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評價周作人，前些年曾見諸報章網路；今已時過境遷，早非熱點問題，有必要再提起嗎？然而，對於喜歡文學瀏覽的讀者群，周作人自有他的位置。

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內出版大家、任《嶽麓書社》總編輯鍾叔河先生在《知堂書話》序裡說過，“至於周作人其人和他整個的學問文章，我是沒有資格來談的，因為知道得實在太少了，雖然他在晚年也跟我有過一些接觸。……我所明白無誤確確實實曉得的，他讀得書多”。鍾老的話值得深思。

由於，周作人出任偽職的原因，解放後極少出版他的書。改開以來，我們對這位魯迅的弟兄才逐漸有所瞭解。周作人在五四時期曾與魯迅齊名，他對文學有多方面的貢獻；是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者，，新文化運動的傑出代表。

魯迅與《西行漫記》作者斯諾談話中認為中國最優秀的散文家把周作人排在第一位。只要你拜讀了周作人的《雨中的人生》等書，在他娓娓道來的敘述中，就會被作者淵博的學識所折服。

另外，在中共先驅李大釗遇害後，周作人不懼白色恐怖，對烈士遺屬多有庇護與照顧。此義舉得到李大釗後人的證實。這在當時也不是一般人容易做到的，值得高度肯定。

總之，人的一生是漫長的，論及其人，宜功是功，過是過。因人廢言，並不足取，也失公允。

《知堂回想錄》是周作人晚年寫的回憶錄，主要是對自己一生的人生軌跡做個回憶和總結，可是惟獨對自己在日軍佔領北平期間變節投敵、出任偽職，種種不光彩行為，基本上採取了迴避的辦法，並把這種迴避稱為“不辯解主義”。

不僅是《知堂回憶錄》，就是在周作人晚期的詩文裡，我們也很難看到一絲一毫的懺悔之意和痛心疾首的靈魂拷問。不但不懺悔，而且還要為自己的行為極力辯解，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八日致鮑耀明的信中說：“關於督辦事，既非脅迫，亦非自動，後來確有費氣力去自己運動的人當然是由日方發動，經過考慮就答應了，因為自己相信比較可靠，對於教育可以比別人出來，少一點反動的行為也。”

在周作人的眼裡，出任華北偽政府的教育督辦是堂而皇之的行為，是為教育為民眾的，早在1945年他所作的自辯狀裡就說過“以湯爾和再三慫恿，始出任偽北京大學教授兼該偽校文學院院長，以為學校可偽學生不偽，政府雖偽，教育不可使偽，參加偽組織之動機完全在於維持教育，抵抗奴化……”云云。

民族興亡國土淪喪沒有激起周作人的志士熱血反而變成了日本侵略者的辯護士，使他永遠被盯在了民族罪人的恥辱柱上，如果僅僅是從倫理道德上來批判周作人的話，那就未免過於簡單化了。

周作人所代表的是一類知識分子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心路歷程，有著自己獨特的思考，在性命面前，並不以投降為恥，“漢奸”“氣節”之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超階級超政治超國家的文化選擇，文化的因素是我們理解周作人的一把鑰匙，誠如舒蕪所說：“不瞭解周作人，就不可能瞭解什麼是真正的中國文化，什麼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和道路。”

周作人，這個中國現代最有名的學者和作家之一，在五四運動中大聲疾呼思想革命，提倡人道主義思想，連續發表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有震撼力的評論，和魯迅、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一起向著吃人的封建禮教衝鋒陷陣，一個思想戰士的形象久久讓人忘懷。

可是那樣一個時代裡，暴力專制恐怖殺戮、自由和民主、傳統與現代，相互交織在一起的時候，對於當時的知識分子來說面臨著一個痛苦的自我嬗變，文化傳統的內在性和現實世界的脅迫，不同的人選擇了不同的道路。

