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在選官用人上的成功主要是因為唐太宗深知“為政之要，惟在得人”，並且始終堅持這個方針，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唐太宗把選拔優秀人才作為自己和宰相的首要職責，十分留意各種有用之才。例如:魏徵是隱太子李建成的謀士，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卻沒有殺他，反而提拔他為諫議大夫；宰相房玄齡在起義之初就開始幫李世民尋訪並結交人才，推薦謀臣猛將給李世民，如名相杜如晦就是房玄齡推薦給李世民的。

二、唐太宗用人範圍廣泛，不拘一格。敵人的屬下可以用，比如魏徵是李建成的謀士；少數民族的人也可以用，如突厥處羅可汗的兒子阿史那社爾和突厥酋長執失思力以及鐵勒部的契苾何力都受到李世民的重用。

三、唐太宗進一步完善了科舉制度，並加強實施，為廣選人才開闢了重要的途徑。

透過以上的人才措施，貞觀時期的中央與地方，可謂人才輩出，為實現貞觀之治的盛世局面打下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大唐聖主李世民的胸襟，氣度，精神，都是讓後世無數人為之推崇的，被譽為帝王的治世楷模，李世民透過玄武門之變，弒兄殺弟，逼宮李淵禪位，執掌大唐最高權力。由於他親自目睹了隋煬帝楊廣好大喜功，不顧普天眾生，勞民傷財的大興土木，最終引起農民起義，擊垮了大隋基業，清楚的意識到，水可載舟，亦能覆舟，老百姓對統治穩定的重要性，他以隋煬帝的瞎折騰為反面教材，治國理政採取休養生息的方略。

唐太宗李世民唯才是舉，不計前嫌恩怨，寬仁為懷，從諫如流，無論是政敵降將一概委以重用，他唯才任命了原太子李建成部下的魏徵，魏徵諫言有不少次讓他下不來臺，但照舊賞識，魏徵過逝之後，李世民悲傷的說出一句流傳千古的名言，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史為鏡，可知興亡，以人為鏡，可明得失，今沒有了魏徵，朕也失去了一面可明得失的鏡子。

唐太宗認為，德才兼備，真材實學，是天下大治的根本，他求賢若渴，五次頒佈求賢令，透過科舉選賢士，增加科考科目，不問出身貴賤，大範圍的選舉人才。

李世民能夠知人善任不同才華的賢臣能將，比如勤於政務的長孫無忌，擅長謀略的房玄齡，善於決策的杜如晦，運籌帷幄的徐茂公，決勝千里的李靖。透過任賢用能，勵經圖治，唐朝在他的掌舵之下，開創了貞觀長歌，奠定了大唐盛世的基業，成為了萬代賢君聖主的治世偶像。

貞觀之治，是李世民把大唐王朝推向了一個小高峰，同時也為後來的“開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礎。出現這個繁榮盛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這麼宏大的歷史成就，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的。我試圖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歸類總結：

第一：李世民當政後所進行的制度設計

唐太宗當政後，總結歷代得失，從而制定了比較合理的國家權力結構。在政事上君權的範圍有了明確的劃定，這不得不承認是一個歷史的進步。

李世民時期的宰相制度，是把相權分別操掌於幾個部門，由許多人來共同負責，凡事經各部門之會議而決定。

政府一切最高命令，皆由中書省發出，此種最高命令，名義上是皇帝的詔書，叫做“敕”，凡屬重要政事之最高命令，一定要皇帝下敕行之。但實際上皇帝自己卻並不擬“敕”，而系中書省擬定，此所謂“定旨出命”。

三省之中的中書省按照皇帝旨意草擬詔書，然後呈送門下省審議，諫官即負責審察詔書，如果詔書中決策內容違背禮記綱常或是存在不妥之處，諫官此時有權將其加封並退回原處，要求加以修正並重新起草，直至透過門下省的審議之後，方可交尚書省予以執行。

