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書紀年》的確是先於《史記》成冊，奈何在先秦時期便被湮滅，直至西晉才被重新發現，換句話說，真正面向大眾的發表會晚於《史記》。

《史記》應該屬於漢朝官方的史觀，而被髮掘於戰國魏王墓的《竹書紀年》的身份屬於野史，說好聽點是有待考證，難聽點就是不予採納為正史。

主流和野史，當然是主流被供奉，野史被不屑。

理由很簡單，《竹書紀年》是一部很顛覆的史冊，堯舜禹湯的禪讓與德政都被徹底抹煞，幾乎用兩個字形容：厚黑。

儒家弟子們豈容這類的史觀來挑戰已由《史記》建立的史觀系統，很快就再次湮沒離散，直至宋代又一次被整理成冊。

奈何宋代的儒學更是對其視如異端學說。

這是《竹書紀年》的命運。

至於司馬遷編纂《史記》為何與《竹書紀年》大相徑庭，目前還未有塵埃落定的考證。

但據我個人認為：

第一，秦的焚書坑儒，之所以《竹書紀年》在西晉時代的戰國魏王墓被發現，也就是說存於世面的現有書籍，特別是這類的各諸侯國的官方書籍全被秦始皇掌控，尋常百姓和貴族並沒太多收藏，所以被集中大量毀掉是很容易的，因此在後世掘墓過程重新被發現屬於正常現象；

附：秦焚書應該是有的，統一嘛，話語權掌控很需要，特別是各國的史觀需要統一，書籍更是掌控話語權與解釋權的重要渠道，因此司馬遷在只能在眾多隻能依賴背誦和默記待日後復原的學者那裡獲得資料。

奈何這些學者理應會對厚黑二字重新修訂，甚至是捨棄。

呵呵，這一點就不需要過多說明了，所謂演義和史實是有出入的，特別是道統和反道統的劃分更是叫人有先入為主的觀感，並且有美化與粉飾的嫌疑。

一家之言，僅供交流。

作者司馬遷是史官世家，他的父親司馬談就是太史公，由於漢武帝封禪的時候沒有能跟著去，因此憂憤而死，讓自己的兒子司馬遷來繼承修史記的遺願。

司馬遷早年曾到各地去遊歷，去實地調查有關歷史遺蹟，並且在父親之後也被任命為史官，能夠接觸到國家珍藏的典藉。我們知道自漢朝建立後就在不斷的收集文史資料，可見司馬遷接觸的文史資料應該不少。

因此司馬遷接觸的資料有他們家祖輩流傳的史料，有實地調查，還有國家典藏的文史資料，並且在《太史公自序》中他也提到，相比於孔子的《春秋》，他更注重實際的歷史，敘述多於議論。

可見司馬遷的《史記》可以稱為一部信史。

資料眾多的情況下，司馬遷是以尊重事實的官方資料為主的，而竹只是其中之一，西晉時期才發現，司馬遷見沒見過還不一定

史學是很嚴肅的，不能沒有證據就發明創造，以上答主說竹書紀年是野史的，你們夠了！那是魏國國史！是史官寫的。可靠程度不亞於史記，先秦史很多問題反而是竹書紀年比史記更正確

第一，史記對於漢代以前歷史，是二手資料，並不是原始史料，是二傳手，而司馬遷手中資料未必是準確可靠的，史記並不百分百可靠，舉例，關於中宗祖乙，竹書紀年和甲骨文等其他史料相印證，是正確的，而史記是錯誤，還有蘇秦蘇代史記更是錯的離譜，先秦紀年史記錯誤比竹書紀年多多了，畢竟竹書紀年才是先秦當時的史官親手記載，當然竹書紀年在更早的商和西周時期記載一樣錯誤很多，比如伊尹，竹書紀年就是錯誤的，史記和甲骨文相印證，是正確的。

竹書紀年記“(殷)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與《史記·殷本紀》等以中宗為太戊不同，但與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稱謂卻完全相合。