周作人不和魯迅一樣有著戰士的姿態去挑戰世界了，他迴歸了，向傳統文化迴歸了，知命樂天、順時應勢作為自己的人生哲學，在血的時代裡，一個“隱者”誕生了。

1929年末，周作人提出了著名的“閉門讀書論”，在傳統文化的懷抱裡抓住了“苟全姓名於亂世是第一要緊”的命題，“得體地活著”已經開始內化為周作人的一種信仰。面隊歷史，周作人已經感到絕望，在《歷史》一文中指出“天下最殘酷的學問是歷史”，“我讀了中國歷史，對於中國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與希望”。

面隊現實，周作人更是感到恐怖，在《青年脆》一文中指出“近兩年來中國到處是人頭脆，而青年似乎尤其脆得可以”。對著歷史和現實的絕望，周作人只好呆在書齋裡品味著醇厚的苦茶，寫著平和沖淡的小品文，似乎真的做起隱士來。

但是，周作人對文化的興趣一直未變，尤其喜愛古希臘文化和日本文化，試圖尋找一種超越種族、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和人性。以一個獨立文化人的身份研究日本文化和和中國文化，尋找新的文化價值文化體系，從人類和全球的角度出發思考文化，這未嘗不是周作人的一個特色。但是，周作人的文化至上的理論裡卻丟失了自己，喪失了一個華人的民族本性，文化可以無國界，而研究文化的人是有國界的。

周作人曾經倡導“新村主義”自稱“世界民”，更是以日本文化的“親日派”自居，把現實政治中中日之間侵略與被侵略的關係化為文化上互不瞭解的問題，日本的侵略在周作人的眼裡成了“‘非常時’的行動”，在日本的佔領與暴政之下卻要體會“明確地看明白日本與中國畢竟同是亞細亞人，興衰福禍目前雖是不同，究竟的命運還是一致”。周作人的文化觀已經是有意無意的為日本侵略者做理論上的美化了，這無疑是走向漢奸的一種文化自覺。

周作人的文化自覺不僅僅是一個日本文化的吹鼓手，在現實裡早有徵兆，從1935年3月開始，熱心地為秦檜翻案，說“秦檜有大志……故力主和，以在‘和’中圖自強”，對史可法文天祥的氣節提出異議“我們對於他們應當表示欽敬，但是我們不必去學他，也不能算是我們的模範。”“徒有氣節而無事功，有時亦足以誤國殃民，不可不知。”

在中日戰爭一觸即發的情況下，周作人認為“明季的情形已經夠像了，何必多扮一個幾社復社人去湊熱鬧。”民族失敗主義的陰影早已罩在了周作人的心頭，既然中國必敗，又何必做史可法去殉道呢？做文天祥可能誤國殃民，去做秦檜也未嘗不是救國救民，周作人的心理實際上早已做了選擇，當郭沫若力勸南下時聲稱：“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可是周作人放棄了他對時代對歷史對民族的責任，一步步走向了漢奸，當了漢奸以後吹捧汪精衛“挺身犯難，忍辱負重”，“蓋可知其偉大，稱之為菩薩行正無不可也”，自然是漢奸惜漢奸之語。

當漢奸以前，周作人說過“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張”還不失為文化人的天真和個性，當了漢奸以後的周作人就喪失了一個文化人的獨立和身份，而是開始扮演一個偽教育督辦的官吏角色。

文化已成為周作人自欺欺人的安慰劑，一方面對於青年學生被日本逮捕夜半捱打哭號之聲裝聾作啞，一方面卻大談什麼儒家人本主義，把太平洋侵略戰爭說成是“出自於儒家‘己飢己溺’與‘民胞物與’的精神”,用儒學為侵略者貼金以獲得一種所謂的道義感，當然這是一種充滿虛偽和偽善的道義感。

