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利的長期穩固需要權利的制衡。明朝時期情況比較特殊，老朱家為了自己家族的長久統治，最開始選擇了分封的手段。這中央軍權加地方軍權都在老朱家，再加上皇帝個人的勤勉。那天下的讀書人就只能當長期的低階打工仔。但是朱元璋大兒子死得早，朱棣成功的造了反。為了防止悲劇重演，老朱家的皇親國戚就徹底的退出了軍政體系。其實這是嚴重的弊大於利的。什麼都不說，首先就是多出了一個龐大的吃閒飯的廢物集團。同時為了統治的安全，對軍隊將領的權利進行了削弱和限制。其次因為並不是所有皇帝都可以像朱元璋那樣把自己不當人的。所以政務逐漸轉移到了文官集團手裡。權利就會失衡。為了限制和監督文武官員，最先建立的是錦衣衛系統。後來發現還是“去了勢”的人用起來更安全。於是改用太監。畢竟太監不能生孩子，而且在文武官員心目中的地位低下。只要不讓他們與外戚勾結還是便於控制。說白了，宦官系統就是為皇帝實施皇權而構建的。是皇帝對抗文官集團的工具有功勞基本是皇帝的，出了紕漏正好背鍋。別以為文官集團讀了聖賢書就是好東西，他們到了明中後期就是大士紳的買辦。很多時候，其行為的動機還不如皇帝呢！畢竟國家是皇帝的，他們不過是打工仔。只有少數優秀的企業家才能做到讓打工仔有主人翁意識。所以宦官系統的出現其實是皇權的需要。

明朝宦官成為左右朝居最重要的政治勢力，我個人總結原因有三個，重要程度由重及輕

一：明朝皇帝普遍體弱多病

二：宦官的權力，以及在朝居中所扮演角色的特殊性

三：對內閣的制約作用，防止武將大臣造反

首先是第一點，很多人看了會奇怪，宦官成為左右朝局的政治勢力跟明朝皇帝身體弱有個毛線關係？實際上關係非常大，明朝真正的宦官專權出現在明中期的武宗朝，也就是當時的大太監劉瑾。我們知道明朝宦官制度，司禮監掌印太監是為最高的官職，這個職位說白了就是皇帝的代言人，擁有“批紅”的權力，相當於一個公司的職業經理人了，也就是除了董事會（皇帝）以外，他就是老大。

可問題就是不知道中了什麼邪，大明朝自武宗之後，每個皇帝都是病怏怏的，武宗自己後期就身患疾病不能上朝，更別說嘉靖、隆慶、萬曆、光宗、天啟帝~特麼一窩全部都是病秧子。皇帝身體弱，不能上班，於是經理人逐漸成為了權力最大者。

而第二點，實際上上門我們已經談及了，宦官成為了皇帝的代理人，結果可想而知。接下去我們就要說說第三點。

任何一個王朝，王權統治最大的威脅就是外戚、藩將、宦官、權臣。其中外戚這個清朝藩王不繼任的政策很好，可惜明朝沒去搞，可能是不足為據吧。藩將這個，明朝的武將實際權力還是掌握在兵部手中，而兵部實際屬於權臣，到了明朝就是內閣了，換句說內閣就是明朝王權最大威脅。但是內閣這玩意沒法廢啊，那可是左手。於是為了平衡，明朝的皇帝就暗中培養一個右手（宦官）出來， 那不就平衡了麼？

雖然這個右手常常擅做主張，但是這右手卻可以不聽話就砍掉了，既然對王權沒有威脅，讓他發展一下也沒關係咯。

揭示明朝宦官專政的原因，必須從制度層面來分析:

一，是明代君主集權專政的結果。明代的君主集權達到頂峰。取消了丞相一職。相權消弱，君權就加強。政務繁重，皇帝只能利用宦官處理朝政，同時也利用宦官防範大臣。授予宦官特權，以此與內閣抗衡。

二，皇帝疏於朝政，給宦官可乘之機。明代歷代專權的宦官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宦官攬政禍民,以至世人“只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

