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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虎賁軍hu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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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飛狼
泰國巴育總理經歷了幾次的失信後,近日在日本參加第10屆“日本與湄公河流域國家峰會”時,當著安倍晉三首相的面許諾將於2019年2月舉行大選,泰國的幾大勢力正式開啟了大選的馬達,為最終贏得總理大位與執政權展開激烈的角逐,大選過後,泰國或將趨於穩定,也不可觸陷入巨大的動盪的可能,因為是一個有著發生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的深厚傳統的國家,從1932年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至今,泰國發生了近二十次軍事政變,每一次民選政府取得政權後都無法消除這個風險,未來也是如此,根源在於泰國的利益分配不公導致階層的嚴重對立,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激烈的撕裂。
巴育的這個表態給泰國社會注入了一劑強心劑,因為泰國社會各界盼望舉行大選盼得太久了,巴育曾多次許諾舉行大選,結果每一次都食言、失信於天下。在國內外的巨大壓力下,他終於同意舉行大選,並確定了日期。但是,對於他而言是一個痛苦的決策,心不甘情不願,並有所保留。10月18日,巴育任命親信阿披拉上將出任陸軍總司令。陸軍總司令不僅泰國軍隊的領袖,更是軍隊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的領導者——巴育上將原先是英拉總理的下屬,擔任陸軍總司令,最終,巴育推翻了英拉。英拉的哥哥他信總理也是被前陸軍總司令趕下臺的,由此可見,陸軍總司令在泰國是多麼至關重要的職位。
新上任的泰國陸軍總司令阿披拉上將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如果大選之後出現動亂,軍方很可能仍然會干預。他的這個表態就像一個炸彈在泰國炸開,預示著軍政府若拒絕承認英拉領導的為泰黨贏得大選——一旦贏得選戰的話,軍方有可能暗中唆使黃衫軍鬧事,與支援英拉與為泰黨的紅衫軍發生暴力衝突,軍隊以此為藉口介入其中,再次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或者阻止民選的為泰黨政府上臺執政,繼續把持朝政,泰國將再次陷入混亂、動盪,延續了幾十年的“老歌曲”再次迴圈,強化泰國的這個特色。
泰國為什麼頻頻發生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根源有二個,一個是因為利益分配不公,導致泰國的階級對立極為嚴重。他信與英拉擔任泰國總理期間,出臺了大量的惠民政策,讓佔據全華人口多數的底層民眾,比如農民、工人等等得到了實惠,提高了他們收入,改善了他們的生活,得到了他們忠貞不渝的擁護、支援與追隨,即使他信、英拉兄妹相繼被軍方發動軍事政變趕下臺,也對這對兄妹不離不棄。
他信、英拉兄妹的惠民政策動了其他階層——自由黨代表的中產階級、軍方代表的上層的乳酪,遭到對方的劇烈反撲,最後動用槍桿子打敗了他信、英拉兄妹。這個實際上是泰國的階級鬥爭的極端化的體現。
激烈的階級鬥爭引爆了泰國社會的嚴重撕裂,促使衝突頻發,無法消除,使國家分裂為完全對立的兩個社會,這是另一個根源。而支援阿披實領導的自由黨的黃衫軍與支援他信、英拉領導的為泰黨的紅衫軍歷次發生的暴力衝突,就是泰國社會劇烈撕裂的後果,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也是高度撕裂,分裂為共和黨的美國與民主黨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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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姜運倉
自上次英拉下臺,巴育領導的軍事政變以來,軍政府己多次推遲了大選的日期,這期間巴育一直在操縱泰國的政局,為其從軍人總理轉向民選總理在造勢。從當前的情況來看,巴育繼續執政的可能性較大。
縱觀泰國的政壇,軍事政變幾乎是家常便飯,上至皇室精英,下至普通百姓,他(她)們已習慣了頻繁發生的軍事政變。在泰國,主要有三種政治勢力:泰國王室、軍隊及中下階層及其代表。其中泰國王室受到普遍尊重,無論軍政府還是民選政府都與其保持較好的關係;而軍隊基本代表泰國上層的利益,民選政府大多代表泰國中下層的利益。
泰國經常發生的軍事政變其實是泰國利益調和的一種手段。當民選政府採取比較激進的改革措施時,就會觸動軍隊及上層階級的利益,這些階層就會強烈反對,於是在國王的默許下,軍事政變就發生了。如果軍政府統治過久,下層百姓就會強烈要求還政於民,於是泰國就舉行大選,選出新一屆政府執政。