錢理群教授說：“周作人野心勃勃地想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封建傳統文化作為大東亞文化的“中心”，說不定還做著“同化”日本文化的美夢。” “把靈魂賣給魔鬼的，據說成了沒了影子的人；把靈魂獻給上帝的，反正也相差無幾”，這是周作人寫給左翼文人的，沒想到自己成了把靈魂賣給魔鬼的人，但是周作人自己可能不這樣認為，對自己的漢奸角色一生都不懺悔。

我們懷念一個思想家的周作人，我們欣賞一個文學家的周作人，我們痛恨一個漢奸的周作人。集多種角色與一身的周作人，要讀懂他確實不那麼容易。

周作人是一個飽受爭議的人物。

單從文學藝術這一層面來說，他的成就還是挺大的，這無可厚非。但是作為一個"人"的層面去談他，這就不太好評價了，因為他還有一個不太光彩的頭銜："漢奸"。這真的很難想象，魯迅是那麼一個正直、剛烈的人，一生都在為了廣大的人民大眾而戰鬥，而他的親弟弟竟然會是一個漢奸。說到這，就還有一件事要提，就是他們兄弟失和之事。這一切都跟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莫大的關係。

周作人曾留學日本，並娶了日本人羽太信子為妻。而他的妻子羽太信子並非善茬，平時氣焰囂張且揮金如土。周作人這人又十分軟弱，沒有立場，因為羽太信子在中間作祟，才使兄弟二人失和。這些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確切的證據的，請看以下三條：

1、據魯迅好友許壽裳的回憶，羽太信子患有間歇性歇斯底里症，整個人都很狂躁。這人強勢，起先的確做事得力，井井有條，可經不住她由勤變作。而周作人這傢伙又耳根子軟，對羽太信子唯命是從。

2、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也曾說過：因為那時日本帝國主義正在氣焰囂張的時候，北京又有日本使館，她便倚勢凌人，越發厲害，儼然以一個侵略者的面目出現了。事事請教日本人，常和日本使館有著聯絡。魯迅被趕走後，一有什麼風聲鶴唳，她就在門前扯起日本旗，改周宅為羽太寓。

3、周建人的回憶：他（周作人）卻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著要他到日本使館去講話。平日裡，一講起日本，總是趾高氣揚，盛氣凌人；講到支那，都是卑賤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穩地讀書寫字，對一切都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逆來順受。

房屋糾紛

八道灣這一出大院，是三進院落，魯迅花了幾千塊大洋買的。但是主持家政的卻是二弟媳婦，可能一方面是因為他與原配夫人朱安並無感情，朱便難當大任，而是魯迅 對自己的兄弟照顧有佳，便由著弟媳當家了。

羽太信子揮霍無度，家中有管家齊坤，還有王鶴拓及燒飯司務、東洋車伕、打雜採購的男僕數人，還有李媽、小李媽等收拾房間、洗衣、看孩子等女僕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經常心血來潮，有時飯菜燒好，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一桌飯菜退回廚房，廚房裡趕緊另包餃子……魯迅曾經說："我的錢是用黃包車拉進來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車送出去"所以他覺得我自己拼命做，但是總是不能滿足要求。其實魯迅兄弟倆當時賺的錢是很多的，是普通家庭的數百倍，當時金山銀山也受不了揮霍無度，竟至於日常生活捉襟見肘，實在是不堪說。

於是魯迅經常奉勸羽太信子:"花錢要有節制，也得想想將來。"這便引起她的不快來了，讓她心下決定把魯迅趕走。起初周作人也做了一些反抗，但是性格太軟，拗不過她老婆，於是在兄弟與妻子之間，選擇了妻子："要天天創造新生活，則只好權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於是才有了1923年7月14日糾紛之事，羽太信子造謠說魯迅調戲他，並且偷看她洗澡，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更可笑的是周作人因此寫了這封絕交信：

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這下魯迅兄弟是完全的決裂了，8月2號，魯迅搬走，魯老太太，也跟著魯迅搬出去了，住的是磚塔衚衕。這之後魯迅便大病了一場，這是由於他內心的失望。