宦官能左右朝政，但卻從來左右不了皇權，這就是明朝閹宦勢力的本質。

所謂朝政，無非是皇帝與大臣的治國遊戲，按流程，百官獻策，皇帝拍板，國事搞定。但遊戲中官員畢竟佔了大多數，皇帝除了擁有蓋章權以外，其實往往是弱勢的一方，而大臣們如果抱團組黨的話，那皇帝就更慘了，不但事事要按官員們的意思來，稍有表露不快，還會在史書中留下濃重一筆——“無道昏君”。

有鑑於此，皇帝就要找一個同盟來平衡文官力量，那什麼人最放心？當然是口口聲聲自稱奴才的太監了。

明朝宦官勢力猖獗，但能威脅到皇權的可以說沒有，史書中大書特書，無外乎受害者都是文化人。從一開始，太監的權利就是皇帝故意授予的，為了幹一些皇帝不便出面的事，也為了制衡一家獨大的文官勢力。

當然，皇帝水平也有高低，後來也有玩脫了的，導致閹宦勢力霸佔朝堂，但終歸只擾亂國事，對皇權依舊畢恭畢敬，不敢逾越一步。

就像崇禎把閹黨連根拔起之後，卻東林黨一家獨大，國事一籌莫展一樣，閹宦勢力能在明朝混得風生水起，純粹就是皇權與臣權互相平衡的衍生品。

簡而言之，丞相作為百官之長直接領導文官集團，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沒有任何緩衝，讓皇帝直接去與老奸巨猾的大臣們比拼內力，閹宦勢力就一定會跳上舞臺。

首先要知道的是，明朝宦官的權力源泉是皇帝，而且，是合法的。此處請畫重點！

在明朝，司禮監掌印太監又被稱為內相。明朝初年，朱元璋設立中書省丞相一職，以中書省為宰相機構，統轄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但是，中書省丞相一職位高權重，因此“胡惟庸案”以後，朱元璋不再設立中書省，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皇帝一人掌握了曾經宰相的權力。

弊病很快就出現了。皇帝的精力是有限的，於是明朝的皇帝秘書機構“內閣”出現了。這是一個對皇帝負責的機構，起初內閣成員不但品級很低，遠遠沒有六部官員級別高，而且實權也不大，只是幫助皇帝處理一些事物。首席閣臣又被稱為“內閣首輔”。但是明朝宣宗開始，閣臣往往都兼任六部尚書，六部尚書都是正二品。所以一時間，閣臣又變成了位高權重的存在，不僅親近皇帝，又有了六部的品級。內閣似乎又成為了宰相機構，內閣首輔就是宰相。內閣主要的權力是票擬，即閣臣把批閱奏章的建議寫在紙上並貼在各奏疏的對面上以進呈，最後由皇帝親自御批，稱之為票擬。

皇帝沒有精力親自票擬，自然就沒有精力親自批閱奏章。於是宣宗皇帝開始在宮內教授太監識字。隨後，代替皇帝批紅的司禮監秉筆太監就應運而生了。除了一些特殊的奏章，皇帝親自御筆批數本外，其他本子皆眾太監分批，遵照閣中票擬的字樣，用硃筆楷書進行批閱。這就是與“票擬權”相對應的“批紅權”。

宣宗駕崩後繼位的是明英宗朱祁鎮，就是導致後來“土木之變”的那位皇帝。當時英宗年幼，太皇太后張氏輔政，但又不能直面閣臣，所以內閣就徹底壟斷了“票擬權”，而司禮監則包辦了“批紅權”。內閣成了實際的“外相”，而司禮監則成了實際的“內相”，二者平分相權。明英宗朝以後，司禮監發展成了一個龐大的太監掌權機構，利用批紅權又掌握了鎮守太監的調派、、提督京營、提督東廠等大權。所以，明朝太監的崛起，就是中國歷史上皇權和相權相爭的產物。皇帝想獨攬大權，又沒有體力精力治理諾大的國家。所以，只能扶持太監集團來和文官集團保持平衡。內閣也好，司禮監也罷，自始至終都是皇帝的“秘書機構”，其只對皇帝負責，自然權力也來自皇權。二者相互制約，彼強則另弱，皇帝居中調停。既然是秘書機構，則權力自然來源於皇帝，所以明朝大太監權力再大，也是“體系內”的強大。一旦成為皇帝棄子，其傾覆只在旦夕之間。可以說，明朝太監的崛起，這是制度設計問題，而非本身明朝太監能力的問題。

