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是說：文人們利用筆桿子來擾亂國家的法度，而俠客們總使用暴力來違犯國家的禁令。

我們毛主席曾說，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靠兩杆子——槍桿子和筆桿子，槍桿子地下出政權，但槍桿子總歸是沒有靈魂的，而筆桿子可以製造思想，所以說筆桿子底下出政權也是可以的。

既然文筆能執法，那也可以亂法。那麼韓非子為什麼說文人們總是利用杆子擾亂法制呢？

是因為，他認為那些依靠儒術而身居高位的文人，毫無信義可言，他們虛偽、狡詐，卻憑藉權勢就受到稱讚，他們利用手中的筆墨，攪動風雲，使很多富有才華的文人墨客深陷困境。

例如蘇東坡。“烏臺詩案”大家都很熟悉，一封毫無反逆的信被那些身居高位的詭譎文人曲解，並將過分解讀後的文書上書皇帝，蘇東坡立刻就被流放。在中國古代，這樣被誤解冤枉的文人數不勝數。

另一方面，為什麼俠客們總使用暴力來違犯國家的禁令，就要引用餘秋雨先生的話了。他在《行者無疆》一書中寫道：

中華文明的這一大隱脈，就是武俠精神。武俠小說和武俠電影至今爆紅，證明這一隱脈的潛在力量至今猶存。 往往是以家族復仇為起點，各自設定正義理由，行為方式痛快，壯烈，貫穿著對“好漢人格”的崇拜。 但是，這一隱脈在本性上是無視法律的，因此也造成了中華文明和近代社會的嚴重阻隔。無數事實證明，“好漢人格”很容易轉化成“暴力人格”，荼毒社會。

另外，餘秋雨先生還寫道：

很多好漢本來是為了求得一個社會公正而勃然奮起的，結果卻給他人帶來更大的不公正。 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東西方都會有那麼多的江湖恩仇故事，既無視規則又企盼規則，即便盼來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難平。 這是人類很難透過又必須透過的一大精神險關，只有通過了這個精神險關，才能真正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所以我想，這兩段話足以解釋韓非子為何說俠以武犯禁了吧。

站在統治階級的角度來說，文武都不能過份依賴，任何一方如果過度都會產生危害。

這就要講究一種平衡，一方獨大對統治者是不利的，這就是政治。

韓非子，是南韓王室的公子。他是戰國時期的大思想家，是法家思想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集大成者。韓非學說，為秦王嬴政統一中國提供了最實用的理論依據。

與儒家相比，儒家重在立德崇禮，立德固然好，但在當時的現實環境下，往往靠不住，沒實效，周禮雖好，也與現實遙遠。法家思想是強調執法的，君主掌握“賞”和“罰”兩項大權，合於人性的趨利避害，能做到令行禁止，應該說，韓非的一套學說，在戰國時代，更有治國的效果。

儒家思想，無論孔子，還是孟子，總是理想主義色彩太強烈，君主們很難用之在列強的爭霸中，也不能富國強兵。而法家從商鞅變法到韓非學說，非常實用，嚴刑峻法使人們唯命是從，當然使秦國快速發展，最終實力超強，其餘六國都不是秦的對手。

法家看不起儒家，以為他們書生氣，不切實際。韓非這個人說話結巴，但思想非常厲害，刻薄無情，他認為儒者，遊俠，商工之民等為五蠹，即五類蛀蟲。

儒家以文亂法，“文”就是儒家念念不忘古代的典籍，如周禮之類，儒家以“文”破壞國家的法制，實際是說儒家以周禮治國行不通；同時，韓非也反對遊俠縱橫家，認為這類人（如後來刺殺秦王的荊軻之流），用武力來違法，是國家的危害。

韓非說，“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大概意思就是，國家太平，養活了一群儒者和俠士，可是國家有難，依靠的卻是甲士，國家給了儒者俠士利益但用不上，國家依靠的甲士卻沒有什麼利益。這種情況是韓非堅決反對的。

