排，自有他的考慮。唐代在最鼎盛的時候，積軍、政、財權如一身的節度使起兵造反，這就是長達十年的安史之亂，之後，五代十國，更是造反紛紛，短短几十年，武將們造反稱帝的人實在太多了，中國殘破不堪。
這樣血的教訓，宋太祖以溫和的辦法，杯灑釋兵權，將節度使變成一個虛職，消除了那些功勳們作亂的可能，這又是當時時代不能不說是比較好的選擇。
二、設驅密院為軍事最高機關，管部隊調動；設三衙管部隊日常訓練；將領由皇帝臨時指定；徹底分權，兵不知將，將不識兵，自然戰鬥力就大為減弱；好處，將領們想造反是難上加難。
三、募兵制。發生天災時，擇災民、罪犯等為兵，一直到60歲才退役。簡單試想一下，在部隊當30－40年兵，不說身體原因，精神狀態就可想而知了，這樣的兵能打仗嗎？當做不能，那怎麼辦，就只有不斷募兵。倒仁宗時，部隊由開國之初二十萬到了一百二十萬，軍費開支佔朝庭收入幾達六分之五。這就是“冗兵”問題。
四、冗官。宋朝是最重視讀書人的。科舉先士的人最多，只要考上了，就都是官了，而且還是真正的高新。但天下職位有限，考上的人多，怎麼辦？朝庭養起來。宋朝官和職分開，多大的官，就拿多少錢，比如節度使最高。但官不代表職權，就象現在的職稱一樣。只有差遣，才有職權，比如知xx州等，職位有限，當官的人多，到神宗時，十個官裡可能就有七八個官只拿錢不做事。
好處就是一大批文人，日子過得很滋潤，宋朝又有祖訓，不能殺士大夫，所以也過得很自由，導致文化空前發達，甚至有幾項了不起的發明創造。
五、制度。宋朝基本上可以說沒有真正的地方官。路、州、府、軍、縣，都由朝庭直接派遣，三年一換，所以說還是中央的官，只是臨時負責地方，就象現在的“掛職”，如果算上路途的時間，三年實在是太等了；以府為例，臨時地方官有知府、通判、轉運使等管行政、刑法、財政等，中央集中幾乎所有的稅收，實現分權，互相監督，其它制度大體都是以分權為本。
這樣的制度效率低，急功近利，毛病太多，特別是地方政府虛弱，外敵入侵時，只要拿下首都及可。好處當然是地方想造反，基本上不可能。
六、地理，燕雲十六州在遼國的手上，開封之北全是平原，遼國鐵騎幾日就可殺到黃河邊，宋朝無地利。遼國隨時開打，主動權在遼國，這就是為什麼宋朝在軍事上佔優時還是簽下了“潭淵之盟”，每年進貢50萬。
七、無馬。中國只有河套地區和熱河、東北、工蒙一帶適合養馬，這三處地方都淪落敵手，所以宋朝騎兵少且弱，基本沒有進攻能力。
八 無錢。冗兵、冗官，宗室增多，基本上消耗了財政收入，加上戰事常有，駐守部隊一年一換防區，更是入不甫出，想打仗沒有錢。
九。王安石變法。變法不以說不先進，王安石不能說沒有能力，變法後，國庫確實增加了許多，可也是釜底抽薪，富了國家，窮了人民。司馬光說多好，錢是一定的，國庫增加了，老百姓就沒有錢了。確實有道理，當時的生產條件，短時間可能透過拓展生產，加快流通來增加財富，因此，一定意義上講，生產總值是一定的，當然就是國家富了，人民就窮了。
十、重文抑武。
還有很多原因，打字太慢，不說了。
結果就是，以童貫（有本事的太監將領呵）領兵20萬，進攻被金國打得抱頭鼠竄的遼國，遼國拚湊了二萬部隊，打得宋軍20部隊幾乎全軍覆沒；遼國的都城被金國打下以後，宋朝又想沾一點便宜，派遣十五萬禁軍，遼國怕了，前來求和，宋朝當然不答應了。遼國沒辦法，又拚湊了一萬部隊應戰，結果又打得宋軍大敗，宋軍只好求金國來幫忙，金國三下五除二就消滅了遼軍，並且有一個另處的收穫，原來心目中的天朝上國是一隻紙考老虎呵，好，我就打這一頭肥豬，非常輕鬆地幹掉了北宋。
宋朝是積貧積弱的，同時又是文化昌盛的。
在傳統觀點中，宋朝卻一直被認為是一個積貧積弱的王朝，郭教授認為產生這種觀點的原因主要有在於：第一是“守內虛外”的政策和外患國勢的影響，宋朝缺乏漢唐時期強盛的對外擴張氣勢，對內嚴格防範卻疏於外防，又加上長期處於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的侵犯之下，而不得不採取和議措施來換取短暫的安定；第二，“上行下行”階段說的影響??“下行”階段，使得人們在較長時間內一直誤以為宋朝是貧弱不堪的。
郭教授在指出傳統觀點產生原因的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就綜合國力而言，宋朝雖然算不上中國古代最強盛的國家，但卻是中國古代史上文明最昌盛、最輝煌的時期。對於這一觀點，郭教授從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述。
從物質文明角度來看，宋朝較前代有了重大進步：農業單產量和土地利用率都有所提高；手工業中的冶金業和紡織業發達，出現了“煤鐵革命”，並且還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製造工廠和加工工廠；商業上，出現了“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產生了最早的紙幣；科技上，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中有三項是在宋代發明或得以改進的。
