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這個題目很有意思，其實南明這個想法並沒有付諸行動。也就是說南明想的不錯，但是清朝當時實際的掌權者多爾袞根本不理南明這群理想主義者。在他看來八旗戰力已經完全可以碾壓李自成的大順軍，更可以在短期內和降將吳三桂等人橫掃南明。可以說南明和李自成都是多爾袞眼中將要吞噬的肥肉，在實力嚴重不對等的情況下清朝怎麼可能答應南明這種要求。歷史背景

無論從當時的南明統治者來說，還是後來的清朝統治者都認為自己最大的對手是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對於南明來說，是李自成的大順軍從西安進軍直隸後攻打京城逼死了崇禎皇帝朱由檢。從而結束了大明王朝對全國的統治，所以說李自成是國賊。

對於清朝來說，為了緩和和漢人的矛盾也不承認是自己滅亡了明朝。而是說自己繼承的是明朝的江山，並且更奇葩的是打著為崇禎皇帝報仇的旗號和李自成大戰。這種情況一直到後來清朝南下製造血案，消滅南明後滿漢的民族矛盾才成長為主要矛盾。

對於南明的弘光政權來說，自己對付兩個敵人（李自成的大順軍和滿清）很吃力，甚至不敵。所以幼稚的弘光朝的朝臣包括馬士英、史可法等人都曾經表示過贊同。

南明王朝的具體實施聯虜抗寇政策的提出和執行

當然弘光政權這種幼稚的想法並不是所有官員都同意，中下級官員不少都不同意。上層消極避戰的情緒非常明顯，所以弘光政權居然形成了共識並付諸了實施。南明前都督同知總兵官陳洪範、應天安慶等處巡撫左懋第先後進京與清朝談判，這是什麼政治頭腦啊？

但是很明顯的結果是談判失敗了，不少有識之士已經看出清廷以代明“復仇”為名推行滅明之策。他們呼籲當權者改弦易轍，趕緊認真做好防止清兵南侵的準備。但是弘光政權的部分大臣還盲目相信能夠攜手清朝消滅李自成，這已經不是天真甚至有些愚蠢了。他們只願意割據江南國腐敗奢侈的日子。所謂復明只不過是好多東林黨人的口號罷了。

其實在幾百年前，確實有個類似的例子。南宋時期，南宋和金國是世仇。所以和崛起的蒙古政權聯手滅金 ，但是南宋並不糊塗。他們清楚的知道，在滅金以後蒙古就是生死大敵。打個比方，南宋末年雖然也曾經聯蒙滅金但是南宋君臣清楚的蒙古也靠不住並且做了相對積極的準備抗擊蒙古。南宋面對不可調和矛盾的苟延殘喘還想鳩佔鵲巢攻打南宋的金國實在沒有辦法說服對方所謂的唇亡齒寒。盡然對方執迷不悟，也只能先滅掉金國。雖然結果是南宋不得不自己抵抗蒙古，但是那就是宿命實打實的又抗擊了幾十年。這才是一個政權的應有的準備。

相對來說南明一味的自以為是、消極避戰，終於釀成苦果。被吳三桂等叛將和滿清八旗擊潰，最終丟掉了江山，可悲可嘆。

南明的"聯虜平寇"之策

一一一一《崇禎十七年》餘同元著

弘光朝廷的建立，本來應以光復中原為己任，福王在就任監國時的告渝中也說；"孤夙夜競競，惟思迅掃妖氛，廓清大難"。在弘光政權存在的一年多時間裡，黨爭激烈，政治上毫無作為，對內加重對人民的剝削，對外推行"款清蕩寇

"政策，結果是內外交困。"款清蕩寇"，也稱"聯虜平寇"。即聯絡清軍共同鎮壓西王張獻忠和闖王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軍，是弘光政權建立後採取的一頂基本國策。早在崇禎年間，楊嗣昌任兵部尚書和大學士時，就曾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建議，企圖與清政府達成和議，像歷史上北宋、南宋一樣"款虜"，然後集中力量對付農民軍，隨著形勢的進一步惡化，一些官員又建議借用外兵來鎮壓漢族內部農民起義。