泰國的軍人政變雖名曰軍事政變,但其破壞性並不大,對社會造成的傷害,引發的動盪並不嚴重。所以,這種軍民政府交替執政就成了消彌泰國內部矛盾的一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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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雲石
眾所周知,在泰國這樣一個全民信仰佛教的國度,卻時常爆發軍事政變。1932年,泰國立憲革命取得勝利,開始實行君主立憲制,從那時候至今,在短短八十多年的時間裡,泰國發生了大大小小近二十次政變。軍方、王室、佛教、民選政黨,四方勢力為鞏固各自勢力,互相角逐,逐步將泰國政局推入源源不斷的動盪之中,紅衫軍和黃衫軍的街頭政治活動更是將人民群眾置於水深火熱衝突與對立之中。然而,在這種你爭我奪的激烈戰局之下,泰國社會依然基本保持穩定,國家也沒有因為各種政治分歧而爆發內戰,這著實讓人費解。接下來,我們就對這一政治界的奇特現象做一番簡單的剖析。
中央政府無法集權。
中央集權制是以中央政府掌握國家職權,全權行使國家的政治經濟權力為特點的一種國家政權制度,其優越性在於穩定。中央政府透過對政治和資本的掌控,積累了豐富的資源和足夠的實力,當國內出現動盪、災害、不協調發展等情況時,中央政府就會整合應對。
當然,中央集權國家內部也會有不同的派別,其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
利益集團不會採取軍事行動解決矛盾,他們會顧慮政府權利的高度集中,而忌憚發動軍事政變;如果政府充分給予外來人進入和上升到其政治權力構架中的機會,並形成合理的競爭機制,矛盾便會得到緩和,他們就不至於採取兩敗俱傷的軍事政變手段,而是選擇政治鬥爭來維護其自身利益。中國、俄羅斯是這種這種政治體制的成功實踐者。
但是,中央集權政體要得以實現,必須倚仗一個條件,即文化同一性,就是國家各個個體在思想上存在較小的差異。在這種國情下產生的不同利益集團,分歧會相對較小,政權爭鬥多表現為經濟利益追逐,相對容易調解緩和,不會太大的影響現有政治構架。
可泰國沒有這種基礎。
一是本國宗教、王室文化不足以建立一個具體化的高度集權政治體制,二是泰國地處中南半島中部,東南亞地緣核心,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直對其虎視眈眈。泰國自身實力不足以抵禦外部勢力的影響,內政受到干涉,產生分裂。
在外部勢力強大與本國文化薄弱的雙重影響下,泰國想透過建立強勢政府來消除軍事政變的道路行不通。
難有作為的民主。
受西方的民主思想影響,泰國開啟了君主立憲制下的民主體制。但成功的西方民主到泰國就失敗了呢? 經濟問題。
泰華人口眾多,但資源相對匱乏,要發展國家經濟,就要大力發展製造業、積極推廣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現代化。但兩大因素卻制約著國家的經濟轉型。
首先是國民性格,受熱帶季風氣候影響,人類從事體力勞動的精力會下降,長此以往,形成了慵懶的性格。在農業時代,泰國國民可憑藉其肥沃土壤、充沛雨水等優渥自然條件取得好的收成。但當人類進入工業時代,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製造逐步取代了農業為主的經濟支柱地位,而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令泰國國民力不從心。
其次,是中國的崛起。隨著日、韓、港、臺陸續完成產業轉型升級後,更多勞動密集型產業會陸續向亞洲遷移,而中國隨著改革開放的號角把握了機會,並依靠廣闊的疆域,人民的智慧與勤勞,漸漸站穩了腳跟,隨後中國加入WTO,佔領了世界大部分的份額,再加上不斷快速建成的基礎設施,一個十億級人口的大國造就了一個史無前例的世界級工廠。
作為一個小國,泰國沒有實力與中國競爭,漸漸失去了現代工業製造業的份額。所以,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泰國經濟長期停滯。
工作崗位的缺失,造成泰國社會嚴重分層。無產階級:絕大多數平民,大多是依靠傳統農業生活的貧苦農民,有產階級:少數統治者和經營商業、殘存工業、旅遊業的商人,主要生活在曼谷。
國家無法為代表大多數人的無產階級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代表少數人的有產階級卻不斷掠奪社會財富,造成社會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社會不滿情緒長期積聚,泰國的政局穩定受到了動搖。
由於泰國實行西方王牌的民主選舉,要獲得國家政府首腦,就要吸收大部分選民的選票,而農民佔有社會的大多數選票。既然這樣,就會有政黨和政治人物願意為農民代言。
他信—英拉的西那瓦家族,泰國清邁數一數二的大家族,本不會與窮苦平民站在一起,但為了實現家族在政治上的野心,社會上的地位和自身的抱負,達到權力的頂峰。
他信—英拉的西那瓦家族自2001年起一直代表農民階級參選國家總理。這一合理合法的做法卻遭到了上流階級和中產階級在內的所有有產階級一致反對。
這又是為何?