從精神文明角度來看，以理學為代表的新儒學更加思辯化、哲理化，出現了大批哲學家和理學家；教育更加發達，而且教育的平民化進一步加強；產生於民間的詞逐漸雅化，併產生了大批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詞人，在完成由“下里巴人”向“陽春白雪”演變過程的同時，也奠定了其在中國文學史山的地位；史學的發展更加興盛，出現了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一批史學家和以《資治通鑑》為代表的史學鉅著，同時還首創了編年體史書體例；繪畫和書法的審美觀念逐漸發生變化，由唐朝時期的“尚法”轉為“尚神”；反映市民生活的文學作品形式話本出現，並開了明清白話小說發展的先河。
從制度文明角度來看，宋朝是制度建設成熟的時期，政治運作更加文明化、理性化，更加重視以文治國，厚待文人，保護進言；宰相權力資源分化，無文臣、武將、后妃、外戚、宦官擅權專政。
宋代可能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讓人感到困惑的朝代：它被認為積貧積弱卻在強敵環拱之下維持了三百餘年，甚至在歷史上最強悍的蒙古鐵騎面前也有諸多出色的表現；在那個時代產生了歷史上最傑出的文學家、藝術家和哲學家、科學家，以至有歷史學家將其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但其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卻沒有產生類似西方“文藝復興”的效果；它的開國君主制定了最開明的政策：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但在這個朝代發生了歷史上最令人痛心的冤案：冤殺岳飛；這個朝代之前的時期被認為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這個朝代之後的時期被認為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恥辱的朝代，以至許多人認為它應該對後來的恥辱負責；它是一個讓本民族的人備感恥辱，但卻讓外民族的人備感羨慕和讚譽的朝代……正因為種種的撲朔迷離，所以人們對它的評價也最南轅北轍：明朝以後的大多數歷史學家對它持批評態度，但王夫之認為它“鬱郁乎文哉”，並且北宋的前中期都是可以和“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媲美的“治世”；陳寅恪認為“華夏文明歷數千載演進，盛極於趙宋之世，其後勢衰，終必復振。”鄧廣銘認為“無論是精神文明還是物質文明，宋朝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絕後的。”而國際上的漢學界則對宋朝的評價更是超越了漢唐：“東方的文藝復興”、“最偉大的時代”、“最令人激動的時代”。
其實，研究宋朝不僅可以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而且有助於理解元朝以後中華民族的歷史走向以及探索今天的民族復興之路。
宋朝的國策：和士大夫共治天下
選擇什麼樣的人才來治理天下？這是每一個奪取天下以後的開國君主面臨的首要問題。古代的思想家們總結了各種人才的經驗教訓，提出了“唯才是舉”“唯賢是舉”的用人策略，告戒統治者要以“才”“賢”為標準選拔人才治理天下，但古代的政治體制是皇權至上，所以碰上一個英明的君主，能夠舉用賢才治理天下。（即便是英明的君主，也有因為過分信任宗室而給國家帶來禍亂，如漢高祖劉邦因為大封宗室而導致“吳楚七國之亂”）但如果碰上一個昏君，則各種小人會乘機佔據高位。而宦官、外戚、后妃、宗室因為離皇帝近，所以往往更容易竊取高位，專政擅權。而軍人則因為有實力，往往也容易割據一方，禍亂國家。
在漢朝、唐朝的時代，既有“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盛世，但更有極為黑暗的時代，宦官、外戚、后妃、宗室、武臣各種勢力禍亂一時，給政權和社會造成極大的危害，甚至危及皇權的統治。
宋朝的開國君主宋太祖、宋太宗在深刻地反思了前朝的教訓之後，作出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決策，並將這決策上升為國策。
宋太祖、宋太宗為了保證士大夫的“共治”地位，採取瞭如下措施：
一、密立誓碑。宋太祖曾在宮中立碑：“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否則，將遭天譴。這條誓言奇蹟般地被宋朝歷代帝王所遵守。這條誓言的意義在於為士大夫參政提供了寬鬆的環境和安全的保證，所以宋朝計程車大夫自覺意識高漲，參政意識特別強。同時宋朝的大臣也是最敢於管事的：他們敢於公開抵制掌握實權的皇太后的非分行為，敢於管理宮中的一切事物，甚至敢於抵制皇帝的不合理的要求。這樣，杜絕了各種其他勢力插手政治的可能。
二、尊崇士大夫。宋朝採取了各種措施尊崇士大夫以及加強他們的自豪感。例如讓宰相上朝時站在親王的前面，在東華門外“唱狀元”，在啟蒙書中開宗明義地講：“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種種措施使得士大夫們在其他各種皇親國戚面前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自信。例如劉太后專政時曾想以美差拉攏高階官員，但這些官員大都保持了一種清高的姿態，主動地和劉太后保持了一定的距離。
三、兩宋大多數帝王主動地抑制了皇親國戚干政的慾望。
