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凡是主張變法的國君都累。

累就累在利益平衡問題上和變法後後是否取得成效。

戰國時各國都搞變法圖強。趙武靈王就只幹了"胡服騎射"，遭到舉朝反對，就穿個衣服上上射箭這碼事，讓趙武靈王跑上跑下，苦口婆心地說服公子成帶頭穿戴，這還沒有觸到貴族聊士們的既得利益，尚且如此。可見阻力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商鞅在秦國的變法，是刀刀見紅吶。舊貴族的利益大部份洗牌。除了登記戶口外，軍功制，以戰績換爵位，世卿世祿制，廢井田開阡陌，獎勵耕織……都讓既得利益者受不了。秦貴族代表甘龍，杜摯等反對不休。這讓秦孝公非常為難。但他覺得商鞅的理論不錯，靠得住。就極力支援商鞅變法，同時又極力說服宗室貴族支援自己的觀點。

變法一年後，就有一千多人到秦孝公面前告狀，說新法不如舊法，要求停止變法。秦孝公很為難，但沒有答應，頂住壓力繼續支援變法者。這時太子失當犯錯。本該冶罪，但諸君不可能被臣下治罪。就治了太子老師的罪，得罪了一大批人。

秦孝公竭力支援商鞅變法，在各種勢力邊周旋平衡，他在時，夙興夜寐，替商鞅擋住各種壓力，使得變革得以成功。秦孝公盡心盡力為秦國操勞，替改革保駕護航，最終累死了。他比商鞅更累更辛苦，為後世樹了個榜樣，就是堅持改革，為國富民強支援改革者不遺餘力。

扁鵲看的病 說是 操勞過度 所有心思全用上治理國家 主要是累死的 身體內各器官 提前老化，為了秦國思慮過甚，耗心過甚，致使他英年早逝。

為了教化野蠻而落後的秦華人，他頒佈嚴格的法律，並且敢於拿太子開刀，快速樹立自己的威信。為了幫助秦國快速的強大起來，商鞅可是操碎了心，或許是對秦孝公的愛用情過深，或許是為了證實自己是當時最聰明的牛逼人物吧。在他的努力下，基本上除了秦孝公之外，其他人他都可以管，反正是意氣風發，裡外都不把自己當外人。而他的改革中對傳統貴族傷害最大的兩條就是“開阡陌封疆”和“除世卿世祿制”。

“開阡陌封疆”就是廢除奴隸制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從法律上廢除了井田制度。這樣就破壞了奴隸制的生產關係，大大損害了秦國大小貴族的切身利益，後期商鞅鼓勵重農抑商、獎勵耕戰。規定，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勞役和賦稅，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鼓勵小農經濟，一些王公大臣們的生意受到變革影響損失慘重，規定“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就是說按照軍功大小定貴族身份之高低，這意味著商鞅徹底廢除了舊世卿世祿制，今後將根據軍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官吏從有軍功爵的人中選用。因此，無數貴族和王子王孫們一夜之間淪為平民，商鞅第一條改革只是斷了無數貴族們的財路，而第二條變革卻使無數貴族子弟喪失貴族身份淪為平民，這是他們更加無法容忍的。

多年後，秦國變成了內部團結、國家富足、軍隊強大的一個國家，而在此過程中，那些反對商鞅的人，要麼被他搞死了，要麼暫時隱藏起來了。在商鞅一邊熱，慶幸自己的偉大能力的時候，其實被他得罪的權貴已經在偷偷聯絡。這個國家的接班人恨他，連老百姓也討厭他過於嚴格的法律。而在此時，他的後臺秦孝公嗚呼了。