宰相的廢止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因為身為宰相的胡維庸造反，太祖便廢止宰相不再設立，並要求後代也不許設立，後來的明政府就沒有宰相了。

接著明代的六部各自負責，六部首長各不相屬，還有都察院、通政司、大理院，並稱為“九卿”，這九卿之上，也沒有首長，於是變成了多頭政府，各個部門長官平起平坐，總其成的是皇帝，經過這樣的改變，大權就集中到了皇帝手裡。

明代所有事都是皇帝總其成，但皇帝管不過來，便需要一個秘書處為皇帝分擔，因為皇帝在宮裡辦公，秘書們的辦公地點在中極、建極、文華、武英四殿，還有文淵閣、東閣兩閣，都在內廷，所以稱為“內閣”，秘書便是“內閣學士”或“內閣大學士”。

朝廷的奏章批答，以前是宰相的工作，現在是皇帝的了，皇帝不便親自動筆，便口授大學士寫出，這所謂“傳旨當筆”，他們只照皇帝意見寫下，所以大學士不過是皇帝的私人秘書，政治大權還是在皇帝，不在大學士。

後來奏章先由大學士審閱，在“條旨”上寫出意見，。又稱“票擬”，是說用一個小條子（即票）擬具意見，送皇帝斟酌，待皇帝自己看過，用紅筆批下，名為“硃批”，批好拿出去，便是正式的諭旨。

最初皇帝親自在內閣，後來有些皇帝不常到內閣，由內閣票擬送去給皇帝批。甚至有些皇帝長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變成怕見大臣了，於是經年累月不到內閣，一切公事都要送進宮裡去。

最有名的就是萬曆皇帝，有二十幾年沒有上過朝，政府裡大臣都沒有見過他一面。自憲宗成化到熹宗天啟，前後一百六十七多年，皇帝也都沒有召見過大臣。

皇帝和內閣沒法見面，於是和內閣間的接觸，就給了宦官們上下其手的機會。皇帝有事交與太監，再由太監交給內閣；內閣有事也同樣先送太監，再由太監呈與皇帝。這樣，太監就漸漸弄權。

甚至皇帝嫌麻煩，自己不批公事而讓太監批。“批紅”的實權，落到太監手裡，太監變成了真皇帝，掌握著政府最高最後的決定權。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監領袖稱“司禮監”。明代政制最壞時，司禮監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

明代太監預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預得利害，這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這種情形下，內閣學士想要做點事，就必須勾結太監，內閣見不著皇帝面，如國不結合太監，一切政事就傳達不到皇帝那裡。

明代有名的內閣大學士張居正，也只能透過結合太監，才得以攬實權。神宗萬曆還不是皇帝時，張居正就是神宗的師傅，神宗做了皇帝，張居正是當朝皇帝老師，而且又是內閣大學士，然而他也見不到皇帝。於是張居正只有同司禮監勾結，他才能舒展抱負，來策動當時的政事。

明朝是歷史王朝中，加強中央集權最極端的一個朝代。加強中央集權的目的，就是避免出現皇權以外的其它強大政治力量。然而，明朝最終卻適得其反地形成宦官這種強悍的政治力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朱元璋劇照 ）

其實，說起來，這恰恰是明朝實行的中央集權造成的。為什麼這麼說呢？

明朝的中央集權，是從朱元璋開始實施的。朱元璋的中央集權措施，主要包括取消宰相及禁止自由言論等各方面，尤其是取消宰相，可以稱得上是中央集權最成功的措施。

中國古代在幾千年的歷史階段裡，形成了相權和皇權（王權）兩級並峙的現象。宰相是整個政府的首腦，朝中大小事情都由宰相來協調。以前宰相基本上只有一個，後來一個宰相管不過來了，變成了很多宰相。軍政管不過來了，又出現文武宰相。比如宋朝，有左右丞相，還有左右樞密使。而且還有叫做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的副職。從某種意義上，這差不多是個集體領導。