所以，戰國時代所謂百家爭鳴，有儒道之爭，儒法之爭，儒墨之爭，道法之爭等等，最後，還是法家勝出。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依舊嚴刑峻法，二世滅亡。劉邦西漢之初，休養生息，用黃老之術，到漢武帝時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實際治國是外儒內法而已。

韓非子

韓非子在《五蠹》中說：“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整句話的意思是說，文人們總是靠筆桿子擾亂法制，俠客們總是用暴力觸犯律例。韓非子是法家的大名人，非常反感這些文人和俠客，覺得好好的社會秩序都被這些人給搞壞了，而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應該是高於一切的。可是，在中國歷史上有著太多“以武犯禁”的事情，那些以暴力來解決問題的人當中，也不乏有勇有謀的豪傑之輩，千百年來一直得到人們的景仰。司馬遷在《史記·刺客列傳》裡特地給一些“以武犯禁”的人以大量筆墨。

首先這種邏輯，前提就是錯誤的。儒生未必代表真理和正義(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 ,俠客也無權以自己手中的刀劍私自處置不法之徒，否則還要法律做什麼?現代社會，傳統意義上的俠客已然消失，但“儒以文亂法"卻不時以另- -種現象出現，那就是各種網路大士，出於各種目的，逢中必噴，逢美必舔，甚至有大v以自己的影響力裹挾民意，去幹擾決策。這當然是官方所不能容忍的。幾千年前如此，現在如此，幾千年後還是如此，這沒有什麼好說的。

只不過，任何時候，公道自在人心，正道自在人心，依照社會大部分人的意願而做決策，這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放在當時的文化語境，儒並不是平時所說的儒生，而是指兩種人，儒者和遊說者，遊說者就是蘇秦張儀等縱橫家。俠指的是遊俠，包括四處遊蕩的劍客，更指的是豢養劍客、擁有武力的地方豪強。這句話源自於《五蠹》，講了社會的五種蛀蟲，分別是學者（儒生）、言談者（縱橫家）、帶劍者（遊俠）、患御者（官員的親朋好友）、商工之民（從事工商業的人）。

儒在先秦時期並不是儒生的專有名詞，就像焚書坑儒坑殺的不是儒生，而是460名方術士（就是煉丹師，數長生不老藥的）。術士也是被稱為儒，遊說的縱橫家也是儒。

在韓非子看來，儒生和縱橫家的存在就是擾亂國家穩定，也讓天下不得安寧。儒生靠幾篇文章，輕飄飄地就得到了高官厚祿，這叫賞罰不公；而且他們不聽號令，批評時政，所謂“入則心非，出則巷議”，整天跟國家對著幹，破壞國家安定。

而縱橫家“一怒而天下懼，安居而天下熄”。縱橫家擁有著赫赫的聲名，有著無比的榮華富貴，讓天下人豔羨不已，像蘇秦，佩戴六國相印，何等的威風。可是，他們卻沒有什麼拿得出手的功勞，於國無益，於己有利。

遊俠兒就更加不用說了，有了武力，就經常幹一些“行俠仗義”的事，以正義的名義，侵犯國家的權力。畢竟，審判權、逮捕權不在國家手裡，那這個國家還能稱得上是一個國家嗎？

“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出自兩漢司馬遷的《遊俠列傳序》：“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雲”。

司馬遷的《遊俠列傳序》記載的這句話意思是：韓非子說：“儒者利用文獻來擾亂國家的法度，而遊俠使用暴力來違犯國家的禁令。”這兩種人都曾受到譏評，然而儒者還是多受到世人的稱道。