還是經濟的問題!
既然利用農民的支援贏得了選票,獲得了選舉,一旦上位掌權,就要履行選前承諾,為農民蒙福祉,增收入,否則必將被拋棄。
泰國農民需要的是更高的經濟收入與更好的物質生活,要實現這一目的的途徑有兩種。
上策是中國發展模式。大力發展經濟,使社會總財富增加,透過合理分配,使中下層人民的經濟收入增長。簡而言之,就是透過大規模的工廠,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工作崗位,賺取比從事傳統農業更高的收入,經濟收入得到滿足。有了足夠的收入,農民就可以有多餘的錢購新房、進城市、買新衣、享美食、出境遊,以更好的物質生活獲得精神上的滿足。但中國的改革開放,更早的吸收了全球的製造業,讓泰國失去了市場,因此這種方式行不通。
既然上策走不通,又不能失信於民,那就只能採取下策,將國家現有財富進行重新分配,即把財閥精英等有產階級的利益分給貧苦百姓。
精英、資本家、中產階級等對政府這種“劫富濟貧”的方法深痛欲絕,但是他信—英拉的西那瓦家族透過一系列惠民政策不斷拉攏民心,獲得了很多農民的支援,全國有產階級幾百萬,無產階級幾千萬,社會選擇和民意勢必支援這樣的政府上臺。
泰國權貴階層和精英階層意識到自己的利益將不斷受到侵害,泰國王室感受到了統治受到了威脅,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威與統治,發動軍事政變,將西那瓦家族驅逐下臺。但這也只是竭澤焚藪,軍事政變之後,又有新的問題—接下來何去何從?
軍事政變發動成功,王室掌管國家權力,但王權政治本來就是一種強權政治,前面已經說過,泰國不具備中央集權的條件。但是如果長期實行王權政治,統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政府各內部利益集團之間的摩擦會越來越多,衝突會愈演愈烈,長此以往,矛盾升級,內戰爆發。
所以,泰國最終只能走回民主制的道路。可只要回覆,政治勢力又會透過惠及農民獲得選票,上臺執政。當有產階級的利益受到損害,就會再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政府統治。泰國政局陷入了一波又一波選舉與政變的惡性迴圈之中。
如何化解?
社會總財富有限,有產者不願意把自己已有財富分給無產者,農民物質得不到滿足,就會與有產者持續對抗,造成社會動盪。若把社會總財富增加,一切問題將會迎刃而解。
社會總財富持續增加,採用基本公平的分配方式,農民透過勞動增加了自己的收入,滿足了自身的物質追求;而有產者的財富不僅不會減少,反而還會大幅增加(因為社會總財富持續增加了),還不用擔心廣大農民朋友來分得自己的利益,皆大歡喜。國家也會穩定而富強。
問題的關鍵在於:要社會總財富持續增加,這可能嗎?