但是朱元璋卻一句話，就把宰相職位給取消了。取消宰相職位後，皇帝就直接統管六部，六部直接向皇帝報告事情。

朱元璋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除了取消宰相外，還限制太監的權力。他甚至在皇宮中立了一鐵牌，寫了禁止宦官干政之類的話。

（廢除宰相制度）

這樣一來，皇帝的權力就變得非常大，與此同時，皇帝的事情也就變得非常多，工作非常忙。

朱元璋這個人是平民起家的，吃得苦。而且很有政治頭腦，事情理得清。因此，朱元璋雖然非常忙，但是忙併快樂著。

但是到了後世，皇帝都是在錦衣玉食的皇家生長起來，根本不可能吃苦。所以從第二代皇帝開始，就改變了朱元璋的設想。

朱允炆一個人忙不過來，開始設定內閣制度。當然了，內閣和宰相有不一樣的。內閣一般只負責給皇帝提建議，相當於當皇帝的參謀。或者按照皇帝的指示辦事。

既然內閣只是起參謀和傳話的作用，這個作用也可以讓別人來做。而讓太監做這件事，其實比讓內閣做更好。因為內閣的人，還總會發表不同意見，而太監一般只會執行。因此，從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朱棣開始，又設定了司禮監，設定了提督、掌印、秉筆、隨堂等太監。太監做的事情，其實與內閣是差不多的。

（王振劇照)

不過，雖然設定了司禮監，讓太監出來幹事情。畢竟受到朱元璋政令的約束，皇帝們也不好讓太監幹更多的事情。同時，朱棣，包括後來的明仁宗、明宣宗兩位皇帝都還比較勤政，因此，在仁宣之前，宦官都沒有翻起過什麼浪子。

但是到明英宗朱祁鈺的時候，情況就發生了改變。朱祁鈺特別貪玩不想幹事，對隨自己長大的貼身太監王振特別信任，什麼事都交給王振去做，再加上朝廷內閣有威望的“三楊”等人相繼去世，因此，秉筆太監王振的權力，就變得空前的大。王振成為明朝第一個干政的太監。

王振為了讓他自己干政更加合理合法，乾脆把朱元璋立的鐵牌子給撤掉了。這樣一來，宦官更不受約束。

王振後來雖然在土木堡事變中，被憤怒的將領打死，王振的黨徒也被清理。但是，太監並沒有因此退出明朝的政治舞臺。後期的皇帝，包括正德皇帝、嘉靖皇帝、萬曆皇帝，以及做木匠的朱由校等人的怠政，或者貪玩好耍，或者幾十年不上朝，因此，太監的權力變得越來越大，出現了劉瑾、汪直、魏忠賢等人，他們在明朝的政壇帶起一片濁流滾滾，給明朝的政治生態，帶來了很大的傷害。

（參考資料：《明史》）

嚴格的說，秦朝趙高弄權，漢末十常侍亂政，晚唐宦官可以廢立皇帝，並不比明朝的宦官專權程度弱。

與前朝相比，有明一代的“著名”宦官比較多，這個算是其一大特點。明朝比較出名的太監既有有英宗時的王振、 憲宗時的汪直、正德朝的劉瑾、天啟朝的魏忠賢這樣專權禍國的壞太監，也有下西洋的鄭和這樣名垂千古的牛太監，還有張永、馮保這樣忠奸難分的人物。

君權（皇帝）、相權（大臣）、宦權（權閹）、後權（外戚）。其中，宦權與後權並非獨立生成的，而是必須依託於君權而產生和壯大的。

與漢（分封諸侯）、唐（藩鎮割據）、宋（相權強大）等大一統的朝代相比，明朝的君主權力是最集中、最強大的（朱元璋幹掉丞相這個職位，朱棣把藩王打落塵埃）。依託於這樣強大的君權，宦官掌權就有了滋生的土壤。

明朝代表“相權”的文臣集團，與皇帝的君權之間的鬥爭與博弈，給了宦官權力擴大的機會和空間。皇帝需要幫手來制衡文臣系統，這個幫手就是太監。

宦權強大之後，當遇到或懶惰、或昏庸、或不靠譜的皇帝時（在明朝特別多），以及當文臣系統的力量不夠強大、不足以對抗和制約宦權時，宦官專權的現象就必然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