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東林黨之禍，借探春之口來說：“可知我們這樣的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就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很多人把明朝滅國之禍推給外守的戰將和在內的宦官，豈不知，東林黨人“空談誤國”，其禍不下於宦官之亂。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不可否認，他們有力圖革新朝政、反對統治集團中最反動腐朽勢力的進步作用。但他們裹著諷議朝政，廉潔奉公的外衣，行著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排擠非東林黨人之實；使原來的閣部之爭和門戶之爭逐漸演變為黨派鬥爭，無視即將國破家亡的危機，內鬥不止。

明熹宗，就是那個重用魏忠賢的木匠皇帝。千萬別以為這個皇帝昏庸無知，他任用魏忠賢為首的宦官集團，也是因為東林黨黨同伐異，感受到了皇權受到威脅。而太監是和皇帝利益最一致的一批人，他們幾乎只能依附皇帝而生，所以明熹宗任用魏忠賢太監集團來和東林黨來抗爭。

結果可想而知，魏忠賢沒幹太多好事，代表著輿論的東林黨人趁崇禎帝即位，清除魏忠賢勢力之機，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貿易稅、礦稅、鹽稅、茶葉稅等稅種的稅負，使得明末的財政收入來源更加單一。而明末連年天災，百姓食不果腹，全國到處爆發農民起義，明朝的賦稅從百姓身上根本沒辦法收取。東林黨人還對此視而不見，對徵款賑災行為還極力阻撓。

崇禎在位17年，任用的都是東林黨人，親身經歷了他們爭權奪利，阻礙議和。崇禎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密旨收魏忠賢的遺骸厚葬於碧雲寺。崇禎上吊前講：“諸臣誤朕”“文臣人人可殺”，可見當時東林黨人的主張有直接把水深火熱的大明朝推入火坑的嫌疑。

想起明熹宗在臨死前曾專門叮囑崇禎說，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還是他看的明白。如果崇禎繼續用魏忠賢來制衡東林黨人，幾千萬白銀不會被李自成搜刮，魏忠賢會刮來充作國庫軍餉。後金議和，鎮壓安撫農民起義，也許明朝就不會有這麼悲傷的結局了。我是專注歷史原創的如是。關注歷史，關注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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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很簡單，東林黨不是什麼政黨他是個宗教團體，準確的說是個邪教，是理學邪教在明朝的馬甲。這就要說下這個邪教從司馬光創立所遵循的教義是什麼，和在這個歷史時期邪教必須要做的又是什麼了。

理學邪教是儒學的付骨之蛆，打著儒學的牌子行的是邪教的實質，宗教和學派最核心的區別是一個自創立之初就無法修改一個需要吸收新鮮知識從而充實和發展自我。理學邪教把儒學經典上的治國理念搬到自己的教義裡，定義成了不可更改的聖經，誰要改那他就是異端，是異教徒，要口誅筆伐，要他死無葬身之地！請參考中期改革者，王安石，張居正，李鴻章。這些人還是體制內的而且他們的改革只是隔靴搔癢式的改革都被罵成狗，體制外的萬曆改革，魏忠賢改革更是嗤之以鼻。那這個不容觸碰的核心教義是什麼？我認為是井田制，國家把人口和土地結合起來形成勞動成果，從而形成稅收。這也是中國能夠分久必合，迅速恢復生產的根本原因。但是這個制度只適應於人少地多的國家建立初期，隨著和平的到來，人口爆炸，明朝從2到3千萬人口到中期已經到了1個多快兩億。而土地的供給跟不上人口的增長，同樣的一個家庭從建國初期的十幾二十畝地在不斷的分家過程中(那時沒計劃生育）一個家庭也就幾畝地了。維持溫飽都可能有問題，更別說稅收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該怎麼辦，萬曆給了正確答案，透過關稅，商業稅和礦稅彌補。但是這東林黨是邪教，他怎麼可以讓你做出違背教義的事呢！萬曆一死全都擰回來。但是國家還是沒錢啊，怎麼辦？教義不能動那就只有殺人了，把華人口重新降到2到3千萬，他們就可以再次透過行之有效的井田制蠱惑老百姓信他們。辦法有了，如果執行，殺人無非就是瘟疫，天災，戰爭。前兩個不好控制，只有戰爭好控制。自己不動手那就讓外族來殺。這也就是滿清入主中原。他們只要攪混水，殘害忠良，把自己偽裝好就行了。