人固有一死，或早或晚。

從當時來看，

秦孝公更艱辛。

一個董事長，公司要上市，什麼都不懂，肯定累成狗。

從歷史長遠來看，

商鞅更辛苦。

‘編寫’了沿用2000多年的中央集權制度的核心‘演算法和程式碼’。

看看我中國的程式猿，天天加班熬夜，累的呀，不如狗。

秦孝公43歲去世，因病逝世；商鞅變法期間，商鞅主要負責法令的制定和實施，秦孝公則要面對來自秦國上下的各方壓力，表面上看商鞅很辛苦，實際上秦孝公更勞累。

據民國時期許仕廉《人口論綱要》的分析，戰國時期人均壽命大概在30歲左右，秦孝公活到43歲，算是長壽了。透過《資治通鑑》可以發現，戰國時期大多數國君的壽命都不算長，主要原因還在於醫療條件有限。至於秦孝公，正當壯年早逝，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

戰爭創傷，留下後遺症。

過於操勞，積勞成疾。

身染重疾，不治而亡。

變法是一件大事，會觸動到很多人的利益，尤其是老貴族的利益，秦孝公需要時刻面對三個問題：法律的制定是否符合國家實際，遇到大規模的反對該怎麼處理，萬一失敗該怎麼收拾爛攤子。稍一不慎，就可能面臨身敗名裂，乃至國破家亡，秦孝公的壓力可想而知。

第一個問題：法律的制定與實施。這方面主要是商鞅負責，但秦孝公要最後把關。商鞅畢竟是外來者，對秦國實際情況不可能非常瞭解，比方說秦國的歷史、民俗風情、貴族的特殊作用等等。政策合理的話，百姓都會稱讚；萬一出了差錯，最終還是要秦孝公來頂缸，誰讓你是秦國國君呢？

第二個問題：大規模反對，來自貴族和來自民間的。來自貴族的壓力，絕大多數是秦孝公在頂著，雖然他們不敢明面反對，但私底下暗潮湧動一直存在；戰國和現在不同，嬴氏家族能取得國家的最高統治權，最重要的還是這些貴族的支援，因此秦孝公需要不停地和這些貴族周旋。任何時代，底層百姓都是國家統治的基礎，基礎動搖國家就不會穩定，《大秦帝國》裡每一次發生大規模的民間糾紛，秦孝公都是殫精竭慮、廢寢忘食，就是最直接的表現。

第三個問題：歷來變法，都存在失敗的變數，而且常以失敗居多，作為國君的秦孝公必先考慮萬一失敗了怎麼辦。史書上記載不多，《大秦帝國》（電視劇）裡很多類似的記載，比如說讓子岸駐紮國都附近、老叔留守舊都雍城就有這方面的因素。

變法每深入一步，秦孝公肩上的壓力也會相應加大一分，日復一日，最終積勞成疾，英年早逝，悲哉！

人在遇到困境的時候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自暴自棄，自生自滅；另一種就是發憤圖強，絕地重生。

秦國從春秋時代穆公稱霸後，便逐漸沉寂下來，到秦獻公繼位之前，更是經歷了四代動亂，頻繁內鬥消耗了秦國多年積累起來的國力，秦國發展受到了極大的影響。秦獻公繼位後在軍事上面接連獲得了幾次對外戰爭的勝利，極大的鼓足了秦人計程車氣，但也讓本來就在經濟上捉襟見肘的秦國陷入了崩潰的邊緣。

光靠戰爭和一腔熱血，是解決不了秦國多年遺留下來的國力貧弱問題的。秦獻公的一輩子都在廝殺，但是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他意識到這解決不了秦國的問題。但是他已經老了命不久矣，只能把這個重擔交給兒子去完成了。

秦國秦獻公去世以後，其子嬴渠梁繼位為秦孝公，秦孝公繼位的時候已經二十一歲了，他清楚的意識到秦國面臨的是生存問題，此刻秦國的內外部環境都很不利。從外部環境來講：這時候黃河崤山以東有六個強國，淮河、泗水流域十幾個小國林立，楚國、魏國和秦國接壤，魏國修築有一道長城，從鄭縣沿著洛水直到上郡。楚國自漢中向南佔有巴郡，黔中等地，各位都把秦國當做未開化的蠻夷之邦，予以鄙視，不準秦參加中原各諸侯國的會議盟誓。從內部環境來看，秦國無法久矣，國內的保守貴族勢力控制了國家大部分權力，秦君的權力受到了極大的制約，同時多年征戰讓秦人生活困苦，大多數人戰而無功、戰而無爵，缺乏為國家而戰的動力。