弘光朝初立，由於情況不明，對吳三桂降清引清兵，聯合擊敗大順軍的事實真相認識不清楚，誤認為吳三桂的行為是"功在社稷"的"義舉"，並決定封吳三桂為薊國公，給誥卷、祿米、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加以撫賞。誰知清廷己封吳三桂為平西王，吳三桂早已成了清廷的戰將。

史可法於弘光朝任職的一年中，處處顯現出他不是一個合格的統帥，從最初擁立國君的失誤，到被馬士英排擠出朝廷，再到江北節制諸鎮不力，一切無有作為。但在對處政策上，史可法卻是"款清蕩寇"的忠實認同者與堅定執行者。在江北四鎮的安排中，他也毫無政治遠見，面對當時中原地區的權力"真空"他卻沒有乘機北上。

對當時的南明政權是說，這是必然要二選一的一道題，三權鼎立，南明又不可能同時對付倆，拉攏一個，共同對付另一個是最划算的，操作的好還能來個“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但是拉誰打誰是一個大問題，搞不好就成了第二個南宋——聯合蒙元把金國給滅了，結果沒了金國牽制，元朝很快就消滅了南宋。

但歷史就是歷史，你以為讀史可以知興替，但實際上歷史經常會重演——南明的弘光政權建立後，對外策略是“連虜平寇”，這個虜就是清廷，寇自然就是李自成。

連虜平寇是政治正確

清廷是明廷的老對手毋庸置疑，兩邊在遼東前前後後打了二十多年，耗死清廷兩個大汗，可以說是世仇了。

但是攻入北京，逼的崇禎上吊的直接兇手確是李自成，農民軍還把崇禎帝和周皇后屍體移出去，放到東華門公開示眾，這就跟當初金兵滅北宋後，大肆破壞鞏縣的北宋皇陵差不多一個性質——在南明政權和忠於明朝的人眼裡，屬於不共戴天的“君父之仇”，這時候南明認為的主要矛盾依舊是和農民軍之間的階級矛盾。

再加上當時的弘光帝朱由崧得位有爭議，正是需要收復人心，爭取官紳支援的時候，於情於理南明政權也不能考慮和“賊兵聯手”，這就是政治正確。

南明政權高層沒有遠見

弘光朝廷建立時，剛好是吳三桂投降清廷，聯合清軍擊敗大順軍，佔領北京，但是由於中間隔了個大順政權，導致情報不明，弘光朝廷竟然不知道吳三桂是“真投降”，以為是吳三桂借清兵擊敗了“闖賊”，收復神京，一個個彈冠相慶，稱之為“功在社稷”的“義舉”。

大學士馬士英上“陳恢復大計”說：吳三桂宜速行接濟，在海有粟可挽，有金聲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虜。原任知縣馬紹愉、陳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當諮送督輔以備驅使。

第二天，弘光朝廷立馬封吳三桂為薊國公，發銀五萬兩，糟米十萬石，用來接濟犒勞，史可法在這件事上也是同樣的態度。

史可法在甲申六月間上疏道：“應用敕書，速行撰擬，應用銀幣，速行置辦。並隨行官役若干名數，應給若干廩費，一併料理完備。定於月內起行，庶款虜不為無名，滅寇在此一舉矣。”

在南明上下都沉浸在“借虜平寇”的幻想時，個別中下級官員也有人提出了相反意見，不贊成把清兵看成“義師”，反而有重蹈南宋聯蒙滅金後的危險，但是這種主張在弘光朝廷根本行不通，一個是南明軍隊的主力江北四鎮在封爵後只想守住老本，其次就是朝廷內“黨爭”太忙，顧不上北方的事……

在大順政權西撤以後，南明朝廷反而不敢招惹清廷了——即我打不過大順軍，大順軍又打不過清廷，那我肯定打不過的清廷的心態；到這時候，南明政權自以為高明的政策就是，不越雷池一步，哪怕順軍撤出的地盤也不能收復，以免落清廷口實，給他們南下的進口。

哪怕後期已經有不少人看出來清廷以“為君父復仇”為名，實際推行滅明政策，告誡朝廷不要再沉浸於“連虜平寇”的美夢，但是弘光君臣只滿足於偏安江南，消極避戰，這就不是沒有遠見了，可以說是愚蠢！