如果是皇帝直接發出詔命，沒有加蓋“中書門下”之印，在當時便被視為違法，各個下級機關可以不予承認。由此封駁制度是伴隨三省制形成而產生。

後來果然發生了一件事情，讓當年李世民所制定的制度接受了一次嚴峻的考驗。

司戶柳雄假冒隋朝所授官資，唐太宗已經下了“敕令”要殺掉他，主管刑法的戴胄堅持以法律為準繩進行審判，最後唐太宗的“敕令”作廢。

雖然戴胄沒有得到物質獎勵，但當著群臣的面，李世民對戴胄大加褒揚，說：“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

其實在此種情況下，這種精神獎勵，還要勝似物資獎勵。

這個事件看起來很普通，但在歷史的程序中，特別是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典型意義。它凸顯了皇權與法權的衝突，並且以皇權的妥協告終，最後使得法律的尊嚴得到了維護。

唐太宗透過這件事情，看到皇權和法權的矛盾之處。後來聽從魏徵、王珪這些大臣的建議，責令房玄齡、杜如晦等人重新修訂了國家權力架構，使一切國事政令行使起來更加順暢。

第二：李世民善於納諫

有一次唐太宗皇孫降生，在東宮大擺酒席，宴請五品以上官員。在喜慶的歡宴上， 唐太宗念念不忘褒獎為李氏江山做出貢獻的有功人員，他總結道：“貞觀年以前，跟隨朕奪取並治理天下，以房玄齡的功勞最大。貞觀年以來，糾正朕的過失，主要是魏徵的功勞。”對這兩位建立殊勳的大臣，御賜他們佩刀，以示皇恩浩蕩。

酒到高潮時，李世民有些飄飄然，他問魏徵說：“朕治理國政與往年相比如何？”

魏徵據實回答：“威德加於四方，則遠超過貞觀初年；人心悅服則不如從前。”

這話說的，褒中帶貶啊，唐太宗有些不理解的問道：“朕自當‘天可汗’以來，遠方民族畏懼皇威羨慕聖德，所以前來歸服。說威德加於四方，公正客觀。但是怎麼又說不如以前，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

魏徵回答：“陛下以前以天下未能大治為憂慮，所以注意修德行義，每天都有新的作為，如今既得到治理又較安定，所以說不如以前勤勉了。”

在這歡樂祥和的氛圍中，魏徵偏要撒一些胡椒麵。這些話說得有些破壞宴席的氣氛了，但唐太宗確實是少有的明君，這些話他還能認真的聽進去，要是換了別的皇帝，這種大不敬的指責恐怕造就引得雷霆之怒了。唐太宗耐著性子問道：“如今所做的與往年相同，有什麼區別呢？”

魏徵答道：“陛下在貞觀初年惟恐臣下不行諫，常常引導他們進諫，聽到進諫便樂而聽從。如今卻不然，雖然勉強聽從，卻面有難色。這便是區別。”

唐太宗又問：“你說的這些能舉出例子嗎？”

魏徵當即舉出一些例項，弄得當時就冷了場。

發現場面尷尬後，李世民馬上轉變語氣，懇切的說道：“愛卿所言極是，人苦於不能自知呀！”

第三：突破常規，大膽使用各類人才

魏晉時期創立的九品中正制，當時選拔人才的標準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並重。但後來在執行中走了樣，才德標準逐漸被忽視，家世則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唯一的標準，到西晉時終於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

從此之後的三百年間，老百姓上升的空間被堵死了。直到隋朝建立，初步建立了科舉制度，才為老百姓進入社會政治開啟一個門縫。李世民當政後發現人才的匱乏，又進一步完善了科舉制度，使選拔和使用人才逐漸以德和才作為使用的標準。

唐太宗一直把曾子的“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 這句話作為自己施行王道，招攬人才的有效手段。