"漢奸"之名的緣由

魯迅搬走後，周作人並沒有如願過上安靜的生活，而是成為了"羽太信子唯一的奴隸"。羽太信子的妹妹、父母、弟弟，以及其他親屬，都住北京，因此氣焰囂張，回回與周作人吵架鬧事，都有人助陣，周作人次次落敗，終不敢反抗。

根據周建人的說法，有一回她和周作人吵架，歇斯底里症爆發了。周作人被嚇呆。此時信子親屬助陣，周作人徹底落敗，從那以後，就再也不敢反抗了。而周作人能擔任偽職，也是因為羽太信子的關係，在妻子的暴行下，周作人便受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對華人逐漸失去信心。他擔任偽職的確也有被脅迫的成分，信子常恐嚇他說："你是文職，又不是武職，不需要殺人。"但他擔任了以後，卻如此賣命地工作，一口氣接了三十多個職務，不知道他心裡是怎麼想的。

查閱資料的時候，看到有人給出三個說法:

第一，周作人貪錢，喜歡品質生活，擔任偽職來錢快，來錢多；

第二，周作人不想離開北京，不想搬家；

第三，周作人對華人與日本人的戰鬥沒有任何信心。

從這一系列事情可以看出來，周作人並不是一個好兒子、好兄弟、好丈夫、好國民。他不顧兄長的愛護與辛苦，與他決裂，也沒有很好的贍養母親；對於妻子的惡性，只是一味縱容與忍讓，從不加規勸和制止。而後來在國家困難之際，卻同樣做了惡勢力的幫兇，成為了後人詬病的物件。從這幾點來看，他做人是很失敗的。

拋去道德層面不說，來談談周作人的文學藝術成就。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在散文小品上面，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成熟的散文風格——平和、沖淡。

在早期新文化運動中，他是第一個提出"思想革命"的口號，與兄長一起翻譯外國小說，譯文力顯"異域文術新宗"，被錢玄同贊他的翻譯"卻是開新紀元的"。他也曾是五四文學運動的旗手，他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兩篇文章，構成五四文學的基調，與胡適《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一起，震動了當時文壇，對五四文學同樣做了不可迴避的貢獻。

但是這樣一個先進的文人在1924年卻發生了轉變，說到底還是因為信子的影響。與魯迅失和之後，他的文學方向也發生了轉向，把重點轉向了小品文，推崇的品質即是"平實"。他只把心力放在那些草木蟲魚上，求閒適求美感，求"惜無白粥下微鹽"的文字況味。"由信仰而歸於懷疑"，把一切理想信仰都看作盲從，彷彿為自己找到"理性的隱士"這一最佳身份。他較早確立了"疾虛妄"的核心思想。當他周圍的文人對人世抱以觀察、以同情、以期待的目光，他完全封閉外界，眼界心思都放在了纖毫細微的敏感之上，追求生活的美感與恬淡，難免讓人在纖細之上失去了希望。

周作人的散雜文成就與他的廣泛閱讀也有著很大的關係。如果要把一個東西寫淡，那麼你就必須對這件事物有多個角度的觀察與認識，必須十分了解才能寫"透"而又恰巧能控制力度。文傑若說："解放後周作人為人民文學出版社譯的日本古典作品，從八世紀初的《古事記》、十一世紀的女官清少納言的隨筆《枕草子》、十三世紀的《平家物語》、十四世紀的《日本狂言選》、十八世紀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髮館》，以至本世紀的《石川啄木詩歌集》，時間跨度達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譯起來都揮灑自如，與原作不走樣。最難能可貴的是，不論是哪個時代的作品，他都能夠從中國豐富的語彙中找到合適的字眼加以表達。這充分說明他中外文學造詣之深。

總體來說，周作人的文學成就是不可忽視的，但是在道德層面是來看，他又的確是一個失敗的人。是非功過，都留給後來人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