《史記》所記戰國年代往往混亂矛盾，如齊國的桓公陳午，《六國年表》、《田敬仲完世家》兩處都說在位六年，《竹書紀年》作十八年，金文陳侯午敦記載有陳午十四年事，足證《竹書紀年》為史料可信。

對於春秋戰國，畢竟竹書紀年的史官是當代人，比二傳手司馬遷記載更準確是自然的。

第二，竹書紀年已經失傳，現在流傳的是竹書紀年在各種傳世文獻中的引用，如《古本竹書紀年輯正》，哦，竹書紀年還有今本和古本兩個體系，所以，竹書紀年真正的內容我們今天已經不知道了

第三，《竹書紀年》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一部編年體通史。於西晉咸寧五年被汲郡（今河南汲縣）人不準盜發戰國時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發現，亦稱《汲冢紀年》，對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而且，《竹書紀年》與長沙馬王堆漢初古墓所出古書近似，而竹書紀年的諸多記載也同甲骨文、青銅銘文、秦簡、《系年》相類。

《竹書紀年》共十三篇，敘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的歷史，按年編次。周平王東遷後用晉國紀年，三家分晉後用魏國紀年，至魏襄王二十年為止。

眾所周知，《史記》是西漢學者司馬遷所著，成書於漢武帝時期，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多年以來，一直被認為是史家正朔，乃“正史”之首，在歷史學界地位極高。

而《竹書紀年》的成書年限上要早於司馬遷的《史記》，這部書由是由春秋時期晉國的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的史官合作而成，記錄了從夏朝到魏襄王這段歷史時期的重要歷史事件，所以從時間上看，其要比《史記》大概早200年。按理來說，《竹書紀年》應該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和歷史地位才是。

但是，但是在傳統史學界，《竹書紀年》被認為是一本“異書”，因為書中所記錄的歷史事件，其內容與《史記》大相徑庭，完全顛覆了我們的歷史觀。

比如，《史記》中所推崇的堯舜禹禪讓，在《竹書紀年》中卻是舜囚禁堯，最後把堯殺死，奪取帝位。與此同時，舜大肆消滅堯的死黨，將其稱為四凶，其中就包括禹的父親。後來禹據夏地抗舜，最終擊敗舜，將其流放到蒼梧，舜遂死在蒼梧。還有《竹書紀年》中說，伊尹放逐太甲以後自立為王，7年後太甲潛回殺掉了篡位的伊尹，並改立伊尹的兒子伊陟和伊奮繼承伊家。而據《史記》記載，商朝的伊尹是囚禁太甲3年以後見太甲改過自新了便將國家還給了他。

以上種種記載，可以說是極具顛覆性了，那麼為何會這樣呢，原因有三點：

第一，《竹書紀年》成書以後，並沒有作為史料一直傳承下來。其是在西晉咸寧五年（279年）也就是《史記》成書近400後，被汲郡（今河南汲縣）人不準盜發戰國時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發現。

所以，司馬遷寫《史記》並沒有參考到《竹書紀年》的內容！

第二，在秦朝建立後，秦始皇為統一文化，統一思想，聽取了李斯的建議，下令收繳民間圖書，這些書籍或是藏在官府和學官之手，或是被焚燒銷燬，加之後來秦朝滅亡，天下大亂，像有關先秦時期的珍貴史料大都遺失，所以兩本書的參考史料會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差距。

第三，各自主觀性有所不同。

比如《竹書紀年》有著很大主觀編撰的嫌疑，要知道其成書的那個時代可是三家分晉，以下克上，禮樂崩壞的亂世，特別此書還是出自分晉之一的魏國。所以很有理由懷疑其目的性，按這本書的說法，上古就沒有禪讓，只有血腥的政變，既然如此，三家分晉就是符合歷史潮流的了，魏罃自立為王也就完全正確了，魏氏家族身上的道德包袱就可以卸下來了。

而《史記》同樣有著儒家思想的灌輸，其記錄的先秦時代那段歷史，太過於的理想化，似乎遠古的先民們，比我們更加的文明。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來看，這未免有些不真實。人類的發展，絕對是從野蠻走向文明，由血腥走向儒雅，所以在先秦時代，黑暗，血腥，刀光劍影之間的殘酷鬥爭，你死我活的以命相博，才應該是主旋律，如此看來《竹書紀年》更加貼近人性。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這兩本史書我們都不能武斷的去評判其真假。只能將作為參考，多方論證，不可全信一家之言。