“用師者王”就是領導者非常謙虛，尊奉真正賢能之人為老師，從而“王天下”成大功。例如商湯用伊尹，齊桓公用管仲尊之為仲父，燕昭王用郭隗，都是用師。

“用友者霸”就是領導者對下屬像兄弟朋友一樣。例如劉邦用蕭何、韓信、張良，苻堅用王猛，劉備用諸葛亮等等，都是用友。

“用徒者亡”則是指專用言聽計從、唯唯諾諾、順人喜好的人，那是必然會失敗的。

所以唐太宗早年的身邊，有諍臣魏徵、王珪等人，有謀士房玄齡、杜如晦等人，但是就是沒有小人。再加上自己也可謂是目光如炬，使得小人不敢湊到他的身邊。

唐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賢，不問出身，因此能夠從各階層蒐羅許多傑出人才。

第四：李世民制定完善的諫官議政制度

自秦朝出現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以後，所有的國家法令對君權幾乎從來沒有明確的限制，所以後來出現一些暴君，造成朝代瞬間消亡。這都是因為皇帝是至高無上的， 權力一旦失去了監督，那必定像脫韁的Mustang，不知什麼時候把這輛戰車帶到溝裡去。李世民深知這一點，所以意識到這個重要性後，特意制定了諫官制度。

諫官的職責，就是規勸皇帝言語過失、諫言皇帝不當決策，糾察皇帝錯誤行為的專職化諫臣。

在諫諍的範圍方面具有廣泛性，涉及君主個人言行與國家大事，涵蓋政治、經濟、文化、戰事、民族關係等諸多內容。在諫諍的方式方法上也具有多樣性。

此外，諫官以小治大、位卑權重，並且其職責行使具有一定的獨立性，能夠發揮其糾偏補失的作用，凡此種種，都是諫官制度有效執行的保障條件，為諫諍之權的行使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總之，各諫官群體龐大、組織健全、分工明確，構成了唐代諫官制度的組織架構，與御史制度共同構成了較為完備的監察制度，為唐朝的繁榮和興盛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貞觀時期曾規定：中書省、門下省以及三品官入朝奏事，須有諫官、史官隨同，如有過失則及時匡正，無論善惡均記錄在冊；諸司奏事均在正衙，御史彈劾百官時，必須頭戴獬豸冠，對著皇帝的儀仗朗讀彈劾的奏表；所以大臣無法獨自控制和矇蔽君主，小臣也無從進讒行惡。

第五：手段高明的御人之術

說李世民善於發現人才，知人善任，這點不可否認。但還有一點拿不到桌面上的，那就是其手段高明的帝王御人術。

李世民在用人上，有一套極其高明的管理手段。也就是說，李世民在權力控制的過程中，非常善於運用一些駕馭臣下的帝王術。

公元630年春天，名將李靖一舉平滅了東突厥，為大唐帝國立下了不世之功。但是凱旋之日，本來滿腔豪情準備接受嘉獎的李靖突然被人狠狠參了一本。御史大夫溫彥博，彈劾的理由是“（李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

覲見李世民時，被李世民劈頭蓋臉地訓斥了一頓，卻矢口不提此戰的功勳。看到皇上臉上罩著一層可怕的冰霜，這時李靖內心的恐懼幾乎達到了頂點，不敢辯解，更不敢邀功，只能頻頻叩首謝罪。

回家後的日子，李靖頗有些寢食難安，時刻擔心會被皇帝找個理由滅了。有一天，太宗忽然又傳召他進宮。李靖一聽皇帝又宣召，是帶著一種赴難的心情去覲見的。

李世民見到李靖，用一種語重心長的口吻對他說：“從前隋朝的將領史萬歲擊敗西突厥的達頭可汗，回朝後卻有功不賞，被隨便安了一個罪名就殺了。這些事情相信你也很清楚，不過你放心，朕是不會幹這種殺戮功臣的事情的。朕想好了，決定赦免你的罪行，獎勵你的功勳！”

聽完這一席話，李靖頓時感激涕零，連日來憂愁恐懼的心情一掃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喜獲重生的慶幸和感恩。