連虜平寇的後患

南明放棄了最好的發展時機，任憑初入關內的清廷不斷收買人心、鞏固政權，不但沒有趁大順政權西撤趁機收復山東河南大片失地，反而唯恐刺激到清軍，不敢派兵北上鞏固防線。

即便有識之士拿南宋舊事警醒弘光朝廷，但根本入不了主政者的耳，只想用退縮求的偏安局面，很快，隨著農民軍的潰敗，和降清漢官的謀劃，多爾袞一反之前“為君父復仇”的態度，分三路進攻南明，江北四鎮一戰而敗，直接投降的佔了多數，弘光帝也被有意投降的明軍綁起來送給多鐸，第二年被凌遲處死。

今人感嘆的是，當南明朝廷一個接一個的覆亡，馬上就要支撐不住時，李自成的大順軍餘部和張獻忠的大西軍餘部先後出現在抗清最前線，挽救了危局，使得南明政權又殘存了十幾年。

一幫以正統自居的南明餘留，竟然還沒有昔日“反賊”更有覺悟，能說什麼呢～

南明弘光政權聯合清朝攻打李自成的政策被稱為“聯虜平寇”，又稱為“借虜平寇”，之所以採取這個方針，是因為以下幾個原因：

1、以南明弘光政權的軍事實力與戰略安排，不可能同時與清朝與李自成軍隊兩線作戰，必須聯合一方對付另一方。

2、李自成農民軍攻克北京，導致崇禎帝自縊身亡，這從封建道德的角度是所謂的“君父之仇”，弘光帝的父親老福王也是死在李自成農民軍的手中，這些仇恨與不可調和的矛盾使得弘光政權與李自成農民軍聯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3、弘光政權對北方的情形局勢不明瞭，誤認為吳三桂是“借”清兵打敗了李自成收復京師，覺得這樣的行動可以在弘光政權的層面擴大化，也就是實施整體上的“借虜平寇”。

4、弘光政權對清朝方面的戰略目標同樣瞭解不足，不知道清朝已經有定鼎中原、統一天下的意圖，以為清朝還像當年入關劫掠的樣子，目標在於獲得財物，弘光政權覺得這樣的話自己一方可以提供銀兩金錢，滿足清朝方面的要求、

5、弘光政權錯誤的吸取歷史經驗，認為可以透過和談促使清軍像回鶻與吐蕃軍隊幫助唐朝政府鎮壓安史之亂叛軍或者唐末李克用沙陀軍鎮壓黃巢起義那樣協助自己鎮壓李自成農民軍。

在當時的情況下，要南明弘光政權看到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而與李自成農民軍聯合，可能要求過高，但是，在採取某些周旋的策略的同時，明白清朝的威脅，提升自己的軍力，是極其重要的，可是南明弘光政權一味消極地採取“聯虜平寇”，實際上變成了避戰苟安，坐以待斃。

歷史有時候的確很微妙，在權力利益面前，沒有絕對的敵人，也沒有永恆的朋友。

李自成率兵攻破北京，崇禎帝朱由檢吊死於煤山歪脖子樹上，大明滅亡。後漢軍吳三桂投降，八旗得以入關，此時打得是為崇禎帝報仇雪恨的口號。朱明殘部南下，先後建立了南明多個政權。尤其是弘光朝廷，採取的借虜平寇的戰略部署。天下局勢微妙，戰略策略也微妙。客觀來說，明末天下大亂，最終誰將統一，也是未定之數。南明力量弱小，只能縱橫捭闔，團結一切力量，儘管是仇人也可以利用。

1644年前後，南明，大順和清廷勢力是分庭抗禮，各自佔有地盤的。於是，為了不多面受敵，聯合清廷是一種上策。南明有多次北伐運動，但是氣數已盡，加上內鬥不斷，最終宣告失敗。

八旗兵不是吃素的，所謂暫時的聯合不過是一個權宜之計，也為自己進軍中原獲得了合法性。李自成集團滅亡之後，滿洲八旗就開始了統一大業。南明此刻又稱為眼中釘肉中刺，原先的聯合頓時化作泡影，雙方劍拔弩張。因此，我們看待歷史需要有動態的思維，不能非此即彼。在朱明家族看來，李自成是罪魁禍首。在滿州八旗來看，李自成是契機，自己撿了一個便宜。逐個消滅乃是上策，就出現了明清聯合的階段性策略。