韓非子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因為他是法家，是站在自己思想學說和統治者立場來說話，所以，也就不奇怪了。他這句話是在說文人們總是靠筆桿子擾亂法制，俠客們總是用暴力觸犯法律。韓非子又是法家，強調“依法治國”，怎麼可能不反對呢？他認為，那些文人閒著沒事找事說這說那，俠士閒著沒事找事擾亂社會秩序，都不是啥好東西，他們破壞了國家的安寧團結。很明顯這是站在統治者立場上來說的這番話。他之所以要這樣說，就是為了推行自己的法家思想與學說。

說實在的，在當時那個奴隸社會出現亂像很正常，文人和俠客出面為民抱打不平，是很正義的。但是，文人和俠客行為已經嚴重地干擾了韓非子的法家思想與學說的傳播，影響到他的利益，因此，他誹謗“儒”（讀書人）是蛀蝕，利用文章來侵蝕社會，擾亂法紀，狡辯真假，顛倒黑白，而俠客卻使用武力，殺富濟貧，違犯禁令，這就是社會與國家混亂的根源。本來應該維護君主以禮相待，對那些犯法的文人和俠客判罪，但那些儒生卻靠著文章學說得到了任用；而那些俠客卻靠著充當刺客得到豢養。

總之，韓非子沒有站在普通大眾立場上說話，而是站在統治階級立場上說的話。韓非子說的這些話，就是為了推廣自己的思想與學說，獻媚了統治階級，無視和誹謗了正義的文人俠客。這才是韓非子為什麼要這樣說的根源所在！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出自《韓非子.五蠹》，其主要思想是主張君王要“以法治國”，這裡的依法治國，與今天的依法治國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今天的依法治思想，是整個國家治理思想中的一個方面。而韓非子的依法治國是把法做為治國的總方針，以這個方針統領一切。

韓非子的思想，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韓非子之前的法家代表人物，是商鞅和申不害。法家思想有三個重點概念，一個是“法”，也就嚴峻法治國，代表人物是商鞅；一個是“術”，既君主要用權術控制臣下，代表人物是申不害；一個是“勢”，也就是權勢，佔高位以控下。代表人物是韓非，我們今天下圍棋中所說的做勢，與其意思是一樣的。就是佔先手，佔高位，以取得有利的形勢。韓非把商鞅與申不害的理論整合在一起，再加上自己的獨創，就形成了完整和法家思想體系。

在《五蠹》這篇文章中，韓非子繼承了商鞅的以耕戰立國的思想。商鞅在變秦法之時，一個關鍵點就是，在秦國之內，耕戰是人們獲得榮譽、權力和財富的唯一手段。除了種田模範和殺敵英雄之外，其它的一切方面都沒有用處。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就要用嚴刑峻法實現。國家告訴老百姓怎麼做，老百姓做到了，就給予獎賞，做不到的，不按要求做的，就用法來治他。商鞅割掉公子虔的鼻子，就是嚴刑峻法的標誌。

“蠹”是蛀蟲。五蠹就是五種蛀蟲。這五種蛀蟲分別指的是那些人呢？文章的結尾處進行了總結：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談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所以，這五種人是：學者（讀書人），當時主要指儒家；言談者，指的是當時的縱橫家；帶劍者，也就是俠客，當時是墨家；患御者，指託身於豪門混飯吃的人；商工之人。就是工匠和商人。現在應該是兩類，韓非子歸為一類。

《五蠹》的全文是論述如果國君讓上述五種人或得富貴榮譽，對國家是有害的。只有讓戰鬥殺敵的和種田有功，為國家貢獻糧食的人是有益於國家的。君主應該給予這兩類人高官厚祿，而前五類人就是浪費國家糧食的蝕蟲。國君必須把他們除掉。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是用來批評儒家和墨家的。這句話中的“法”和“禁”是同義詞，意思是一樣的。是說儒家認為自己有文化，用語言來批評法的好壞。而墨家的俠客以武力犯法。這兩種情況一文一武，都對“法”的實施，產生負面影響。不利於法的實施，最終對國家是不利的。下面我們看看韓非子的原文：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可是，君主們還禮待他們。認為他們對國家有用。正確的做法是，只要不遵守法，就一定要治罪。犯罪的，要殺掉他們以正法。現在，犯法的不治罪，違法的不處理。法律的規定與人們的愛好不一致，國君與人民想的也不一樣。如此，就算是黃帝復活，國家也治理不好。