公元641年十二月，時任兵部尚書的李績突然患病，郎中給他開了一副藥方，說必須要用“須灰”做藥引子才能治病。

所謂“須灰”，就是人的鬍鬚所研成的粉末。李世民聽說這件事後，立刻前去探視李績，並且二話不說就剪下自己的鬍鬚，把它賜給了李績。

可想而知，當李績雙手捧著這幾綹天下最尊貴的“龍鬚”時，內心是何等地感激，又是何等地惶恐！他當即跪倒在地，“頓首見血，泣以懇謝”。

這副藥引子的分量實在是太重了！以至於李績不但感動得熱淚漣漣，而且把頭都磕出了血。可即便如此，似乎還遠遠不足以表達他對皇帝的感恩戴德之情。

李世民則寬宏地一笑，說：“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

說到這裡，其實許多關鍵問題已經說透了，再說別的方面恐怕就是這些方面的修補，所以往下再不贅述。

參考資料：

《貞觀政要》唐·吳兢

《舊唐書》後晉·劉昫等

《新唐書》宋·歐陽修

《資治通鑑》宋·司馬光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近代·錢穆

是啊，古今中外最高統制者的成功首先是在選官用人上的成功，執行得好君臣相長國泰民安反之則自毀長城禍國殃民。留下千古讚譽貞觀之治的唐太宗在這個問題上充分展現了一位開明帝王海納百川的雍容大度和知人善任的理性思維，可以從幾個事例片段來管窺一斑。

太宗的親信長孫無忌曾經感慨當初魏徵跟隨太子李建成時，雙方互相看見像仇人般都分外眼紅，怎麼也不會想到如今大家一起和衷共事。這正是太宗的識人之明，不計前嫌將魏徵納入自己的核心團隊，魏徵這位太宗年代的政治明星才能脫穎而出，制定了貞觀之治的執政方針總路線。

是延續隋代治理亂世的高壓政治，主要用軍事手段來治理國家，這是舊關隴集團的意見，還是採用少數派代表魏徵提出的透過仁政和統制集團自身廉潔自律來德化老百姓，引領國家走向政通人和，擺在太宗面前的是存在爭論的兩條路線。太宗採納了魏徵的意見，事實證明他們君臣同心，施行仁政，共同造就了貞觀盛世。

房玄齡，魏徵，李靖，溫彥博，戴胄這些當時的國家精英圍繞在太宗身邊組成了強大高效自律的執政隊伍，太宗曾經讓黃門侍郎王珪逐一點評。王珪認為房玄齡一心為國，知無不言，魏徵能夠諍諫，真心想讓皇帝成為堯舜般的君王，李靖文武雙全，能出將入相，溫彥博事無鉅細，辦事公道，戴胄思路清晰，特別能處理繁雜的事務，王珪自己認為他能揚善伐惡，弘揚正氣，每個人都各有所長。

這些話雖然當時是君臣宴席間的閒談，但是從大臣的角度闡明瞭太宗的國家管理核心層每個人都能各得其所，各盡其用，沒有太宗的鑑人之明和格外提拔，就形成不了貞觀之治的行政團隊。

再舉一個相反的片段，貞觀七年太宗巡視地方，有個姓趙的地方刺使為了迎奉討好太宗，大肆擾民，揮霍地方財政修繕宮殿樓宇，賄賂太宗身邊的人。被太宗知道後嚴加申飭，認為這種行為正是前朝亡隋的弊端，花的錢都是百姓的脂膏，必須全部撤銷改正。這位趙刺使偷雞不成蝕把米，羞愧難當，沒多久就死掉了。

皇帝心胸寬廣，親君子遠小人， 朝堂上下君臣的心裡坦蕩，這種君臣關係千古難有。李世民超理性地對待皇權，從諫如流，是出自他的寬容和強大的自信。他接受任何有利於王朝治理的意見，吸納各層人士為他駕馭，從來不擔憂哪個大臣尾大不掉，也不顧慮誰會和他分享皇權，因為在開創立國時期，他在軍事政治方面的能力和自信已經被無數次充分證明了，他本人就功勳卓著，就是王朝將相中的佼佼者。

這一點是唐太宗和其他某些朝代君王不一樣的地方（比如劉邦和朱元璋），他始終滿懷自信地站在統制最高點上俯視他的臣民，即使貞觀之治的路線是魏徵的創意，但也掩蓋不了實際決策者和施行者唐太宗李世民的光輝。