明末黨政是加速明朝滅亡的一支催化劑，這個已經是歷史共識，沒有什麼爭議的。而在明末黨爭中，一直活躍著東林黨的身影，可以說自萬曆後期開始，就一直把持朝政。他們代表的是東南大地主大商業主的利益，而且據史料記載，許多東林黨人家族本身也是大地主或者大商業主或者二者兼有。因此他們在萬曆中興之後，就開始瘋狂對張居正時期的新政進行反撲，盡數割除已經實行了多年對朝廷經濟和軍事政治起到振興作用的政策。這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反對朝廷的一條鞭法，因為這些人大部分藏匿大量土地不納稅，反對對大商業主徵稅，拿祖宗制度和所謂百姓辛苦做盾牌，拒不履行地方職責。

東林黨在朝廷內外掀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黨派紛爭，不但對別的黨派，對宦官集團下手，自己人也斗的不亦樂乎，直接導致朝廷稅賦收不上來，百姓賑災錢糧沒有著落，軍費拖欠，將官不和，結果就是北方百姓紛紛揭竿而起，遼東戰事連年失利，內憂外患。這場黨爭甚至一直延續到清朝初期，東林黨的降官降將們仍舊不忘爭鬥，因此清朝歷代皇帝對於黨爭戒備森嚴，為此不惜殺掉許多大臣，才解決了黨爭幾十年。

崇禎時期，東林黨人並未得勢，基本上處於被打壓的地位，著名的東林黨人有的被下獄，有的甚至被凌遲處死，比如，崇禎時期著名的東林黨文人鄭曼就被誣陷而遭千刀萬剮。錢龍錫是東林黨人，由於閹黨分子報復錢龍錫，使得袁崇煥由於多種原因被凌遲處死。周延儒是東林黨和復社的人花幾萬兩白銀資助得以復出，周延儒使得明朝的內患，有所減輕，被時人稱為救時之相。但周延儒提拔了馬士英，因此周延儒和馬士英被列入明史有明一代六大奸臣。

馮銓，是著名的閹黨分子，出資100000兩白銀給皇太極進攻明朝，是不折不扣的大漢奸。後來，他主持編寫了明史，為後來為洗白馬士英起了很大作用。客觀的講，清朝皇帝，不願多提馬士英在滅亡明朝中的作用，就是因為清朝天下得來太容易，而殺戮太多。

在清朝人編寫的明史中，雖然也將馬士英列入奸臣傳，與著名的奸臣嚴嵩和周延儒放在一起，並列有明一代六大奸臣。但對他投降清朝的事蹟沒有著重詳細介紹，實際上同時代的大量文獻中，都可以看到馬士英，把當時的南明最高領導人朱以海捉住看押起來，派他的心腹來監看，由於心腹大將生病，朱以海意外逃脫。如此明顯的背叛，豈能說成是晚節不虧？

明朝在崇禎手上意外突然死亡，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天災。李自成進入北京後，情況跟唐朝末年的情況非常接近。但唐朝末年的情況是黃巢起義軍佔領了包括廣東在內的廣大華南地區，但黃巢本身並不是一個能成大事的，有點類似於李自成的情況。在200年前的明英宗曾經被瓦剌軍隊俘虜，但在於謙的帶領下，明朝又堅持了200年。當時的人們似乎把馬士英也當成了于謙再世，結果卻大失所望。

透過明末清初的古籍，可以知道，清兵之所以能夠那麼順利的渡過長江，其實是馬士英造成。個人感覺當今世界，對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越來越鼓勵，這將從根本上扼殺知識創新，從歷史上看，以史為鑑，眾所周知，就在清兵渡過長江後不久，多爾袞下達了全民剃髮令，但清兵是如何渡過長江的？根據明朝史書《明季南略》和《南渡錄》的記載，渡江當日，清兵聲東擊西。從七里港趁著大霧渡過了長江，渡到一大半的時候，南明軍隊才發現清兵，隊形大亂，清兵趁機渡過長江。乍一看似乎是大霧惹的禍，可謂天不助大明。仔細一想，其實很有問題，長江大霧是經常有的現象，真正的原因是“七里港警報寂然”，就是偵察兵都被打怕了關怕了，原來在幾天前就在七里港，馬士英把前來報警的偵察兵抓起來捆起來，痛打一頓；重賞那些吹牛逼的，使得沒有人再敢來報警，於是七里港從此無人報警，上演了一出真實版的花剌子模信使故事，這使得南明政權從此成了瞎子和聾子，真是害人不淺。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靠著長江天險守住了半壁江山的政權，實在是太多了。沒有哪一個崩潰的如此的快，難道，東晉和南宋的時候，上百年都難得遇一次大霧?馬士英在七里港上演的，才是真正的花剌子模信使故事，比傳說中的真實多了。