這是屁股決定腦袋的事

戰國以前有學說一說 但到了戰國變成的學派

什麼儒家 法家的 就有了政治傾向

寫史記的司馬遷是董仲舒的弟子 是儒家門徒他為什麼不顧史實的寫 就一目瞭然了

《竹書紀年》的成書雖然早於《史記》，卻晚於《尚書》。《史記》中對於千古歷史的記載是抄錄自伏生背誦出的28篇《尚書》。

《尚書》是孔子編著的儒家教科書，書中記載了上古歷史。秦朝毀於焚書坑儒。漢文帝時，秦朝博士伏生依靠記憶背誦出28篇。

考古證明，伏生背誦出的28篇《尚書》是真實可信的。

而《竹書紀年》是偽書。下面舉三個例子：

一、在《尚書•堯典》和《史記·五帝本紀》中，有堯舜禪讓的詳細記載。但《竹書紀年·五帝紀》卻記載：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囚堯，復堰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

二、《史記•殷本紀》記載：伊尹輔佐商湯推翻夏桀。後來賢臣伊尹立太甲為帝。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

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鹹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

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尹被後世稱頌。被歷代商朝天子尊崇。

而《竹書紀年•殷紀》記載：仲壬崩，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

但根據考古出土的甲骨文顯示，直至商朝末年，商王朝仍然堅持對伊尹的祭祀。

考古證明《史記》對伊尹的記載是真實可信的。考古更是推翻了《竹書紀年》。

三、《竹書紀年·五帝紀》記載：胤甲居於河西，天有妖孽，十日並出。這顯然更不可信。

《竹書紀年》的作者當為法家。舜囚堯，以及伊尹放太甲自立，太甲殺伊尹之說。與法家宣揚“人臣太貴，必易主位”，君主必須獨攬大權的思想十分匹配。君主若不能駕馭群臣，即使聖明的堯舜，亦會被逆臣囚禁。

《竹書紀年》的成書，以及堯被舜囚的觀點產生應當晚於燕王噲。否則燕王噲斷不會效法堯舜禪讓。

《竹書紀年》其中所載‘歷史’，多不可信。是為宣揚法家思想的偽書。

題主看法欠妥，有抑《紀年》而非議《史記》之意。《竹書紀年》早於《史記》，就應該以《竹書紀年》為準嗎？恐怕未必。

首先，世上本就沒有《竹書紀年》傳本，拿什麼去跟《史記》比較呢？進入宋朝，已很少有人見到《竹書紀年》了，它在那時已亡失了。後來，有人掇拾《紀年》佚文，湊合史傳的記事，抄錄《宋書符瑞志》的文章，託名梁沈約注，是為《今本竹書紀年》。至清錢大昕、紀均、洪頤煊、郝懿行等已疑其為偽書。朱右曾更力斥其不足信，並從各傳世文獻中輯出《古本竹書紀年》，1917年王國維加以補充訂正，後經中國文獻整理專家範祥雍先生校理、訂補，加上範先生依《史記年表》整理出的《戰國年表》，僅百餘頁的小冊子。可以說內容極為有限，不及《三家注史記》內容四十分之一，怎麼能跟《史記》媲美呢？

其次，兩書性質各異，《史記》上起五帝下迄漢武帝，包羅永珍，是司馬遷對其所能見到的文字材料和口述歷史的系統梳理，是一個浩大工程，傾注了司馬氏幾代人的心血和這位偉大史家的真知灼見；《紀年》僅魏、晉史書，迄於魏襄王，僅國別史，而且內容多已殘缺，難窺全貌，甚至絕大部分內容需藉助《史記》方可理出頭緒。