若放在以前,那絕不可能,但是著眼未來,卻有一絲希望,賦予這個希望的人不是別人,就是中國。
1997年,東南亞爆發金融危機,美國將泰國資本洗劫一空,讓其幾十年的經濟增長成果化為烏有,2001年,中國加入WTO,高速發展、配套健全的工業體系將泰國的製造業收入囊中,致其喪失了工業復興的基礎,可以說,泰國這些年的混亂,美國、中國難辭其咎。
罪魁禍首—美國,專業剪羊毛。但是中國,改革開放前期,自己國民吃不飽、穿不暖,有這麼好一個利用製造業發展經濟的機會,當然是緊緊抓牢,也管不了別個死活。不過這十幾年,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國力大幅增強,機會隨之而來。
首先是中中國產業轉型升級。中國政府提出加快產業轉型升級,走集約化、內涵式的發展道路。中國的低端產業將會開始向其他臨近國家轉移,泰國製造業有了轉機。
其次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近年來,中國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積極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泰國只要願與中國合作,必將共贏。
積極響應 “一帶一路”倡議,泰國能獲得中國的貸款,中國將大力投資泰國的高鐵等基礎設施的建設,這會極大的改善泰國交通,提升生活品質;而中國每年大量的出境遊遊客,有助於泰國旅遊業的發展,為社會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崗位,為經濟提供了發展動力,有助於改善民生。
綜上所述,對於中泰兩國而言,在地緣戰略佈局中,彼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果泰國能積極發展對華關係,藉著“一帶一路”的契機,便可扭轉國內經濟困局,進而逐步清除政治動盪的局面。
然而,要達成這一目標也絕非易事。但泰國在開展對華合作時,依然面臨著不小的阻力。
新一輪泰國大選又即將拉開帷幕,關於現任總理巴育與前總理——西那瓦家族的他信、英拉之間的恩怨情仇,再次引發世人關注。雖然巴育代表的軍方,透過軍事政變,成功的將他信、英拉先後驅逐出國,但鑑於西那瓦家族在泰國的強大影響力,以及新登基的拉瑪十世與他信的昔日交情,這次大選會不會引發選情震盪,不得不讓人擔心。
畢竟,從歷史上看,泰國的軍事政變,實在是太頻繁了。從1932年泰國君主立憲政體到現在,泰國經歷了近二十次政變。軍方、王室、佛教、民選政黨,紅衫軍,黃衫軍,將泰國局勢攪得熱火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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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政變歷史由來已久,說白了是泰國社會階層保持穩定的一種自動釋放矛盾的過程,最大的獲利者只有泰國國王。
自從上個世紀,到現在的英拉。民選政府和軍隊高層,反反覆覆的折騰,已經不下幾十次。但是泰國國王的屁股依然在皇位上,並且地位絲毫沒有變低的味道。
泰國強勢的軍方和絕對權威的泰皇是泰國政變的根本原因,這個先不說,說一下泰國政變的直接原因。
英拉兄妹都是民選政府,也是兩位為百姓說話的領導人。由於是全民普選,因此照顧泰國百姓的領導人自然會輕易勝選。而軍政商的中高階層由於人數較少,因此無法改變民選後親底層百姓領導人上臺的事實。
領導人上臺之後,無法繼續把泰國整個經濟也就是這整個大蛋糕做大,為了照顧百姓的利益,因此必然會觸及權貴階級的利益。由於軍方或許強勢,因此很容易成為權貴的利益代言人,把親民領導人趕下臺,發生政變。
但是在和平時期軍人執政根本不靠譜,並且壓迫底層百姓,因此民間呼聲會越來越大,被迫軍政府舉行選舉。目前英拉被趕下臺後,馬上準備的泰國大選也就是這一過程。接下來如果民選領導人步子邁大了,很容易引起權貴記恨,軍人再次政變,形成惡性迴圈。
軍政府和民選政府不斷顛倒,說白了是為了輪流滿足各自利益階層的利益,讓泰國處於一種動態平衡之中。
西方民選政府和出臺限制富人階層政策的領導人不在少數,或許強大的軍方和仲裁一切的泰皇才是泰國頻道政變的根本原因。另外忘記前幾天看那位仁兄的文章,他認為解決泰國政變問題還有一種途徑,也就是把泰國經濟不斷做大,緩和階層之間的矛盾。
不過虎賁還是認為,這種辦法相對於消除強大的皇室和軍方,這隻能算是一種揚湯止沸的辦法,無法徹底改變政權不穩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