鄭芝龍和方國安，都是馬士英的好朋友。馬士英在潞王政權覆滅以後，在清軍的追擊之下，潰不成軍。馬士英聯絡降將張存仁，企圖投降清朝但對方不接收。於是透過馬士英的私人關係，在一幫包括方國安、鄭芝龍在內的死黨的幫助下，馬士英得以進入方國安帳下，方國安的部隊是南明軍隊的主要支柱，方國安手下有超過10萬人的部隊，在南明軍隊中最有實力。馬士英在方國安面前大談軍事，然後說當年弘光政權的覆滅都是阮大鋮惹的禍，吹完之後，卻跟阮大鋮依然情同手足。然後唆使方國安攻擊友鄰的部隊，使得南明的抗清部隊要麼無糧草供應，要麼在方國安的攻擊下潰不成軍，閩浙道路中斷，南明軍隊的抗清事業從此基本瓦解。然後馬士英扣押了魯監國朱以海，準備以此獻給清朝，作為將來在清朝晉升的階梯，馬士英阻斷前來營救的張國維，橋墩上刻下十個大字。但被馬士英派去的心腹大將忽然生病了，朱以海登舟入海。方國安阮大鋮後來都投降了清朝，不久後跟馬士英一起被清朝殺死。鄭芝龍後來也投降了清朝。

據史書記載，馬士英之所以能在明末的大環境下飛黃騰達，根本不是有什麼過人的能力，而是他非常善於交結權貴，他之所以在第一次當縣令的時候就被彈劾，就是因為用公款交結權貴，馬士英非常善於拉攏很多狐朋狗友，這才使得他一再飛黃騰達，並且在搞垮了幾個南明政權之後，別人仍然動不了它一根毫毛。馬士英扣押了朱以海，作為投降清朝的政治資本，併為將來在清朝的晉升做好準備，張國維趕來救援，馬士英和方國安為了阻擋張國維的救援，阻斷石橋，並且在石橋墩上刻下了十個大字：方馬至此止，敵兵向前行。明朝的史書《聖安本紀》、《明季南略》、《續明史紀事本末》等大量的史書中都有相同的記載，並且有刻的石碑為例，不可能當時全國的史學大師們集體睜眼說瞎話，否則只有歷史的虛無了，任何歷史都不能相信。

馬士英，讓南明王朝的福王政權、浙江的魯王政權的主要力量是方國安，但馬士英的唆使使得這支超過10萬不戰而降，並且扣押了魯監國。史書記載，馬士英在逮捕和迫害他人方面絕不手軟、極為強硬，並不計任何後果，但這並不能代表馬士英對大明王朝是忠心耿耿的。馬士英的晚節是這樣，難道謊言說了一千遍就會變成真理？在顧炎武的《聖安本紀》和計六奇的《明季南略》都有記載。我覺得華人不應該那麼賤，連自己的歷史都沒有了，歷史是一個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虛無主義本質上是否定這個民族的存在。馬士英率領軍隊依附於方國安 ，方國安的超過10萬人的軍隊是朱以海南明政權的主力部隊，在馬士英的唆使下，這個超過10萬人的部隊不戰而降，並且扣押了魯監國朱以海，方國安和馬士英準備把魯監國朱以海獻給清朝，作為晉升的階梯。張國維趕來救援，方國安和馬士英率領大軍阻斷石橋，在橋墩上刻下兩行大字：方馬至此止，敵兵往前行。後來，看管魯監國的官員生病了，朱以海逃脫登舟入海。後來馬士英覺得沒抓住朱以海，投降過去也沒多大意思，自己出了家，在浙江的寺廟裡，很快被清軍活捉，後來清軍將他處死。投降過去的阮大鋮、方國安等等，也被清軍殺了降。這個在眾多史料中都有記錄，馬士英並非閹黨分子。這是他最初能夠為廣大東林黨人接受的原因。但他為閹黨翻案，重修《三朝要典》。據《聖安本紀》記錄，有大批的閹黨分子不失晚節，殉國而死。但馬士英絕對不存在殉國的說法。