目睹這種情況，秦孝公決心發憤圖強，整頓國家，修明政治，讓秦國強大起來。秦國已經到了不變不行、不改既亡的危險境地了。守成不為自己會很輕鬆，但於國卻沒有好處，進取自己會經歷百般辛苦，但國家可以獲得長治久安。面對選擇，秦孝公選擇了後者，選擇了一條最為艱辛的路。

想改變就要知道目前的問題在哪兒，找到關鍵確定改什麼、變什麼，不然就是欺世盜名的假道學。

秦孝公是要做實事的，因此，他首先分析了秦國當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透過分析秦國當前的情況，秦孝公意識到秦國現在最缺少的是人才，因為秦國貧弱，天下有才能的人都不屑於入秦，於是頒佈了著名的求賢令，向東方各國徵求人才。這份求賢令文字不多，行文也不華美，但是在魏國的中庶子商鞅看來，卻是五百年來的雄文。因為文中不僅承認了秦國國君的無能，也提出了秦孝公自己的主張，將它公諸於眾，不開空頭支票，天下人都可以監督於自己，從中可以看到秦孝公變法圖強的決心和勇氣。

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史記·秦本紀》

求賢令第一部分回憶了秦國秦穆公時期建立的霸業；第二部分則說了秦國四任君主的昏庸無能，導致了秦國國力大損為諸侯所不恥；第三部分說秦獻公繼位後勵精圖治，為企圖恢復秦國往日的霸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文章的最後一部分，秦孝公寫出了自己繼承秦王之位後誠惶誠恐，生怕國家不能發展，辜負了先王的重託，成為秦國的罪人。秦孝公雖然有變法圖強的決心，身邊卻沒有像名相百里奚一樣的賢臣，因此釋出了這份求賢檄文，渴望能夠得到輔佐自己達成目標的有志之士、有為之人，給予其封疆裂土、高官厚祿都在所不惜 。

因為有了秦孝公這樣英明的君主，才能吸引來商鞅這種百年難遇的變法強臣。

秦孝公的這份誠心，打動了當時在魏國不得志的商鞅，商鞅西行入秦。在見秦孝公之前，商鞅先找到了秦孝公的寵臣景監，要想說服一個大人物，首先讓這個大人物身邊的信任之人能認同自己，這一點十分重要。透過和景監的攀談，商鞅獲取了景監的信任，景監也決定將這位大才引薦給秦孝公。

商鞅見到秦孝公後，採用了“先抑後揚”的辦法，先給秦孝公談王道，談霸道，搞得秦孝公昏昏欲睡。秦孝公斥責景監，問他為什麼將庸才引薦給自己，白白浪費自己的寶貴時間。

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史記·商君列傳》

直到這個時候，商鞅才最終提出了自己的富國強軍之策，秦孝公聽得津津有味，兩人秉燭長談，竟然幾天幾夜都沒有終止。

變法的阻力是巨大的，老氏族的代表人物甘龍和杜志極力反對變法。於是秦孝公在王宮組織了一次論辯，讓商鞅和守舊勢力展開論戰，說明秦國到底需不需要變法。表面上看是想讓商鞅將甘龍、杜摯說的啞口無言，但實際上雙方卻是平分秋色。變法與不變法要根據具體的國情而定，並不是一定就要變法，變法怎麼變也是個很複雜的問題。

但透過這次論辯，秦孝公進一步確立了自己變法的決心，因為無論甘龍、杜摯也罷，商鞅也好，真正決定變法或不變法的關鍵在於秦孝公。這次論辯的實質是秦孝公讓商鞅給自己一個必須變法的理由，來堅定自己變法的決心。