歷史學是個材料科學，《史記》以今世邏輯觀之，確有不乏推敲之處。但從《史記》記述，與其所運用的《世本》《國語》《左傳》《戰國策》傳本比較來看，司馬遷極為忠實文獻，並作出了極為精準的把握，這是一個真正史家的可貴品質。但一些列傳比較有文學性，博採途說，我們應以《本紀》《世家》《書》《表》為準。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很多考古材料，太史公沒法見著，比如長沙馬王堆所出十幾篇蘇秦書信，那是蘇門弟子的絕密，所以今天看來，《蘇秦列傳》有很多不實之處。但我們不能苛求古人。在不掌握《戰國縱橫家書》的情況下，能作出很多精彩評述，已足見司馬遷的睿智。

最後，《竹書紀年》雖系戰國中後期史書，但卻出土於晉武帝咸寧五年，那時太史公已逝數百年矣。但說實話，數車竹簡雖由當時最著名的學者荀勗、和嶠、束皙、衛恆等整理，但時人畢竟已不怎麼懂戰國文字。若太史公能見著那些竹簡，《史記》面貌又當如何，我不敢設想。起碼臨不著後人說三道四。

沒有《史記》，中國文化是什麼面目，我也不敢設想。兩千年中，《史記》塑造著中華國民精神，太史公可謂不朽矣。我們站在文化巨人的肩膀上，不應該苛求前賢；但像《汲冢竹書》那樣的文獻，應該越多越好——這恐怕正是史學真正的魅力之所在！

這個問題非常有代表性，簡單言之，就是《竹書紀年》本身的史學價值存在疑問，內容一直受到真實性質疑，所以與《史記》大相徑庭。然而，要探討這個問題應該從文獻學和歷史學兩個角度去思考。

首先，在歷史文獻當中，有傳世文獻和地下出土文獻兩個門類。傳世文獻指的是歷代相傳的紙本文書，透過傳抄和傳閱以保證留存。另一部分，指的是透過考古挖掘，地下出土的相關竹簡，木牘，墓誌，壁畫等。清代晚期之前，我們研究歷史主要依靠傳世文獻，相關的論著層出不窮。但是，民國以來，疑古學派崛起，其中的代表顧頡剛提出了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認為傳世文獻的真實性因為歷史傳抄損毀的原因已經是是值得懷疑的了。從此，地下出土材料的史料價值開始凸顯。特別是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各種竹簡墓誌開始出土，歷史研究也開始轉向以地下出土的一手史料為準。而地下出土的竹簡木牘等材料更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資料。當中有官方的公務文書，有私人的往來書信，還有私人典藏的各類典籍。其中，以官方的公務文書史料價值最大。

其次，從歷史上看來。《竹書紀年》應該屬於地下出土文獻還是傳世文獻呢？毫無疑問是傳世之本文獻。因為《竹書紀年》出土於晉朝，它的原本竹簡已經散失，我們如今能夠看到的只是紙面上的記載和文獻當中的記錄。我們不知道自晉朝至今，它經歷了多少次傳抄？多少次因為抄寫者的疏忽多寫了幾個字或少寫了幾個字？更不知道它出土的那一刻是什麼樣子？特別是這類先秦歷史，多一個字，少一個字，錯一個字，含意可能就完全顛倒了。所以，《竹書紀年》與《史記》的地位實際上是一樣的，都會出錯，都不一定準確。所以不能夠彼此互相對應糾錯。

第三，從兩者的整體性上看來。《竹書紀年》的作者，創作背景，成書年代至今不能夠完全考證清楚。他到底是官方的記錄還是民間的私言，甚至是不是當時的小說家所刻意創作的？我們都不清楚，竹書紀年甚至嚴格地說只比斷簡殘篇強了一些罷了。而《史記》不僅成體系的記錄了先秦時期的歷史，司馬遷史官的身份也得到了後世的認可。最重要的是，魏國作為戰國時期新崛起的諸侯國，它的存在就是不符合周禮中的相關規定的。我們很難保證它接收到了晉國乃至西周的歷史傳承。而且它的創作動機也很不明確，很難保證是不是為了證明這個由大夫家臣出身，篡奪晉國天下的魏國政權的合法性。所以，不能因為《竹書紀年》記錄的時間較早，就認為它比《史記》權威，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