1644年之後的幾年，打李自成是崇禎死後的第一目標，對於雙方來說都是佔據道德制高點的手段。等到兩家聯合的基礎不存在了，又走向另一個階段，統一是大勢所趨。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皇帝只有一個，軍事力量大於一切，幾十年風雲變幻，這就是真實殘酷的歷史。

南明聯合清朝打擊李自成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原因，

一、對李自成恨之入骨

眾所周知，李自成打進北京後，所作所為，完全是作死的節奏，大肆掠奪明朝遺臣的財產雖說劉宗敏是罪魁禍首，但李自成難逃干係，一此平民百也改變了對李自成大順軍的看法，所以在明朝遺臣眼中，只要打李自成就是朋友。這一盲目的思想導致後來對滿清一系列盲目的誤判。

二、情報資訊的遲純與誤判

吳三桂真正投降清朝，只到幾個月後才傳到南明。開始以為吳三桂打李自成是為了報仇，還送錢送糧資助吳三桂，把吳三桂當作大明忠臣，。殊不知，要不是劉宗敏抄了吳三桂的家，殺了吳三桂的父親，搶了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吳三桂早就投降大順軍了。吳三桂投降清軍打李自成，完全是為了發私憤，衝冠一怒為紅顏。

三、南明缺少有戰略眼光的將領，和內部的爾慮我詐

整個南明朝，沒有一人指出聯清的危害，只是天真的認為，滿清打李自成是替天行道，還有人認為自己坐山觀虎鬥，從中漁利，沒看出滿清是衝著整個江山來的，還是象以往一樣打了就走。沒有認識到此時天時，地利，人和完全傾向滿清，就連史可法都認為聯清是上策。還有就是在這個時候，朝中大臣還為永曆帝是不是正統爭吵不休，為個人私心不擇手段，這樣的朝庭不亡才怪。

李自成攻克北京及崇禎帝的自縊，標誌著明王朝的覆滅。但是，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割槽域仍在明朝的控制之下，作為留都的南京就自然地成了南明的政治中心。在廬鳳總督馬士英及總兵高傑、黃得功、劉亮佐等人的擁立下，福王朱由崧登基稱帝，年號弘光，史稱南明。而南明的基本國策之一就是聯虜平寇。

那麼為什麼南明會制定這樣的政策呢，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李自成的大順軍是導致明王朝覆滅和崇禎自縊直接原因。所謂是冤有頭，債有主，既然李自成攻入北京逼得崇禎帝自縊，並使明朝喪失大片領土，那麼李自成就自然成了南明的頭號敵人，也是南明的頭號打擊目標,所以南明制定聯虜平寇的政策就不足為奇。

二是清廷對南明政權的曖昧態度。山海關戰役以後，清廷佔領了北京及周圍地區。因為當時局勢尚不明瞭，以多爾袞為首的清廷決策者對今後的戰略規劃沒有做好充分部署。為了減輕與南明的敵對狀態，清軍入京後，為崇禎帝舉哀三日，併發布文告說“非有富天下之心，實為救中國之計”和“有其不忘明室，輔立賢藩，勠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盡”等語。可見當時的清廷並沒有把南明當做敵人，至少表面上是這樣的。所以清廷的這種態度，也給了苟且偷安的南明政府聯合清朝，打擊李自成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心理安慰。

三是南明朝廷自身的腐敗無能。南明立朝之初，南京附近的將帥就在擁立哪位藩王繼位展開了激烈的爭執。按照血統而言，福王、桂王、惠王在選擇的範圍內，其中福王朱由崧在倫理和地理上佔據優勢地位，應該繼得大統。但東林黨人害怕在政治上失勢，強烈反對福王繼統，提議立潞王朱常淓。這就導致福王需要藉助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這些武將的力量才能登位，這也為後來這四位武將在弘光朝擁兵自重、飛揚跋扈埋下了禍根。而這四人都是未戰先逃的敗軍之將，對內有欺壓百姓之能，對外無建功立業之心。他們主張結好於清朝，維持偏安局面，而這種主張也得到了弘光帝的支援。但是他們自以為“蛤蚌相爭，漁翁得利”的計策，最後在羽翼漸豐的清兵鐵騎面前顯得愚不可及。

所以，聯虜平寇的策略只是南明的一廂情願，這個政策也導致了南明政權的迅速垮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