明末清初的時候，報業十分發達，這使得那個時代的歷史記載比先朝要可信的多。左良玉起兵的主要理由是討伐馬士英，當時左良玉已經無法控制手下，手下都忍無可忍，集體要求舉兵討伐馬士英。當然，從現在的觀點來看，當時左良玉手下的大都是闖王李自成的部下，他們一般不願意跟老領導打仗。據《明史·奸臣傳》記載，左良玉部隊起兵造反，討伐馬士英，在起兵文書上列舉了馬士英的八條罪狀。包括為閹黨重修三朝要典。當了首輔還要獨掌兵權。大肆誣陷迫害他人。以選中宮為名，把最漂亮的女人佔有，剩下的才給朱由崧。腐敗到極品，都督滿街走，職方賤如狗。控制皇帝，招募死士，濫用暴力。還有太子案等等。左良玉手下的，主要是哪些李自成投降的部隊，早已義憤填膺，36員大將聯名造反，如果左良玉再不起兵造反，他們就要自我行動了，左良玉已經控制不住了。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出現計程車大夫群體。明朝中期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社會危機日益加深，政治腐敗，政府管理能力衰微，百姓生活困苦，傳統儒家倫理道德受到挑戰，面對這樣子的社會現狀，明朝部分知識分子呼籲改革弊政、振興社會的聲音，以在東林書院講學的顧憲成和高攀龍為代表，當時反對派將顧憲成等在東林書院講學或者與其有關係的朝臣統稱為東林人士。大多數人認為東林黨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政黨，而是朋黨，即因利益結合恰裡的集團或者派別，大多是為了爭奪權力、排斥異己而結合後起來，從這個定型可以看出來東林黨參與了明朝末年的政治鬥爭，並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內鬥程度。

東林書院

首先，從東林黨人有較強的結黨意識來看，他們認為結黨是歷史所趨，結黨可以在政治對抗中加大自身的政治優勢，這樣子的結黨意識造成了明朝朝野內部不同派別的靠攏，進而對對加劇內鬥時期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顧憲成

其次，從東林黨的政治上主張來看，主要是清議政治和生民關懷，東林黨大都為正人君子，標榜的高尚的道德品質，有著森嚴的門第之間，對君子和小人有著非常嚴苛的界限劃分，不停的抓著非東林黨的弊端，得罪了大批的非東林黨官員，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也紛紛結黨，以籍貫劃分形成了浙黨、昆黨等朋黨，進一步加劇黨派鬥爭。由於東林黨人缺乏實際經驗，生民關懷的主張缺乏可操作性，也沒有有效性，為了單純的反對非東林黨，極力反對明末的撥款賑災。最後，縱觀明朝是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不斷加強的時候，東林黨所有活動都處在整個皇權執行機制下，他們用純粹的儒家道德去反對國家的機器執行，圍繞是否擁立朱常洛為皇太子和晚明三大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的激烈鬥爭，利用京察制度制度爭取參與政事，拼命一味打擊反對派，不計後果。與此同時在皇帝的預設支援下，魏忠賢為首的宦官集團形成了，非東林黨人士甚至與宦官勾結，只為反對迫害東林黨人，這樣激烈的政治內鬥是不可避免的。

東林黨最州以悲劇式的形象失敗了，在看到他們一定程度加劇了明朝內鬥，不可否認的東林黨身上的視死如歸、不畏強暴、致力於挽救社會危機是值得讚賞的。

1.《系統整合與東林黨爭的必然性》，葛荃

2.《倫理政治的內在矛盾與明後期的腐敗──從張居正到魏忠賢》，李伏明

3.《關於東林黨的幾點思考》，夏維中

4.《晚明激烈“黨爭”中的“東林黨”》，張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