很多人提到商鞅變法，總是說商鞅是變法的主導者，而實際上商鞅不過是變法的策劃和執行者罷了。

變法的決心要秦孝公來下，變法中的阻力需要秦孝公解決，商鞅的職責是制定法律的細則，並負責嚴格的執行，在遇到阻力和困難的時候，尤其是面對太子犯法的時候，只能由秦孝公親自出面，沒有君主的支援，變法便不可能成功。變法成功了，最大的受益者是秦國，變法失敗了，最大的遭殃者則是秦孝公。

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史記·秦本紀》

作為主導和決策者，秦孝公是當之無愧的王者，但在具體問題的處理上，卻不是他的強項，而這是精於刑名之學的商鞅的強項。因此在太子犯罪的問題上，商鞅負責提出了一個最為合理的解決方案，秦孝公則是決定是否按這個方案去做。

對魏國發動河西之戰，真正的價值並不在於重新獲得了河西之地，而在於透過這次戰爭培養了新勢力，為秦法傳承不絕創造了條件。

提到秦國和魏國的河西之爭，大多數人的關注點是秦國錘鍊的新軍。畢竟這次戰鬥的戰果太輝煌了，吳起為魏國打造的魏武卒，曾創造過以五萬擊破秦軍五十萬之眾的輝煌。而商鞅和秦孝公錘鍊著秦國新軍，卻在河西之戰中擊敗了魏武卒，打破了其不敗的神話，扭轉了秦軍的頹勢，令秦人為之一振。

對於這件事，人們談的最多的是商鞅不僅是法家也是兵家，他在改革上有很大的作為，在軍事上也同樣有很傑出的表現。也有人會議論商鞅不講信用，利用欺詐的手段，欺騙魏國主將公子卬，獲得了這場戰爭的不義之勝。但實際上，這都不是問題的關鍵。河西之戰的意義在於：培養了一批秦法堅定的支持者和捍衛者。

因為按照秦法，立有軍功就可以獲得爵位，一大批年輕人透過殺敵立功，實現逆襲進入了貴族階層，從而對秦的老氏族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和威脅，這個階層獲得權力或者命運的改變依靠的是秦法，因此，他們是秦法最堅定的支持者和捍衛者。

秦孝公和商鞅都清楚，光靠他們無法讓秦法得以傳承，繼任的君主也沒辦法保證秦法繼續推行，真正要讓秦法成為成不變之法，唯一的方法就是讓所有秦法的受益者成為秦國的當權者，這樣才能保證秦法傳而不絕、延而不斷。如果說的藝術一點：融入秦人的血肉和思想，成為秦人生命中的一部分。

商鞅之死是秦孝公為保證秦法繼續推行，成為秦國不變之法的最後一招。

秦國變法三年有成，在這三年期間，商鞅出入宮闈都有衛士守護，面對指責他義無反顧，但這勇氣和無畏的背後，是秦孝公堅定的支援和對反對的勢力的壓制。變法的實質是改變舊有的權力格局，進行重新的利益分配，這種事情沒有國君的全力支援和絕對信任，是不可能實行的。做為既得利益者，沒有人會主動放棄自己的一切，但因為他們已經擁有了很多，因此就缺少進取的動力，這對於國家來講是極為不利的。甘龍、杜摯做為代表，不僅僅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更是為了維護整個老氏族的利益，對於他們來講，秦國的新生就是他們的末日，他們自然要極力反對。

但在秦孝公執政的時候，對以甘龍、杜摯為代表的老氏族只是採取了壓制，並沒有做到趕盡殺絕，因為時機未到，新生的勢力還不足以徹底取代老氏族，換血的工作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徹底完成，這些秦孝公是清楚的。因此秦孝公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對於商鞅所面臨的處境也是洞若觀火的。

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史記·秦本紀》

但商君死秦法不可廢，商鞅的死是徹底剷除守舊勢力的關鍵一步棋，與其說商鞅護法的偉大，不如說是秦孝公早有安排，他的安排不是如何保護商鞅，而是如何利用商鞅之死，徹底扳倒守舊勢力，完成秦國的蛻變，實現自己“大出東方”的夙願。

秦孝公沒有失望，他的繼任者秦惠文王完成了秦一統天下的第二步，秦成為了影響戰國局勢的舉足輕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