由於種種合理的措施的施行，使得“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決策落到了實處。
宋朝實行“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對兩宋三百多年的政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理解這一國策，是理解宋朝政治的一把鑰匙。
士大夫的階級本性
要分析宋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的意義，必須分析士大夫這個階層的本性。
士大夫是經過正當的程式從底層選拔上來的精英人物，這個特點使得他們這個階層具有如下特點：
一、他們受過系統的良好的教育，忠君思想濃厚。在中國歷史上，有外戚、女主、武臣、宦官、宗室纂位，但卻沒有士大夫纂位。
二、他們對王室感恩戴德。因為他們原來在社會的底層，能進入朝廷完全靠王室的提拔，因而他們自然對王室感恩戴德。
三、他們來自底層，沒有強有力的政治勢力背景，一旦朝廷將他們罷官，影響力就急劇消失，沒有尾大不掉之虞。
四、他們具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和國家治理能力。
宋朝的政治：君子政治
古代能夠對國家產生影響的政治力量群體依次有：士大夫、宦官、后妃、外戚、宗室、武臣。從個體來講，每一個群體裡面都有正直之人，也都有奸佞之人。但從群體來講，士大夫群體 在歷史上起的作用絕大多數是正面的，而宦官、后妃、外戚、宗室、武臣起的作用絕大多數是負面的。箇中原因是因為士大夫是經過正當的程式從底層選拔上來的精英人物，無論是素質還是氣節、品德都還是比較強的，而宦官、后妃、外戚、宗室都是依靠裙帶關係登上歷史舞臺的，雖然其中也有優秀的人才，但就總體而言，素質低下，品德敗壞，無氣節可言，同時他們自恃有皇帝撐腰，所以往往為非作歹、無惡不作。其中尤其是宦官，生理殘缺而導致心理陰暗，所以宦官專權往往是最黑暗的時代。而武臣則因為掌握著軍隊，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導致藩鎮割據。
而在宋朝，各種曾經在歷史上風光一時的政治勢力如宦官、武臣、外戚、后妃、宗室都已經風光不再，只剩下士大夫勢力一枝獨秀，加之宋太祖有不殺士大夫的誓碑，所以使得政治鬥爭也不再像以前一樣充滿血腥氣，所以就總體而言，宋朝的政治是君子政治，是歷史上難得一見的清明時期。
雖然說宋朝計程車大夫中也有小人，但從總體上說，小人的勢力很難壓住君子的正氣，在北宋一朝尤其如此，而南宋即使在如秦檜專權之時，也有正直之士對他進行抨擊，所獲之罪也最多就是流放嶺南。並且即使是專權的權臣，其囂張程度也遠比不上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的權臣可以手握生殺予奪之大權，更不象明朝的太監竟然能罰滿朝文武下跪。
而至於宋朝政治家的君子風度，例子則不勝列舉，如范仲淹多次激烈抨擊呂夷簡，但呂夷簡仍然提拔范仲淹；而王安石和司馬光之間的政爭更是出於對國家利益的爭論，不夾雜著私利，所以雖然激烈但卻充滿君子之風。這樣的例子翻開宋史隨處可見。
宋儒氣象：先憂後樂
宋朝確定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後，士大夫進入了歷史的黃金時期。可以說，歷史發展到宋朝，中國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才真正成為現實，“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社會見慣不怪的現象。
因為朝廷的信任，也因為士大夫的階級本性，所以宋朝計程車大夫們呈現出一種與以往朝代士大夫截然不同的精神風貌。
以往朝代的精神風貌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宋朝士大夫的精神風貌則變成“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們以一種高度的責任感關注著天下蒼生的福址和朝廷的安寧。而作為王室來說，當然欣賞這種對朝廷的感恩戴德之後的忠勇奮發，所以也不斷地提拔和獎勵這種精神。
所以在宋朝，士大夫對王室的認同感最強。他們總是小心翼翼地關注著王室的穩定和安寧，對纂位的行為甚至哪怕是企圖都不能容忍。正因為如此，在金國滅掉北宋以後，並無特殊才能和功績的趙構成為眾望所歸的領袖，而被脅迫纂位的張邦昌雖然能得到皇帝的原諒，但卻為輿論所不容，所以最後仍被處死。在南宋雖然出了很多權臣，但沒有權臣的勢力強大到可以取代皇帝的地步，不管什麼時候，皇帝都是最高統治者。南宋被蒙古所滅之後，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等一大批朝臣仍在為復興宋室而努力，這是?朝的大臣又是最大膽的，他們敢於公開抵制皇帝不合理的要求。例如李沆將真宗要求進封皇妃的詔書當著宦官的面燒燬，包拯多次要求仁宗收回對愛妃伯父的任命，御史鞠永公開說如果劉後敢任命錢惟演為相，他就在朝廷上撕毀詔書，南宋寧宗時朝臣常常激憤於事不出中書，是為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