這句話體現的是法家思想。它到底對不對呢？答案是，既有對的一面，也有錯的一面。

一個社會中，如果法律制定了。必須得到嚴格的落實。如果是人人都可議論，都來評論法律不對。那麼，法律必然無法實施。這就是秦始皇坑儒的原因。但是，法有善法，也有惡法，善法是利民的，惡法是害民的。當法是惡法的時候，必須有人出來說話，使法得以改變，使之最終利民。這在今天也是一樣的。舉例：未成年人殺人，可以不犯死罪。如果未成年人知道這種規定，而故意殺人。這種犯罪，是死不足惜，不殺不足於平民憤的。所以，這是法律的漏洞。說明，法不是完全不可以討論的。這是所謂的“以文亂法”。

以武犯禁。如果盛世法律健全之時，人們的合理訴求在法律的框架內能得到保證。俠的出現，必是以武犯禁。必被懲治。如果在亂世之時，強盜橫行之時，俠就有救苦救難的功效。人們就盼望俠的出現。一句話，亂世之俠再公平，也沒有治理的法律公平。這一點，恐怕是誰也否認不了的。因此，現實中的所謂俠，常常是會謀私利的。而文學中的俠，大多寄予的是一種美好理想。

這些年來，網上不斷有以法家來壓儒家的論述。如果法家真的那麼好。為什麼我們的祖先會在幾千年的時間裡以儒家做為政治思想，而不取法家。是不是我們的祖先都是傻瓜，沒有今天的我們聰明，答案是否定的。

法家是亂世之術，儒家是治世之道。秦國以商鞅變法，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但秦國之興得之於法，而其敗亡，又何嘗不因為法。這篇文章裡，韓非子很明確的說，富國強兵不靠仁義，而靠法。後世賈生論秦朝之亡不也說過嗎？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當秦並六國之時，仁義確實沒有用。有用的是實力。而當秦統一六國之後。行仁義是國家長治久安所必須的。所以，後世儒家，逢亂世則隱，遇治世而出。

這句話是法家批判儒墨的話。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相互對罵的事情是很多的。比如儒家的孟子還罵過墨家“無父無君，是禽獸”的話。這些相罵的話，都要分析批判著讀的。

這裡談的既然是儒法之爭。順便說一下一個常見的觀點，儒家是愚民的。儒家怎樣愚民的？請舉例說明。但歷史上法家愚民的例子可以隨便舉的。

商鞅在秦國變法的時候。一開始，老百姓都覺得不便。不願意實行。三年之後，老百姓都覺得新法很方便。於是，就有很多人跑到商鞅跟前說新法多麼好。商鞅便把說新法方便的人全部發配到邊境上去。史書上說，從此以後，老百姓再不敢議論新法。商鞅的做法，體現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話孔子說過，但在孔子這裡，老百姓能知之更好，不能知，也要行。在商鞅這裡，老百姓可由之，不能知之。知之不能言之。若言之，法必治之。這就是商鞅被史家稱為“刻薄寡恩”的原因。這也是這何商鞅對秦國立下大功，最後被五馬分屍的原因。

義~儒者，用美言良言之文，掩飾貪腐的違法行徑。。俠士，因報打不平而犯了武者的禁忌。即:儒生腐敗，俠者見義勇為而結果不好。

在中國，女人出了個慈禧，雜種中的雜種，讓中國飽受列強屠戮。而韓非子，卻是男人中的敗類，其無恥卑鄙猶在慈禧之上，姦夫淫婦。臭不可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